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成教科书的文学史，有许多写不进去的人物，或是只能带入寥寥几笔，譬如作为海归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和青岛大学首任校长的杨振声（1890-1956），就是一位长期被文学史、文学教育史边缘化因而面目模糊、地位尴尬的大家。实则，杨振声在整个民国期间，都是一位积极的文学结缘者，为新文学的创造与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
按周岁算，杨振声活到六十五岁。二十四岁以前，杨振声一直没离开过家乡。一九一五年，他从设于家乡登州的山东省立第八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英文门，翌年留级转入中国文学门。而直到一九一八年蔡元培接掌北大后，沉闷而腐败的校风始有改观，升入中国文学门二年级的杨振声也开始在不同方面崭露头角。除了跟黄侃、刘师培、朱希祖学习中国文学史，跟周作人学习欧洲文学史，跟钱玄同学习文字学，杨振声北大生涯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与创办新潮社。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新潮社成立，一九一九年一月《新潮》杂志出版，接着又出版了《国民》和《国故》。三十多年后，杨振声回忆道：“这三种杂志的重要编辑人都出在我们‘五四那年毕业班的中文系。”（《回忆五四》）《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三号、第四号分别刊载杨振声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
这最初的文学尝试虽然被写入了新文学的历史，但杨振声似乎另有选择。当五四运动过后，北大毕业，他就考取了山东官费留美学生，于当年十一月八日由上海搭乘“南京”号赴美，十一月底到达旧金山，开始了留美研究生的五年生涯。先是一九二○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一九二三年哥大毕业转哈佛大学读教育心理学，至一九二四年获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
在这段留美生涯中，杨振声暂时放下了文学写作，但仍然不能忽视这段生活对他创作的影响，因为我们从他回国后新写的中篇小说《玉君》中看到了这种影响。这就是小说中心理学因素的存在。
《玉君》是杨振声作为小说家最重要的成果，但却不是他作为文学家的唯一成果。他回国后先后任职于广东大学、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青岛大学，直到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杨振声与文学的关联，大多数情况下是经由文学教育展开的。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
回国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年这段时间，最能体现杨振声业绩的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先后任教务长、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话剧团导演，兼燕大客座教授讲授“现代文学”的两年间。
这段时间由罗家伦掌清华，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说，提出了“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目标，实行改制。杨振声在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任上，提出不少新主张，对大学中文系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沈从文后来在回答《杨振声年谱》的编者时有过表述：“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北上统一后，由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杨任文学院长，清华改制，由留美预备班改为正规文理工普通大学，将洋人势力加以排除，文学院影响特别显著，俞平伯、朱自清以及唱昆曲知名的红豆馆主均由杨聘入校教书，影响到清华大学三十年代新文学发展极大。”又说：“清华大学此后发展，和在中国文史科学上的贡献，却都是从这一次改组开始的。”（季培刚《杨振声年谱》）
他对清华中文系的课程标准定了三个途径：一、注重中国课程之博览；二、注重西洋文学；三、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这是一个全新的中文系课程设计。他的考虑是：“研究文学的宗旨是什么？简单一句话，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根据以上理由，所以我们国文学系的课程，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国各体的文学，一方面也注重于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至于课程依着年级分配，第一年是普通科学，及历史的根柢，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先给大家开一个路径。第二年第三年泛滥于各体的研究，如上古文，汉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诗、赋、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学等都于此二年中养成普通的知识。文字学、音韵学列在二年之始，是为必须有了这类的工具，才能研究诗赋词曲及韵文。到了第四年，大家对于文学的各体都经亲炙了，再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學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证之以中外比较文学。对于某家或某体文学养成相当的倾向了，再深之以文学专家的研究。这就是排次第的根据。”（《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2期，1928年12月17日）
