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由尼克·格鲁姆《图识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 Graphic Guide）小册子中的一小段话—“这就是为什么歌德和德国浪漫派作家把莎士比亚纳入摆脱了古典主义束缚且和土地有着紧密联系的哥特式作家的行列，并在十八世纪末把他如此迅速吸收进日耳曼文化的原因”—想到这个题目。

　　简言之，这便是德国“狂飙”中的莎士比亚了，如莱辛所言：“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戏剧把人们从法国人自欺欺人的睡梦中唤醒，大家终于体验到，戏剧还可产生一种不同于高乃依和拉辛的效果。”

　　可以说，是莎士比亚戏剧激活了德国人的“狂飙突进”运动。之所以如此，又正应了歌德在莎士比亚纪念日上的那篇著名讲话：“当我读到他（莎士比亚）的第一页时，我的一生就属于他了！……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先天的盲人站在那儿，在此一瞬间双目被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视力。我看到，我感到，我的存在以最鲜活的方式被无限扩大了。……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啊！假如你还活在我们当中，我只愿和你生活在一起。……莎剧是个美妙的万花筒，在里面，世界的历史由一个无形的时间线索串起来，从我们眼前掠过。”

　　德国启蒙文学的两大旗手歌德、席勒由“狂飙”开始登上文坛，歌德的《铁手骑士葛茲·冯·伯里欣根》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成为“狂飙”的戏剧代表作。同时，不仅歌德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可算作“狂飙”的产物，还可以说，之后魏玛的黄金时代也由此而来。

　　对于歌德，这是一个“永远的莎士比亚”！

　　格鲁姆不无调侃地说：“莎士比亚在德国得到如此深刻的认同，以至于‘一战期间被用来作反英宣传。”言外之意，德国人可以在需要莎士比亚的时候把他变成德国人。

　　在这一点上，美国诗人爱默森在其一八五0年出版的一本演讲集《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中，提到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现象，即在莎士比亚生活和创作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才云集，诗人辈出，但他们却未能以自己的天才发现世上那个最有才华之人—莎士比亚。在他死后一个世纪，才有人猜测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才华的诗人，又过了一个世纪，才出现对他的称得上够水平、够分量的评论。由于他（莎士比亚）是德国文学之父，此前不可能有人写莎士比亚历史。德国文学的迅速发展与莱辛把莎士比亚介绍给德国，与维兰德和施莱格尔把莎剧译成德文密切相关。进入十九世纪，这个时代爱思考的精神很像活着的哈姆雷特，于是，哈姆雷特的悲剧开始拥有众多好奇的读者，文学和哲学开始莎士比亚化。他的思想达到了迄今我们无法超越的极限。

　　对于爱默森，“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

　　很可惜，五四“狂飙”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不这样看。

　　从胡适日记发现，尽管他在留美期间读过不少莎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等；也看过莎戏，如一九一五年五月他看了《哈姆雷特》演出。但显然，在他眼里，这个复仇的忧郁王子对于政局危急的多难国家没啥功用，因“王子之大病在于寡断”。朱丽叶、波西亚、薇奥拉、奥利维亚、艾米莉亚这些莎剧里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不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对于中国女性的现状更为实用。因此，他对自己把看戏当消遣“念之几欲愧汗”。

　　待胡适一九一七年回到国内，便很自然地相中了易卜生写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娜拉》）、《群鬼》、《人民公敌》（《国民公敌》）。一九一八年六月，胡适等人在《新青年》第四期推出“易卜生专号”，他自己则以一篇《易卜生主义》开始掀起五四“狂飙”的序幕：“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

　　事实上，从青年知识分子反抗封建专制、急于摆脱传统偏见的束缚、倡导启蒙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唤醒民族意识等各方面的初衷来看，十八世纪末的德式“狂飙”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式“狂飙”，并无本质不同。而结果，德国从“狂飙”的那一刻起，莎士比亚的血液便注入了德国文学，我们的“狂飙”却与莎士比亚失之交臂。

　　及至一九二一年“狂飙”落潮，可爱的适之先生依然对莎士比亚瞧不上眼：“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莎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哈姆雷特》），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

　　于是，五四文学中有了对社会问题的诸多揭露，缺了“一个傻子”对生与死的叩问；多了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少了莎士比亚式的人文理想。

　　英国的文艺复兴由戏剧始，德国的“狂飙”始自戏剧，五四“狂飙”文学的原点又何尝不可以从春柳社算起。或许可以这样想，莎士比亚戏剧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巅峰，德国的歌德们由莎士比亚戏剧开启了德国的启蒙文学，而胡适们却以易卜生主义唤起了“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过，我们的确在五四“狂飙”的历史时刻，错过了莎士比亚！

　　错过与没错过，会有什么不同吗？我说不清，历史向来不认可假设。

　　只是，那时我们的“狂飙”就被叫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今天的我们似乎仍面临着“启蒙”。

　　此文收入王德威、宋明炜主编《五四一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