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苏州走出去的一代历史学名家，顾颉刚先生一直对家乡苏州的规划有着个人的想法。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间，受苏州市文化人士谢孝思的邀请，顾颉刚成为苏州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由此他对苏州未来的规划撰写了详细的报告书，名为《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这份报告对苏州的历史渊源、名胜古迹的保护、园林古建筑的利用以及未来的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都进行了一番阐述。如今，距离此文写作已经过去了六十五年，再读旧文，对照其中的提议，可见顾颉刚对于家乡文化的了解，同时对于苏州未来的规划也是充满着希冀。以顾颉刚有关苏州城墙保护的提议也可见其“先见之明”，苏州在近年来陆续复建了部分城墙和城门，可以说是对过去错误规划的修正和“补课”。还有苏州文物考古问题，他希望置于全国文化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古，从而对比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一文中处处可见顾颉刚对于苏州文化的热爱，同时更看出他对于社会活动积极参与的热心。
寓教于乐，城中设置五个文化区
由顾颉刚计划书第一部分“一般性的文教事业问题”的内容可见，他希望民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如发挥文化馆和图书馆的作用，提议在全市设立五个文化区，而且办事处就设置在园林古迹之中。
苏州水陆交通均甚便利，而风气一向闭塞，推原其故，实因地主阶级一贯地剥削农民，尽情享受。……本市文化馆、图书馆等虽已具备，但数量既少，民众又不甚和它接近，不易发挥作用。此次推动本市文教事业，拟请划全城为中、东、南、西、北五个文化区；其办事处，中区可设玄妙观，东区可设惠荫园（即安徽会馆，由后门出入），南区可设沧浪亭，西区可设浙江会馆，北区可设狮子林。（顾颉刚《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92年第一、二合辑）
顾颉刚所提议的五个区的地点颇有意义，他说中区玄妙观是苏州的中心，也是大众日常聚会所在，如果加以修缮殿宇，并安排各种文化活动，效果一定很好。东区惠荫园既是会馆，又是园林，还曾办过学，其后门处悬桥巷，距离顾颉刚旧宅顾家花园很近，看来他对此地很熟。西区浙江会馆位于西园寺西面，也是值得借用的场所。沧浪亭和狮子林对于苏州人来说，更是不必提醒了。
其工作，除大量供给图书馆阅览外，更扩大文娱活动，放演电影，编影戏剧，开歌舞会，讲演会，设置体育场，陈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项图画照片、标本、模型等。其目的在宣传社会改革、生产建设和健康卫生工作，一切不收费，使民众均能随时接受新知识，改造旧思想，在生产建设大运动中贡献出巨大的力量。（《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
应该说，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时期，顾颉刚的一些提议看起来是“务虚”，甚至可能是美好的向往。但事实证明，今天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如文化馆演出，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免费开放，都已经渐渐实现了顾颉刚当时的一些超前设想。
保护城墙，恢复游船
在“新苏州的城市建设远景问题”部分中，顾颉刚提出，苏州城市规划应该遵循历史规律，如伍子胥建城时的规划思想、唐宋时期苏州的规划理念。“唐、宋时代，苏州即以市政著名。石子砌街开始于苏州，唐时有‘雨后好穿红绣鞋的谚语。”（《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
苏州在世界历史上有“天堂”和“东方威尼斯”的美誉，但顾颉刚也在此纠正了外国学者的错误，如马可·波罗说苏州城内有桥梁四千多座，顾颉刚说“较实际扩大了十倍”，应该是误记。但瑞典的斯文·赫定说苏州“是最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却是事实。
