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禁毁于天启五年（1625），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它的创建者顾宪成因此名扬天下，诽谤之声也如影随形，东林书院也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大相径庭，毁誉交加。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赵南星给顾宪成写神道碑，为之鸣不平，“其于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计，无不挺身力争”，招来的却是罢官;居家讲学，“非孔孟之道不谈也，善无巨细无不为也，行无隐显无不兢兢也”，招来的却是政治诬陷。赵南星感叹道：“讲学者皆欲忠国家于身无所利，倘亦可以无苛呰乎！”顾宪成（1550-1612）

一、“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生于无锡泾里。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万历四年应天乡试第一名中举，崭露头角。他的同乡兼志同道合者高攀龙为其所写的行状，是最有价值的顾宪成传记，谈及他的抱负：“当是时，先生名满天下，其为文章斟酌古今，独辟乾坤，学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务于微析穷探，真知力践，自余皆所不屑矣。”清晰地表明，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并非文章虚名，而是传统经学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穷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一出场，就为自己立下极高的标准。

　　万历八年二月，他会试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试，得中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时年三十一岁。顾宪成与同科进士魏允中、刘廷兰，并称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许，以道义相琢磨，慷慨激昂议论朝政，对处于权力巅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所讥刺。张居正颇为忌惮，对主持会试而成为“三解元”座师的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你知道吗？每日都在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

　　顾、魏、刘三人确实是在评骘时事，鉴于时事日非，三人相约上书内阁次辅申时行，请他出面匡救。在《上申相公书》中，初涉政坛的新科进士锋芒毕露。开篇就点明主题：“窃闻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继而批评申时行无所作为：“老师（指申时行）之于首揆（指张居正），将一切听而顺之欤？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希望申时行有所作为。三名新科进士虽有别具一格的眼光，却过于书生意气，忽视官场的政治规矩。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势必与张居正保持高度一致，根本不可能出面“匡救”。

　　申时行豁达大度，并未为难三名小人物。《上申相公书》的过激言词没有带来麻烦，他们的锋芒依然毕露。万历十年，张居正旧病复发，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达官贵人纷纷斋醮祈祷，高级官僚带头，中层官僚仿效，放弃本职工作，沉迷于撰写祈祷表章，奔忙于庙宇道观之间，忙得不亦乐乎。再三为之设醮祝厘，手捧香炉，拜读表章，长跪于烈日之下。顾宪成看不惯这种献媚谄谀行为，特立独行，冷眼旁观。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写道：“江陵（张居正）病，举朝若狂，为祷于神，先生独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先生驰骑，手抹去之。”同僚出于好意，代他在祈祷表章上署名，顾宪成以为奇耻大辱，快马加鞭赶去，亲手抹去自己的名字，不愿同流合污。

　　万历十一年，顾宪成请假回乡，研读《易》和《春秋》。万历十四年七月，假满北上，出任吏部主事，依然特立独行。他拜谒内阁辅臣王锡爵，两人有一段绝妙的对话。

　　王锡爵问：“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指北京）近来有一异事乎？”

　　顾宪成回答：“愿闻之。”

　　王锡爵说：“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

　　顾宪成不以为然：“又有一异事。”

　　王锡爵问：“何？”

　　顾宪成说：“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这段对话见于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也记载了这一对话，文字大同小异，“庙堂”写成“内阁”，“外人”写成“外论”。一个持“外论”立场，一个持“内阁”立场，政见的歧异显而易见。

　　官场犹如江湖，各有各的规矩。顾宪成自视清高，无视政治规矩，使得他很难在官场立足。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把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名单，引起内阁辅臣不满，给事中陈与郊等人，仰承内阁风旨，攻击辛自修，导致辛自修与何起鸣同时罢官。对于这种不分是非，不辨君子小人的做法，顾宪成慷慨陈词，批评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与王锡爵，“以智角智，以力角力”。《毗陵人品记》一语道破，由于“语侵执政”，顾宪成因“肆言沽名”，降三级调外任—补湖广桂阳州判官添注。《顾端文公年谱》 〔明〕顾与沐记略

　　此后，他调任处州府推官、泉州府推官，政绩卓异，以“天下推官第一”，于万历二十年提拔为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再度回到权力中心。“三王并封”之议一出，顾宪成与首辅王锡爵的政见分歧发展为正面冲突。以后在考察京官、会推阁臣时，多次与王锡爵意见相左，遭到革职为民的惩处。万斯同《明史·顾宪成傳》写道：“（顾）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可见顾宪成既得罪了首辅，又违背了帝意，革职为民是不可避免的。

