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莹

　　抵达剑桥已是黄昏时分，夏季的夕阳还眷顾着美丽的校园。薄薄的金光笼罩着尖塔，学生们络绎不绝地穿梭其间，热闹的气氛一直到夜幕降临才有所消退。面对喧嚣，我很是恍惚，担心参加各色项目的国际生和参观者们掩盖了校园真正的精神内核。剑桥大学拥有三十一所学院、一百四十所图书馆，除了中央图书馆之外，还分成系所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两个类别。在来之前就和朋友相约，请她一定要带我探访校园内的中世纪图书馆。恰逢暑期，国王学院以十英镑的价格开放部分区域供参观，学院内装饰有鲁本斯祭坛画的大教堂，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纪念石刚刚修整一新。然而，闭门谢客的学院也不在少数，幸好有朋友通关，才抵达了不一样的风景。

　　朋友安排我住在离校区中心大约二十分钟路程的露西学院，这是剑桥大学三所女子学院之一，也是成立年代较近的学院，宿舍内的设施比较完备和现代化。各个学院的气质不尽相同，但都会有一块草坪，有一个满足社交、餐饮、会议功能的用餐大厅。也有一些简朴的纪念标识，比如白马宾馆旧址、第一本印刷出版物付梓处、艾伦·图灵纪念牌等等，游客们往往会忽略，却是本地学生考试许愿之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发现DNA结构的老鹰酒吧前集合，参观完对面剑桥最古老的教堂之后便直奔主题。

一

　　我们要寻访的中世纪图书馆就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即圣体学院）内。科珀斯学院创建于一三五二年，是剑桥大学建于中世纪的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学院创立人是中世纪的圣体和贞女玛丽宗教协会的两位成员，院徽是一只无私的鹈鹕把肚子咬破，用自己的血滴进小鹈鹕的口中。这也是牛津剑桥大学系统中唯一由剑桥市民建立的学院。从一开始学院就有图书馆，位于旧庭院的东南角。现存最早的藏书目录（1376）显示当时有藏书五十五册，皆为教会法规和圣书文本。其中一些书借出后再也没有归还，一些则在一三八一年六月十五日學院被盗时遗失了。

　　如今学院图书馆的全称为“马修·帕克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其他学院经年累月从各个方面收集、获赠大量图书的模式不同，这里所有重要的书籍全部来自一个人的遗赠，因此图书馆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全部藏书皆为珍本，这也使帕克图书馆在剑桥大学尤为独特。在图书馆二楼建筑中轴线的上方，悬挂着帕克先生的肖像。在英国，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惭愧的是，在来此处之前，我对这位在英国的宗教改革和语言文字方面有巨大影响的人物知之甚少。马修·帕克图书馆

　　年八月出生于英格兰的城市诺维奇（Norwich），大约在一五二0年进入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学习，并在一五四四年至一五五三年期间担任学院的院长，期间还出任剑桥大学校监。他的最高职务是坎特伯雷大主教（1559-1575）。帕克一生得到英国几代君主的垂青。一五三五年因为家族背景的关系，他成为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的牧师。亨利八世为了娶安妮，不惜与罗马教廷决裂，与西班牙的凯瑟琳皇后离婚，开启了英国建立自己的国教圣公会的进程。根据相关历史记录，安妮本人也参与了宗教改革的诸多事件。作为她的牧师，帕克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图书馆就藏有一卷他自己编目的书信往来集，涉及不少当时宗教、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安妮·博林、伊拉斯姆斯、路德、加尔文以及梅兰希通等。安妮·博林安排他担任斯特科-拜-克莱尔（Stoke-by-Clare）学院的院长，这为他收集早期印本图书提供了便利。一五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亨利八世从威斯敏斯特写信给科珀斯学院，建议任命帕克为学院的院长。十二月四日，全体董事推选他就任。在任期间，帕克收集了成百上千的手稿和印本，内容主要涉及神学、历史和政治。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皇后所生的女儿玛丽一世（俗称“血腥玛丽”）主政后，宣布恢复天主教为国教，帕克的职务被剥夺，他本人也从历史记录中销声匿迹。十分有趣的是，帕克图书馆收藏有一本关于烹饪的书，根据出版时间可以推测是他作为“玛丽流亡者”时期的藏书，这也应该是唯一一段他没有仆人而必须自己做饭的时期。玛丽一世去世后，安妮·博林的女儿伊丽莎白成为女王。亨利八世的两个孩子（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一世）都是听着帕克讲道长大的，对于这位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并信任的牧师，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帕克承担起了英国圣公会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任务：第一，他翻译并编辑了大主教圣经（1568），即用英语而非拉丁文来编译圣经，有关修订整理的相关档案就保存在帕克图书馆，其中包括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用英语来印刷圣经的指令;第二，帕克编写并确立了《三十九条》信纲，作为英国建立国教的法律基础和对教徒义务的官方定义。图书馆所藏的档案完整地揭示了他是如何在一五六二年的初稿上做出各项修改，其中涉及的条款比如，废除教皇、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废除追思（为死者祈祷）等等，对当时还有大量民众信仰罗马天主教的英国来说是一次冲击性的革命。

