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

　　

一

　　从北京飞回温哥华的航班上，我被这些年欧美流行的老年爱情喜剧片所吸引。意大利/法国合拍的《爱在记忆消逝前》（The Leisure Seeker，2017），法国的《五十岁的春天》（Aurore，又译I Got Life，2005），有四位老戏骨飙戏的《读书会》（Book Club，2008），再加上二○○八年大票房歌舞喜剧《妈妈咪呀》的续篇《再次出发》（Mama Mia 2： Here We Go Again，2018），长达十个小时的旅程竟在这几部充满“正能量”的“eye candy”中愉悦地度过了。这几部浪漫喜剧的共同点是以老年男女为主角，尤其以女性为中心，大多是有名的老牌明星出阵，而且制作精良，往往票房大卖。比如《读书会》就聚集了七十二岁的黛安·基顿和坎迪斯·伯根，六十五岁的玛丽·斯汀伯根，还有八十一岁的简·方达。她们在影片中本色出演，剧中的人物也都是六七十岁，甚至是面临失忆症的老年人。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电影中真正的乐观精神和对生活的歌颂恰恰来自这些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男女，而不是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像 《妈妈咪呀》，在单身母亲 “花的孩子”唐娜丰富、绚丽、深情、充沛的人生和恋情面前，女儿苏菲的感情与生命显得那么幼稚和单薄。梅丽尔·斯特里普、皮尔斯·布鲁斯南、科林·费尔斯和朱丽·沃特斯，这些经过沧海桑田的面容，犹如贯穿全片的ABBA的歌曲，在时间面前，更能显现出其醇厚明媚和非凡气场。

　　二○一九年伊始，在这世界各地政治局势动荡不定，经济看衰的悲观焦虑的气氛中，这几部浪漫性感的喜剧似乎提醒着我们生命的重要和当下的珍贵，就像《五十岁的春天》的英文片名I Got Life。电影女主角奥罗拉这个五十一岁的女人，与丈夫分居，失去工作，进入更年期，怀孕的女儿还一再提醒她要做外婆了。但是，这个丰满幽默，有着一头红色长发的女人并不想就此认老，善罢甘休。在闺蜜的帮助下，她勇敢地与曾经失去的恋人重温她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

　　在飞机座位狭小的屏幕上，当奥罗拉在黑人女歌手、民权活动家妮娜·西蒙的歌曲《我有生命》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時，我心中再次升起对生命的感恩之情，是的，五十岁以后的生活依然可以无比宽广。

　　我没有房子，没有鞋，

　　没有钱，没有香水，

　　……

　　但我有我自己，

　　我有微笑，

　　我有性，

　　我有生命。

二

　　二○一七年十月三十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年逾七旬的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努斯鲍姆教授（Martha? Nussbaum）的一篇文章《性、爱和老年女性》，这是她的新书《睿智地老去：关于退休、浪漫、皱纹与悔恨的对话》（Aging Thoughtfully： Conversations about Retirement， Romance， Wrinkles， and Regret）的书摘。这本书是努斯鲍姆与法学院的男同事，六十五岁的索尔·列夫摩尔（Saul Levmore）的对话录，涉及了老年人的身体形象、回忆往事以及舍己为人诸种话题，还分析了年龄变老会如何影响爱、友谊、不平等以及交出控制权的能力的方式。其中努斯鲍姆还用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中流行的老年爱情喜剧为例，赞扬美国流行文化中正在悄悄发生的观念改变和道德进步。

　　的确，近十年来，在好莱坞，以及其他欧美电影中，以老年男女为主角的浪漫喜剧愈演愈烈，而且逐渐成为时尚。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还有《爱很复杂》 （Its complicated，2009，梅丽尔·斯特里普、斯蒂夫·马丁、亚历克·鲍德温主演），《黄金花大酒店》（The Best Exotic Marigold Hotel，2012，朱迪·丹奇、玛吉·史密斯主演），《希望温泉》 （Hope Springs，2012，梅丽尔·斯特里普，汤米·李·琼斯主演），《蜜月重温》（Le Week-End ，2013），《艾尔莎与弗雷德》（Elsa & Fred，2014，雪莉·麦克雷恩、克里斯托弗·普卢默主演），《露丝和亚历克斯》（5 Flights Up，2014，摩根·弗里曼、黛安·基顿主演），《爱神小龟》（Roald Dahl's Esio Trot，2014，达斯汀·霍夫曼、朱迪·丹奇主演），《我们梦中见》（I'll See You in My Dreams，2015）等等。

