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

　　写诗大概需要一点天分，但更多的，恐怕也要后天的勤奋与努力。这种努力自然包括对理论的学习和探讨，那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和高层次的把握。理论虽说是灰色的，它针对自由的生命之水筑起了一道堤坝，但没有这道堤坝的话，那汹涌不已的意识之流恐怕就会无羁地流淌，直到泛滥成灾并最终破坏掉诗歌的整个绿色生态。这就是说，第一流的诗人必定经受过第一流的理论之熏陶和滋养，拥有极高的自省能力和自我规整能力，因此，一名出类拔萃的诗人必定同时是一名出色的鉴赏家。这样的他，感性发达、理性成熟，熟悉诗歌的来龙去脉，清楚前人竖立的高度和语言内部潜存的远景，唯此，才能在写作的道路上站得高、走得远，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创造。正是被这样的心理所驱使，我翻开了诗人沈苇的一部随笔集《正午的诗神》。在品读这本精美的小书时，一方面，我借助作者的文字而得以与诗歌史上的经典人物进行一次次亲密的对话;另一方面，它也让我看到了一位当代中国诗人在自身的成长中必然伴随的那种隐秘的阅读趣味。

　　《正午的诗神》收录了对四十位经典诗人的评述，作者的笔触所追溯的最早一位诗人是荷马，而着墨最近的则是二○一七年去世的沃尔科特和二○一三年逝世的希尼。在具体的评述中，作者非常善于使用对比的笔法，例如，在评赏古希腊诗人的时候，他如此展开：“荷马是通向客观的诗人：向外、叙事、宏伟;萨福是通向主观的诗人：向内、抒情、精致。荷马创造了一个阳性希腊——英雄与神、战争与还乡、大海与天空;萨福则孕育了一个阴性希腊——紫罗兰和玫瑰的花环，明月、泪滴、爱情中的女子……”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两者的存在，由于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才成全了一个完整的诗歌希腊。而到了谈论埃利蒂斯的时候，作者则拈取一位同时代诗人加以对比：“塞菲里斯是一个向下挖掘的诗人，埃利蒂斯是一个向上飞翔的诗人;塞菲里斯是土拨鼠和穿山甲，埃利蒂斯是海鸥和信天翁。如果说塞菲里斯用现实主义的犁头向下挖掘，发现了历史和神话，那么埃利蒂斯则用超现实主义的翅膀飞升，接近了耀眼透明的太阳——‘太阳神玄学。”正是借助于对这些诗人相同点与差异性的评点，沈苇为读者指出了通向美的不同路径，也确认了殊途同归的最终归宿。

　　传统是每个渴望创新的诗人之起点，而如何对待经典也将决定他会在哪条道路上行走。在对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赏析中，沈苇表现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翻古出新的现代意识，从诗人充满享乐主义精神的诗句中读出了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忧伤：“诗人在享乐中遇见了忧伤——忧伤是闪耀的灯火和不眠的眼睛，是滴落的美和觉醒的疼——他享受的是享乐中的苦行，是享乐与苦行的合谋。”这是一种透过了表象的深层次切入，它源自作者对评述对象的整个创作与生平的了解与领会，也可能还有自身的人生经验感悟。这让作者摆脱了教科书上一些武断的定论，不是简单地把享乐放到道德审判台上予以否定，而是从文本的细读中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享乐带来忧伤，而忧伤带来深刻，带来灵魂的自省、顿悟和智慧。”

　　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诗歌的现代主义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亟待后人作出客观审慎的评估与确认。在这个传统中，波德莱尔无疑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沈苇借助前人的界定“一颗没有氛围的星”，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写出了对象的孤独和超拔，他由于前卫性而找不到可以沟通的同道人，仿佛其自身光芒的璀璨使周围变得荒凉与空寂。在世界诗歌史上，波德莱尔是创造了“新的颤栗”的先驱者，他把缪斯从空中拽了下来，不仅让她站立于尘世，甚至还将她放到地狱中进行考验。沈苇指出了这种“下坠”的“疯狂和陶醉”，以及其中迸发的力量，然后重新登顶，在新的高度上“接近”并“深入”自己的时代。“病态”也可以是一种力量，它并非全然是否定的、颓废的和厌世的，而是类似某种净化剂，有着人道主义的底蕴，恰好与歌德的“健康”有着同样的高度，尽管那是两种不同结构的高度。