　　顾宪成的理想是构建清明澄澈的政治局面，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海瑞为楷模。万历十四年，海瑞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本着一贯作风—洁人先洁己，要整肃百官必须先整肃负有监察权的御史，严厉约束自己管辖的御史，带动南京官场风气大变。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说：“每下一令，不数语洞中情弊。而都人涂传巷诵，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其市物必以价，无敢剧饮为大宴乐，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诸处，官舫游屐顿绝，往时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大摆筵席，公款游览的风气顿时消失。

　　南京提学御史房寰，人品卑劣，凌虐士人，贪污贿赂，恣睢狼藉，人称“倭房公”。他深知海瑞惩贪不遗余力，害怕自己遭到严惩，恶人先告状，诋毁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诬圣自贤，损君辱国”。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顾宪成的弟弟）与同僚联名上疏，抨击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义正词严地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及稍知学，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垂之千万年不磨，盖从万死一生中树节于我朝廷者。”至于房寰，早已臭不可闻，浙人每谈及者，无不掩鼻，视若臭秽。顾允成等大声疾呼：“一海瑞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继而指为邪，则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继而妨贤能，则小人之道日长矣！”明确无误地倡导以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为榜样，重建符合儒家伦理的政治局面。顾氏兄弟的理念是一致的。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反对“乡愿”，慨乎言之：“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在慰留海瑞，切责房寰的同时，以“出位言事”为借口，处分了顾允成等三名进士—“革去冠带，退回原籍”。如此有失公允的处分，激起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弹，对于“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颇有微词，皇帝固执己见，寸步不让。

　　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姿态，与政治现状格格不入，显得不合时宜，革职为民是迟早的事。“君子之道日消”难以避免，“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的理想，渐行渐远。

二、“東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革职为民的顾宪成回到无锡家乡，丢掉了乌纱帽，返归一介书生本色，沉浸于五经四书与濂洛关闽之学，倾心讲学著述。读书人仰慕他的道德学问，纷纷前来求学，于是有“同人堂”的设立。参与讲学的有宜兴吴达可，武进钱一本与薛敷教，金坛于孔兼等。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知名人士，如缪昌期、马世奇、张大可等。一时盛况空前，论者以为“程朱之门所未有”。简陋的“同人堂”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求学者，顾宪成有意复兴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下，以民间集资的形式，先后修建道南祠（祭祀杨时的祠堂）、精舍、依庸堂、丽泽堂，这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顾端文公遗书》 〔明〕顾宪成撰

　　顾宪成在弟弟顾允成及挚友高攀龙、钱一本的辅佐下，把东林书院这个民间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赵南星写道：“其学唯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而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久之，白当道为东林书院，大会吴越之士，讲学其中，东林之名满天下矣。”

　　顾宪成引用曾子的话“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为东林书院的宗旨。他解释道：“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士讲习，则天下之善受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东林书院的愿景，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高攀龙把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概括为六个字：读书、静坐、会友，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下功夫读书、静坐，到了互相切磋时，才可以收到以友辅仁的效果。

　　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称为讲会，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届时吴越及其他各地士人纷至沓来，蔚为壮观。东林书院的小会大会，究竟议论什么呢？某些学者以为是“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实不然。顾宪成起草的《东林会约》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讲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东林书院诸君子聚在一起，并非议论政治，而是在交流研读四书的心得，由一人主讲，然后讨论，互相切磋，与今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顾端文公遗书》收录了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课的讲义—《东林商语》，通篇都在探讨《论语》《孟子》的要义，向学生讲解自己的心得。试举一例如下：甲辰年（万历三十二年）共十则，全是关于《论语》某一章的阐释。第一则是：“《论语》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顾宪成阐释与一般经学家截然不同：“细玩此二条，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盖当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却嚣然自以为伶俐。见孔子汲汲皇皇，忘寝忘食，略无休暇，多嗤其劳苦，至以戮民拟之。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却飘然自以为撇脱。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当，伶俐者反落险途;劳苦者到底安闲，撇脱者竟何归着。”为了说明这些高深的道理，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学生解释：“人生天地间，日子不是胡乱度的，屋不是胡乱住的，饭不是胡乱吃的，朋友不是胡乱搭的，话不是胡乱说的，事不是胡乱做的。这个心，极灵极妙，不是胡乱丢在一边的。”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的院规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可以在书院中评价政府和官员的好坏，议论家乡市井的是非。他把社会上流行的作风蔑称为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要众人摒弃这九种卑劣习气。具体说来：“鄙”指的是比昵狎玩;“僻”指的是党同伐异;“贼”指的是假公济私;“浮”指的是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诉自己不平;“妄”指的是谈论暧昧不明、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怙”指的是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悻”指的是对众人指责，致其难堪;“满”指的是问答之间意见偶殊，动辄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有激而不平;“莽”指的是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途说，略不反求。

