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

　　当今亚文化圈里，有一种文化叫“观鸟”。在中国，观鸟这个词很新鲜。家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宁乡老粮仓中心学校读书时，从一本学生自办的刊物里看到一篇文章《观鸟》，这么多年过去了，内容全不记得，但这两个字的题目因为新奇，刻在了脑壳里。到二十一世纪初，“观鸟”仍然新奇，也难被理解。二00八年，我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莱茵河边游览时，看到新世纪出版社的小伙子雷进宇拿个望远镜在看鸟，十分不解。后来，看电影《观鸟大年》，觉得片名有点怪，“观鸟”已经有点莫名其妙了，还跟着“大年”两个字。等到进入了观鸟圈，第一次听说有人在“跑大年”，也还是一脸迷糊。

　　观鸟多年后，每碰到好奇的圈外人士问“大年”是啥意思，我虽然能解释个大概，又总觉得讲不透。在《一天、一年、一生—观鸟者的“疯狂”游戏》那篇文章里，我曾这么解释：“所谓‘大年，英文作The Big Year，指从新年的零点开始至下一年起始的零点结束，在既定的区域里（比如，一个区域、某个国家或全球范围）记录到的观鸟种数，以国家划界最常见。这是全球鸟人的一项乐在其中的竞技运动，是技术、体力、智慧的竞赛。此项活动，以英国为盛，观鸟人群超百万之众，全球看鸟Top10里独占了五席，其次瑞典、美国，西欧诸国也很流行。”

　　回过头看，这不过是对“观鸟大年”这一活动作了一番描述，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后来，我在二0一三年的一期《中国鸟类观察》里看到雷进宇（那时候他已经以“雷鸟”之名闻名鸟圈了）的一篇文章《“大年”带来的新记录》。他的解释：“所谓‘大年，在观鸟界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观鸟人用于创造自己观鸟记录的年份，二是指某些年份，部分原来在北方森林过冬的鸟类会‘爆发性地‘南侵。”

　　这个解释简洁而专业。若将“记录”换成“纪录”（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以内记载下来的最高记录）似乎更好。但对鸟圈外的人来说，因为缺少背景知识，我若照搬，对方可能仍然不太明白。要讲透它，也许我们应该回到原点，追溯一下“大年”一词的由来。“大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常用词，也是现在园林树木专业的专有名词，它通常是指果树结果的丰收年，相对的年份就是歉收年“小年”了。

　　从理论上讲，果树开始结果以后，产量逐年增加，到果树完全成熟，产量会保持稳定，并且持续相当长的年份，等到植株衰老后，结果量又会逐年下降。实际情况是，果树每年的产果量，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异很大。果实产量多的年份，一般称作“大年”，果实产量少或不结果的年份称为“小年”。果树大小年结果现象的成因主要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内在原因。在结果多的年份，营养物质大部分被果实发育吸收，造成当年无力形成花芽，或花芽分化晚、分化少或发育不充分；另外，结果多时，种胚内赤霉素大量合成，赤霉素会促进新梢生长，抑制花芽的形成；内源激素等等都是影响大小年结果的重要因素。二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自然条件，如寒冷、晚霜、大风、冰雹等往往是导致大小年的始因。三是栽培措施不当。病虫害防治不及时，容易引起落叶，导致果树花芽分化不良，容易造成来年为小年。疏花疏果比例不协调，也是导致大小年产生的原因。而改进果园土壤管理，注意整形修剪，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等，保证植株营养生长和结果平衡，对克服大小年结果具有积极作用。

　　“观鸟大年”可能是借用了果树产量大小年的概念。前面引用文章所说的“大年”的第二层含义—鸟类的“爆发性南侵”，最主要原因是食物短缺，跟树木的大小年直接相关。例如在高纬度地区，某些年份针叶林或果林丰收，使得依赖种子或果实为食的雀形目鸟类种群密度大幅增加，而接下来的年份如果大面积范围内的种子或果实歉收，食物资源的短缺将给这些鸟种带来极大生存压力，迫使它们中的部分在秋天即开始扩散。可见自然界鸟类的大年现象与树木的大小年现象紧密相连。借助年成丰歉的含义，我们来解释作为一种文化体育活动的“观鸟大年”，就通俗易懂了。正如改善果树的营养和环境条件，可以保障丰年一样，“跑大年”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等等），运用适当的谋略技巧，突破个人在通常情况下观鸟的能力条件、环境条件的限制，在一个完整的自然年份里，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创造个人的目击鸟类的新纪录。

　　英国鸟类学者莫斯在《林中鸟—西方观鸟社会文化史》，将“观鸟大年”与一八二0年奥杜邦贯穿北美洲的史诗般的探险联系了起来，认为那是二十世纪“观鸟大年”的源头。而“大年”作为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一种活动形式，其开启颇具戏剧性。

　　今天大众广泛参与的观鸟活动，基于欧美自然观察的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源自一九三四年罗杰·托里·彼得森绘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鸟类野外手册》。它使野外辨识鸟类简单可行，并由此开启了“野外观察手册”这个工具门类图书，如蝴蝶昆虫、植物花草等等。这一系列野外观察手册如此普及，以至于人们去野外，不说带上观察手册，而说带上“彼得森”。一九五三年，彼得森与英国著名鸟类学家詹姆斯·费希尔一起穿越新世界（北美洲），长途探险，行程三万公里。他们将这段经历以一本书和一部资料片的形式讲述出来—《狂野美洲》。彼得森在书中的一个注释中说：“附记，一九五三年我的观鸟记录五百七十二种。”这么一行小字，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成百上千的人马上行动，紧紧跟随彼得森的脚步，走进了北美荒野。