因此，顾颉刚认为，应该把苏州的历史性与工业化结合起来，“决不能为了一时需要，把历史性隨意抹煞”。他指的是城墙的去留问题。“苏州城墙筑于公元前五一四年，距今已二千四百六十五年，实为全国最古的一座城池。城墙虽累经修葺，而城址则寸步未移。”苏州城墙不可移动，则与苏州河道的不可移动有关，因此顾颉刚认为应该保护这一存在两千四百多年的规划形态。对于当时拆城墙填河的倡议，顾颉刚是坚决反对：“大河当前，势不能予以填平，把水运改为陆运。到那时为了便利行人，依然只能造桥。既已造桥，只须在几条桥堍上多开几个城门就是……”顾颉刚建议，城墙永久不拆，而且要把毁坏的雉堞修复，以保存一个完好的古迹。
对于苏州古城墙的保护，时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谢孝思与顾颉刚意见一致，多次对拆除城墙提出反对意见，后来还为此被免了政协职务（郦方《谢孝思：千年古城的守护者》）。苏州城墙于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八年先后被拆去，只剩下残垣断壁。
对于苏州河道附近的风景，顾颉刚建议应该多种植杨柳、梧桐，以增加沿河的景观。而早在抗战时期消失的游船也应该及时恢复，租赁使用，使得中外宾客能够欣赏江乡水国的风趣。
园林与五人墓
对于苏州园林的保护和规划的必要性，顾颉刚是深有体会的，因为顾家旧宅即是一处苏州园林。早在一九四五年，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一文中就提及，顾家位于苏州悬桥巷，巷子里出过三位名人，明代的郑桐庵，清代的黄荛圃、洪文卿。并说小说《孽海花》金雯青为洪文卿，圆峤巷即悬桥巷。“圣陶幼时僦居潘祠之西。予家则在祠南，距河，涉板桥至，曰顾家花园。予先世有大来公者，建宅于石子街，而拓其后园至悬桥巷河滨。园中多植山茶，故命名为‘宝树。”此地即苏州城中宝树园所在。顾颉刚曾以“宝树园”命名著作。
顾颉刚在自传中追溯家世，清初年的大来公和松交公迁居到苏州，从此生活大为转变。“松交公时我家竟造了七个花园—雅园、依园、秀野草堂、学圃草堂、宝树园、自耕园、浣雪山房，规模都相当宏大，其中尤以松交公自己在旧学前造的雅园、第十子迂客公比连雅园造的依园、幼子秀野公在因果巷造的秀野草堂和大来公在悬桥巷内造的宝树园为最著。”顾颉刚就是在宝树园出生并成长的。
太平天国时期，宝树园受到殃及，曾被某王所居。李鸿章重夺苏州主政时期，宝树园被部分没收为官产，改机织局，后园则还给顾家，“而荒芜已甚，仅池一区，假山石三四点缀其间”。而顾家其他六个园林全都不存。
或许正因如此，顾颉刚对于现存的苏州园林格外富有感情，他在计划书中提及：“园林是苏州最精美的建筑，驰名世界，为外方来游者所必到，所以留园、怡园、网师园、惠荫园、环秀山庄等处希望能于一二年内修好。古迹中，如北寺塔、虎丘山、宝带桥，亦均为游客乐于登临远望的地方，希望能于短时期内整理。”
实际上早于一九四七年，顾颉刚在位于拙政园的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学系讲演时就提到了苏州园林的历史文化，他说沧浪亭：“具体实现诗和画中的情景。诗，画，园，可称为三位一体。构造的曲折秀丽，尤其堆假山的艺术，可说是登峰造极。”
说狮子林：“狮子林以假山著名，这些山石都出太湖，多少万年给波涛拍打得玻珑剔透。宋徽宗真是一个会享福的皇帝，他看中了太湖石，要移到汴梁造一座大假山，号为‘艮岳，特设花石纲（管理花石局），派了官员来选取，于是太湖上最玲珑的石头被大批搬运了去。那知尚未运完，金兵已入汴梁，灭了北宋。留下一部运到苏州城而尚未北去的山石，就搁置在一所寺院里（这所寺院今称狮林寺）。到南宋亡了，这些好石头不算作官产，才由寺僧把它堆叠起来，经过大画家倪云林的写真，而成为独特的名胜。”
又说：“清朝的花园堆得最好的是景德路上的环秀山庄，出于嘉庆时名手戈裕良，在一亩大的院子里堆出了栈道、石室、石梁和飞瀑，到了里边真像进入深山之中了。”
顾颉刚主张保护文化古迹与宣扬名人文化相结合，如干将坊的铸铁大匠干将、莫邪；如苏州公园的项梁起兵反秦；如明代知府况钟在苏州连任十三年的清廉为官；又如周顺昌反抗魏忠贤被逮，在苏州时激起民变，苏州五壮士被杀，“可是魏忠贤的特务从此不敢出北京”。顾颉刚建议应该为这些人设置纪念场所，并修复况公祠和五人墓。
文物管理和古物发掘
苏州文化人士谢孝思原籍贵州，一九四六年倾向于进步，追随共产党来到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校址就在拙政园。谢孝思在此从事教学和地下党活动，一九四七年顾颉刚来此演讲时两人应该会有所交集。苏州解放后没几天，谢孝思就主动向时任市长王东年建议建立“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并自荐为委员会主任，当即获得批准。谢孝思要团结各界有识之士一起来保护苏州的文物古迹，并致力于修复园林和古建筑。当时李根源、周瘦鹃、范烟桥、陈涓隐、顾公硕等都受邀为文物保护献计献策，同时还倡议大家捐献家藏文物。顾颉刚当时也是“文管会”顾问之一。“顾颉刚先生是谢孝思亲自聘请来的‘文管会顾问，鉴于他的爱国之心和他与谢孝思的友情，曾两次捐赠图书和古墨，这些古墨虽稍次于何氏所藏，但造型之精美亦甚可观。”（魏嘉瓒《保全吴文物·其绩应著录—谢孝思保护苏州文物、古城记事》）顾颉刚捐赠的古墨后来还受到上海鉴墨专家徐森玉的称赞。
