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昕孺

　　

一

　　钱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户，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是同治十年（1871）的进士，同一科上榜的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后来做了翁同龢的姐夫。钱振常在北京当了几年小官，发觉远不如回乡教书有味，因为他教出了蔡元培这样的学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几番颠沛，甚是落寞，南归后便娶了一房侧室。不久，有了钱玄同。

　　钱玄同出生那年（1887），父亲六十二岁。他能够诞生已属万幸，但他也多了两样附加品，一是经常生病的身体，二是父亲超常的严教。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那几乎是一部与病魔作斗争的历史—失眠、多汗、发寒热、神经衰弱、视网膜炎、心血管病，等等。他不跑，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岁过后就要用手杖。多种疾病在身，使他极易狂躁，容易激动和情绪化。他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但严格的家教让他成长得别具一格，他一边成为摧枯拉朽的文化斗士，一边又是恭敬和顺的孝悌子弟。

　　父亲把钱玄同管教到十二岁，给儿子打下了治学的童子功，旋即撒手人寰。长兄钱恂和长嫂单士厘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钱恂是晚清能干的外交人才，他将大量的西文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对金融学、政治学、地理学等现代学科均有较深造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家传的音韵学。音韵学后来也成为钱玄同的主要治学方向。长兄如父，何况钱恂比钱玄同年长三十三岁，各方面亦足可为父。严兄慈嫂，使钱玄同成长很快，因此他对兄嫂格外恭顺。他办《新青年》的时候，生怕哥哥看见那本杂志，总是遮遮掩掩，但还是被钱恂看到。兄长看到了却没吭声，钱玄同才暗暗吁出一口气。钱玄同痛恨阴历和跪拜礼，但哥哥在世时，他每年阴历年底都要携妻到哥哥家跪拜祖先。他的同学茅盾忆及当年，说玄同见了兄长，比耗子见了猫还害怕。

　　这句话一点也不过分。钱玄同的婚姻是哥哥安排的，其夫人虽属名门闺秀，但钱玄同对她毫无恋爱的感觉。他有抵触情绪，弄得新婚那天“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他接受了，而且默默地坚守着。夫人亦多病，跟钱玄同不同的是，她一病就很危险，苦了钱玄同十年如一日辛苦伺候。他们没有感情基础，缺乏共鸣，夫妻生活极少，钱玄同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孔德学校教书时，一般住在学校宿舍里，很少回家。他在家里常常和夫人斗气、闹别扭，一出家门就沮丧地告诉朋友：“今天又掉了轮子。”他把古语“脱辐”用白话翻译过来，作为夫妻吵架的专用词。

　　熟知他家里底细的朋友劝他纳妾，或者找女朋友。他慨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革命：“《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最精彩的話在后面：

　　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鲁迅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义无反顾地与许广平结合，是以实际行动向旧礼教开炮，赢得一片叫好。钱玄同苦守包办婚姻的围城，是为了建立新文化的信用，亦颇难得。所以，钱玄同的好朋友黎锦熙说他是“纲常名教中的完人”。

二

　　一九一七年，已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不久担任轮流编辑，跃居《新青年》四大台柱之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可磨灭。“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乃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文人们公认的革命对象，这两个对象都是钱玄同一把揪出来的。中国的古文学在当时主要有两大派，一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严复、林琴南等;二是选派，主要人物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

　　桐城派本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有此名。桐城派义法至上，思想先行，语句蛮硬，行文刻板，八股气息甚浓。而选学本指对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进行注释研究之学，《文选》中大多是唐代以前的骈体文，骈体文作家喜欢以此书相标榜，故亦称骈体文家为“选学家”。鲁迅讥讽这些人是“抱住《文选》找词汇”。到了晚清，选派的繁芜靡丽文字成为吹捧优伶、阿谀妓女的酸腐伎俩和肉麻工具，封为“妖孽”毫不为过。

