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的夏天_书城_杂文_网络文摘

一

　　“向着光明走去的人永远不会孤单。”这是雅斯米纳·卡黛哈官网首页滚动的一句话。的确，他不会孤单，被誉为“继加缪之后，阿尔及利亚当代最重要的作家”，目光清澈的雅斯米纳·卡黛哈总让我不自觉地想起加缪，不管是读他的书还是看他的电视访谈。这位出生在离当年圣艾克絮佩里遇见小王子的地方不远的撒哈拉村落里的“贝督因人”，和加缪一样，也是一位在阳光和苦难中长大的孩子，“贫穷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着它的财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认为我可以真诚地说，我的反抗几乎总是为了所有人的反抗，为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光明中提高。我不能肯定我的心适应于这种爱，但是环境帮助了我。为了打破一种自然的冷漠，我被置于苦难和阳光之间。苦难使我不能认为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阳光告诉我历史并不就是一切。改变生活，是的，但是不要改变赋予我神性的世界”（加缪《反与正·序言》）。

雅斯米纳·卡黛哈（Yasmina Khadra）

　　《新闻周刊》称他为“罕见的文学家，为当今的苦难赋予了意义”。《纽约时报》评论他的作品“扣人心弦、充满力道……残酷地描写地缘政治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对和平的热切恳求”。法国《观点周刊》认为“卡黛哈的细腻之处在于他不会给我们任何回答，仅仅让读者去感受、去理解。跟所有善于说故事的文学大家一样，他笔下的各个人物也充满矛盾和冲突”。二0一三年，他的名字载入法国的《小罗贝尔专名词典》。从一九七三年至今，他创作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被译介到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方三部曲《哀伤的墙》（又译作《攻击》）、《喀布尔之燕》、《巴格达警报》已有中文版出版。他的作品经常流露出对最残酷、最疯狂、最荒诞的现实的关切，代表作有《狼群在想什么》（1999）、《作家》（2001）、《喀布尔之燕》（2002）、《骗局》（2002）、《逝者之份》（2004）、《哀伤的墙》（2005，畅销35万册，获2006年法国书商公会文学奖，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最后决选）、《巴格达警报》（2006）、《今夕何夕》（2008年法国电视小说奖，2008年度最佳图书）、《不幸之巅》（2010）……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木偶剧、连环画、舞剧，如《喀布尔之燕》的戏剧版《喀布尔安魂曲》由巴西阿默克剧团推出，参加了二0一四年九月的中国“爱丁堡前沿剧展”，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和深圳五地巡演。二00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也认为卡黛哈是当代重要作家，说他“笔下描绘的世界宛如人间炼狱：饥馑、荒芜、恐惧、窒息”。

二

　　本名穆罕默德·莫莱塞奥（Mohamed Moulessehoul）的雅斯米纳·卡黛哈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小村落。父亲是一名军官，一九五八年受伤。儿子九岁时父亲送他去了军校，希望他日后成为一名军官。穆罕默德在军校完成学业，如父亲所愿成了一名军官，在阿尔及利亚部队一待就是二十五年，直到二000年退伍，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

　　“很小的时候，我的世界就被没收了。是电影和文学把这个世界还给了我。”穆罕默德说他在结婚之前不懂得与人交谈，也不懂待客之道，因为在军队除了服从还是服从，所有的对话都简化为“是，长官”“不，长官”。只有想象是自由的，写作成了他的寄托，他的乌托邦，想象再造了那个被剥夺、被屏蔽的世界。小穆罕默德十一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是一篇仿作，“抄袭”了经典童话《小拇指》的故事：小主人公穆罕穆德帮助哥哥们走出了森林，最后决定独自留在森林里。小穆罕默德已经在卡黛哈日后要走的路上撒下了白色的小石子。或许这里还有他母亲的影响，母亲在撒哈拉部落里负责讲故事。孩子感觉自己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职能。不过不是讲故事，而是写故事。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他用本名发表了六部小说，作家的身份已定，但很快他就招来了阿尔及利亚军方的注意，为此，他转为地下写作，在接下来的十一年间用了好几个笔名发表作品，渐渐地，他成了雅斯米纳·卡黛哈。

三

　　据说雅斯米纳·卡黛哈是“绿茉莉”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妻子的名字。那是在一九九0年，他当时还是上尉。不过“茉莉”其实来自出版商的自以为是，当出版商在合同上看到Yamina的名字时，想当然以为是作家妻子少写了一个s，于是Yamina（阿拉伯语是“甘霖”的意思）变成了Yasmina（茉莉）。