　　同样面对象征主义诗人，沈苇在谈论马拉美时所用的则是另一种笔墨，仿佛因此进入了某种宁静、寡淡的氛围，沐浴着没有阴影的光辉。在他看来，“生活的宁静保护了灵魂的历险”，而马拉美是“人类精神的伟大冒险家，他似乎只用脑袋度过自己的一生”。作为一名象征主义诗人，除了对神秘的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马拉美似乎更有精神和文字上的洁癖，他对纯粹、绝对和理性的追求影响了不少现代文化史的大师级人物。稍加罗列，我们便可发现，从“星期二”的客厅里走出了王尔德、罗丹、纪德、惠斯勒、维尔哈伦、克洛岱尔、梅特林克、瓦雷里等。尤其是瓦雷里，堪稱酷肖前者。正如沈苇在书中所述：“在瓦雷里身上，有一种绚丽多彩的幻觉能力，有一种心灵驾驭万物的出色才能，他将音乐的形式和舞蹈的节奏注入诗中，使同一主题产生丰富的演绎，使矛盾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后趋于和谐，并驶向澄明之境。”他引述了瓦雷里对纯诗的定义：“纯诗只是处于无限中的一种极限，是语言美的强力的一种理想……但它却是向着纯粹作品迈进的一个重要方向，了解这一点很重要：所有的诗都趋向成为某种绝对的诗……”纯诗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却是所有诗歌写作者努力的方向，有点类似于哲学中的绝对存在。无疑，瓦雷里的这一看法恰好对应了马拉美关于“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成就一本书”的声言。可以说，正是在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倡导下，现代诗铸就了它自身的智性特征，实践着“一首诗应该是一个智力的节日”的断言。就某种程度而言，诗歌的写作与阅读都构成了对智力的挑战，为小众化的探索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不知为什么，我每次阅读里尔克，都莫名地觉得他似乎是一名流亡在德语中的俄罗斯诗人。里尔克诗歌中的阴柔成分，他的敏感与内省，理性克制下的激情，加上那种苦行僧般的自律，似乎都在证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打上了烙印。众所周知，里尔克曾经担任过罗丹的秘书，虽说从后者身上学到了雕塑般的客观性呈现，但他始终缺乏法国人通常会有的诙谐、轻快和浪漫。这或许应该归功于诗人对文化上的认同感。对此，作者的判断是“俄罗斯率先满足了里尔克对‘第二故乡的向往和渴求”，“俄罗斯精神与里尔克的灵魂有过神秘的结合”。他同时还通过传记材料考察了诗人与传奇女性露·莎乐美之间的关系。里尔克在给莎乐美的信中说：“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罗斯是我的故乡。”直到临终之前，诗人还在写给莎乐美的信中确认俄罗斯是他“体验和接受”的基础，正如沈苇所认识到的那样：“俄罗斯以启示录的方式，向里尔克展现了‘人类故乡亲切、人道和神圣的总和。”

　　写作需要情怀、视野和抱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语言敏感和艺术性的设计与操作。正是出于这种自觉意识，沈苇同样非常关注诗歌史上那些以技艺高超著称的诗人，如史蒂文斯、帕斯、博尔赫斯等。关于史蒂文斯，他注意到其特殊的天赋便是“开放式的感知”和“持续修为”，由此建立了一套独特的个人化的意象符号，“这些意象新鲜、活跃、刺激、迷人，有着美术拼图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音响和语言纵欲的快感，似乎是向着天边的虚光伸出手去，抓回来大把的结晶和果实。”在研读了史蒂文斯的诗作之后，作者揭开了诗人的写作密钥，“想象力”“非理性”“虚构”“比喻”和“玄学”，正是借助它们，史蒂文斯进抵了神奇之境，成为“诗人中的诗人”。他尤其对想象力、非理性和比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想象力因其无限性而可以对“不完美”的人生进行弥补，非理性的潜力则“经由混乱抵达艺术的秩序”，至于比喻，那是“对世界作出的敏锐反应，是更替的真实”。

　　中国新诗（或称现代诗）自发轫、流转、前进，迄今已有一百年了。在百年历史中，翻译成中文的外国诗一直起着不容低估的推动作用。这不能不让人想起T. S.艾略特的一个著名的判断：“如果没有外国诗的哺育的话，每一国家和每一种语言的诗都会衰亡和消失。”目前，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文化血液的混杂越来越便利，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可能性。或许，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格局中，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边缘化，诗人也经常会被推到某个尴尬的处境里，但它也可能是一个诗人寄身的最好的时代，去掉了功利的羁绊，诗歌正可以在或然性的推助下跃入自由之境，为混乱的世界重建一个艺术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