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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泥泞中前行

时间:2023/11/9 作者: 书城 热度: 13705
冯平

  人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人生之路坦途之少泥泞之多,恐怕是我们共同的感受。人生的勇气就在于我们能在泥泞中坚定地前行;人生的智慧就体现为我们能够走出人生的一摊又一摊泥泞。而杜威的价值哲学就给了我们如此的勇气与智慧。

  价值问题是哲学最古老的问题之一。但是,价值哲学的创立却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情。就其本质而言,价值哲学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哲学流派,而是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哲学立场。我们可将价值哲学的基本理念概括为三点。

  其一,对哲学使命的理解。在价值哲学看来,哲学应该为人类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应该为解决所处时代人类生活的根本难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应然”。正是对“未来”这样一个人类“可为”和“有为”时空的关怀,确立了哲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

  其二,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在价值哲学看来,哲学对象是随着人类生活和人类知识体系的演变而变化的。在自然科学已经独立且得到长足的发展的境况中,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成为哲学研究唯一的对象。

  其三,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的理解。在价值哲学看来,人类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为了享用价值而创造价值,并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呈现人的价值。因此,价值问题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核心问题。价值哲学正是将人类生活和人类活动的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现代西方价值哲学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杜威的实验主义价值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杜威将实验方法引入价值研究,建构了实验经验主义研究理念,建构了以评价判断为核心的实验经验主义价值哲学。它以“行动”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对价值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我们生活而言,杜威价值哲学的以下三个方面意义非凡。

  首先是杜威对以往哲学观的批判和对一种实验经验主义哲学观的阐释。杜威认为,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行动提供智慧;人类行动的根本难题是价值选择;价值选择的根本难题是价值判断;因此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杜威认为,哲学是关于批评的批评,是关于如何形成能有效指导行动的价值判断的理论。在他看来,哲学发源于对生活难局的一种深刻而广大的反应。哲学的诞生是为了找出一个可以代替盲目习惯和盲目自然冲动而指导生活、指导行动的向导。

  杜威认为,对绝对确定性的痴迷是以往诸多哲学的死结。那些哲学相信:只有绝对确定性才是值得追寻的;只有在固定不变的东西中才能找到绝对确定性;只有终极实在才是能够保证绝对确定性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它们相信:知识是达到绝对确定性的唯一道路;只有在静观中我们才能把握终极实在世界;只有认识了终极实在我们才能获得绝对确定性,我们才能摆脱流变的困厄,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它们认为,实践活动是一种低级的事务,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进行这种低俗的活动,只是因为人类具有兽性和从环境中竞求生存的需要。在这一信念基础上,那些哲学建立了一种超验主义存在论:在日常阅历的普通的、相对实在的这个流变和纷繁的经验世界之上,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终极的实在世界,它能满足人类最高的理想、终极的渴望,这个实在世界神圣而至尊。它固定不变,高高在上,好像是任何观光的心灵都可以瞻仰的帝王。在这一信念基础上,那些哲学又建立了一种旁观者认识论:绝对确定性只能在纯认识活动中才能得以实现。知识和真理的程度是与实在的程度相对应的。实在越高越接近于完全,则关于它的知识就越真也越重要。反之亦然。知识价值的测定,以知识所占有纯粹静观的程度为准则。最高的程度是在终极的“理想实在”、纯粹的“心灵”的认识中达到的。终极实在是合理智和理想性的极峰。那些哲学还建立了一种沉思者哲学观:那个至尊的世界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使命就是论证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启示这个世界的性质。哲学就是关于终极实在(也是终极理想)的认识。

  杜威认为,按照这种哲学逻辑,我们只有在对终极实在世界的静思默想中才能获得绝对的确定性,才能获得最高的幸福。只要我们投身于实践活动,我们就只能在流变的恐惧与焦虑中挣扎。因为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的不可排除的显著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这样的逻辑所导致的只能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与人们通过献祭、巫祀或通过宗教逃避危险在本质上毫无二致。这样的哲学为人类生活提供的绝不是智慧而只是梦想。改造这一哲学的关键,就是斩断寻求绝对确定性这一死结,重新面对这个充满风险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建立一种经验存在论:认定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一个我们经验的世界,一个我们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最后的实体,不存在各自独立存在着的东西,它有的只是流变着的经验过程和彼此相关联着的“事情”。建立一种行动认识论:认定认识的对象就是这些事情或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的目的就是控制变化的进程,控制变化的结果,就是使变化能够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結果。建立一种创造者的信念:决不能依靠纯粹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中寻求绝对确定性,而只能依靠行动,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主动调节与活动相关的各种条件,而获得具有较高概率的安全性。

