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瑞敏

　　锡金街上，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四方形岗楼：高大，正方形，两层楼的格局，带着一个金字塔尖的波状铁皮屋顶。那是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此时的毕司沃斯先生已经四十六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这座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背负三千元的债务已经四年。不久后，《特立尼达守卫者报》报道了一则关于他的新闻—“新闻记者突然死亡”，虽然他曾经表示希望用“漂泊的记者离开人间”来报道自己的死讯。房子改变了一切，这是奈保尔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描述的一种人生悲剧。

　　房子在这部作品中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毕司沃斯先生，或者说是奈保尔赋予了它深沉的内涵。房子意味着空间与生存，意味着个体独立于他人却与世界进行了和解。和解的前提是距离与裂痕。胎位不正，赘生六指，以错误的方式降生，克死父亲，邻人骚扰，被迫卖掉房子随母亲贝布蒂投奔姨妈塔拉，毕司沃斯先生以一种慌乱无措的姿态出现在这个世界。“在以后的三十五年里，他像一个流浪者一样，辗转在没有一处他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成年后寄居在图尔斯家族的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回到记忆中父亲房子的所在地，试图找寻他儿时待过的地方。外祖父母的房子、被埋掉的他的脐带和第六根手指、有黑色小鱼游荡的小溪和蜿蜒曲折不规则的河床……什么都没留下，甚至连梵学家所预言的毕司沃斯先生与生俱来的恶魔力量（好色之徒，挥霍者，撒谎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毕司沃斯先生的人生就是在被遗忘和被抛弃中开始的。

　　毕司沃斯先生很早就对自己的孤立无援有了明确清晰的认识，就像塞缪·斯麦立斯笔下的很多主人公：年轻，不名一文，他想象着自己在挣扎。不同的是，他所谓的雄心总是没有那些主人公来得有韧度，因为在特立尼达，雄心壮志是毫无意义可言的。这一点，是奈保尔与毕司沃斯先生的共识。奈保尔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自己是一位“直觉型的作家”，“依赖自己的直觉寻找主题，并且凭直觉写下去”。直觉，而非想象。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许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特立尼达对于奈保尔创作的意义。如果说《河湾》中奈保尔是将特立尼达放置于显微镜下不打算遗漏任何一丝脉络，并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地侵掠式描摹，那么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更像是奈保尔有意把特立尼达与读者的接触设置在一片随性、可感而朦朧的迷雾之中。这种背景的朦胧化使得作品更能聚焦于主人公本身，诚然毕司沃斯先生的挣扎仍然不得不与附属于某种色彩的特立尼达相联系。《河湾》开篇第一句：“世界如其所是。人微不足道，人听任自己微不足道，人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多么绝望。然而毕司沃斯先生却能够在临去世之际想到，“活着的时日连在这地球上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家业的企图都没有；或者是活着和死去时都像一个人被生下来的一刻那样，毫无意义而无所适从”。他庆幸，他拥有这座即便有无数缺点瑕疵的房子，这是他今生今世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从成功攀附哈奴曼大宅之日起，毕司沃斯先生心中的逃离与抗拒便随之产生，究其本质，这种抗拒的背后，是由于毕司沃斯先生在哈奴曼大宅缺乏认同的危机感在作祟。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哈奴曼大宅带给他的不是庇护而是隔离，他在大宅里被奚落被嘲笑得一无是处，与其他人一样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甚至还更加无足轻重，因为他爱惹麻烦、不够忠诚。“这个世界是如此狭小，而图尔斯家族是如此庞大，他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大宅内充满了印度教气息，图尔斯家族是来自北印度的高贵的婆罗门种姓，有着森严的等级观念，他们坚持认为“血统是最重要的”，如这个家族的琴塔所言：“无论你怎么洗一头猪，你都不能把它变成一头牛。”外在文化不断流转、扩展、衍生，然而哈奴曼大宅就像是一个封闭的黑匣子封住了图尔斯家族中所有人的出口，可想而知，生命在这里必将走向没落朽烂。