　　二○○三年的浪漫喜剧《爱是妥协》（Something?s Gotta Give）是老年爱情电影的一个起点，也是女演员黛安·基顿演艺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该片由南希·迈耶斯（Nancy Meyers）执导，男主角为尼克逊（Jack Nicholson）。男女主角尼克逊和基顿当时分别是六十六岁和五十七岁。起初二十世纪福斯影片公司认为主演的年纪太大，怕没人看而不愿意投资该影片。因担任导演也是编剧的迈耶斯，以及在好莱坞很有影响的基顿的坚持，公司决策人才最后改变主意。基顿在接受《家庭妇女杂志》采访时说：“像我和杰克这样年龄的人爱得更深，更充满热情，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他们有很多的激情和希望，为什么他们不能恋爱？为什么电影不能表现这些？”在片中，基顿扮演一个中年女子，爱上了她女儿的老男友，而且最后还成功了。该片在北美票房大获全胜（盈收1.25亿美金）。著名影评人罗杰·埃伯特撰文写道：“尼克逊和基顿给他们的角色带入了自己的感受、知识和幽默，这是我们从未想象能在银幕上看到的。”该片也为基顿带来了第四个奥斯卡提名。从此以后，黛安·基顿一直本色出演， 连拍了好几个老年爱情剧，包括我认为最精彩的英国电影《汉普斯特德公园》（Hampstead，2017）。一部根据伦敦郊外的流浪汉哈里·哈洛斯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在某种意义上， 这些老年电影明星的努力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所做的努力影响了好莱坞浪漫喜剧的新方向，甚至发展成全球范围的新模式。比如单是二○一七年，就有好几部老年电影，包括哥伦比亚/德国/挪威/阿根廷/古巴合拍的《坎德拉里亚》（Candelaria），意大利/法国合拍的《爱在记忆消逝前》（The Leisure Seeker，海伦·米伦和唐纳德·萨瑟兰主演），英国的《汉普斯特德公园》，还有美国的《夜晚的灵魂》（Our souls at night， 简·方达和罗伯特·雷德福主演）。而二○一八年更是乘胜追击，出现了《读书会》和 《妈妈咪呀2：再次出发》这样将大牌明星一网打尽的超级娱乐片。

　　

三

　　这些老年爱情喜剧出人意料的成功显然是跟里面的大明星有关。我特意列出电影的出演明星就是想说明这一点。而且，比起他们年轻时的角色，他们现在其实都是在出演自己：在达到人生巅峰后，在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肉体的脆弱时，他们依然保留着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执着和对爱情、友情、亲情的追求，这使得她们有一种年轻女性没有的成熟的美、热情与自信。

　　比如《读书会》里，四位大学时的闺蜜都各有自己钟情的事业，莎伦是联邦大法官，薇薇安是奢华酒店女老板，黛安是自由职业的女编剧，卡萝尔则是有名的厨师。都是职场上的佼佼者。她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钱保养装扮，像简·方达扮演的薇薇安那样讲究时尚，也可以经常出去旅游或参加文体活动，像卡萝尔那样热衷跳舞。说实话，观众很享受这样的电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偶像们看上去依然充满魅力。她们不仅保持着很好的身材， 而且相比年轻时，她们更会穿衣服，因为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些女人的对话也如此有趣、幽默，而且常常一针见血。比如影片开始，四个女人在争论是否应该选那本臭名昭著的情色小说《五十度灰》作为她们的阅读书目时，一本正经的莎伦质疑说：“我们当初成立读书会是为了刺激（to stimulate）我们的大脑，使其活跃。”薇薇安立刻接口：“据我所知，这本书十分刺激（stimulating）！”一语双关，令人莞尔。因为老年女性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什么人事都见识过，所以也不再忌讳或害怕。一句话，这些女性更有味道，因为岁月带来的不只是皱纹，还有内涵，那种由内向外发射的美的本质。

　　我尤其欣赏这些电影中对老年性爱这一问题的探讨。曾经，老年人的性需求和性爱关系被污名化。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指责：“这么老了，老不正经。”似乎人到了某一年龄， 渴望爱尤其是性爱就是道德有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无视甚至蔑视老年人的人性需求。于是我们看到所谓 “得体”的老年人的形象，或是关心儿女的爹妈，或是慈祥的爷爷奶奶，他们的角色是依附于儿孙的生活之上的。但是这些电影呈现的老年男女却完全不同。她们仍然有鲜活的生命力，享受独立的生活，像黛安那样即使丧夫鳏居也不想跟女儿们一起住。而且她们对性和爱情依然渴望并大胆追求。虽然她们的脸蛋、身材不如从前，但她们的性魅力展现在她们的见识、机智和对生活和自我的掌控能力上。在《爱是妥协》里，杰克扮演的男主角本来约会基顿扮演的女编剧的女儿， 但遇到女主之后，却发现他们才是棋逢对手。睿智的女编剧還让比她年轻的帅哥医师心生爱慕，穷追不舍。虽然这是好莱坞造梦的某种机制，但是中老年的爱情真的可以更有看头，就像生活中我们看到的那样，因为不再是一脸纯情的等待和被动，而是像简·方达， 像梅丽尔，像弗朗西斯那样，活出自己的欲望，并且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人对其智力、个性和经验的欣赏。少女的娇柔与美丽是天生的，不劳而获的;而老年人的美和气质是在岁月的沧桑下收获的，是自己挣来的，也更让人心悦诚服。