　　笔名是出于无奈，但更是出于爱：“我妻子支持我，她的支持让我克服了人生的种种考验。我用她的名字当笔名就仿佛是戴上了桂冠，这也是我感谢她的一种方式。要是没有她，我就放弃了。是她给我勇气去打破禁忌。当我跟她说起军方审查时，她主动替我签了出版社的合约，并对我说了一句几乎神圣的话：‘这辈子，你把你的姓给了我，而我会把我的名给你流传后世。”

　　在一个固守传统的世界里，男人用一个女性的笔名，这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和叛逆。雅斯米纳·卡黛哈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的名字，它代表了爱和尊重，作家说：“在女性受到嘲笑轻慢的地方，不幸就会蔓延。”用一个女性的笔名出书，对穆罕默德而言，也是他向阿尔及利亚女性致敬的一种方式，他欣赏她们的勇气，女人们一直守护着希望，就像守护火苗。这火苗可能就在眼皮底下燃烧，唾手可得，但这个最纯洁最高尚同时也最幽微最腼腆的火苗，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他看到的是一个女西西弗斯的形象：把荒诞世界的石头抬起一点点，虽然石头最终还是会把她压垮，但毕竟，洞穴里的人们在缝隙里看到了白昼之光。

　　小说《喀布尔之燕》的开头是一个妓女被人们用石头砸死，结尾是一个疯子被鞭打致死，“毁灭已经触及人们的灵魂”，恐怖组织摧毁了阿富汗的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是瓦砾、坟墓，也摧毁了人与人之间往日的亲密和信任，取而代之的是猜疑、绝望、暴力、歇斯底里。莫桑和泽内拉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优渥，他们在上大学时恋爱结婚。革命前泽内拉是个律师，积极投身女权运动，而今恐怖分子摧毁了她丈夫的小店，而她在没人陪同和脸上不蒙面纱的情况下不被允许出门。莫桑不愿意捍卫妻子所追求的尊严，害怕厄运会随时扑向他，他甚至在疯狂群众的裹挟下，把石头掷向那位被处以石刑、遭人唾弃的妓女，就因為其他人也这么做？疯狂是一种传染病，而解药又在哪里？“喀布尔周围一片荒凉，人们的良心和智慧也已经沙漠化了。”作家扪心自问：“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写那些精神上衣衫褴褛、行尸走肉的人们，而不是那些满满都是爱和热忱的人们？”

　　

四

　　为什么是用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写作？

　　“我没刻意去选择。我只是想写作。用俄语、中文、阿拉伯语都行。总之要写！一开始用阿拉伯语写，写激流般喷薄而出的诗歌，但我的阿拉伯语老师笑话我，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而那时我的法语水平有限，词汇贫乏，干巴巴写不了几句，但我的法语老师樊森·大卫却鼓励我，夸我有想象力。他确信只要我稍微用点心，我的作文就会突飞猛进。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大为感动，因为在军队从来就没有人在意过我，我是因为热爱他而最终爱上了他的语言。法语收养了我。而我，我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它。我用法语写作纯粹是出于感恩。再则，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言说的方式。天才并不是看你的字写得如何，而在文章的意蕴，否则文学和书法就没有差别了。”玩笑？或许。但这里似乎点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无论选择哪种语言，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写作。通常，母语会成为这个工具。但文学史上例外也不少。于是，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莫莱塞奥，在用阿拉伯语写作受挫后，成了雅斯米纳·卡黛哈，一个法语作家。因为法语教会了他一切：历史、外面的世界、他人、最疯狂的梦想、最可怕的痛苦。经由法语，加缪、卡泰布·雅西纳、纳奇姆·希克梅特、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坦贝克、果戈理的作品像一道道光，在黑暗中指引他在残酷的世界迈出第一步，鼓励他把他所看到的世界也说出来。这是一种“星星的友谊”（尼采），小说家在聆听他人声音时，渐渐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属于他的灵感源泉，在他人绕梁三日的旋律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音乐。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如果我当初继续用阿拉伯语写作，我今天可能就不会那么有名，并被译介到世界各地，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了。关键是要出类拔萃，对一个阿拉伯作家而言，在世界文学占一席之位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光有天分是不够的。我希望可以相信我的‘知名度是源自我写作的效率，而不是我所使用的语言。语言不过是一个交流工具，而文学注重的是对语言的灵活运用。不管他是奥地利人还是喀麦隆人，首先他是我的读者。只有在这种认同中，具有不同肤色、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性的人才有可能彼此接近。”而且法语也不仅仅是法国人的法语，还有马格里布、加勒比、阿卡迪亚、克里奥尔、魁北克人……的法语，这些不同地区的人说的法语也带着本民族的特性，丰富了这门一开始对当地人而言带着殖民色彩的语言，让它分化、蜕变，有了一种别样（处）的美。