　　当时新与旧的斗争异常惨烈，双方不惜使用过激言辞。钱玄同站在新文化的最前沿高喊：“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同样毫不客气地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钱玄同和周氏兄弟是日本留学时的同窗，他们常聚在一起聊天，钱玄同口若悬河，而且他一边说一边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鲁迅戏称他为“爬翁”。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与陈独秀、胡适同享“三杰”之誉，那时还不叫鲁迅的周树人正在补树书屋寓所里埋首古籍，抄写碑文。年过三十六岁的他感时伤世，因抱负未展、报国无门，而郁闷不堪。

　　一天晚上，好朋友钱玄同来了，他翻着一叠鲁迅刚刚抄写好的碑文问：“这抄了有什么用？”答曰：“没用。”再问：“抄了是什么意思？”答曰：“没意思。”

　　钱玄同即时点题：“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周树人站起来悲愤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斩截地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句话激醒了周树人。他走到窗前，对着外面的皓月长叹一声，然后坐到桌前，提起笔来。新文学历史上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呼之而出，即将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和旗手的“鲁迅”亦应运而生。

　　胡适是用白话写作的第一人。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他把一年来写的白話诗编成《尝试集》，要找一个作序的人。胡适想到了钱玄同。那时胡适并没有见过钱玄同，为什么偏偏会想到他呢？胡适当时也许想起了两件事。

　　一是当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条准则：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钱玄同看了这个“胡八条”后，立刻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公开信，高度评价此文，认为乃“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者。第二件事是半年后的七月，钱玄同又在《新青年》上发文对胡适的新诗提出意见，认为他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认为“此等诤言，最不易得”，特意致信感谢，并再不用文言入诗。我想，这两件事让胡适看到了钱玄同对新文学发自内心的积极认同，以及性情上直率的可爱。

　　钱玄同很高兴为《尝试集》写序，他在序言中阐述了“言文一致”的道理，认为手上写的和嘴上说的应该一致，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最为内在的要求。

　　中国新文学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狂人日记》和《尝试集》，就这样都和钱玄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将钱玄同比喻为“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应该说实至名归。然而，钱玄同不只是揭幕了事，大幕拉开，他还亲自唱戏。他署名“王敬轩”，和刘半农在《新青年》联手演出的双簧大戏，在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鲁迅称这是一场大仗。这出大戏的直接结果便是让守旧派急不可耐地跳出来了。一九一九年春，林纾（琴南）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诋諆《新青年》几位编辑，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荆生”是林琴南幻想出的一个英雄，让他把田、狄、金三人痛打一顿，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气。

　　此后，钱玄同常幽默地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叫他“心异兄”。

三

　　钱玄同和鲁迅在日本一起受教于章太炎门下，回国后钱玄同又催生出了《狂人日记》。按理，这样的交情应该牢不可破。但这对老朋友，后来却愈益疏远。看上去，导火线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名片事件，而根本在于他们性格上的相同和思想上的分歧。

　　一九二六年，一直从事古代文献典籍研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推出《古史辨》八册，轰动当时，形成“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等等。

　　“古史辨”正是由胡适和钱玄同倡导和推动的，而顾颉刚成绩最为突出。鲁迅不赞成《古史辨》的观点，又讨厌顾颉刚其人，故撰文进行抨击。鲁迅的火力一贯猛烈，扫射范围除了顾，胡、钱亦未能幸免。他们的“战友”关系从这时起，便笼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回北平看望母亲时，在孔德学校偶遇钱玄同。那天，鲁迅到孔德学校想看看图书室里收藏的旧小说，钱玄同正好在校务主任马隅卿那里聊天，瞧见鲁迅递给马隅卿的名片上还是“周树人”三字，便笑着说：“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即没用“鲁迅”这个笔名。鲁迅答道：“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

　　前面提到，五四以后，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的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疑古方可创新，辨伪才能求真。钱玄同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成为疑古辨伪运动的主将。他一不做，二不休，竟废姓改名为“疑古玄同”，以彰显自己的决心。鲁迅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钱玄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碰巧鲁迅最不喜欢的顾颉刚这时推门而入，钱玄同又是顾颉刚最要好的朋友，鲁迅没坐多久，即起身告辞;以后两人就“自然回避”，基本上形同陌路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从上海抵北平探亲。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闻讯想请鲁迅来学校演讲，不知怎么去找他，便问系主任钱玄同能否提供鲁迅的地址。不料钱玄同一听，暴跳如雷：“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什么姓鲁的！”学生们无奈，决定自己想办法。钱玄同又对学生说：“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系主任就不当了。”但学生们没有理会，他们终于找到了鲁迅。鲁迅也冲破阻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北平师范大学作了讲演。钱玄同视而不见，但没有提出辞职。