对于苏州文管会的工作，顾颉刚提出，文管会设置在人民文化宫不太合适，因为房屋缺少而使用繁多，他建议可以设置在沧浪亭。“现在沧浪亭一带房屋已一起划与工业专科学校，名胜古迹改成工场及讲堂宿舍，不但阻止游人，亦且极不合用。”他建议在城外划地建造校舍，还原沧浪亭的旅游功能，同时把文管会办公处设置在园林内，但并不影响游人参观。
他还建议在沧浪亭对面的可园设立苏州历史博物馆，“把苏州历史上的遗物、模型、遗著、古迹古物照片、故事画等，依其性质作有系统的陈列，使游人于一览之下，对于苏州地方文化及其史迹即可有真切的印象与认识”（《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他甚至提出，这个博物馆是全国性的，如苏州刻书业的发达，曾占全国半壁江山。而位于沧浪亭东的美专学校旧址则设立美术工艺博物馆。于附近孔庙设立石刻博物馆，展示有关天文、地理、历代帝王、平江城坊等石刻。
如今来看，顾颉刚的确是有远见的，可园作为苏州正谊书院旧址已经修复开放，美专旧址则成为颜文樑纪念馆（苏州油画院）开放，孔庙内则开放为苏州碑刻博物馆，均成为这座城市的美育和传统文化展示的场所。
作为历史学家，顾颉刚当然会在报告中提及本业，他认为吴越文化明显区别于中原文化（即周文化），“例如前数年在（苏州）公园（即当时吴、越王宫）内掘得的白陶碎片与安阳殷墟出土的白陶相似，足证当时吴、越的统治阶级尚保留着商代文化”。还有在上海博物馆任职的考古学家蒋大訢在苏州平门外发掘的陶片和石器为新石器时代遗物，可见出原始时期的苏州文化。由此顾颉刚建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可以从苏州着手考古挖掘，当时在上海工作并进入复旦大学执教的顾颉刚表示：“本会议如果赞同此事，当由我和该校胡厚宣教授商洽，請其明春来苏主持发掘，并商订契约……这是把苏州文化追根的工作，说不定有震惊一世的重大发现。”（《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
当然，此事后来并没能实施下去，或许是因为顾颉刚被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原因，但苏州此后的考古发掘，的确是有过几次大的历史发现。
而就在写完这篇计划书后不久，即一九五三年四月八日，顾颉刚还与当时的苏南文管会几位工作人员一起去相门塘实地寻访名匠干将的遗址，“不可得，仅与故苏嘉铁路址旁得汉代陶片若干”。但在接下来的乘船寻访过程中，顾颉刚一行寻到了铸剑名匠欧冶子的庙。“先至官渎里茶馆，询得干将泾道路，经洋泾、官塘而往，果得欧冶庙，俗称欧老爷庙。在干将泾西岸，检查当年铁冶遗址当不难，俟今年秋收后邀请矿学家同来查核土壤，观其是否含有铁质即可知。”（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王煦华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在几个月后，顾颉刚欣喜地收到了苏南文管会沈勤庐的来信，说在欧冶庙附近寻访到了干将墓，还捡到了几件陶范，“又有红色陶块，质甚重，若含铁质”（《苏州史志笔记》）。得知样品已经送往南京鉴定，顾颉刚大为欣慰。
虽然人已经被调离苏州，但顾颉刚对与干将有关的铸剑遗址仍念念不忘，在亲自寻访无果后，他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答复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有关此类问题时提出，“至于我的发见（现）则是官渎里和干将泾大有关系。……当时干将铸剑之所在相门干将泾，其原料的运入和成品的运出则由官渎，想来当时储藏军器的府库在娄门外。这官渎不知是天然的河流还是人工所开凿的，可请地理学家和水利工程家作一鉴定”（《苏州史志笔记》）。
顾颉刚为此还要求纠正一个错字，“现在沪宁铁路上，把官渎里的‘渎字都写作‘凟字，虽然只缺一点，实在犯了反历史的错误”。
顾颉刚的认真源于他对家乡文史的熟稔掌握以及乡情的深切。苏州地方文化学者陆承曜曾参与编辑顾颉刚著《苏州史志笔记》（原名为《苏州事史笔记辑录》），他撰文回忆称这本书可谓是当代绝妙的吴中文献：“全书分十大部分，有先秦吴越史、苏州的城郭山川、古迹园林、氏族语言、故事传说、史志文献、歌谣戏曲、人物与著述、经济、神祠，无所不赅。其中观点、见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处处着重考证，有据有理。例如为考证欧冶子铸剑在会稽若耶溪，干将莫邪铸剑在苏州干将泾及当涂莫邪山，他不仅博览古籍，而且亲访干将、欧冶子铸剑遗址。他又列举史书，对古吴文献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如吴曾都江西，吴占江南之前是奄国之地。”陆承曜还特别提及顾颉刚根据史料论证了“卧薪尝胆”一词“尝胆”是事实，“但卧薪却无根据”。