  这是一种“做事情”的哲学,而不是一种“看世界”的哲学;是一种改造现实的哲学,而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是一种筹划未来的哲学,而不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现存的哲学。行动这个范畴在这一哲学中获得了最高的地位。对这一哲学而言,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经受“行动”的考验。凡是与行动无关的、对行动无益的,都将被这一哲学放弃。哲学的各种设问、各种研究都是因此确定,并因此获得合法性的。

  这一哲学只将人类行动中最难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而这一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作出能达致我们所期望的结果的价值判断。于是,杜威将哲学的任务确定为:直面现实生活的困境,重建人类理智的尊严,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构建一种能有效引导人类生活的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目的、计划、措施和政策等等真正的有根据的命题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其次是杜威转换了价值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杜威将“价值判断”而不是将“价值”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和核心问题;转换了讨论“价值”的方式,从因果关系上和从操作上界说价值,而不是描述关于价值的直接经验。杜威把诸多价值哲学所界定的价值,称之为“直接价值”。所谓“直接”是指具有价值性质的这种存在与因这一存在而获得价值感的人之间,并不存在思维和行动这一中介。换言之,对于直接价值,人们只是感受它、享受它,而没有对它进行判断,更没有通过对它的判断和由判断所引起的行动而使它成为存在。在杜威看来,因这样的存在而获得的直接的价值感是人类经验中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虽然不能说它就是本能反应,但它已经几近本能反应。如果“价值”所指仅是如此,那么价值哲学就毫无意义。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生活的难题,没有任何人会否认这一事实,人类生活根本不需要哲学为这种感受的存在提供证明。就此而言,价值就是价值,它们是直接具有一定内在性质的东西。仅就它们本身作为价值来说,是没有任何理论可言的。它们只是发生着、被享受着、被占有着,仅此而已。价值哲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欲求的并不总是值得我们渴望、值得我们欲求的,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总是值得我们追求的。而生活的难题就在这值得与不值得之间。什么才是值得我们渴望和欲求的,我们应该如何在各种冲突的渴望和欲求间作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生活需要哲学的地方。所以杜威说,我们关于价值所有可说的话,都是关于价值的发生条件和它们所产生的后果的。

  关于价值,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是:一、如何通过一种判断指导我们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创造出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即价值的载体。二、如何通过一种判断而确定我们的兴趣、嗜好、欲望、价值感受的对和错。因此,我们必须对价值采取一种操作性的理解,即“用作为智慧行动后果的享受来界说价值”。如果没有思想参与其中,享受就不是价值,而是值得置疑的,需要研究、需要作出判断的“好”;只有当这种享受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从智慧行动中重新产生的时候,它们才成为价值。换言之,“价值”不是已然的存在,不是我们静观的对象,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智慧指导行动而使之成为存在的对象。“价值”是创造活动的结果。这就是杜威对价值的界说。

  其三是杜威创立了实验经验主义的价值判断理论。杜威明确区分了“关于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判断”。他认为,“关于价值的判断”是一种事后判断,它只是对那些给定的价值和给定的效用的陈述或记录;而“评价判断” 是一种事前判断,是对一种价值可能性的判断。“关于价值的判断”是流行的价值理论研究的主题,而“评价判断”是杜威价值哲学的主题。杜威认为,严格说来“关于价值的判断”并不是判断,而是穿着判断外衣的陈述。价值判断的实质是权衡,而这里没有任何权衡。所以它只是价值陈述。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真正需要哲学研究并提供智慧的境遇:这就是所有直接的善/好或内在的善/好都不辞而别。我们面对的不是什么不容置疑的善/好。我们全然不知我们应该满怀热情去对待的东西是什么。即我们不知道在当下的情境中给定的价值是否会成为一种价值,在这里价值是拿不准的。此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或什么是我们应该喜欢的,借助于列举过去的喜欢和对其进行分类,已不足以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只能靠投硬币和碰运气,只能诉诸权威和以往教条吗?杜威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如果价值哲学给人们的只能是这样的智慧,那么不给也罢。因为不给,人们的选择最坏也不过如此。杜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求助于判断、反思和理智探究,做出我们明智的抉择。而所借助的这种判断就是“评价判断”。