　　钱玄同有很多过激言论，最典型的一句是“人到四十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认为这才符合吐故纳新的辩证法规律。鲁迅写了一首打油诗对此予以讥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贱猪头，抵挡辩证法。”用“贱猪头”喻指钱玄同的胖，可见两人的剑拔弩张，已到分外眼红的地步。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这时，鲁迅已是中国文学之魂，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颂扬。钱玄同不以为然，批评说：“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然而，一贯述而不作的他，难得地写了一篇《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他评价鲁迅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同时，他也指出鲁迅的三个毛病：多疑、轻信和迁怒。

　　应该说，钱玄同对鲁迅的“略评”还是比较客观的。他与鲁迅的交情和对鲁迅的了解也非一般人能及。他们交恶主要缘于鲁迅不知何故憎厌顾颉刚的为人，因而连带了顾的好友钱玄同和胡适。钱玄同主张通过疑古辨伪为新文化找到门路，而鲁迅主张直面现实，反对把时间和精力花到考据上。

　　钱玄同不乏坚忍与勇敢，但鲁迅的孤独和深刻确是钱玄同不曾抵达的境界。

　　

四

　　钱玄同在清光绪末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同时，去《民报》社拜见章太炎，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听章太炎讲授音韵学。回国后，他任教于嘉兴中等学校，就职于杭州教育专署;一九一三年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国文、经学教员，该校后来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连续担任教授二十余年，还长期在北京大学兼课。课余，致力于国语改革运动，他和同道刘半农、赵元任、黎锦熙等，都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

　　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语法习惯，在那个时候，却需要他们力排众议、奋力呼吁，甚至不惜攘臂捋袖，与守旧派对骂，才得以谋取一席之地。比如，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用“国语”作文等等，在彼时是一个又一个的山头阵地，因攻陷与失落而频频易主。一九一七年，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出版《汉字索引制说明》一书，请蔡元培作序，钱玄同写跋。钱玄同在文中率先提出仿效英美，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

　　日本的留学生涯改变了很多中国学子的精神。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钱玄同则认识到科学思想与现代知识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他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欧化。所谓欧化，就是现代化。“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当然，钱玄同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他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还喊出废除汉字的口号，就颇有病急乱投医的味道。

　　一九一八年，他给陈独秀写信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这一过激说法招致顽固派的攻讦。鲁迅在谈到这件事时表现出他一贯的冷静和智慧：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鲁迅的意思是，钱玄同以一己之辱，换来白话的坦荡通途。这是典型的鲁迅式幽默。但钱玄同毕竟一眼看穿了古汉语的弊习。或许他心里很清楚，废除有着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汉字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受到“重创”之后，他马上改变观点，认为现代中国只能提倡国语。于是，他又找到汉字改革的另一条途径：减省笔画。

　　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了。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一九二○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七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二年，整整经过十年才完成，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的长篇例言，也是钱玄同的手笔。一九三五年，钱玄同抱病起草《第一批简字表》，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简化汉字夯下坚实基础。

　　钱玄同生前没出版过一本文集。他不是不能写，仅一九一八年他就在《新青年》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钱文生动谐趣，笔调老辣，若精心侍弄，亦足以产生传世佳制。但钱玄同几乎将毕生精力都放在了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工作上，他是“述而不作”的典范，他没有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什么，但我们现在每写一个字，每打一个标点，每一次使用字典，都晃动着他痴迷的眼神。

五

　　钱玄同国学功底深厚，恃才傲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章太炎带着大弟子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对黄大师兄却不怎么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顺便想耍一耍大师兄的派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