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中，杨振声如此回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改革：“各系都是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 “那时清华国文系与他校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汇。”而课程表显示出对外国文学的高度重视：“大一大二英文，都是必修。三四年级有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各体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及新文学习作也都是必修，选修学程中又有西洋文学专集研究。”中文系学生必须修二十四个学分的外国语言与文学课程。
的确如沈从文所说：“至于文洒风流之杨振声，虽发表文字不多，而领导鼓励之事，亦为清华文坛增色不少也。”
二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二年，杨振声在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对以青岛大学为中心的青岛文学活动有着极大的带动。
臧克家作为青岛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学生，既在入学、转专业过程中受到破格礼遇，又在学习中出版了第一部个人诗集，成为一九三三年文坛新人，自然是国立青岛大学在山东建校的受益者，也亲身经历了以青大师生为主体的青岛文坛的一度辉煌。臧克家晚年撰写回忆录，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在《悲愤满怀苦吟诗》中就说：“青岛，在工商业方面是相当繁荣的一个都市，在文化上却是一个荒岛。自从在这里创办国立青岛大学，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和作家来到我们的学校，在文艺方面，‘青大称得起当代文苑的一角。校长是‘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他为人民主，潇洒，风度翩翩。”
臧克家还深情回忆包括杨振声在内的青岛文友在王统照寓所聚谈的情景。当时定居青岛的王统照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物。在《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他记述朱自清路过青岛时自己与杨振声出面接待之事，其中自然涉及文学话题：“我们在一所咖啡馆里谈到傍晚散去。第二天我与今甫送他往码头上船，同时，在车中谈及普罗文学之是否成立。朋友聚谈之乐令人向往。”
青岛大学的“酒中八仙”中，倒有一大半是文人，闻一多、梁实秋、杨振声、赵太侔、方令孺自不必说，其中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黄际遇也是一位素养深厚的文人，有以青大生活为内容的《万年山中日记》存世。青年教职员中，讲师沈从文、助教陈梦家、教务办吴伯箫，还有中文系学生臧克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青岛时期”，各自留下了可以入史的作品。即使在杨振声离开青岛后，青大仍然是青岛文坛的中心，王统照、老舍、洪深连同短期逗留的萧红、萧军、卞之琳、郁达夫也都给青岛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文学印迹。
第三个标志性工作，是从青大回到北平至抗战爆发的五年间，负责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接受天津《大公报》聘请编“文艺”副刊，推荐沈从文参与，又推荐萧乾入《大公报》，这个工作在战后仍然继续。不过据梁实秋后来说，杨振声和沈从文合编的国文教科书虽然“编得很好，只可惜不合学校使用，尤其不合抗战期间使用，所以弃置未用”。（梁实秋1973年3月6日致聂华苓）
萧村也谈到杨振声的文学教育家身份：“杨振声在文坛上的声名，是因《玉君》问世而益著。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仅会提笔写小说的文学家，乃是诚恳而又热心的教育家。……说话很不局促的常用滑稽的口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萧村《杨振声与郁达夫》）
杨振声的另一个标志性工作，就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直至战后的文学教育业绩。
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声先后担任学校四位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兼秘书主任、叙永分校主任、文学院中文系和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等职，但作为教授，其最突出的文学教育实践当推对新文学或语体文学的高度重视及“经典化普及”。这集中表现在他主持编写的体现今古并重的教材《大一国文》和新文学课程的设置上。
语言学家周定一当时是西南联大学生，他在写给杨起的信里回忆说：“当初成立了一个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由杨先生主持。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四二年，这个读本经过三次改编而定。最后一本包含十五篇文言文，十一篇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语体文，四十四首诗（旧体诗），一篇附录。（据罗常培先生的统计文章）这个读本在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十五篇文言文与十一篇语体文的数量对比，显示了以杨先生为首的编撰者的鲜明立场，即语体文与文言文有同等的文学地位。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当时大学课程中的创举。从精选的十一篇语体文（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鲁迅《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独幕剧《压迫》，等等）看来，颇能体现今甫先生对新文学的衡量标准。”
