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

　　巴尔加斯·略萨曾写过一部题为《叙事人》的长篇小说，讲的是一个说故事的人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秘鲁白人，在离开都市前往秘鲁亚马孙雨林地区的旅行中接触了当地的原住民，由此迷恋上了他们的文化，竟至于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城市生活，加入了亚马孙土著人的部落，在他们的生活中担任“叙事人”这一神秘要职—他游走在雨林的各个角落，为散居各处的族人讲述古老传说，而这个在现代化进程的威胁下濒临灭绝的部族，在某种程度上就靠着叙事人讲故事的活动维系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族群认同。在“叙事”（narración）和“民族”（nación）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说故事不仅有消遣娱乐之用，更有维系一个命运共同体之用。

　　在我看来，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1940-2015）就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叙事人，他为拉美人也为全世界读者讲述拉丁美洲的故事。加莱亚诺讲出来的故事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这种魔力并不来自魔幻的情节—“魔幻”是被中国书商的广告宣传用滥了的一个词，成了给拉美文学定型的标签—而是来自他自创的叙事风格，一种跨越文学体裁的边界、向文学正统发起挑战的叙事方式，讲述的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个人的历史、被忘却者的历史、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历史、群体的历史、国家的历史。读者们可能会对他引用的经济学数据提出质疑，可能会对他阐发的政治观点持有异议，但很少有人否认他驾驭文字、编织故事的能力。

　　这本《加莱亚诺传》（[阿根廷]法比安·科瓦西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加莱亚诺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讲故事的才能了—“他从小口才就好，总是能吸引听他说话的人，让大家全神贯注。”儿时的加莱亚诺说起话来让他的一众家人和亲戚全神贯注，成为大作家后的加莱亚诺则能让全世界的读者都全神贯注。我曾经在视频网站上看过加莱亚诺主持的电视节目，他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朗读自己写的故事，一口优美的拉普拉塔河口音的西班牙语，舒缓的节奏，简洁而意味深长的话语，仿佛整个世界都随之安静下来了。

　　在拉巴斯庄园里，小爱德华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苦难。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叙事人走上创作之路后，从“休斯”变成了“加莱亚诺”，也与他的那个源自大不列颠帝国、在南美殖民地上发了财的父系“休斯”家族渐行渐远。朋友送给他的雅号“意识形态穆拉托”是富有意味的—这不仅是说，加莱亚诺吸收了各种思想，不至于成为一个为了捍卫“纯正”思想而陷入教条主义的左派，也暗喻加莱亚诺是一个混血，虽则具有纯正的欧洲移民血统，却自己给自己输入了深肤色人的血液，与拉丁美洲千千万万的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的后代取得认同，讲他们的故事，为他们讲故事，也为他们发出呐喊。长期以来，拉丁美洲的社会是分裂的，不同肤色的人群之间是互相不了解乃至互相仇视的，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也厌恶自己。作为叙事者、写作者的加莱亚诺致力于让拉丁美洲人互相认识并认识自己。

　　面对一个充斥着暴力与不公的世界，有的作家选择背过身去，遁入书斋，在文字里构建一个虚幻的平行世界，有的作家则选择像堂·吉诃德那样走出书斋，披挂上马，游走四方，直面苦难，用文字挑战这个世界并试图改造这个世界。加莱亚诺无疑属于后一种。这本传记让我们看到，因为家庭原因，加莱亚诺很早就步入社会，见识了既精彩又阴暗的社会生活。在历练中，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奔走不歇也动笔不歇。可能会令很多中国读者感到意外的是，记者加莱亚诺第一次离开南美洲的远行，竟然就是来到距离乌拉圭最为遥远的中国！我们在这部传记中可以读到，加莱亚诺始终是带着新闻专业的眼光来观察和记录一九六三年的中国的。有了走南闯北、环游世界的经历，加莱亚诺讲出来的故事要比那些躲在书斋里的作家更接地气，更具人生的厚度。后来的流亡生活非但没有让加莱亚诺消沉，还使他的故事具有了更高的美学水准。从新闻记者到流亡作家，再到流亡归来后的“散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加莱亚诺一直在讲故事，讲他个人经历的故事也讲全球各地的故事，但还是以讲拉丁美洲的故事为主。