　　在这里或许可以提一下毕司沃斯先生花了一个多月工资给赛薇买的圣诞礼物—玩具房子（相较于绿谷那套房子，我更倾向于将这所玩具房子视为毕司沃斯先生的第一套房子）。它的下场是惨烈的，怯懦的莎玛为了讨好家族众人，获得他们的认可满意，带有表演性质地将房子拆得七零八落。光秃秃的杏树下，玩具房子被扔在锈迹斑斑的栏杆边，支离破碎的门窗、压扁了的屋墙、压平了的屋顶，所有残存的部件都在表明它们在此之前经受过怎样一场残暴粗鲁的虐待。笔者无意去揣测毕司沃斯先生看到精巧细致的房子变成一堆垃圾时的复杂感受。愤怒？窘迫？羞辱？但正如上文所说，孤独的毕司沃斯先生在图尔斯家族没有任何同盟者，所谓的家人，也不过是图尔斯家族传统同化的附属物。他费尽心思去笼络赛薇和阿南德的尝试，在这种高度分裂支离而又统一凝聚的空间里未免显得有些可悲。

　　闯入哈奴曼大宅，不管是对毕司沃斯先生，还是对图尔斯家族来说，都像是一场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意外。而这意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引导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生的命运。就像长着翅膀的蚂蚁在暴风雨来袭时只能被动地由着命运的狂风来支配自己飞行的方向。它们只有在暴雨降临的时候才出来，等待着自己的翅膀像身外之物一样折断，然后蠕动着自己的身躯做最后的挣扎。这时，紫红色的闪着幽光的噬咬蚁便会伺机而动，排着整齐有序的方队搬运走这一季的美餐。作品第一章起始，贝布蒂那患着哮喘病且老不中用的父亲靠在他的绳床上苟延残喘：“命运。我们无法改变命运。” 瑞典文学院二○○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奈保尔，其理由是：“其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所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之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毕司沃斯先生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当我们作为读者以上帝视角读完作品，不禁想问：毕司沃斯先生关于房子、关于教义、关于写作的挣扎，其中到底有几分宿命的味道？在特立尼达这样一个移民的生存境域里，毕司沃斯先生对自己的命运又有几分掌握的自由？还是说这一切，过去也曾发生，未来也不可避免？奈保尔赋予了毕司沃斯先生在作家所圈定的范围内的流动性，当然也就决定了毕司沃斯先生作为边缘人物的无根性，无根的恐慌与窘迫注定要伴随毕司沃斯先生的一生。

　　指甲是毕司沃斯先生唯一的武器。毕司沃斯先生为工人可能要烧掉自己的房子担惊受怕，每个夜晚的恐惧和质疑如同绿谷那种朴素得近乎腐烂的味道包裹缠绕着他，令他感到窒息。“他始终都在寻找迹象，希望那在他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他崩溃的一切最终都会无声无息地消失。他不但检查床单，而且检查自己的指甲。指甲无一幸免地被他咬短了；但是当他发现指甲上长出白色的一圈的时候—虽然这些新长出来的指甲总是被他咬掉—他还是把这看作接近解脱的一种迹象。”指甲是毕司沃斯先生唯一能够掌控的事物，咬指甲是他在恐惧中无意识地进行自卫的举措。他总是试图用咬指甲来使自己获得存在感和安全感，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在睡觉时喜欢用被子盖住脑袋，借此获得一种压迫感，通过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来感受自我的存在，从而缓解那像蛇一样紧紧缠绕自己的恐惧。

　　直到下一次，毕司沃斯先生重新感受到左手上完整的指甲尖锐而锋利，他还是顽强地选择出走：“我要走了。”“他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去验证它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力量。过去的一切都是假冒的，只是一连串骗人的花招。真正的生活和它特有的甜蜜等待着他；他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旅途。”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在走向漂泊，奈保尔又怎么会忍心让我们的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陷入安稳得死气沉沉的泥淖？