　　雅斯米纳·卡黛哈的文字克制节俭，但因为词语和词语间别出心裁的搭配显得奇崛，有了新意却不突兀。“贫穷让我的家庭碎成了齑粉。”“当她的目光踉踉跄跄地碰到我的目光，她的脸就红了。”“学校的日子日复一日都相似。它们串成一串剪不断理还乱、令人心灰意冷的、似曾相识的珠串。”就连一些“沧海一粟”之类的陈词滥调到了他的笔下都透出一股小清新：“尽管我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但我坚信我是漫出海滩的那一滴，为了去到更远的地方，不是暴风雨中的一滴，而是被风或被海鸥的尖叫声带走的那一滴亮晶晶的水滴。”

　　捍卫一种语言的最好方式不是死守，而是主动出击，赋予它新的意象、隐喻和生命。

五

　　二0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雅斯米纳·卡黛哈在接受电视访谈时说：“在部队的时候，我被当成怪物，因为我是个诗人;而如今，文学圈的人也把我当怪物看（因为我曾经是个军人）。”二00一年雅斯米纳·卡黛哈的自传体小说《作家》发表之际，他就在《世界报》等媒体上表明了自己的男性身份，更是在二00二年出版的《骗局》中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身世。当秘密被公开，地下写作转为地上，很多人为作家感到高兴，但也有很多人揪着他“前军人”的身份和曾經参与的军事行动大做文章。“雅斯米纳·卡黛哈，前军人”，作家说：这毁了一切，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历史的）证人，而不是一个小说家。更有甚者，很多人无法原谅他曾经属于那一个“野蛮”的国家机器，抨击他手沾上了鲜血。雅斯米纳·卡黛哈不得不以穆莱塞奥少校的身份对事件作出解释。

　　对作家而言，九岁进军校，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时刻准备为它牺牲。看到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血腥的内战，那种爱之深痛之切：“我打了八年仗，认定自己有一天会战死沙场。我打得筋疲力尽，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并不是在沙龙里捍卫它，而是在游击战中。是的，我还会继续为它服务，它需要我们所有人……军队也历练了当作家的我。我比任何知识分子都更明白，因为我亲手碰触过勇敢、怯懦、恐惧、不幸;我看到一些人受苦，另一些人在灰烬中重生，我在部队里看到了凤凰涅槃。这给予了我力量。”卡黛哈说：“人永远不能逃离自己的国家，他逃离的只是他自己的真实或不幸，就像他的灵魂在自己的躯体里感到狭窄逼仄、无处安放。”他认为只要有几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人，就可以让阿尔及利亚重现辉煌，让世界为之惊艳。阿尔及利亚是人间天堂，但那里已经丢失了梦想，要去别的地方寻找，然后把它种回到故土。他从不否认他的过去，因为他知道，就像马尔克斯在《活着为了讲述》中说的那样：“无论今生来世，对作家而言，凡事皆有用。”

　　他热爱阿尔及利亚，他不希望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惺惺作态地去电视台骂自己的祖国来哗众取宠。和加缪一样，他很快也看到了法国文学圈残酷、可悲的一面：“众所周知，今天在法国常见的做法是：为了在文艺方面起步，有时甚至是为了终结，恰恰要选择一位艺术家来嘲弄一番。”（加缪《反与正·序言》）他忘不了埃克斯普罗旺斯一家书店的女店长，她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文学见面会，因为她不愿意书店里来一个（前）军人。卡黛哈说那一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恨，仿佛陷在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他有点厌倦了自己的“传奇”。成功总是伴随着非议，伴随着摆脱不了的标签和身份。

　　创作是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个人生活纠缠捆绑在一起，形成幽暗又显而易见的命运。若看不到卡黛哈把现代社会最禁忌的事件和话题作为创作的素材，如最极端的种族隔离、阶级差异和文明的冲突，而只是被“前军人”这一片叶子遮住了眼睛，那这场“东西方聋子间（甚至还是瞎子间）的对话”要如何继续？

　　卡黛哈的小说指向他的生活经历，爱过、恨过、战斗过。他笔下的阿尔及利亚不是传统水粉画中我们常见的景致：金色的沙滩，赭石色的房子，明晃晃的阳光，无边无涯的金色沙丘，山峰像一首首石头垒成的诗歌，干涸的河床摸索着寻找消失的水源，混居在城市的人群五颜六色，集市的喧嚣和清真寺里虔诚的祷告……卡黛哈的阿尔及利亚抛开温情的回忆，揭露的更多是以神的名义或权力的名义制造的死亡。到处都在流血，肚子上、心上、脑袋上都有无数的伤口，有的结了痂，有的还没有愈合，可以听到他声音里的愤怒、震惊和黑色幽默，或许只有幽默才可以让人承受破灭的理想、疲惫的日子和无法入睡的夜晚。写作是他的反抗，是呐喊，也是歌谣，听过的人都会被词语的暴力和诗意迷住。