　　彼得森的附记，初一看，无非是一个观鸟的年度记录。而年度记录这类东西，早就有人在做。比如英国著名的鸟类学家H.G.亚历山大，晚年在他的《观鸟七十年》中谈到，他们三兄弟早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就是各种观鸟记录清单的狂热记录者，包括总记录（lives，历年所见全部鸟类的记录）、年度清单（years list）、郡县记录（county lists）等等。这些清单他们兄弟仨在一生中，只要有可能，一直都在做。那是一个持续的观察记录，既是兴趣，更是科学传统，这传统，可上溯至《塞耳彭自然史》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甚至更远。但它受限于传统的研究和个人的兴趣，是个人持续的常规观察活动。在北美，彼得森的《鳥类野外手册》极大地推动了观鸟活动的大众化，“跑大年”也不乏其人，一九三九年盖伊·埃默森所创的四百九十七种的纪录保持了多年，但始终局限在小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大众广泛参与的气候。今天来看，当时还缺乏一种公众广泛理解、参与的大环境，也缺乏一个大众传播的引爆点，当然更谈不上仪式感。

　　《狂野美洲》纪录片和图书的问世，成为轰动一时的现象级事件，引来广泛的关注和模仿。第二年，二十五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斯图尔特·基思为书中的行程发狂，要重走这条线路。一九五六年他揣着“彼得森”和《狂野美洲》，开着他那辆五三年的福特上路了。他因此爱上了美洲并永久定居下来。他的“大年”成绩五百九十八种，打败了彼得森。“大年”活动由此普及起来。《观鸟大年》这本纪实小说，通过三个人物桑迪·科米托、阿尔·莱万庭、格雷格·米勒尔虞我诈、分工合作的故事，生动记录了一九九八年美国“跑大年”的景况，展示了欧美观鸟活动和观鸟文化的生动画面，从中可以窥见这项活动的魅力。它不仅是一项广泛参与的大众活动，也是一项竞技，“跑”字生动形象地体现了“大年”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激烈的竞技状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道的美国顶级观鸟者肯·考夫曼，三十年后在其著作《一路狂奔》中，回顾自己十七岁时“跑大年”：“一开始，我‘跑大年为的是观鸟新纪录，结束时追求的却是别的东西了……任何一天都会是特别的，而且极有可能是，你只需走出去寻找。”

　　对顶级观鸟人来说，国别地区的“大年”似乎不够刺激了，不少人将地球作为“跑大年”的目标区域了，他们要看尽天下鸟，这就是所谓的“world listers”。近年这种趋势加剧，二0一五年前的纪录还只是四千三百四十二种，而且保持了多年；二0一五年美国人诺厄·斯特赖克以六千零四十二种刷新了这个纪录；二0一六年这一纪录再次被荷兰的阿杨·德瓦舒伊斯刷新：六千八百五十二种。那简直就是一项极限运动。

　　我国“观鸟大年”活动的开展，起步较晚，近两年出现了一个小热潮。二0一六年底，深圳鸟友庭草“高调”宣布开跑，二0一七年持续更新记录，下半年开始发布“大年”手记，引来众多围观群众，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最终他创下一千零三十五种的中国“观鸟大年”最新纪录。今年，《中国鸟类观察》组织了各地鸟类观察、自然观察协会“跑大年”，全国有二十支队伍参加。元旦，开跑第一天，就有队伍在鄱陽湖记录到全球性濒危、性甚隐蔽、体长仅十三厘米、极其罕见的花田鸡，着实让人兴奋。组队“跑大年”，颇具中国特色，在全世界应该是头一回。

　　不久前，鸟圈大姐大、《中国鸟类观察》掌门人橘树发布半年报，公布总记录一千二百十种（中国鸟类种数官方数据是一千四百四十五种）。“跑大年”的种种乐趣和奥妙，我们不妨通过橘树的文字来感受一二：“趣多多队鸟种数第一，一千零四十四种……基本是包着中国周边（省份）刷鸟种。淘汰‘贫困落后地区的鸟种纪录到手软，中部省份根本排不上号？还是去都不去？让这些省区市的队友情何以堪啊。”“重庆队的特点很鲜明，兔子狠吃窝边草，自家根据地及周边鸟种优势明显，绝对是充分利用；辅以伺机出动有好鸟的地方，效率绝对高。半年位居第三，九百零一种，嚯嚯，或许可以看出些处心积虑？”“深圳鸟会队目前位居第二，九百五十四种……什么特点？有军师？有策划？有应变？瞎猜……基于大多数队员从一个城市出发去覆盖全国，相比队员分散的队伍，先是要有钱有闲，再就是要有谋略。家门口和热点地区肯定会侧重，特定季节特定鸟种争取不漏，于是，东南沿海，云南四川新疆，江西婺源与河南董寨，直至北京天津……有的你放矢，打几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

　　“观鸟大年”是个人（团体）创造观鸟目击数目纪录的年份，谋略策划少不了，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保证，但一定是通过满世界“跑”才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