沈书枝

　　

一

　　日本大正、昭和年代著名雕刻家与诗人高村光太郎，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东京。父亲高村光云是德川末期明治初期一名木雕师，后任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系教授，是当时日本声名远扬的雕刻家。高村光太郎是家中长子，从小便被目为长大要继承父业；和父亲的弟子一起耳濡目染，也使他渐渐对雕刻产生了兴趣。十四岁时，高村光太郎考入东京美术学校预备科，开始专业学习，其后进入开成预备校的研究科。这时他从书中知道了罗丹，开始对学校的雕刻教学产生怀疑，重新进入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科学习。青年时期的叛逆、迷茫和彷徨逐渐出现，在学一年后，一九○六年高村光太郎退学，到美国去学习雕刻，这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多年以后，高村光太郎回忆当时情景，写道：“船开动的时候从甲板可以看见海岸，送行的人远远成了一团麻点，其中有父亲小小的身影，他背后是披着雪顶的巨大的富士山。”这一场景仿佛隐喻，这一去国是他后来与父亲产生分歧、反叛父亲的因缘。

　　在美国的一年半，高村光太郎在雕刻家博格勒姆的工作室打工，参观美术馆，泡图书馆，观摩铜像，看剧，和在美国的日本艺术家聊天，这种生活滋养着正剧烈成长的他。一九○七年，高村光太郎到了伦敦，继续沉浸在浓厚的艺术氛围里，感受到了真正的“西洋”之魂。一年后他又去往巴黎进一步深造，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使他感到更为自由和丰富，但不久之后，他对自己在巴黎的生活产生了怀疑，痛感自己无法抓住模特的本质，而想雕刻出心中熟知的日本人，终于在一九○九年回到日本。

　　这时，无论是在艺术追求還是在精神思想上，高村光太郎都已经和去国前产生了巨大的不同。他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知识的滋养，一心希望在艺术的道路上更加刻苦精进。回到日本，父亲却提议以他为中心开设铜像公司，拓展铜像生意，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与失落。不久后，他在巴黎时结识的雕刻家荻原守卫猝然离世，也使他深受打击，感觉在日本再也没有说得上话的雕刻家。与此同时，在文学界，当时日本正掀起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对抗的浪潮，年轻的创作者们蔑视陈规，高村光太郎受其吸引，很快成为其中一员，以在巴黎过惯的生活为标准，对方方面面的旧体制展开攻击，写下了许多批评文章，由此招来了不少嫉恨。艺术界的繁琐陈规与门户之见、利益之争使他厌恶，父亲引以为傲的头衔名声也让他反感，他拒绝参加文部省的艺术展览会，也不去拜访有权势的人，不跟古董商合作，父亲推荐的美术学校教授的职位他也不接受，四处喝酒逸乐，成为亲友眼中不折不扣的“浪荡子”。

　　如此自绝于俗世，高村光太郎之后的道路自然不会平坦。雕刻出的作品无处发表，他的兴趣渐渐转移到油画上，和当时日本一些青年画家一起，希望以印象派的画风对抗日本当时白马会、太平洋画会的画风。他曾说服父亲，和弟弟一起在东京开了一家小画廊，陈设一些新人画家和他自己的作品，但是买画的人寥寥无几，几年后画廊也转手他人。因为完全不参加世人公认的展览会，在艺术上也得不到承认，以致一度想去北海道做黄油养活自己的艺术。最终“就靠帮父亲的忙，像个手艺人一样领领工钱，每天喝喝烧酒，在‘潘之会上发发酒疯，和女人乱搞，每天都找不到出路，徒然焦躁挣扎。只会端架子，和当时需要交际的艺术界越来越绝缘，只是成日和当时无名的年轻美术学生混在一起”。“我还是手头紧张，越是困顿越要喝酒……我不光是文学意味上的堕落，在生活上，也一步一步陷下去，脚步危险，精神上已经在吐血了。”（《我与父亲》，见《智惠子抄》）