　　天启初年主持东林书院工作的吴桂森，继承顾宪成的既定方针，把上述院规具体化，特别强调两点。其一是“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以期不负雍熙，是今日第一时宜也。”其二是“屏俗风以安分”：“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凌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由此可见，以往风行一时的说法—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便有点不着边际了。

三、“虚和闲止，不关世事”

　　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以后又和其子顾与亭、顾与沐交游。在他心目中，顾宪成的印象竟然如此：“端文（顾宪成）为人，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凝尘委衣，危坐终日。”这种印象与人们的臆想截然不同，却是耳闻目睹所得的真相。吴亮为顾宪成立传，描述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生活就是如此：“杜门却轨，潜心理学”，“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其说以性善为本体，小心为工夫。岁有札记，沉潜粹密，与《读书录》相表里”。与顾宪成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对他潜心理学给予高度评价：“自孟子以来得文公（朱熹），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顾宪成），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万历二十二年）以来，见理愈微，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鸷，殆几于无我矣。”高攀龙说顾宪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理学，达到无我的境界，是君子退居林下的真实写照。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传记，突出的也是这一点：“每岁一大会，每日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明史》（全八册）〔清〕万斯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罢官回乡后，回归学者本色，“杜门绝迹，不入公府”，“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批”。纪晓岚为钱一本著作写提要，说：“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遂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这是东林君子的共同心态。

　　言官一再弹劾前任内阁首辅王锡爵，将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正人君子斥逐一空，至今海内扼腕。主张起用废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当权大佬不能等闲视之。为了应付舆论，朝廷宣布起用顾宪成。

　　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任命：“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显然是执政者敷衍舆论的对策。顾宪成罢官之前先后担任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的郎中，握有人事权;而光禄寺是掌管宫廷膳食的机构，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连宫廷膳食的职掌也没有，基本是一个“投掷闲散”的虚职。顾宪成征求书院诸同志意见，有的以为“宜行”，有的以为“宜止”。他自己说：“仕宦宁退毋进，吾衰矣，当从其退者。”这一任命毕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发出的，必须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態度，他为此写了辞呈—《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

　　臣以疏庸，重负任使，顷蒙皇上简录，谊当竭蹶而趋。唯是臣年六旬，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反复思之，与其冒昧而进，孰若审量而退;与其出而颠沛，孰若处而苟全。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容令休致，臣愚幸甚。

　　婉言推辞的理由是“衰病交侵”“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不愿放弃蒸蒸日上的东林书院事业，不愿放弃潜心于理学的追求。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他吐露了内心的想法：“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三盆，补缉桑榆，无虚此一生。”

　　吏部不接受他的推辞，再三催促，并且宽限赴任日期。顾宪成再次上疏，情词恳乞地写道：

　　独计臣少不自爱，逾壮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聋，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鞭策。况今病入膏肓，纠缠无已，奈何尚欲侥幸于万一也。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之所大耻也。

　　这段话值得细细推敲，前半段是对朝廷的陈情，实在是身体有病，难以担当重任;后半段是为自己辩白，并非不顾国家安危理乱，而自便其身。其实流露的内心独白，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他给李三才的信吐露自己推辞的原因：“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所谓“水间林下藏拙”，就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极好的注脚，挑明了自己的真实心态。在《与孙柏潭殿元书》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不问门外是非的隐士：“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把自己说成是桃花源人：“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几如桃花源人”，并非顾宪成的矫饰或夸张，而是真实写照。东林君子都有类似的况味。同在书院讲学的高攀龙，给老师赵南星写信，一再流露入山闭关、不问世事的心境：“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也矣”，“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入山闭关的闲人，几如桃花源人，含义并无二致，这与一般人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的印象，似乎相去甚远，恰恰是真实的另一面。

四、“不肖独何忍心而默默”

　　顾宪成自况为桃花源人，是对政治时局极度失望的回应—“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正如高攀龙所说：“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但是受儒家政治伦理熏陶的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难以割舍，要真正做个桃花源人谈何容易！他晚年卷入关于李三才的政治纷争，便是一个明证，既义不容辞，也迫不得已。