　　图书馆是帕克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有形资产。可以说，他是一个“贪婪”的藏书家。亨利三世的曾孙兰开斯特公爵托马斯·马考特（Thomas Markaunt，1382-1439）曾捐赠给剑桥大学一些书稿。有关帕克的记录最早便出现在马考特藏书的登记表上，他从图书馆借阅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一本由银钩装帧的圣经，两书的价值分别被评估为四十先令和三点六八英镑，但他从未归还这两本书。帕克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收藏家和历史学家。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将大量中世纪手稿归入囊中。一五六八年，在枢密院的许可下，帕克将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古书，包括现存最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书等四百五十份手稿增添到自己的私人图书馆中。它们被帕克用来作为在英国重建一个独立教会的实物依据。其中用古老的英语方言西撒克逊语抄写的四福音是现存最完整的英语的福音抄本，帕克在一五七一年联系伦敦的书商出版此书，并使用特殊的盎格鲁-撒克逊字体印刷。这等于告诉民众，英格兰很早就有了使用英语来传播福音的先例，因此使用英语版而非拉丁文版的圣经书籍是有可追溯之合理性的。帕克图书馆有关古英语文献的收藏大约占了全世界盎格鲁-撒克逊手稿的四分之一，包括西撒克逊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用古英语翻译的《牧民职务》（Gregory the Greats Pastoral Care，格里高利教皇在公元597年派传教士奥古斯丁拿着《牧民职务》带领师团前往英国，使肯特[Kent]国王皈依了基督教，从此基督教逐渐传遍英伦半岛）、《盎格鲁-撒克逊编年》（Anglo-Saxon Chronicle，890）最早的抄本等等。十八世纪出版的帕克传记（The Life and Acts of Matthew Parker， by John Strype， London，1711）里提到，对研究古英语和文学历史的学生来说，帕克的名字是如雷贯耳的，他们甚至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简称为“帕克编年”。帕克还发展了现代辞书学，他收藏的好几本手稿，同时由拉丁文和古英文两种语言写成，通过对照便可以直接知道古英文的意思，从而就能简单地学习这门语言。

　　帕克肖像

二

　　帕克毕业于剑桥大学科珀斯学院，后又担任院长，对学院的感情很深，死后便将自己的整个私人图书馆捐给了学院。他的藏书除了前文提到的圣经和古英语写本，还包括中世纪游记、地图、动物寓言故事集、皇家礼仪、历史编年等。尤其是泥金写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s）的藏本，成为学者们研究戒律、音乐、文学、政治和宗教的宝贵资源。为了保证藏书的完整性，他与学院约法三章：第一，每年都要对所有藏书、手稿进行清点;第二，一旦遗缺的数量超过十二本，所有藏书将被移交给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第三，如果在下一家学院重蹈覆辙，藏书则再移交给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为了保有对这批藏书的所有权，科珀斯学院相当小心翼翼，在书籍借而不还、偷窃等情况时有发生的那个时代，最安全的做法莫过于将藏书都牢牢地锁起来，只有相关领域的学者在申请被批准后才可进入图书馆看书。四百年来帕克的藏书一本都没少，然而，这样的做法其实有悖于他捐书的初衷。帕克所提出的苛刻的保护条件并不是要让人们没有机会使用和接触这些书，他本人就是利用图书来做研究的典范。帕克甚至在遗嘱中详细建议了图书馆如何开放、几点开门、几点午饭、几点下午茶等等。这座让爱书者难以接近的图书馆终于在二十一世纪迎来了一位馆长—克里斯托弗·德·哈梅爾（Christopher de Hamel），他改变了这座中世纪图书馆在使用、功能上的诸多限制，是学术研究喜闻乐见的一件好事。

　　哈梅尔是研究中世纪手稿的专家，他的书曾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出版。他一九五0年出生于伦敦，四岁时随父母移居新西兰并在奥塔哥大学（Otago University）完成大学教育，后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十二世纪的圣经评论。一九七五年至二000年期间，他在苏富比拍卖行的西方手稿部门工作。工作的福利之一便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各种珍贵版本的抄本，但是他的心中却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部分，那就是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藏的各种泥金写本。为了能亲手触摸这些珍本，实现与它们对话的梦想，哈梅尔应聘了帕克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并成功凭借实力入驻。