　　一九一二年，在父亲的帮助下，高村光太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工作室，开始一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变让他恢复了些许勇气，他一边继续帮父亲做活儿，一边接了大量翻译工作。正是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长沼智惠子，两人很快产生感情，智惠子身上纯真清新的气息，使光太郎彻底从之前的颓废中走了出来。智惠子是福岛县二本松一个酿酒商家的长女，从日本女子大学毕业后，在东京太平洋画会学画画，曾为当时的女性主义杂志《青鞜》绘制封面。长久以来，高村光太郎的母亲希望他能找一个东京出身、血统纯正、端庄贤淑的小姐，智惠子却来自福岛乡下的平民之家，又是参与女性主义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新女性”，因此他们的感情不为光太郎的父母所同意，也引来熟人的流言蜚语，两人备感压力，但还是坚持下来。一九一四年，高村光太郎与智惠子结婚，放弃了家中一切土地房屋等财产，和智惠子在工作室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两人潜心于艺术创作和学习，经历了很长一段贫穷的生活，直到一九二四年，已经四十一岁的高村光太郎重新开始制作木雕，获得了父亲的赞赏，也获得了世间的承认，可以依此拿到收入，但仍不稳定。因为长久的不得不应对贫穷的日常生活和自己在艺术上的追求无法实现的痛苦，以及深爱的娘家的破产，一九三二年，智惠子的精神逐渐出现问题。一九三四年，智惠子病情恶化，此后不得不辗转于精神病院、老家和疗养院，最终在一九三八年去世，从此高村光太郎终身孑然。

二

　　我在冬天的寒夜里读完高村光太郎的《山之四季》，回过头去寻找关于他的更多资料，在他为智惠子所写的诗集《智惠子抄》中读到他从青年到中年时期所经历的漫长的、几乎充满挫折与反叛的贫穷挣扎的生活，不禁感到深深的意外与震惊。在《山之四季》这本作者晚年所作的沉静而优美的散文面前，很难想象背后曾是那样一个坚定反抗世俗的灵魂，以及这灵魂也曾走过幽暗歧途。智惠子去世后，高村光太郎一度失去创作的动力与目标，从前他每完成一个作品，都会第一个拿给智惠子欣赏，最爱它们的也是智惠子，从那以后却不会再有了。后来他意识到智惠子虽然已不在人世，对他来说却可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永恒，才又平静下来。二战期间，高村光太郎担任了日本“文人报国会”的诗歌部部长，写下了一批赞美战争的诗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高村光太郎受到严厉批判，自己也为从前所犯下的错误感到巨大的震撼和痛苦。他在东京的家为战火摧毁，搬到花卷的宫泽贤治家借住后不久，宫泽家也被炸毁，最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到日本北部的岩手县山口村寄居。

　　在当时的日本，高村光太郎这样的人被称为“疏散人群”，即所居住的城市被战火毁坏，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生活，等返回的条件成熟，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居住。因此高村光太郎刚到山口村时，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最初村民帮他搭建小屋，他觉得只要撑够两三年就可以了。住久之后，才渐渐萌生出长住下去的想法，最后在那里居住了七年。《山之四季》正是他七年山居生活的概括，全书记录了山村四季的风景、食物、动物、植物，以及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

　　如村名所示，山口村位于田野尽头、山的入口，往后便是奥羽地区连绵的山脉。高村光太郎的小屋靠近山边，离村子四百多米，周围除了树林、原野和少许田地以外，没有一户人家，在岑寂的山中，更多一重寂寞。这本书适合在寒冷的冬夜，独自守在温暖的角落，就着滚烫的茶边看边喝，因其质地轻盈而沉静，开首便是冬天在被大雪深覆的山中独居生活。这里属于日本东北，气候寒冷，冬日漫长，每年十一月就开始下雪，冬季原野上厚厚的积雪一望无际，每隔一阵子，人们就要把屋顶上的积雪扫掉，以防大雪把屋子压垮。高村光太郎写大雪包围下一个人的生活，充满极端的寂静与寂寞。“每到积雪的时节，四面都是白雪，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人声、脚步声，自然也是听不见的。不像下雨，下雪是没有声音的，每到这时，待在屋里，感受着悄然无声的世界，便觉得自己像聋了一般。尽管如此，偶尔还是能听见地炉里柴火毕剥的响声，以及水壶里热水沸腾的微弱声音。这样的日子将一直持续到三月。”在这样的冬日，他整天坐在地炉边上，边烤火边吃饭，或是读书、工作，“一个人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也想见见别的人。就算不是人类，只要是活着的生物，飞禽走兽都可以”。