　　万历三十七年，李三才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又被提名为都察院都御史。此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些官员建议，内阁不当专用词臣，应该参用外僚，意在荐举李三才。此人既有才干又有声望，在漕运总督淮扬巡抚任上政绩卓著，抨击矿税太监贪赃枉法导致民怨沸腾，毫不留情。这样的舆情，显然触犯某些阁部大佬的权益，于是策划了一场诋毁李三才的运动。

　　工部郎中邵辅忠率先发难，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罗列贪、伪、险、横四大罪状，说什么“藉道学以为名，依豪贤以立脚，或无端而流涕，或无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从风，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感时忧世者误入其套中”。耸人听闻地扬言：“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字里行间影射李三才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结党”。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诽谤李三才“结党营私”，“年来是非日以混淆，攻讦莫之底止，主盟挑衅，三才乃其戎首”。

　　清者自清，是非自有公论，李三才连上四本奏疏，主动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杜门谢罪。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李三才辩白。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也向皇帝陈言：李三才已经杜门谢罪，为漕运大政考虑，宜速定去留。皇帝不表态，诽谤者愈发嚣张，一些别有用心的言官钱策、刘时俊、刘国缙、乔应甲、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等，接二连三弹劾李三才。正直的言官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等，奋起反驳，为李三才辩护，双方激烈交锋。正如万斯同《明史》所说：“朝端聚讼，迄数月不已。”

　　身处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目睹这场聚讼，难以抑制心中不平，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写了私人信件，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希望两位实权人物能够平息持续数月的“朝端聚讼”。信件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二是“李公在淮扬，能制税珰（矿税太监）不敢动，安民弭乱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是私人信件，并非公文。孰料被别有用心的官员抓到口实，诬陷顾宪成以下野官员身份，插手朝廷政务，可见东林书院企图“遥执朝政”。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为了搞臭顾宪成，搞臭东林书院，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

　　工部主事沈正宗十分仗义执言，顾宪成等僻处乡间书院，“一味讲学，反骂醉生梦死”，“今隐身不忘报国，却以为罪案矣”，“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事，弹射不休矣”。

　　礼部主事丁元荐针对“遥执朝政”的诬陷，据理反驳：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民办书院，何以能够遥控朝廷政治？“夫使东林果操天下权重之势，则长安诸缙绅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而乃操戈秣马以向攻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僻处山林可以遥执朝政，那么京都衮衮诸公为何不退处山林呢？

　　顾宪成在写信之前，已经预料到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为了表达对于李三才人品才干的敬仰，在所不顾。他和友人谈及写信的缘由：李三才由于拨乱反正，“外犯权相，内犯权阉，死生祸福系之呼吸，并不稍顧”，“旁观者遂群起而求，多吹索抨弹，不遗余力”。对此，他忍无可忍：“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出于敬仰，决心打破沉默，仿效老朋友的作风—“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预料到有风险，“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因此，他不计较寡不敌众，不顾虑可能带来大麻烦，一定要尽自己的心念。

　　他在《以俟录》中说，给叶向高、孙丕扬写信，并无“遥执朝政”之意，纯粹是好善、忧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他在《自反录》中再次提及此事，强调写信给叶、孙二人，一是不敢辜负李三才，二是不敢辜负海内诸君子。对于邵辅忠、徐兆魁之流毫无根据的肆意诬陷，他据理反驳：“百千罪过，胪列满纸，而实证一切茫如也。”至于宵小之徒攻讦他与李三才“结党”，他机智地反驳，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他早就是“吕坤党”“王国用党”“吴中行、赵用贤党”“江东之、李植党”“沈思孝党”。于是乎感叹：“其又何所党哉！如此看来，有党乎，无党乎？一凭人谓耳，予何敢择焉！”真是痛快淋漓，把徐兆魁、邵辅忠之流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

　　这位谦谦君子显然低估了宵小之徒的险恶用心，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及至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时，他才意识到给阁部大臣写信之举大为不妥，管了不该管的事。为此他悔恨不已—“去岁救李淮抚之书，委是出位”，“忏过而亦悔且恨”。

　　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四面围攻，处境岌岌可危，写信提醒，加意提防，收敛锋芒：“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直，礼貌太简。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亦恐嚬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稍融，得不加意乎！”眼见形势急转直下，他又去信劝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缓矣。”

　　政治斗争不以善良愿望为转移，顾宪成不但救不了李三才，反而使得他自己和东林书院受到牵连。一些政客将李三才与顾宪成一并扣上“东林党”的帽子，严厉声讨。

　　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临死前，他握着儿子顾与沐的手说：“作人只伦理二字。”这句遗言的内涵，或许可以从十几天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揣测些许端倪。他说：“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无所致其毒，久之，或消渐释，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同心盛则异类自衰。”君子坦荡荡，他以宽容的姿态回应无端的诽谤。

