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东京文求堂书店总共出版了九部甲骨文专著，昭和八年（1933）五月发行的《卜辞通纂》是其中第四部。书出版时郭氏还被国民政府悬赏缉拿，通过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销售网络，此书才得以销往中国。鲁迅就很快从上海内山书店买了一套插架，花费十三元二角，并录入日记的书账中。
《卜辞通纂》一书大量使用日本收藏的甲骨文材料，在序言中郭氏介绍道：
殷墟出土甲骨多流入日本，顾自故林泰辅博士著《龟甲兽骨文字》以来，未见著录，学者亦罕有称道。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去岁夏秋之交即从事探访，计于江户所见者，有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约百片，上野博物馆廿余片，东洋文库五百余片（林博士旧藏），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蠔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携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半为罗叔言氏寄赠，半为滨田青陵博士于殷墟所拾得），内藤湖南博士廿余片，故富冈君?氏七八百片，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
文中提到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京都大学自不必论，林泰辅、中村不折、罗振玉、内藤湖南、滨田耕作等私人藏家也都大名鼎鼎，无需赘述，只有“中岛蠔山”鲜为人知。
蠔山真名叫中岛竦，文久元年（1861）出生于东京，字翘之，号玉振道人、蠔山。他不但富藏两百多片甲骨，自己也做文字学研究。昭和九年（1934）六月至昭和十二年（1937）十月间，他的甲骨文著作《书契渊源》在东京文求堂书店分五函出版，共十七册线装白纸石印本，从印刷、用纸到装帧形式都与郭氏著作相近。中岛擅长书法，故该书从题签到正文皆是其肉笔手书，魏碑体字棱角铮铮，苍劲老辣。
由于《书契渊源》每函仅印三百部，后来再未重版，又多收藏于日本各公共图书馆，剩下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水火之厄、战乱虫蠹，目前书市上全本难觅。我只在东京大学南门的琳琅阁书店见过全帙，然而价格不菲。最近半年，我从东京都的两位不同卖家那里购得其中第一函和第四函，虽零帙残册，亦堪宝贵。展读时查阅相关资料，方知埼玉县中岛氏是明治维新以后重要的儒学世家，抚山、斗南、蠔山三父子前后相继，与中国的关系始终绵绵不绝。
一、玉振道人
中岛竦早年以教私塾自给，生活清贫。大正元年（1912）森鸥外曾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名为《羽鸟千寻》。小说的主人公是位曾受過森鸥外关照的青年人，因为贫困上不起大学，顽强地靠自学通过医师考试，进入陆军军医学校当教员，却不幸感染肺结核身亡，逝世时年仅二十六岁。小说以羽鸟千寻写给森鸥外长信的形式缓缓铺开，笔调清冷。在描述自己八岁在群马县乡间所受的启蒙教育时，羽鸟这样写道：
我在八岁时开始受汉文素读。当时在玉村的父亲有个义弟正当县会议长，以他为中心组织了名为“晚翠吟社”的诗社。后来又成立了叫“玉振学社”的私塾，一位名为中岛蠔山的埼玉县久喜人受聘前来执教，我记得他头发很长，结成麻绳一样的辫子，浑名“木食道人”。学校放学后，我总是背着书包去中岛家里，到十五岁时已经依次读完了《孝经》、四书五经、《文章轨范》《十八史略》《唐宋八大家文》。进入中学以后，大家都头疼不已的汉文我却轻松通过了。
在小说的开头森鸥外敬告读者主人公并非虚构，汉学老师“中岛蠔山”当然也真实存在。因为中岛竦没有任何年谱或传记存世，小说提供了其早年经历的重要线索—虽已是明治末年，在其他日本知识分子争相学习西方文明，将线装书当作废纸卖给古书店时，中岛却选择从埼玉县搬到离东京更北、更偏远的群马县做塾师，教学生读越来越无用的汉文。