一九四二年入学的西南联大学生张源潜后来也有回忆，他谈及这本《大一国文》时说：“这本教材很有特色，选文不多，白话文与文言文是一半对一半。北京大学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可能是继承这一传统的关系，现代文学作品特别受到重视，不仅放在前面，而且当一位教授和一位助教（或教员）合开一个小班课程的时候，担任现代文学作品讲授人物的总是教授，助教（或教员）只教古文，并负责批改作文。别的学校恐怕不会这样做吧。那也可以说是联大的一个特色。”他还引用语言学家罗常培之言：称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张源潜《大一（1942-1943）生活杂忆》）
一九四九年以后，杨振声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两三年，这可能是他职业履历中唯一离开教育岗位的时间段。一九五二年，他调任东北大学教授，直至一九五六年去世。晚年这一段，他在教育和文学方面都没有明显影响，因为基本上是受批判被改造的角色。
三
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日记里记述一九二八年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情形，言及“杨好文学”，意指杨振声所好在于文學，故对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未置可否。说杨振声爱好文学，是没错的。从前述对杨振声与文学的历时性述说也大抵可以看到他一生与文学、文学教育结下的缘分实在不浅。那么，杨振声“好文学”的心理动因何在？他对文学所抱的基本态度又是什么？
杨振声在五四之前的《新潮》时期，以表现底层平民生活的写实小说为特点，五四之后留学美国，转学心理学与教育学，在与俞平伯通信时谈及文学，重点提出文学之不同于知识、哲学、宗教、道学之处：“诗人另有一种世界……知识以真为归，诗歌以美为主。大概诗歌之起，多由情欲为reality所限制，不得真个销魂，于是反而求之想象，以抒其情感。……近来文学由浪漫派与理想派日趋于写真派者，弟以为实由科学发明，牛郎织女，渐失魔力。而文学家由天上归到人间。写一种人生实况，社会真象，也是这个原因。至于一般学者，把文学里面贯注了许多的知识问题，而变为一种哲学气的文学，作篇小说必要个moral。弟觉文学真美，并不在以此为知识与道德的器具，仍在其抒写情感调和人性方面为多。托尔斯泰晚年的小说及美术观念，实中了宗教的毒，远不如其中年产品。现在中国文学的反动，也偏于道学气味。”（杨振声致俞平伯，1921年12月15日，李宗刚、谢慧聪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由其“抒写情感调和人性”的见解，可知杨振声对文艺自身价值的强调，他并不主张“载道”的文学。
不过另一方面，他所谓文学“调和人性”的意义又与传统的礼教构成矛盾和冲突，故文学又不得不表现这种冲突，他在《礼教与艺术》中就说：“艺术的内容是什么？我敢大胆说一句，就是人性与礼教之冲突……人性争而胜，则成喜剧Comedy；礼教争而胜，则成悲剧Tragedy。”
他自己的不少小说如短篇《贞女》《她为什么发疯了》，中篇《玉君》，就不同程度地包含人性与礼教的冲突，只不过《贞女》《他为什么发疯了》如其所谓悲剧，《玉君》则算“人性争而胜”的喜剧罢了。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一次演讲中，他又谈到了文学的作用与文学发生作用的特殊性。即一方面文学能改变人性：“文学是代表国家、民族的情感、思想、生活的内容。史家所记，不过是表面的现象，而文学家却有深入于生活的能力。文学家也不但能记述内容，并且能提高感情，思想，生活的内容。如坦特（按：但丁），如托尔斯泰，如歌德，他们都能改造一国的灵魂。所以一个民族的上进或衰落，文学家有很大的权衡。文学家能改变人性，能补天公的缺憾，就今日的中国说，文学家应当提高中国民族的情感，思想，生活，使他日即于光明。”而另一方面：“其实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以之入于文学，将来社会变迁，今日所谓问题者，日后便不成问题，而这类戏的文学价值，也因而没有价值了。”（杨振声《新文学的将来》）
一九三三年，杨振声撰文《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因感于“政治的腐败，军阀的割据，经济的破产，民族的堕落，内乱的无办法，外患的不抵抗”，从“激刺情感最有力的是文学”这一特定角度，严厉批评了一般神怪剑侠、黑幕大观与侦探小说、奸险小说、柔情文学、“骚人短气”的中国诗之“不会产生健全国民”，从而呼吁：“今日的文学得负起一部分责任来寻求中国的新生命。打破旧日一切的迷信、奸险与轻薄，创造一个勇敢光明健壮的新国魂。” 同样，在谈及“民族复兴”的话题时，也谈到中国诗的没落问题，认为中国诗里弥漫着一种“衰老的气息—风烛残年的衰老”。（杨振声《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
这种表述，颇似梁启超、周树人（“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之观点，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杨振声何以在后来一些短篇小说中所表达的壮怀激烈之民族情怀，如《济南城上》《荒岛上的故事》。
一九四二年，杨振声在《几句关于文艺栏的话》中再次强调：“文艺超乎利害，依于性情。超乎利害，故无冲突；依于性情，故能永久。”
至一九四六年，杨振声再次撰文《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谈当代文艺的使命，呼吁“打开一条生路”：“今日的文艺，不在歌咏过去，那是前人做过的事；也不是把玩现在，那是承平时代文人的幸运。我们却是艰苦的，时代畀予我们责任，我们无法避开这艰辛的工作，我们得参加那开辟生活的一群同向前进。在一切的腐烂中去培植一颗新种子，以眼泪与汗水去抚育它的生长，以自身的毁灭与暴亡去维护它的花果—那就是我们日夜所祈祷的一个新文化的来临。从它，将发育成一种新人生观，从新人生观造成我们的新国民；也从它，将滋育出的一种人类相处的新道理，新方式，来应付这个‘天涯若比邻的新时代。”
