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侠

　　近年电子书发展迅速，冷落了书架上的纸质书。最近为了核实法国作家古久里在一九三三年和鲁迅会面的日期，要从《鲁迅全集》第十八卷“人物注释/注释条目〔外文〕”中找出在全集位置的记载，才罕有地爬上书架抽出这本近六百页的书。好久没有搬弄这种枕头书，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笨手笨脚花了好多时间，才翻到要找的索引部分，眼睛还没有见到“古久里”，就被另一个人的名字吸引过去：

　　Ettinger， P. 巴惠尔·艾丁格尔，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一九三四年向鲁迅函索《引玉集》，鲁迅即赠以此书及《木刻纪程》一册，一九三五年又赠以木刻《士敏土之图》及《猎俄皇记》各一册，一九三六年他向鲁迅回赠版画及《波兰美术》。

　　这个名字令我想起差不多十年前的往事。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木刻家黄新波的女儿黄元谈起这位巴惠尔·艾丁格尔。因为她在整理父亲的作品及生平，收集到一些外国刊物和评论家的言论，第一位评价黄新波作品的外国人就是艾丁格尔。离他开始学习木刻仅两年，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给罗清桢的信中转述了艾丁格尔的评价：

　　前曾以《木刻纪程》寄一个俄（国）的美术批评家P. Ettinger，他回信来说，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此外，他以为有希望的人，是一工，白涛，雾城，张致平（但指定那一幅《负伤的头》）。

　　“一工”就是黄新波，这是他最早使用的署名。黄元想知道艾丁格尔的生平，但遍查中文图书资料，一无所获。她请教过几位专攻美术史的朋友，没有一个能回答。她知道我常到图书馆，希望我能帮她找寻一下，但是我对美术外行，不知从何入手。

　　现在看到这个久违的名字，好奇心重新被挑起。大半个世纪以来，《鲁迅全集》是中国人研究最多的作品，已發表的相关著作如恒河沙数，甚至“舌尖上的鲁迅”之类的文章也被收入权威的论文文库，留下的空白点实在屈指可数。全集出现的外文名字，只有四个人的身份“未详”，三个简写G F、W W、T. Wei，一个全名N. P. Malianosusky，都是来信者，一闪即过，无足轻重。艾丁格尔的情况不同，鲁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和苏联木刻家频密交流，以宣纸换书画，获得一批木刻家的原作，随即介绍给中国美术界，深刻地影响了正在成长的中国新兴木刻。艾丁格尔积极参加了这场交流，在不到两年内和鲁迅书信来往六次，直至鲁迅去世为止。但他不是木刻家，没有作品亮相，著作也不见经传，因此没有引起传媒关注，他的生平就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Pavel或Paul

　　想解开这个谜，首先要确定艾丁格尔的外文名字。查阅《鲁迅全集》，巴惠尔·艾丁格尔这个中译名只见于注释，并非出自鲁迅笔下。无论日记或书信，鲁迅一直使用外文。姓只有一种拼写Ettinger，简称E君；名则有四种变化P.、Pavel、Pavl和Paul。周楠本在《关于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书信卷校注的问题》中讨论过这个名字：

　　第十四卷《360907（德）致巴惠尔·艾丁格尔》，此信抬头为：“Paul Ettinger 先生”（P. 394），《手稿》[《鲁迅手稿全集》]则称：“Pavl Ettinger先生”（第八册第一百五十四页）。“Paul”系“Pavl”之误。如拼为“Paul”就不应译为“巴惠尔”，而译为“保尔”更好。

　　然而问题未必在于鲁迅误v为u，可能他的原意就是Pavel，只是漏写了字母e。接触过欧洲百家姓的人，都知道Paul和Pavel是同一个名字，只是用于不同国家时，由于文字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拼写。Paul常见于法、英、德，Pavel流行在东欧斯拉夫民族国家。鲁迅轮流使用两种拼写，不能算错误。但要追踪艾丁格尔的生平，最好以鲁迅笔下出现的第一个写法为准，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给曹靖华的信写得很清楚：Pavel。这个写法“描”（鲁迅语）自艾丁格尔以英文写就的第一封来信，可靠程度最高。

　　同信有另外一句话：“看这姓，他大约原是德国人。”两个月后在致陈烟桥的信里，这句话又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一遍。鲁迅使用“大约”两个字，但在他的心中，从未怀疑过艾丁格尔的德国人身份，因此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一日致曹靖华的信中有这句话：“前给E信，请他写德文，他竟写了俄文来了，大约他误以为回信是我自己写的。”鲁迅请艾丁格尔写德文没有错，他的确熟谙德语。然而，鲁迅只根据姓氏Ettinger推断，没有考虑如是德国人，应该以Paul为名。全集注释大概是根据鲁迅的说法，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核对的情况下，给他冠上“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的称号。