　　种种细节，都是珍贵而真切的实际体验，不是曾真正在大雪封闭的山中久住过的人，绝不会有那样生动细致的观察。写这本书时，高村光太郎已在山口村居住了五年，逐渐融入本地人的生活，对于那里的山川自然也已经非常熟悉，写四时的变化以及人依附于此的种种劳作与生活，充满久住的本地人的熟稔，以及历历在目的真实的细节。他不是匆匆到此一游的旅客，也不是一个精神上游离在外的“疏散者”，而是一个真正理解了当地村民和他们的生活，与背后的自然共生的生活者。他对山中的动植物充满兴趣，对四季变化的规律和征兆也观察得细微而准确，了熟于心。他写山中的春天，最先来临的标志并不是积雪融化、草木发芽，而是屋檐下忽然挂上了许多冰柱。因为只有到了初春，天气变暖，雪才会稍稍融化，滴下屋檐的过程中又被冻住，从而形成巨大的冰柱，这样的冰柱在极寒天气里反而不会出现。夏秋所有植物都抓紧从初春到夏季的土用（入伏前十八天）这段时间，拼命生长，然而一到八月盂兰盆节，“原来那声嘶力竭般的气势霎时就消退了……山野间不知为何突然间就安静了下来。不同季节中植物的生长规律简直严苛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植物们总在争取着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这样精确的观察，读来令人赞叹。

　　山中生活贫瘠，高村光太郎写及自然，也念念不忘四季的吃食。春天是山上的野菜：放在金属丝网上烤一烤，吃起来味道微苦的款冬；油炒一下就着糖醋酱吃的千叶萱草；从春腌渍到冬，正月里才吃的青翠的盐渍蕨菜；将嫩叶煮熟拌上胡麻和核桃来吃的轮叶沙参……虽然都很简单，但看着也都觉得很美味，大概因为其间有一种珍惜的情感在。盂兰盆节前后，村里人会做红豆年糕和鲣鱼片相赠，也会聚在一起喝米酒、吃荞麦面。他很喜欢地方米酒，喜欢一个人坐在地炉旁，用茶碗静静品味，觉得简直没有比这更舒心的事了。秋天山野里可以捡栗子和采蘑菇，都是贫寒的生活里偶尔发光的点缀，因而显得格外温情与美好。

　　同时身为艺术家与诗人的细致与敏锐，使得他的散文语言朴素、清洁而刚健。《山之四季》薄薄一册中，主要篇目有《山之雪》《山之春》《山之秋》《山之人》《陆奥的音讯》，许许多多段落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美妙随手可掇（另外一些篇目，写作时间似乎要早一些，更像是日常生活较为松散的记录，不及主要篇目的结构完整，富于整饬、概括与丰富之美）。作者對自然的观察与鉴赏，其品味也十分高雅，那些山川原野四季中优美的时刻，他能真正懂得欣赏，沉入其中。春天与秋天美丽的晚霞、秋天夜晚澄澈的天空与皎洁的月光、冬天夜空中大得吓人的星星，以及原野上广阔的平原、山间繁茂的树木、远处起伏的群山、四季的植物与动物，也需要有能够察觉它们的眼睛。也因此，这些文字对读者并不是没有要求的，倘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无所用心，读起来大约就很难体会到那背后广阔世界的动人。

