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

　　二○○六年，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团队报道了加州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的故事：一九六五年出生的犹太裔美国人普莱斯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她几乎能回忆起从儿时开始所经历和感知的每一个细节。然而，这种记忆力限制了她的决策和行动能力。这种绝对记忆力也出现在了博尔赫斯于一九四二年刊出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中，只是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在坠马后才获得如此细致入微的记忆能力。富内斯拥有绝对记忆力，但令他苦恼的是，他缺乏逻辑思考、比喻和抽象能力。科学家和小说家描绘了同一种现象，那就是记忆和遗忘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过多的记忆或缺乏遗忘能力，将带来一种困境。

　　近几十年来，记忆、遗忘及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成了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的关注对象，涌现出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的《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下简称《记忆》）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本。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在一九九九年至二○○一年间，曾协助利科编辑《记忆》，并写了一通信函，谈论该书第一部分第二、三章所论述的立场和图像之间的关系。马克龙在该信函中指出，利科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已完成的，也没有什么是被强加的”。这意味着试图从总体上评论《记忆》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里只能就该书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和论点加以阐释，同时补充一些看法。

　　《记忆》分三大部分，其中每一部分既可以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第一部分“论记忆与回忆”，第二部分“历史认识论”，第三部分“历史的条件”，每一部分下又各分三章。利科在该书开篇中就强调，他不仅试图从学术上参与到和历史学家、哲学家相關的对话中，还从“公共层面”上思考“在某一时空中的过多的记忆与在另一时空中的过多的遗忘”，及“各种纪念活动以及对记忆和遗忘的种种滥用”所造成的一些令人困扰的景象。他试图在“过去之表象”这个总问题下关注记忆、历史和遗忘（包括宽恕），联系到了他之前的著作，也联系到现时代的一些议题。

一

　　与其说《记忆》是一部专门以记忆为中心的著作，不如说它是以记忆的学术史为讨论对象的巨著，因为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就有许多对记忆问题的讨论。《记忆》第一部分就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开始。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和《智者篇》中利用蜡块盖印这个隐喻处理了“不在场事物的在场表象”，将记忆与想象联系起来。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以情感（pathos）为特征，不同于回忆。利科从亚里士多德对记忆和回忆的区分出发，引出了记忆现象学，围绕“对什么的记忆”与“记忆是谁的”这两个问题展开，将记忆看作是能力的“愉快实现”。在利科看来，记忆是“忠实于过去的雄心和要求”，又是“一种和时间有关的直观当下化”，而记忆的另一面即遗忘“不应该被看作病理形式、看作障碍，而是看作无法被记忆之光照亮的阴影”。

　　在记忆和遗忘的相互映照下，《记忆》第二、第三章区分了自然记忆和人工记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其中自然记忆又区分为被压抑的记忆、被操控的记忆和被过度控制的记忆，而个体记忆的传统又区分为内观和外观两种。利科在弗洛伊德关于悲悼的论述中引出了各种记忆之间的关联。对于弗洛伊德和利科来说，悲悼面对的是缺失，例如失去一个人，一段过去，一种情感，从而要求得到治愈。这种要求既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也存在于集体层面。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记忆的责任都是“以未来的和命令的形式”投射到记忆主体那里的，要求他们“记住”。所以，记忆和遗产、债责相关，也就是说，记忆在伦理上要求我们“清点遗产”“偿还债责”。记忆的问题变成了《记忆》结语部分的正义和宽恕问题。

　　利科在外观传统上讨论了哈布瓦赫的观点，即社会框架制约了个体的记忆。利科没有参考、引用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区分出来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在阿斯曼看来，交往记忆就是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事件，而文化记忆包括神话传说以及发生于过去的事件。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差别在于前者只能维系八十至一百年的时间，后者则由专职的承载者通过节日庆典形式加以绝对化，时间可以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阿斯曼看重的是代代相传的仪式和文本。利科对集体记忆的选择维度感兴趣，他看重社会对某些记忆的“操控”，所以花了一部分文章谈意识形态。换言之，阿斯曼强调仪式，利科强调叙述和纪念。

二

　　记忆是对过往事物的表象。记忆与历史相关不仅在于它牵涉过去发生但现今不再存在的事物，还在于历史有一个环节便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叙述，甚至说“历史从头到尾就是文字书写”。《记忆》第二部分“历史认识论”区分了历史活动的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是文献阶段（即构建档案的阶段），第二是解释/理解阶段（即为某个问题而寻找答案的阶段），第三是历史学家的表象阶段，即以文字或图像形式表现过去的阶段。

　　利科所说的文献阶段从见证人及其证词开始。他在这一部分开头引用了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一句话，表明古希腊以来历史学家在求真上的努力。见证之后才是用叙事的方式做成档案，写成专著。利科所谓的档案，不仅指文献，还指一个地方，一种社会空间。历史学家对档案的辨别和法官对证据的辨别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法官对不可靠的资料直接不予以采用，而历史学家从问题出发讨论多种文献的构造。因此，“痕迹、文献和问题构成了历史知识的三脚基座”，这种看法否定了尽可能多地占有文献，就“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过程”。