　　笔者开头也没有质疑，但是使用“Pavel Ettinger”作为关键字，在号称拥有二百一十多万册报刊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电子书库找寻，竟然一无所得，便心生疑问。转而求助于世界图书目录网站WorldCat.org，打开作者的identities网页，眼前一亮：该站收集的艾丁格尔署名自上向下一列排开，竟然达到二十六个，其中Pavel和Paul并列。此时才醒悟，在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搜索，应该使用Paul，难怪白找一趟。

　　在同一网页上，第一次看到艾丁格尔的生卒年份“1866-1948”。右下端有两行小字，注明作品语言：俄语和波兰语。俄语作品占多数，总共二十五种，波兰语十五种。德语一本都没有，不言自明，艾丁格尔不是德国人，而是波兰人。该站把他归入俄国作家之列，正式姓名以俄文标示：Павел Давыдович Эттингер。笔者在《波兰图书目录 1901-1939》（Bibliografia Polska 1901-1939，Biblioteka Narodowa，2006年）找到他的波兰文全名：Pawe? Ettinger。请留意，名字最后一个字母是波兰文?，不是l，两者发音相异。无论根据俄语或波兰语，全集注释翻译为“巴惠尔”是正确的，“保尔”或“保罗”都不合适。

　　不过，把艾丁格尔称为波兰人却需斟酌。一位熟悉东欧的朋友在闲聊中谈过：“在所有国家中，波兰人的笑脸难得一见，似乎人人心事重重，可能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笔者对波兰所知仅限于普通常识，不敢把鲜言寡笑和历史挂钩，但是艾丁格尔是否是波兰人却与历史有密切关系。

　　艾丁格尔出生于一八六六年，那时卢布林已归属俄国，二十三岁后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定居，直至一九四八年去世。按此履历，应该称为俄国人或者波兰裔俄国人。

无师自通

　　国家的命运虽然多舛，艾丁格尔的一生却如无波的长流。他跟随再婚的母亲在德国小城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度过青少年时代，在一家德语寄宿中学完成学业后，考进拉脱维亚里加理工学院，攻读经济系。他接受的是属于西方系统的教育，能操西方国家的德语、英语、法语，以及东欧的波兰语、立陶宛语和捷克语。一八八九年，二十三岁的他前往莫斯科谋生，虽然这是外省人前往大都会寻求机会，与外国移民不同，但语言和环境于他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在莫斯科梁赞银行（Moscou-Ryazan Bank）找到工作后，他首先努力学习俄语，熟悉俄国的文化，迅速融入了当地社会。

　　艾丁格尔天生爱好收藏，这种兴趣未到莫斯科之前就表现出来，他收集艺术书籍、印刷品、明信片和招贴画，多数为波兰印制，少量来自西方。他喜爱美术作品，尤其是版画和装饰画，具有独到的鉴赏眼光。到莫斯科后，艾丁格尔不改其道，开始和俄国艺术家来往。他带来的微不足道的收藏品成了开门芝麻，因为西方画作和艺术书籍在当地难得一见，人人都感兴趣。画家和美术教育家雷贝格（Fedor Rerberg，1865-1938）在回忆录中说过：“艾丁格尔收集招贴画。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博览群书，对绘画有自己的看法和信仰。他的收藏于我是一种启示，我第一次见到欧洲的装饰艺术。”

　　真正把他引进俄国美术界的是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Leonid Pasternak 1862-1945），他们相识于一八九七年。这位画家有一个著名的儿子鲍里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画家夫人罗莎原是早熟的著名钢琴演奏家，八岁开始演出，婚后却完全放弃事业，专心相夫教子。艾丁格尔与她有远亲的关系，很快成为他们的家庭常客，来往密切。帕氏当时已经成名，在美术学院担任教授。一八八九年在敖德萨时，他收到艾丁格尔的一些来信，讲述莫斯科画展和艺术界的情况，他很赏识艾丁格尔对美术的见解，在回信中鼓励他写文章：“你的来信很有教益，读来趣味盎然。我鼓励你写艺术评论是有道理的……你有完整的资料，你笔下的扼要介绍，真实、恰如其分。最重要的是不落俗套。”

　　艾丁格尔听在心里，继续观察积累，广交美术界朋友，到一九○三年才动手尝试，白天上班，晚上写作，一九○五年从银行退休后，才全身心投入。他最早写的文章是参观画展后的介绍和感想，谦逊地署名“爱好者”（Любитель），由于眼光和见解独到，立即为俄国最大的报纸《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所接受，一篇接一篇发表。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引起了美术界的重视，不仅著名的圣彼得堡杂志《艺术世界》（Мир Искусства）来信约稿，远在英国的《工作室》（The Studio）和德国的《艺术》（Die Kunst）杂志也聘请他当莫斯科特约记者。