三

　　然而书的背后，还是有着山村生活艰难的背景，以及作者自己的痛苦反省。生活在那里的人，实际上是相当不自由而辛苦的。因为土地贫瘠，山口村的村民要更加辛勤地劳作，才能够保证基本的生活。夏秋在田间耕作，冬天则进到山林中砍柴烧炭，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少有休息的时刻。地方物资贫乏，连外出采购物产的人都不愿到那里去，地方谷物除了水稻之外，还收割稗子。第一次看见时，还以为是翻译错误，因为我从小在乡下长大，认知里稗子都是稻田里生命力顽强的杂草，栽秧时第一个要剔除的。直到无意中在盐野米松编著的《留住手艺》中看见同是岩手县的筱竹编手艺人夏林千野的自述，才知道原来的确有地方贫乏到以稗子为食：

　　那时候我们吃的都是用稗子做的饭，一点大米都没有。……大家都浇上汤吃，否则根本无法下咽。我从来没吃过那么难吃的东西。

　　同在一个县的山口村的生活也就可以想象了。高村光太郎十分喜欢的地方米酒，也有其存在的实际理由：在农忙时，村民总是会喝很多自酿的米酒，以解疲乏。不少人因此得了胃溃疡，甚至因为这个病死去，但是没有酒就没法干活，清酒又太贵，人们就仍然保持着喝大量米酒的习惯。他在那里的生活也十分艰辛，木屋狭小简陋，只勉强可供一人起居，墙壁只有一层木板。冬天可供取暖的，不过是一个做饭的小小的地炉，在那样高纬度的地区，可以想见其寒冷。几年后才有了电，没有自来水，村民在门口为他掘了一口井。更困难的则是战后粮食短缺，有时连分配的米也很难拿到，村里人有时拿一点米，或是萝卜、土豆、咸菜之类的东西，让小孩子来送给他，就这样异常艰难地，他熬过了头两年的饥饿和严寒，活了下来。几年之后，他回想起初来山村时严冬的情形，写道：“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平米小屋中间，点起地炉的火，看着窗外积雪三尺的景色，便不由得想起日莲上人被流放到佐渡岛，在塚原的一间庵室里被雪掩埋的故事。”这并非夸张的言语，而是生活真实的写照。

　　他也努力适应自己种地、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解决食物问题，他在木屋周围开垦了小块田地，种植蔬菜。这对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又未做过农活的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劳累的工作。余下时间里，高村光太郎没有停止创作。他的身体因长期的营养不良、寒冷和繁重的劳作，引发了肋膜炎和肺结核，有一两年夏季，他不得不放弃耕作，任由杂草将蔬菜淹没，勉强获得一点收成。

　　另一方面，他也在书中提到自己在二战时所犯的错误，给他精神上带来持续的痛苦。“一呼吸就疼的肋间神经造成的痛苦，和一说话就疼的精神深处带来的痛苦，两者是相呼应的。”（《陆奥的音讯》）在他搬来之前，附近还有另外一个富裕些的村子可以去，但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土壤更为贫瘠、生活也更加辛苦的村子，这其间大约有一种自我救赎的意味在。这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隐居”，它并非出于避世，而与他自己一生所选择的“真挚的道路”相一致。“虚伪与懒惰无法存活于这里的土壤，/我像自然那样，争分夺秒，/赤身裸体，埋头向前。”（《都市》）山口村的人几乎原始的、如牛马般辛劳的生活，被外人认为是不卫生、无知、狭隘的，高村光太郎却能看到他们纯真朴实的一面，认识到正是生活条件的艰难，使他们保持了淳朴的民风，形成了互帮互助的习惯。居住渐久之后，他也更加理解了村民那种几乎“不讲礼”的耿直与不虚伪，而不是以都市人的思维方式贸然加以判断。他也试着逐渐“浸润”到村民中去，参加村民的例行聚会，和他们谈论真实的山村生活，以及“日本的复兴”“美与道德”。“我敬爱村里的长老，也爱护村里的年轻人。自己不懂的事就向村里人请教；每每学到新的知识，一有机会就向村里人转达。”他从未把自己当作置身事外的人。