六

　　除了阿尔及利亚，还有世界。

　　如果说《天主的羔羊》《狼群在梦想什么》《谍舰》《逝者之份》《黑夜孕育白天》……说的是阿尔及利亚故事，它的各种战争、腐败对社会的荼毒，当然还有他自身的故事，充满了回忆和自撰色彩;那么他的东方三部曲说的是东方的故事，敲响的是后“九一一”时代的警钟，让我们正视暴力的发生和可能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暴力。“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该往何处去？这些野蛮残忍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卡黛哈的小说试图回答这些疑惑：“透过这些小说，读者得以获得一些概念，他们从而握有通往当代伊斯兰现象与文化之钥，透过我所提供的真相片段，读者可以自行拼凑，还原部分图像。”卡黛哈在二00六年接受一家德国电台访问时说得更加直白：“西方国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诠释这个世界，同时还发展出一套能够配合自己世界观的理论，但那些理论无法完全反映现实。……西方的读者往往只碰触到问题的表面，而我的小说《喀布尔之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了解问题的核心。”

　　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还有《卡扎菲的最后一夜》里的利比亚，卡黛哈思考的是挽歌式的族群悲剧背后的原因，当民族主义变成一种撒播仇恨的极端对抗，在这场（不道德）的道德之战中，暴力、恐怖和疯狂就会在对抗双方的心里像癌细胞一样扩散，无人可以幸免，只有人性的宽宥和纯良可以拯救他们，使他们在绝望的废墟中看到一线生机。“不做牺牲品，也不做刽子手。”（加缪《恐惧的世纪》）看似很简单，但在仇恨和杀戮成为日常的残酷世界里，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稀薄，黑和白没了界线，走不出绝望到让人发疯的灰色地带。在《卡扎菲的最后一夜》的开头，卡黛哈引用了莪默·伽亚谟的一首四行诗：“如果你想/向着最终的和平前行/那就对折磨你的厄运微笑吧/但不要折磨任何人。”

　　卡黛哈也曾想过要做那个可以逆转国家命运、让阿尔及利亚重现光芒的人。有人爱戴他，拥护他。他的系列侦探小说塑造的洛波（Llob）探长身上就有他自己的影子：正直无私，不惜以身犯险调查上层社会的贪腐。二0一三年十一月二日，他宣布要参加阿尔及利亚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他没有依附任何一个党派，这是自然，他要自己去收集候选人资格所需要的九万个签名，结果在规定时间里他只收集到四万三千个签名，错失了候选人资格。或许也是因为他的内心更倾向于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国家总统。

七

　　二00九年十月七日至十八日，在卡黛哈担任主席的第二十届阿拉伯电影节上，有一部由伊拉克女导演哈娜·马卡尔巴夫（Hanna Makhalbaf）创作的短片《本子》让人印象深刻，这部短片斩获多个奖项：圣塞巴斯蒂安、蒙特利尔和东京国际电影节的大奖。

　　片头字幕：“在有些国家，上学……是一个梦想。”镜头里小女孩问小男孩：“阿巴，你可以带我去上学吗？”小男孩回答：“你没有本子和笔。”小姑娘说我可以从家里拿点东西去集市换点钱。“谁要买我的鸡蛋？”小女孩手里捧着四颗鸡蛋。市场上行人匆匆，有人撞到她，打碎了一个鸡蛋。“你打碎了我的鸡蛋……我想上学，我要买一本本子。”镜头切换，小女孩站在一家小店门口，把一张钱币递过去：“给，我要一本本子。”陽光灿烂，照着簇新的本子和小女孩的笑靥。回家路上，小姑娘被一个比她大一点的男孩拦住：“你不准过去，你是不洁的。”然后几个小孩围过来，拿着木棍指着她：“你是不洁的，我们不让你过去。我们是学生军，举起手来。把本子给我。”无辜的小女孩举起手，本子被夺走，一个男孩把本子撕烂了。小女孩怯怯地说：“我不想玩这个游戏。”大男孩说：“这不是游戏，他们在挖你的坟墓。”

　　这部短片和卡黛哈的创作属于同一序列，简洁，扣人心弦，直视最残酷的苦难和现实，尝试去理解，尝试去改变。

　　“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加缪《夏天集·重返蒂巴萨》）卡黛哈的身上也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夏天，阳光总会穿透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