　　正如学者所说，第三世界的流散写作“根植于后殖民语境，是一种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重塑文化身份的一种冲动”（石云龙《全球化语境下的他者书写与生态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一直以来，这一点为人们所广泛关注。但如果说，我们将《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后殖民语境抽离舍弃，重新定位以及重塑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否还能成立？我想答案依旧是肯定的。同样地，如果过分聚焦于后殖民主题，未免会使得作品的格局有些狭隘。毕司沃斯先生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不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是每个生存着的个体都需要去面对的。简言之，这是一个将为什么活着与如何活着杂糅的命题。这不应该是后殖民文学的独创，当然谁也无法否认，这种语境的加盟无疑使得命题更为独特。

　　“他凝视着远处北部山脉的一座房子，房子精致小巧，就像一个洋娃娃的房子；当巴士朝北开去的时候，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房子并没有逐渐变大，他像一个孩子似的琢磨着巴士是否会最后抵达那座房子。” 那个清晨，当阳光按部就班地沿着空气中形成的光柱照耀著毕司沃斯先生乘坐的巴士时，那座房子在他还没有被带到西班牙港的时候就消失了。从哈奴曼大宅出走，来到西班牙港并“横冲直撞”地来到《特立尼达守卫者报》编辑部，应该是毕司沃斯先生一生中做出的最大胆也是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奈保尔在第一部中费尽心思为毕司沃斯先生创造了一个黑暗到令人恐惧失望的生存空间，但在第二部伊始他就让我们看到，不管是毕司沃斯先生还是生存空间，都充满着无限的张力和无限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张力冥冥之中还带有被动的成分。

　　逃离。逃离是毕司沃斯先生向这个世界宣战的方式。

　　逃离

　　毕司沃斯先生作

　　三十三岁，当他准备好的时候，这位四个孩子的父亲……

　　他总是在这个地方停住。毕司沃斯先生对这个主题有着来自内心深处最本能的冲动和偏好。尽管他重复了一遍遍开头却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真正完成过，直到他四十六岁去世，他终于用自己的一生书写完这个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他一开始设定好的模式，没有遇见美丽的姑娘，只有苍凉的一生和一座不断被抵押的房子。

　　逃离的出发点是房子，目的地也是房子。毕司沃斯先生固执地坚持，只有房子，才是他唯一的出路。他对房子的执着，他的“房子情结”不光是对得到他人认同尊重的渴望，更是获得自我认同的凭证。房子象征的是一个人的“独立自主”和身份的确定，它是赌徒赌博时的资本，是交战时可攻可守的堡垒。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房子才是真实的浪漫。然而这种浪漫，不免有些空虚。多年后，奈保尔回忆起一九五○年他离开特立尼达初次踏上英国土地时候的感受：“我一生中第一次每分钟都被人称为先生，这让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享受着自由，我受到了尊重。”作品中除了对话之外，设定从毕司沃斯先生出场起就称呼他为“先生”，这大概是奈保尔赋予毕司沃斯先生唯一的“主角光环”了。

　　综观作品，与传统的时间线索相比，空间地点的位移显然更有话语权。“牧歌”“图尔斯家族”“捕猎村”“绿谷”……以哈奴曼大宅为中心，毕司沃斯先生的空间轨迹不断扩展延伸但却始终无法固定，那种渴望背离又无法摆脱的矛盾就如同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寻找却始终无法找准的自我的定位。他似乎一直无法使自己处于一种真正自由而明确的状态，从哈奴曼大宅到捕猎村到绿谷到西班牙港再到矮山的房子，最后到锡金街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总是将每次的停泊当成是“一个短暂的停顿，一次准备”。这种由于身份的困惑所带来的不真实感使得他一直固执地相信：“他们真正的生活很快就会开始，在别处也一样。”毕司沃斯先生好像从来都不曾想过生活于此刻以及此刻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从拥有自己的一所房子开始，然而这种天真的想法让他衰老，让那些模糊的、斤斤计较的、令人失望的皱纹爬到了他的脸上。终于有一天，他所认为的起点变成了他的终点，得到即是失去。

　　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已经结束。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