　　看了这几部电影，我想我在国内出产的“那些年”或“致我们”之类的爱情片、青春片面前再也不会感到尴尬、感到难堪了。就像你尝了手冲咖啡以后，绝不会赶时髦去喝速溶奶茶。不同的生命阶段都有它们各自的美好和意义。

四

　　那么，中国为什么很少有给老年人看的电影，更别说以老年人性爱为主题的电影呢？

　　我曾在我所在的两个微信群里做过一个初步的调查， 结论是其实中国也有表现老年人生活的影视剧，尤其是那些号称家庭剧的电视剧，比如《幸福家庭》《父母爱情》。不过这里的老年人一般是以关心儿女婚嫁的勤劳操心的爹妈，或以整天伺候儿孙的慈祥的爷爷奶奶的角色出现的。而故事的主题也是强调家庭和谐，而不是个人幸福。

　　中西家庭观念和对老年人自我实现理解的不同，可能也是中国影视市场没有模仿好莱坞老年爱情喜剧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其中还有其他值得反省的原因，并不一定用文化差异就可蒙混过关。

　　好莱坞老年爱情戏剧的出现，与社会意识中对年龄歧视的觉悟和批判是有直接关系的。就像黑人赋权、女性赋权，老年赋权也是社会意识提高老年人形象和老年人本身提高自我形象的运动。这些电影打动我的是资深明星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和决心，与那些愿意冒险来投资这些故事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们，为老年这个人生新阶段的种种权利大声呐喊。因为他们懂得，要想真正地学会尊重人，尊重人性，必须直视老年歧视问题。按照努斯鲍姆的理论，老年歧视是我们对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对肉体的自然衰败的嫌弃厌恶与恐惧。“对这些现象的惧怕构成对公民生活的威胁，”努斯鲍姆说，“我所呼吁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所有人都承认自己脆弱并且需要别人。”她希望通过诗歌、音乐和艺术来提升全体公民的情商，并教会人民同情地理解他人的生活。

　　而现在连好莱坞的电影也从善如流，承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最商业化的美国流行文化中人性与人道的一面。

　　当然好莱坞的电影并非美国的现实，而且好莱坞也不是慈善家更不是社会工作者。作为建立在市场机制上的文化工业，好莱坞拍老年爱情喜剧电影是因为美国观众中很大一部分是那些有钱有闲的退休的老年人。他们的消费也就直接地带动了为他们专门定做的文化产品以及间接地提升了老年人的文化形象。而中国恰恰相反，只有年轻人才愿意大手大脚花钱娱乐。这样就形成了某种循环。中国的老年人早早放弃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声音，甚至不愿意去进行某些文化消费，那么他们也注定不被重视，注定被流行文化的市场抛弃甚至污名化。

　　经常听到人们说中国“大妈”如何粗俗，或者公共场合的老年人如何没有修养，为老不尊，等等。这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身体，比如品位，比如早年的经历和教育。但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情感上的怨愤和无助。我能想象那些五十五岁就被迫退休的人是很容易自暴自弃的，而且他们生活中缺乏给他们灵感的偶像和榜样。在充满年龄歧视的文化中， 她们对自己的形象的想象的确很有限：她们要么继续扮演大妈和奶奶，要么就靠拉皮美容往装嫩的路线上走。

五

　　人们把五十岁甚至四十岁的中国女性就称为“大妈”，这表面的尊称掩盖的是怜悯甚至轻视的实质。而在国际社会，通常将四十五至六十五岁年龄段的人还算作中年。

　　中国老年人喜欢谈养生保健，却鲜有谈论精神的成长和冒险。可是，正像努斯鲍姆所说，人们是通过朝气蓬勃的身体和精神锻炼两方面来抵御衰老的。

　　努斯鲍姆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作为七十一岁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和神学等院系兼职），她不仅从没考虑过退休，而且越老越多产。迄今努斯鲍姆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书，发表了五百多篇文章，获得了五十七个荣誉学位。仅二○一六年，她就获得了稻盛伦理学奖，并成为“京都奖”得主。她还学习清唱歌剧，坚持跑步，继续谈恋爱。她用自己的例子实践她的多元能力理论（capabilities approach）， 即社会的进步不应该用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长来衡量，而应该用寿命的延长和教育的提高来衡量。她告诉我们，老年人仍然有成长的可能，老年可以成为每个人自我实现的第二次机会。在自己经济独立，养儿育女的家庭负担终于卸去以后，人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旅游，画画，写作，看电影，提高自己。他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新的关系来了解自己，可以是一段浪漫的爱情，也可能是重修中断多年的友情，实现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梦想。

　　其实中国现实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在工作和自我成长中美而坚强的老人，比如回国定居的叶嘉莹教授，比如人体艺术家王德顺先生。是时候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并让他们成为照亮老年现实的想象的主角了，因为能欣赏老年的美并且尊重赞扬这种美，才是文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