　　因此，看了这样的文章，就随随便便说着“也想住到山里去隐居”之类的话，无疑是不负责任的。既未曾理解作者山居的艰辛与孤独，对自然的想象也过于舒适和浪漫化了。而实际上，即使是在生活条件大大优越和便利了的现在，真正生活在自然，尤其是在那样严寒地方，也是十分辛苦和严酷的。别的不说，光是大雪封山几个月那种无边的寂寞，又有几个人能承受呢？

四

　　高村光太郎选择在山间久居，和妻子智惠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光太郎对智惠子的爱情，一生未曾改变，《智惠子抄》是两人从相恋到死别的诗歌编年史，在日本相当有名。晚年住在山间，高村光太郎仍旧写了许多给智惠子的诗。智惠子从小在乡下长大，本能地热爱自然，《智惠子抄》中有一首《天真的话》，讲述智惠子曾对他说起“东京的天空不算天空”的话：

　　智惠子说东京没有天空，

　　想看看真正的天空。

　　我吃惊抬头看天。

　　樱花嫩叶间，

　　是从小见惯

　　划也划不破的，一片晴空。

　　模糊的地平线沉淀着

　　清晨浅桃红的雾气。

　　智惠子看着远方说，

　　阿多多罗山上

　　每天出现的蔚蓝天空

　　才是智惠子真正的天空。

　　这真是关于天空，天真的话。

　　（《智惠子抄》，安素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思念乡下心切的智惠子，待在东京就经常生病，回到娘家就恢复健康，因此一年中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乡下度过。智惠子去世后，高村光太郎在纪念她的散文《智惠子的半生》中曾哀痛地反省，“我出生于东京，也在东京长大，她这伤感的倾诉，我无法感同身受，一直以为，总有一天她会习惯这个大城市，但她对新鲜而透明的自然的依赖终其一生也不曾改变”，认为这是“她半生中未曾明说的幽怨”。晚年高村光太郎住在山间，也怀着一种对智惠子的纪念与补偿的复杂心理。松浦弥太郎在《日日100》中写到，高村光太郎晚年在山间，每当感到孤单时，就会爬上视野良好的山腰，大声喊：“智惠子—智惠子—”在山中居留的七年，高村光太郎写下了《假如智惠子》《元素智惠子》《都市》《向导》等给智惠子的诗篇，“智惠子死了又活，/她寄生于我的血肉，/被山川草木包围，欢欣雀跃”（《都市》）。想到与他的精神同在的智惠子生活在这里，应当也是很高兴的吧。《向导》一诗中，如同智惠子就在身边一般向她介绍山居生活的情况，读来哀意宛然：

　　有三铺席大小就能睡个好觉。

　　厨房在这儿。

　　水井在这儿。

　　山里的水跟山里的空气一样清甜。

　　田有三亩，

　　今年白菜丰收了。

　　那边是稀稀疏疏的赤杨林，

　　围着小屋全是栗树和松树。

　　爬上山坡视野开阔。

　　南望二十里一览无余。

　　左边是北上山系，

　　右边是奥羽国境山脉，

　　北上川纵贯中间的平原。

　　那云霞缭绕的山峰，

　　就叫金华山冲吧。

　　智惠子中意吗？智惠子喜欢吗？

　　（同上）

　　曾经充满年轻的意气与才华的智惠子，有相互理解和共同追求的丈夫，在实现自我的途路中，最终尚且陷于家庭生活的艰难与自我怀疑的痛苦，使人不得不感慨那个时代的女性，想要实现独立的自我价值，所经历的路途之艰难。这种艰难，到如今其实也未曾有很大的改变。精神分裂后，智惠子在病院中一度以剪纸创作自娱，《山之四季》中也写到去参加智惠子的剪纸遗作展的事情。但她一生以油画为创作目标，因为达不到对自己的期望而备感痛苦，甚至曾一度服毒自杀，在自杀前，还在隔壁房间摆好从水果店买来的水果，布置成静物画的样子，画架上绷着崭新的画布。她病逝后，却仍是依赖丈夫纪念她的诗集而为人所知。《智惠子抄》的中譯本里有几张她的剪纸遗作，但想多看几张也不可得，想到高村光太郎说：“和智惠子结婚，到她死去的二十四年间，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爱、艰辛、艺术上的追求和矛盾，还有与病魔不曾停止的斗争。”（《智惠子的半生》）这样的际遇，实在令人唏嘘。