　　与处在中世纪权力顶端和宗教改革浪尖上的帕克不同，二十一世纪这位世界知名拍卖行出身的图书馆长为馆藏写本的研究注入了崭新的颜色。他和帕克眼所及、手所触的是同一批书，但他们的切入点很不同。哈梅尔特别关注彩色写本中的泥金装饰手稿，这部分手稿专指用金、银或明艳颜色装饰的手抄书卷。装饰可能包括一些小插画（微型图）、首字母、边框或其他装饰元素。这些元素用于表明一段文本的结构划分、讲述故事、美化以及为文本增添醒目的视觉成分。哈梅尔认为十二世纪是彩色写本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僧侣花最多的时间来进行装饰。他将帕克图书馆馆藏手稿和那些年自己在苏富比拍卖行和各个机构探访旅途中“邂逅”的宝物们放在一起研究，著成了图书《偶遇珍贵手稿》 （Meeting with Remarkable Manuscripts）。该书不仅获得二0一七年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还造就了向全世界宣传帕克图书馆的良机。全书一共选取了六世纪至十六世纪的十二份手稿，逐章展开记述，把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的那些珍贵手稿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它们是如何被复制和被人们不懈追求的，如何纠缠于政治与学术争论的漩涡，又是如何被看成是极端奢侈的对象与民族身份的象征等。这本书既像旅行书籍，又像侦探故事，向读者介绍了国王、女王、圣徒、抄写员、艺术家、图书馆长、小偷、商人、收藏家以及手稿研究专家的国际性共同体部分，生动地呈现了手稿作为传递知识、文化、艺术的作品所携带的魔力与激情。

　　从二000年到二0一六年，在哈梅尔任内，他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英国语言和历史的最原始的手稿，继续丰富帕克图书馆的馆藏。同时，他本人作为英国古文物协会（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和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会员，做了很多创新性的学术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启动并推进了帕克图书馆的全盘数字化。这一破天荒的决定使得那些原本“远在天边”的珍贵手稿，通过一块屏幕便可以“近在眼前”。泥金抄本局部

三

　　二00四年，剑桥大学帕克图书馆与斯坦福大学合作，启动了对所藏手稿全部进行数字化的浩大工程。在两大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与Gladys Kieble Delmas Foundation）的财力支持下，两校花费了五年时间完成了数字图书馆的网站建设和初级版本浏览器的配置，实现了在网上阅读检索手稿的多项功能。二00九年十月，数字图书馆以认证许可的方式有限开放，购买证书和使用权的读者轻点鼠标，便可阅读时间跨度从六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五百五十九份手稿。所有数字化的文档皆可进行全方位的旋转和放大，操作方式简单易上手。此后网站的各项技术功能不断更新，目前所用的数字文档视窗版本已进化至5.0版。在帕克图书馆设有一块三十二英寸的屏幕，供读者查阅和检索数字档案。我体验了一下，对旋转的功能绝对是好评，特别是在浏览古地图时，细部放大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使得看平面的地图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即使地图当初的绘制者会将自己所在的城市或地域作为中心地带呈现，有了旋转之后，也绝不会影响我以现在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古世界，甚至还产生了一些奇妙的代入感。演示屏幕另一边的柜子里展示的是中世纪时期的宗谱长卷本实体，形成时间在一四七0年的英格兰。家族的谱系从亚当夏娃开始记录，一直延续到爱德华六世时期。这份卷本长十一点九米，宽四十二厘米，长度是目前世界上所存宗谱长卷中名列前五的，翻看不易，可以想象数字化之后再查看会带来很多方便。

　　可旋转的数字地图

　　从二0一八年一月十日开始，数字图书馆取消了许可开放的模式，把一个具有历史的图书馆完全向全世界的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免费开放。带领我们参观的安妮博士告诉我们，这是一项改变游戏规则的创举。她认为数字化图书馆的成型是对帕克遗产的持续利用，原本捐助的目的是只给本学院的师生使用，数字化消除了知识传播和共享之间的很多障碍。有了数字图书馆就有了开放的手稿，世界各地的同事可以实时连接电脑，而不用聚在一起捧着实体的手稿来做讨论，从而更高效地实现团队合作研究。数字化的开放手稿使得原来从物质特性上来看脆弱和珍贵的书本可以被更广泛地深入研究、分析，也能更好地激励学术的代际传承。我非常认同她的上述观点，帕克图书馆是一座人文的桥梁，里面所藏的手稿是关于语言、艺术、历史、生存等人类之间互动的一切;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科技的力量，这两者的结合让我们能更便利地从手稿中体会到那些生活在久远时代的人们的喜悦，和他们连接上。从旧的手稿中发现新的知识，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全体的文化记录。

　　走出图书馆，阳光温柔地洒在庭院南面墙上的垂直式日晷上，下方的花儿正开得灿烂。科珀斯学院出过不少名人，学院旧庭院西边的指示牌上列出了三处重要的地点，除了帕克图书馆，还有两处分别是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诗人兼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使用过的房间。图书馆是聚合和呈现人类知识的物理空间，另外两处也和“知识”有着奇妙的缘分：培根是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并对如何获得“真正的知识”进行归纳论述的学者。马洛作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最近被英国学界认定为莎翁几部作品的真正作者，他所著《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里的主人公为了追求无限的知识，堕落至出卖灵魂。不得不说，对知识的渴望也是人类贪欲的一种。在这一场追逐知识的人生旅途中，有的人成为政界与宗教界的双面赢家，比如马修·帕克;有的人成为亦商亦学的成功典型，比如克里斯托弗·德·哈梅尔。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追求和探索知识的过程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由衷的快乐，因为从过去发现新的知识并真正地投入到发掘过程中的状态和陷入爱河没有差别。從亚当夏娃开始记录的中世纪家谱（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