　　钱玄同即刻翻脸，拍着桌子，指着黄侃的鼻子厉声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一听不妙，赶过来打圆场。

　　錢玄同授课更是特立独行。比如，他不写讲义，只列图表。比如，他上课时，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没有学生缺席迟到，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比如，他从不考试，到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从及格线以上开始给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有四十人，最后一个得到的分数就是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则重新轮回。

　　作家张中行在北大曾选修过钱玄同的课，他说：“考而不阅卷，同样是认真负责的一种表现，因为钱先生治学，一向是求实求高，课堂所学是入门，考和评分只是应付功令，与学术了不相干，则认真反而是浪费，不如处理他堆在手头的。”

　　后来，钱玄同应邀到燕京大学兼课，他照样不批学生试卷，这与学校制度相矛盾，行不通。学校退回给他，要求他批;他又交与学校，仍是不批;学校再退回，他还是一字不批地上交。校方要对他进行制裁，扣发他的薪金。钱玄同马上回复，附钞票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令人瞠目结舌。

　　钱玄同从来不轻易承认是谁的先生，也不轻易许可哪一个配当他的学生。他不是架子大，相反在学生面前，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平和与宽容。他对大学里的学生，一概称“先生”;要是相处熟了，他就改称“兄”。而且，他不是好玩似的叫，他叫得极严肃、认真。

　　语言学家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一文中说：“先生的伟大在‘循循善诱而‘无拘牵挂碍地引导后辈。只有我相随十多年才晓得先生这一点美德，是若干旧或新的为人师者所不及！中国学问，往往只许老师包罗一个大圈子，他的学生只算是大圈子里的若干小圈子。如此，学生的学生一辈一辈传下去，不应该也不敢向圈子外延长一点儿。学术何以得进步呢？这现象自古有之，于今犹烈！”

　　学问如此之深，脾气如此之爆，但钱玄同坚决不做学霸、学阀。他从不说“不读我开的书目就不会有成绩，不按我说的去做就不会有出息”这样的话。他经常从学生的观点出发，去想办法，拓思路，找证据，从而得到学问进展的通幽之径。

六

　　钱玄同不怕死，他曾口出“四十岁就该枪毙”的宏论，惹得天下哗然。

　　一九二七年，钱玄同年届四十，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像模像样地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都是一些幽默作品。不料正好碰上张作霖进京，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这个专刊没有印行。但《语丝周刊》在与南方某刊物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被对方刊登出来。不明内情的人信以为真，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钱玄同也因此受到胡适的戏谑。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二日，钱玄同四十一周岁寿辰。胡适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周年纪念歌》为钱玄同贺寿：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不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读后，一笑置之。

　　一九三八年夏天，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将钱桐误为钱玄同，发出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们见到后，非常悲痛。许多人寄去挽联、挽诗，家里人收到后，瞒着他一把烧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汉奸有切齿之恨。一九三三年，日寇入侵华北，他把眷属送到上海，自己打算离开华北到南方去，曾写信给黎锦颐、罗常培，言“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内心之痛苦，溢于言表。北平沦陷后，北平师范大学迁到陕西，钱玄同因病留守北平。一九三八年春，他恢复旧名“钱夏”，以示“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钱玄同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操守和凛然的民族气节。他与伪北大校长钱稻孙有叔侄之谊，与伪教育督办周作人交情深厚，他处在如此包围之中而“绝不污伪命”，令人击节赞叹。

　　钱玄同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一九三七年八月，身心困頓的钱玄同给周作人写了一信：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时，正是钱玄同五十岁阴历生日。上帝留给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位集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顽疾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此刻想到了自己的先祖和故乡。“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钱玄同在默然回望中，寻找自己灵魂的最后归宿。

　　一九三九年一月，钱玄同拖着衰病之躯，四处变卖李大钊的藏书，为解决烈士子女生活困窘的问题，为他们筹措赴延安的路费。十七日傍晚，他刚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目晕头痛，迅速被送往医院，但已无力回天，突发脑溢血夺去了他五十二岁的生命。

　　他的桌上，还摆放着故友刘师培的遗著。正在编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