　　《记忆》讨论了视角的转换对二十世纪法国心态史发展的贡献，从根本上将历史学定义为接近“行动并受苦的人的现象学”。在这个层面上，利科否认将历史的最后一个环节称作历史书写，而是认为书写贯穿于历史的始终。这里其实可以就利科的看法往前再走一步，将阅读看作是另一种方式的写作。阅读需要读者积极参与，代入读者的生活经历和感情，把作者浓缩或删减掉的东西重新放回去，从而诠释、理解作者的所思所想。利科认为，诠释是“历史求真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存在于历史编纂活动的各个层面”。因此，阅读是一种对话活动，尤其是“尚友古人”，和死者进行“对话”。

　　

三

　　《记忆》澄清了对过去的重构还需要分析“历史的条件”，因此该书第三部分在关照时间的基础上侧重讨论遗忘。一般的看法是将遗忘看作是记忆的对立面，至少是它的反面。利科认为，遗忘不是记忆和历史的敌人，而是它们的一部分，像经线和纬线那样交织在一起。有遗忘，才能展开想象，才有自由。正是因为没有遗忘的能力，普莱斯和富内斯才感到无比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美国女诗人毕肖普《一种艺术》这首诗中的说法：“失去的艺术不难掌握；/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因此失去它们并非灾祸。”

　　宽恕涉及罪责与惩罚，实际上是“和解了的记忆”和“愉快的遗忘”，体现了记忆与遗忘之间的辩证关系。宽恕既是宗教问题，但又超越它成为政治问题。早年倾向社会主义的利科从记忆的三个层面—面对过去及其记忆，随后是宽恕，最后是治愈不愉快—讨论宽恕的叙事模式。利科曾在多个场合表明自己并非基督教哲学家，在他看来，“不念旧恶”，在法律和戒律的规范下行事，才能与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改变对过去的态度。然而，“不念”并非意味着完全遗忘，而是说积极地面向当下。放到作品和生活中，就是理解作者和研究对象所处的语境，而理解语境所隐含的意思就是原谅、宽恕。

　　《记忆》花了几页讨论当代神经科学中有关记忆研究的进展。设想一下，如果利科活到今天，他应该会讨论遗忘在数字时代的用途和滥用。按照舍恩伯格在《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的说法，人类有史以来，遗忘是常态，记忆是例外，而数字时代之后，遗忘被认为是例外，记忆是常态，因为互联网不会忘记任何东西。利科指出在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弊端，那就是书籍“切断了与作者的联系”。在书面文化向数字媒介转变的过程中，过多的记忆以何种方式对人类的推理和决策产生影响，值得细致讨论。数字化记忆的“可访问性、持久性和全面性”使我们重新思考历史证据的收集、定义和解读方式。由于时代的限制，数字化记忆在《记忆》中未曾得到处理。

四

　　《记忆》一书引用了二百五十多位作者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一些挑战。利科在看似“题无剩义处”追索与记忆、历史相关的主题，使得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那便是整合。加拿大商业思想家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整合思维》（商务印书馆2008年）中这样定义“整合”：“能够建设性地面对对立观点，而不是以牺牲一个观点来选择另一个观点，而是创造性地解决对立观点，形成一种新的想法，新的想法中包含了相对立观点的元素，但优于每个观点。”《记忆》从整体、系统和关联的角度阐释了记忆及其与历史、遗忘、宽恕、叙事、时间等关系的问题，串联起作者之前写过的论题。二00四年，利科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表彰他“利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探索和解释一些普遍的问题：何谓自我？记忆如何得到使用和滥用？责任的本质为何？”

　　利科对记忆的思考还灌注了他的个人情感。《记忆》开篇说到作者想在个人的层面完成“《時间与叙事》和《作为他者的自我》的问题意识中被遗漏的部分”，尤其是遗忘问题。的确，在个人的层面上，利科一直无法忘怀他三十九岁的儿子奥利维耶（Olivier）在一九八六年自杀。利科的《从文本到行动》一书就是“献给奥利维耶”的。利科的另一本著作《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第九章有一个“插入段”（interlude）写道：“行动的悲剧，再次为奥利维耶而作。”一九九八年，与利科结婚六十三年的西蒙娜也去世了，时年八十七岁。《记忆》的献辞是：“献给西蒙娜·利科。”饶有兴味的是，该献辞的法语原文是“Dans la mémoire de Simone Ricoeur”，用了“dans”而不是之前著作中多用的“A（致）”或“Pour（献给）”。《记忆》中的这一行献辞所包括的含义更为深情、感伤，可译为“惦念西蒙娜·利科”。

　　《记忆》中所涉及的主题既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的根本问题，又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综观起来看，如果说利科的写作有某个一以贯之的词汇，那就是生活（la vie，亦作“生命”解）。海登·怀特将历史学家的话语看作是历史的领域。相反，利科认为历史中的生活才是构成历史的基础。《记忆》用了十页的篇幅谈怀特。二00七年，怀特在《历史与理论》杂志第四十六卷发表文章评述《记忆》，指出不大确定利科的学术思考是否与他的人生经历存在关联。可以肯定，经历过五年的纳粹集中营生活，又在一九六八年惨遭南特尔大学学生唾骂的利科，一直遵照古希腊学者的教导，认真省察和反思生活。于是，我们看到《记忆》的最后有这样几行：“在历史之下，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活/书写生活却是另一种历史/永未完成。”利科的生活已经结束，但《记忆》这部作品的生命仍有待续写，有待读者参与它的意义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