　　威廉·狄爾泰在提到传记文学时写道：“任何一个历史性人物的生命历程，都是由各种互动过程组成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个体感受到来自历史世界的种种刺激，因而是由这些刺激塑造的，然后，这个个体接下来就会对这种历史世界施加各种影响。”在这部传记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有加莱亚诺的生命历程，也有乌拉圭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加莱亚诺和他所生活的世界与时代是互相影响的。如传记中所述，加莱亚诺在少时曾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狂热“也许是某种超然的需要”，并且承认“这种对某些问题的答案半信半疑的寻求一直伴随了他整个青春年少时光”。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他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投入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中，乌托邦取代了上帝，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成为他的执念。他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恰好碰上了拉丁美洲意识勃发的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也以自己的文笔有力地参与塑造了拉丁美洲认同，特别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火的记忆》（三部曲）这两部书写拉丁美洲“被劫持的记忆”的巨著。通过这部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古巴革命点燃整个拉丁美洲革命热情的那些年间，看似偏居一隅的乌拉圭也热血沸腾起来，其命运与加莱亚诺的新闻职业生涯紧密相连的《前进》周刊成为西语世界中报道拉丁美洲资讯、传播拉美本土思想、探讨拉丁美洲革命可能性的重要阵地。我们也能看到，在那个时候，存在着一个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仅包括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这四位“文学爆炸”的主将，也包括像加莱亚诺和他的老师卡洛斯·基哈诺这样的媒体人兼作家，以及像劳尔·森迪克这样的拿起武器去斗争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些共同体成员之间互相声援，互动频繁，为着共同的信念—解放拉丁美洲而团结在一起。我们在这部传记中尤其可以了解活跃在拉普拉塔河沿岸—主要是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两座南美大城市的拉美知识分子共同体成员。他们共同经历了火热的革命年代、之后的军人暴政、悲凄的流亡岁月，以及民主回归后展开的呼吁惩治有罪军人的斗争。今天已经没有如此规模、如此有影响的拉美知识分子共同体了，甚至连“拉丁美洲”都仿佛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似乎是出于对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的抗拒，抑或是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人们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民族国家身份，拉丁美洲共同体的理想似乎已经随着古巴革命理想的幻灭而消失了。今天的这些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是真的走上了通向繁荣的自由之路，还是依旧在为加莱亚诺所痛批的“依附”（dependencia）命运的怪圈中循环呢？

　　作为加莱亚诺作品的中文译者之一，我曾经与加莱亚诺先生有过短暂的电子邮件交流。《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一书的简体中文版在二○一二年底出版后，我告诉加莱亚诺先生这个好消息，他回信说希望能得到一本样书。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把他发来的邮寄地址输入谷歌地图，看了看实景照片，那是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一个看上去宁静温馨的中产街区，在那条街道的边上还停着一辆中国产的QQ汽车。这本传记的叙述让我脑补了这位拉丁美洲叙事人历经人生苦难与荣耀后宁静温馨的晚年生活场景：从家里出来后，带着他的爱犬“摩根·加莱亚诺”往下走八个街区，来到蒙得维的亚老城区的“巴西人”咖啡馆，与老朋友们打招呼、聊足球、喝兑了利口酒的咖啡，半晌之后走出咖啡馆，再走几步路就到了海滩，又遇上一帮老朋友……接着他在海风中慢慢地踱回家去，一路上，或许他会回想起一生中走过的那些地方，包括中国的大地，或许他会构思一个新的小故事，然后把灵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今天，蒙得维的亚的街道上再也看不到这位老人的身影了，不过他一定早就知道，只要人们继续阅读或聆听他的文字、他的故事，他就一直在。

　　二○一九年元月于南京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