  与“关于价值的判断”不同,“评价判断”的对象不是已然给定的、已然存在着的价值,而是一种通过某种行动才有可能成为存在的价值。因此,评价判断是对一种尚未存在的、有可能通过活动而被创造出来的价值承载者的判断。在这里,“不确定的价值,通过判断、并且只有通过判断才存在”。因此,评价判断的首要功能和首要特点就是创造价值,使一种价值作为价值、作为一种给定的价值而成为一种物理的存在。从内容上说,评价判断是关于经验对象的条件与结果的判断;从功能上说,评价判断是对于我们的想望、情感和享受的形成应该起着调节作用的判断;就形成而言,评价判断是由对经验对象的条件与结果的探究而获得的结论。评价不是陈述,而是分析、是权衡、是预测,是判断,是一种认识性活动。评价判断是以现实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一种行动结果的事前预测性判断。因而,它是一种指导行动的判断,是一种可以得到经验验证和在经验中得到修正的判断。它是预期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是实验性的,而不是报道性的;是假设性的,而不是陈述性的;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

  评价判断是复合的,它由多个层面和多个目标组成。首先,评价判断以三类陈述为基础。这三类陈述分别为:关于已然存在的价值的陈述,关于相关事实的陈述,以及关于相关给定关系的一般性的判断或陈述。杜威认为,这三类陈述对于评价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公认的关于这些数据和关系的判断,就不可能有评价判断。但这些判断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还不足以确定具有决定意义的评价判断,也就是说,它们并不能确定正在探究的好或效用。其次,评价判断有三个层次的目标或对象,其一是具体情境中的欲望或兴趣,即具体情境中我们应该的“想望”、应该的“喜欢”和应该的“兴趣”,其二是行动方案,其三是关于价值的最后的决定性判断。

  杜威认为,欲望和兴趣(需要)不是评价判断的前提(标准),而是评价判断的内容(对象)。在杜威看来,现有价值理论的混乱和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它们将欲望和兴趣当成了原初之物,而不是将欲望和兴趣置于它们出现的情境中。杜威将通过对事实因果关系的研究,确定应该的喜欢、兴趣和需要,作为评价判断的第一个目标。简言之,将喜欢、兴趣作为评价判断的第一个对象。在杜威看来,行动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直接为未经反省的喜欢、兴趣和欲望所左右。在现实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确定值得的喜欢、值得的兴趣,如何确定真正的需要。因为,我们时常会同时面对一大堆互相冲突的偏好、兴趣和需要,面对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理论,一大堆普遍的原则,一大堆彼此反驳的经验,一大堆过去的好和过去的坏。所有这些都在场,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我们所用,可它们之间相互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诉诸对已然价值的陈述完全无济于事。因此,此时我们唯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根据相关事实之间的已然和可能的因果关系,对它们做出评估和权衡。这种评估和权衡就是评价判断的一部分。经过评估与权衡我们确定了各种已然价值的权重,并因此确定了应该的喜欢、应该的兴趣和真正的需要。对偏好和兴趣的分类不是哲学的主题,但对应该的或言深思熟虑的偏好和兴趣的研究和诉说,却不仅是哲学的主题,而且是哲学影响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

  对应该采取的行动的评估和权衡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如果采取某种特殊的行动,将会拥有一种更为确实可靠的价值判断所需要的数据,而且仅有依靠这种方法才会获得这样的数据。换言之,要获得一种犹如事后价值判断的题材那样确定的价值,我们就有必要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用价值的术语来说就是:“做这样那样的事情,对新的内在善/好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贡献性善/好。”如果没有这种判断就不可能有这种行动。杜威认为,得出关于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结论,是评价的直接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判断是关于准备要实现的事情的。而且,虽然评价命题在逻辑上要以对事实的预言为条件,但是评价判断不是纯粹的预言。因為,它所预言的事情,只有在受到人行为干预的条件下才会发生。此时,评价判断是一种假设判断,它不是各种已经给定的元素之间的结合。它所关心的是作为一种实验而将要采取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我们会获得一系列直接的价值。

  关于所要创造的价值的判断,即关于一个先前尚不存在而需要通过行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新的价值的判断,是评价判断的最后目标。此时的评价判断采取的不是一种陈述,即“某种结果是好的”,而是一种假设:“如果这样做,那么所产生的结果会是好的。”其中内置了行动。评价判断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一旦这个新的价值被创造出来,它就与没有经过判断的直接价值没有任何不同了。价值还是价值。然而对价值产生方式的分析对于认识人类生活的本质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通过评价判断而创造价值,通过创造价值而享用价值,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和常规。享用未经创造的价值是人类生活的偶然,是命运的恩宠。我们接受和感激命运的恩宠,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命运的恩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认为将直接价值和对直接价值的享受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主题是毫无意义的。价值哲学必须将创造价值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必须将创造价值的前提—评价判断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并且以一种贯通事实与价值、目的与手段的新的思维方式研究评价判断。

  我认为,这就是杜威价值哲学的要义,就是杜威价值哲学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杜威的哲学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站立在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巨轮上目光如炬,坚定地将航船驶向前方的勇士,而不是一个闭目冥思的隐者。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五十八期所作演讲,原文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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