四
杨振声虽然“好文学”，不过就创作而言，数量却着实不多。他生前唯一出版的作品就是中篇小说《玉君》，而且是在新文学初期的一九二五年。除了小说，杨振声尚写过散文甚至诗作，也都没有在生前结集出版。
至于现代文学史对杨振声的记载和评价，最权威的莫过于一九三五年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杨振声的那几个段落了。应该说，在鲁迅对杨振声两个阶段写作的评论中，关于他最初时期即新潮社时期的写作，其评论是中肯且恰切的。
鲁迅为“小说二集”写序，已是一九三五年，当然也知道杨振声留美回来后影响甚大的中篇小说《玉君》，这就有了与新潮社时期写作的比较，也就有了评价《玉君》的另一段评语，这段评语，可以分解出几层意思：先是肯定这一时期的文笔“更加生发起来”，接着却引用杨振声自己的话，说明《玉君》的写作是依据了“主观”“想象”“说假话”定律的结果，第三就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定论：“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也许还有第四层意思，是说《玉君》之后杨振声不再进行小说创作。
关于杨振声写完《玉君》便放弃小说写作的印象，施蛰存也有。但也有人记得杨振声后期的小说作品，如司徒良裔就在《大公报》上撰文说：“杨振声，早期作家，以小说《玉君》噪一时，其《济南城上》一文且选入课本，中学生颇能道之。”
事实上，《玉君》的确不是杨振声小说的关门之作，《玉君》之后，直到一九四七年，杨振声还陆陆续续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說，题材各异，其中写女性情爱的《她的第一次爱》文笔细腻，有较深厚的心理铺垫，当为与《玉君》同一类型的女性情爱心理小说。杨振声有些小说以时政为背景，如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阿兰的母亲》，以济南“五三惨案”为背景的《济南城上》（被选入当时的中学国文课本），后来还写过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荒岛上的故事》，一九四四年还写过以物价高收入少为题材的小说《黄果》。
至于鲁迅对《玉君》“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的评说，有研究者从鲁迅与胡适派文人的恩怨角度作解，以见出鲁迅在这件事上不能保持客观而存了偏见，或有其道理，而我觉得也可以忽略这一层背景，转从正面讨论《玉君》之佳处，也就是被鲁迅所轻忽的地方，可能更有意思。
《玉君》自序中另一段话，不应该被忽视：“作者初无意比附于心理分析学来写小说，不过写完后一看，自己才吓了一大跳。索性就写了一篇Freudian在这里。”Freudian，即弗洛伊德学说之意，杨振声是在说《玉君》里面有心理分析的成分，他的看法是：“小说家是为自己说话，你在书中到处都可以捉到他的。譬如在《玉君》中，林一存海外归来，孑然独居。回首盛时，自愿玉君一如昔日。而偏偏玉君已有了情人；有了情人也罢，又偏偏是他的朋友；既是他的朋友，自愿此生此世，不再见到玉君，偏偏杜平夫又以玉君相托；偏偏要他作个红娘；作个红娘也罢，偏偏玉君处又来提亲；此真令人难堪之至者矣。故其桥下第一梦，欲杜平夫能有外遇也，第二梦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但梦虽能替心说话，而不能替心办事，梦也终留为Unfulfilled Wish（按：指未实现的愿望）耳。至其出游，种田等等，都是求Sublimation（按：指升华）的把戏，而其种种不平的议论，处处都是感情引导着理想，Suppressed（按：指压抑，积郁）在那里捣鬼儿。至玉君对婚姻制度起了反动，就是林一存Complex（按：指情结）有了结局。”
杨振声所谓“桥下第一梦、第二梦”指原小说第三节林一存听到媒人提亲对象乃“玉君”后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应。他先是慌乱不堪地跑出家门，接着在村外望仙桥边坐下冷静自己，然后就连续出现“第一梦”“第二梦”的幻觉，第一梦是梦见在埃及河岸，杜平夫与“一个女王”“并辔骑在骆驼上”，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林一存骂杜平夫而杜平夫回敬“玉君已经嫁了你，我有什么辜负她的地方”时，林一存“我心里也承认他的话”这一句，这明明就是林一存的心里话嘛！所以第二梦为“仿佛听到大家交头接耳地说是我订了亲。我心里也想是不错，姐姐曾经告诉我要定玉君为亲的”。这样，杨振声“自序”中的“解梦”之语“第一梦，欲杜平夫能有外遇也，第二梦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自然也就是杨振声所要揭示的主人公林一存的真实愿望了。
除了这两个梦，《玉君》第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还分别写到林一存、玉君、菱君的梦。第六节写林一存找黄培和说理受刺激得了伤寒症，先是梦见“一只箭猪”向自己扑来，再是梦见自己在一阵劫掠后救下了玉君。第十七节只有一个片段，写玉君病中做噩梦，喊的是：“一存，快来救我！”第十八节又补充了玉君妹妹菱君的一个噩梦，梦见林一存被强盗杀了，玉君“哭起来”。
弗洛伊德有言：“梦因愿望而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愿望，这就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还有一个不变的特性，就是梦不仅使一个思想有表示的机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以表示愿望的满足。”（《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玉君》中林一存、玉君的梦，各自表达了他们真实的愿望，就是彼此相爱，至于以“幻觉经验”的方式呈现也符合弗氏之说，联系杨振声“自序”中连连使用的弗氏心理学术语“未实现的愿望”“升华”“压抑”“情结”，将《玉君》视为新文学最早的心理分析中篇小说，并从此一角度给以分析和评估，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二○一八年九月十六日修订，杭州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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