　　对于他的朋友门生而言，已经臻于无我境界的谦谦君子在诽谤声中死去，激起的是无限的悲愤和感慨。

　　东林书院为他举行公祭仪式，参加的知名人士四十余人，有于孔兼、钱一本、薛敷教、诸寿贤、王士骐、朱国祯、岳元声、汤兆京、吴亮、孙慎行、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文震孟、钱谦益、丁元荐、安希范等，都是晚明政界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众人先在东林书院“会哭”，再到他家中拜奠，相向失声，留连浃日始去。

五、“朋党之祸中于国”

　　有正义感的官员激于义愤，向朝廷建言，为顾宪成讨回公道。《理学宗传》 〔清〕孙奇逢撰 自刻本

　　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忠本天植，学为人师，所著诸书有体有用，断断乎名儒君子也，或咎东林触犯时忌，臣窃以为不然。”

　　尚宝司丞章嘉桢说：“顾宪成豪杰圣贤者也，当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学脉之醇一，操守之精绝，神理之绵密，居处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唯思为国家进用贤才，其教泽几遍海内。”

　　行人司行人刘宗周说：“东林者先臣顾宪成倡道处也，从之游者不乏气节耿介之士……一时士大夫景从如云，以故东林最著。唯其清议太明，流湎之士苦于束湿，遂乘淮抚之救，谤议四起。宪成殁，而忌者因指东林为门户，合朝野而锢之，以为党人。夫东林果何罪哉？”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处境艰难的李三才还不忘为顾宪成与东林书院辩白：自从内阁首辅沈一贯以来，奸党排斥正人君子，合于己者则留，不合则逐，“今奸党仇正之言，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顾）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岳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

　　尽管正直官员一再呼吁，对于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诽谤却日甚一日。到了天启年间，那些诽谤者纷纷投奔大太监魏忠贤门下，成为阉党的骨干分子，张四面之罗网，造无底之陷阱，对不同政见者扣上“东林党”的帽子，予以整肃。朝廷下令取缔并拆毁东林书院，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受到连累，一并拆毁。高攀龙目睹东林废墟，愤慨赋诗十首，其中之一曰：

　　蕞尔东林万古心，

　　道南祠畔白云深。

　　纵令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名列阉党“五虎”的倪文焕扬言：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流露腾腾的杀气。阉党干将王绍徽编造《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炮制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阉党的另一名干将卢承钦感到，仅仅镇压一百零八人显然不够，便仿照北宋末年的“元祐党籍碑”，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东林党人榜》。把已经逝世多年的顾宪成也列入黑名单，排在李三才、叶向高之后，位列第三。卢承钦的恶毒用心，比王绍徽犹有过之。

　　事已至此，“东林”已然成为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以“东林”的罪名，把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及高攀龙、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迫害致死。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顾宪成之孙）相会于无锡，凭吊东林书院废墟，感慨系之，赋诗一首：

　　同展道南祠，而伤东林址。

　　东林何负国，草色已及纪。

　　不见崔魏时，金碧连云起。

　　巍巍九千岁，蓬蔂安所倚。

　　万古此东林，子无忘所始。

　　鼎革之后，东林书院终于在废墟中重建，绵延后世。唐文治撰写的《重修东林书院碑记》说得好：“书院旧址为顾端文、高忠宪两公讲学之地。方是时名儒硕彦风起云从，研求正学，四方响应。而有明一代之气节，遂彪炳于寰区。厥后太仓之复社，复东林也;松江之几社，几东林也。然则东林之气节，岂非千古不朽哉！”

　　万斯同《明史》回顾这一段历史，一唱三叹：“（顾）宪成既没，攻者犹未止。诸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于是朋党之祸中于国，历四十余年，迄明亡而后已。”对晚明党争的分析，鞭辟入里，“朋党之祸中于国”七个字，令人震慑不已。

　　孙奇逢《理学宗传》提到一种奇谈怪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国运已终，而党祸犹未尽也。今日嚷东林，明日嚷东林，东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东林，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孙奇逢反驳道：“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诸君子之所以为忠臣，而撑柱天地，名扬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后，而鼓盪摩厉者，在五十年之前。则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远矣，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企图把朋党之祸归罪于东林的谬论，不独当时流行，今日也有市场，有的人甚至鼓吹“明亡于东林”，这种戏说不是糊涂之极，就是别有用心！读者诸君只消细细体味万斯同和孙奇逢的分析，便可辨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