计划书的背后
有关顾颉刚的《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王煦华先生曾于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作过考证：“顾颉刚先生于一九五二年被聘为苏州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是年十一月十五日开第一次会议，先生以去洞庭东山，未参加。据会议记录委员会分为三个组。此计划书，是在开第二次会议时提出。第二次会议于十二月三十日召开。先生的日记中有以下记载：到协商会，与江维宽、张绍南谈，孝思来谈。二时，开市政建设会议文化小组会，至五时半，散。今日同会：陈涓隐 周瘦鹃 张宇和 胡粹中 王太乙 朱葆初 郑子嘉 谢孝思（主席）。予计划书中力主不拆城，一致通过无异议，此为予对于苏州古迹的一大功也。”（《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
从顾颉刚的日记看，顾颉刚的计划书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始写作，反复修改和抄写，最后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上午完成。王煦华先生则说明，“此稿似为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写稿，而非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所修改的定稿。但最后定稿目前已不可得，姑以此稿缮清发表”（《苏州市文化建设计划书》）。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应该是王煦华先生后来整理发表在了苏州的地方史料刊物，可谓功莫善焉。
再查顾颉刚自传中《在解放后的大事记》，一九五○年，当时他在上海工作，“‘苏州人民代表大会选我为特邀代表，回苏开会，晤潘昌煦、屈伯刚、谢孝思等”。一九五二年，他继续在上海学院参加工作，后归复旦大学，曾被当时的批判运动波及。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顾颉刚写出了这篇计划书。
谢孝思到晚年时还常提及顾颉刚对苏州文化的贡献，说他两次捐献大批图书，一次捐献精品古墨。直到一九六○年，已经到京工作多年的顾颉刚还不忘向苏州地方捐赠图书，当时他写一封信给苏州地方部门提及：“我于抗日胜利后，任文通书局总编辑，曾将编辑部设于本市东北街一三五号。其后因书局紧缩，编辑部移至上海，因房屋限制，当时以书籍九木箱，又一皮箱，又一大木箱，两书架，共十一箱、两架，及史学辞典卡片等留置旧处。”为此，顾颉刚特请当地与居委会联系商洽接管这些书籍资料，以免丢失。
苏州于顾颉刚既是故乡，也是一种梦境。顾颉刚曾这样记录苏州的河：“小河是苏州的脉络血管，轻便的交通利器，低廉的运货骡马，它们还使苏州更美起来。月儿窥着悠悠长泻的水流，每次全出落得格外玲珑剔透、清明圆润，恐怕只有威尼斯的月亮，才能够相与比拟哩。苏州所有的清雅明慧的色调，想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吧！”顾颉刚的内侄吴受之先生曾回忆顾颉刚对于苏州园林的热爱：“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时期，我随顾颉刚在苏州耦园，他每天安步当车到园读书和工作，把自己的著作原稿教我阅读。”吴树德曾在顾颉刚所主持的文通书局工作多年，通过他的回忆文章可知，顾颉刚那时出入耦园是因为书局的编辑部从顾家花园搬到了耦园，当时钱穆也在耦园潜心治学，常与顾颉刚来往，并至顾家做客，一对学人就此留下了一段园林治学的佳话。时隔多年钱顾两家还成为世交，其后人在耦园游览时还常会忆起那段时光。
吴树德一直保存着顾颉刚写给他的信札，他记得顾先生八十岁时还一笔一画写着他对苏州的惦记：“听说苏州越来越好，已成了先进工业区，植树二千五百万棵，在党的领导下，苏州变成了‘天堂了。”
参考书目：
1.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王煦华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92年第一、二合辑；
3.王煦华《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
4.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
5.顾颉刚《蕲驰斋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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