　　当年俄国的艺术气氛十分保守，敌视新潮流，帕斯捷尔纳克是少有几个敢于自称印象派的画家。艾丁格尔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放，支持前卫艺术，这种做法引来非议，甚至有人写信向大作家托尔斯泰投诉：

　　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用你的话说。我内心如此恼火，要把我的痛苦和愤怒发泄出来。

　　昨天我参观了“金羊毛”画展，组织者是一本同名的杂志。我通常尽量参观所有展览，但我不愿意看这些东西，因为这本杂志办的展览不知所谓。然而，《莫斯科新闻》在前天刊登了一篇关于展览的文章，说什么“艺术新词汇”，我可觉得一无是处。艾丁格尔对绘画一无所知，他一定有一张猪猡的嘴巴，猪猡的胃口，宁可要南瓜不要橙子，尽管满篇吹嘘，一点也不令人信服。不过，我去看了……看了第一张就站出来，高声表示不满。很多观众被《莫斯科新闻》同一篇文章吸引而来，他们支持我……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笔者读过艾丁格尔在法国艺术杂志发表的两篇文章《木刻在苏联》（1927）和《法郎索亚·博迪奥的俄国人物肖像》（1935），他在文内主要介绍画家的资料及创作背景，指出作品的特点和风格，与普通评论满纸充斥着批评、指手画脚不同，文字风格要言不烦、持重简约、毫不夸张，难怪能得到内行人的赞赏。

　　在写作的同时，艾丁格尔收藏了大量版画原作。他在一九四八年去世，没有子嗣，留下遗言把全部收藏赠送给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赠品在一九四九年进馆，但等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有人真正整理和研究。这时博物馆发现，他们拥有一个沉睡多年的独特宝藏。藏品多达一万二千多件，其中木刻四千多张，来自一百八十位画家，包括与艾丁格尔同时代的所有大木刻家。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木刻的不同阶段，都能在这批收藏内找到对应的作品。研究这批画作，足以还原出一部木刻发展史。此外，他所保存的和众多画家的来往函件，更是一个金钱买不到的研究金矿。

　　到了今天，美术界已经重新评价了艾丁格尔，他的名字开始传播开来。几位学者在一九八九年整理了他留下的一部分文字，以《文章，书信，同时代人回忆》（Статьи，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Павел Давыдович）为题出版。二○○四年，普希金博物馆私人收藏部为他的藏品举行展览，起了一个别致的称呼“艾丁格尔博物馆”（Музей Павла Эттингера）。评论家认为他对俄罗斯版画（尤其木刻）的发展贡献至大。直到十九世纪末，这个国家的版画仍被视为不入流的艺术，美术学院不教授，版画家没有导师，全靠自学，自生自长。艾丁格尔引进西方美术大师的版画，像多雷、杜米埃、惠斯勒、柯勒惠支等，组织版画展览，撰写评论宣传，把这门艺术提升到与油画、水彩同样的级别。一九一○年前后，木刻老师出现在了俄国美术学院的讲坛上。

　　艾丁格尔出身普通人家，父母没有留下大笔遗产，他的工作收入有限，普通银行职员而已，居住在一间狭窄的公家小公寓，过着简朴无华的生活，如何能够凭一己之力，收藏到这么多作品？他曾自揭秘密：“我不是一个对某件作品非要不可的收藏者。我有耐性等待我所期待的作品出现。”一位俄罗斯学者研究过他的信函后，认为关键在于他善结人缘，以诚待人，不会看不起新画家或能力有限的作者，能对他们的作品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少新进画家因而受益。他因此成为美术家的良师益友，名声不胫而走，有些画家主动寄作品请他指点，另一些在得到指点教益后，把画作题赠给他，以表感谢。为了帮助贫穷的青年画家，他不时购买作品。他也利用交换收藏品的方式来扩大收藏范围，和鲁迅的交往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收到《木刻纪程》后，应鲁迅要求谈自己的感想，他指出集子的八位作者中，有五位很有希望。其中一位是黄新波，书中只收入他的一张《推》，其他人至少两张，最多四张。艾丁格尔单凭一张画就敢作出判断，可谓艺高胆大。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八位作者中，黄新波的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最丰富，具有突出的艺术风格，被认为是新兴木刻最有成就的先行者之一。

　　这位俄國收藏家和评论家生前默默无闻，他的死亡也是静悄悄的。人们只知道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死于莫斯科地铁的红门（Красные Ворота）车站，得年七十九岁。美术界流传着一个说法，称他乘搭地铁的时候，正逢客运高峰，车厢里乘客挤得密不透风，空气使人窒息，引起他的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可是车厢里的乘客如此密集，挤作一团，想动弹一下也不可能，没有人发觉他的情况异常。他的身体就这样直挺挺竖立，夹在乘客中间，直到车停下一站，乘客上下车，他才倒下来。

　　二0一八年六月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