五

　　二○一五年，森淳一导演的《小森林》上映，在中国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电影拍摄于岩手县的奥州市衣川区，离《山之四季》中所写的地方不远，讲述了在小森长大的市子，从城市归来，在乡下重新居住了一年的故事。电影着重展现的，是她一年山居生活的劳作与吃食。她住在靠山的独立小屋，春天上山寻找野菜做成食物（一些野菜野花的种类与《山之四季》中的颇为相同），晚上可以听见附近动物的响动。菜地里种植的蔬菜，夏天做完农活后一口气喝掉的白色米酒，秋天树林中的栗子，小孩子爬到树上去摘来吃的八月炸胖胖的、淡紫色的果子（书里译成“野木瓜”），一根根竖立在田中、捆绑收割好的稻子的木条，大雪之后爬上屋顶铲雪，春天快要来临时溪水边出现的冰凌，很多细节的安排与设置，无疑是受了《山之四季》很大的影响与启发。尤其是栗子，电影中，市子在风吹飒飒的金黄树林中捡拾栗子，一只鸟扑翅飞起，让人以为是灰熊，吓了一跳。这和书中说的“人们为了捡栗子，常常进到山林深处去。时不时碰上熊出没的痕迹，就飞也似地逃回来了”简直一模一样。

　　读过书后，再去重看电影，无论对书还是电影，都有更深一重的认识。电影中大山上繁茂的植物、盆地间低洼的田地、秋天无数金黄的树林、绵延的晚霞、无处不在的动物的声音，都使人如见书中描绘的风景，更添一份亲切。只是隔了六十年的时光，现代化社会各种机械的发明，毕竟减少了很多从前的辛苦，电影拍摄又多少使之浪漫化，但是两者中还是有隐隐一贯的精神。一九四九年，高村光太郎面对山口村春天的山花，想起年轻时在帕多瓦旅行时所见的梨花，忆及那里深厚的文化，希望山口村有朝一日也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到了森淳一导演《小森林》的时代，小森仍然是日本相对传统、原始的地带，地方人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随着四季在农田与山中劳作。只是社会早已发生巨变，年轻人纷纷离开凋敝的农村，小森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电影借市子之口，问收割稻田时给她送来水果的一直住在小森的吉子奶奶：“我不在小森的时候，奶奶每年也都插秧割稻捡核桃吗？”

　　吉子奶奶回答：“是啊，小市没出生时就这样子。年年都这样。哈哈哈哈。”

　　这可以说是对农业生活的一种温和的肯定，是伸出手来，给予年轻人以自然的邀请—祖辈的人还是倚在这大山环绕的环境之中，如同背后的山脉和田野，如同山中的野兽与植物，扎实生活于此的。电影中市子后来又回到城市，生活了五年，在确定自己并不是将小森当作失败的逃避之所后，又带着丈夫重新回到小森生活。她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从前的学校组织起第一届“春收节”，并表演了地方久已不复的儿童神舞，“借此机会，说不定又有人愿意回小森了”，虽然不是现实，却也是一种温柔的、美好的、也许不无虚幻的寄托（现实中，拍摄这一场景的旧学校仍然关闭着）。在高村光太郎去世几十年后，对这片土地还有人和他怀着同样的希望其保留朴素独特的文化的愿望，并发力将这愿望让更多的人看到，也是一件令人可感的事。至于高村光太郎本人，则在山中居住七年后，回到东京，没过几年，便因为在山中已出现征兆的肺结核病去世—和他挚爱的智惠子相同的去世病因，使人在惋惜的同时，也感叹命运的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