中岛竦在群马县究竟待了多久不得而知，只知道一九○二年他受京师警务学堂之邀赴北京担任日文翻译，时年四十一岁。二十世纪初旅居北京的日本人还不太多，除了二叶亭四迷等文人外，中岛竦还与中国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密切来往。青木虽是一介武夫，但也粗通汉学，他见中岛熟读汉籍，就怂恿后者写一部面向日本读者的蒙古志。这种朋友间的委托背后可能有军方授意：当时日本军部对于蒙古地区有浓厚兴趣，苦于对其一无所知，急需全面介绍这里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的著作。
中岛痛快地答应了青木的请求，然而写作的过程极其艰辛。一九一六年《蒙古通志》在民友社付梓时，青木亲自为之作序，介绍中岛为撰写此书“于燕山客舍里，君雪夜呵冻毫，驱溽热以榆荫，拮据经营，如斯前后易数寒暑，无日不翻阅史册，无日不讨究疑义”。他称赞正是这样严谨的态度使作者“贯穿通博，上下二千年，东西三万里，遂能大成此不朽文字”。
据中岛竦本人自述，此书的写作一九○七年九月发轫于北京北城朴园的无尽意轩内，一九○九年四月在南城御河桥北育材馆脱稿，前后历经两年春秋。《蒙古通志》先总述蒙古各部名称区分、清政府统治沿革、盟旗制度与风土物产等基本情况，接下来分漠南、漠北、漠西、回部四编展开叙述。该书体例严谨，内容厚重，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并驾齐驱，被认为是日本蒙古学研究的先驱。所以在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中，中岛竦最早不是作为一个甲骨学者，而是以蒙古史研究者的身份“出道”的。
因为光绪至宣统年间长居北京，耳濡目染，中岛敏锐地注意到这时蒙古地区变化显著。清末开拓边疆之风骤起，“或以巩固边防，或以安插饥黎，或以开发利源，或以启悟蒙民。出洋学生首倡于外，经世论客续和于内，函牍交错，献策售说，一时官场视为终南捷径，利窦已开，孰甘居后”。在那以前，从内陆移民到蒙古的只有河北、山东两省边民，此后无论南人、北人皆成群结队移居蒙古，很多地区被迅速汉化，风貌也发生剧变：“牛羊下括之地，化为禾黍离离之区，毡幕帐庐之乡，转见上栋下宇之家。”他认为这一变化尚处于进行时，以至于《蒙古通志》的内容与实际可能有所出入。
《蒙古通志》写到一半时，慈禧太后过世的消息传出，中岛竦投笔走出书斋，上街观摩了太后的葬礼。他记得那天北京城里狂风暴雨，泥泞满地，但街道上却人潮鼎沸，犹如盛大的节日。层累的污泥被路人踩至糜烂，没过脚踝，送葬人都预先穿上了分发的新靴，然而很快就看不出本来的颜色。狼狈的抬棺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不成队列地送完了慈禧太后的最后一程。目睹这一切的中岛预感清朝气数已尽，很快就会走向灭亡。
在中国待了十多年后，中岛竦受善邻书院之召，回到东京任书院讲师。善邻书院创办于明治二十七年（1894），发起人为曾留学中国的宫岛吉美，书院以融合东西文化为宗旨，主张中日两国学生共同学习，增强相互了解。此外日本国内还有昭和八年（1933）成立于东京的“善邻协会”，以进出蒙古为主要目的，协会与书院虽然都名为“善邻”，其实没有相互关系。
中岛竦此后在书院教授汉文、蒙古语，同时钻研甲骨文，《书契渊源》就是精思二十多年的成果。中国学界对此书最早的评论是语言学家严学宭于一九三五年发表于《考古社刊》的短论《读中岛竦〈书契渊源〉后》，严氏在阅读了第一函后认为，中岛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学者唐兰殊途同归，都是“废部首而不言，顺文字自然发展之理”，但唐氏的方法似乎更为精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都藏有《书契渊源》，但这部书后来基本从中国学者的视野中消失了。
回国后的中岛竦一直住在麹町纪尾井町的善邻书院教师宿舍里，直到生命末尾因病移居老家栗桥。据增井经夫（他是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女婿，东京大学毕业，以研究清史成名）回忆，从昭和十三年（1938）开始他一直去上中岛的《说文解字》讲义课。虽然先生年近八十，但每次讲课前仍然会郑重地梳起浓密的头发，端坐小桌前，然后才开始音吐朗朗地讲学。善领书院校舍嘉树环绕，环境清幽，有一次讲课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清澈的叮叮声，中岛遂弃书辍讲，不安地对增井说道—
“他们这是在锻日本刀呀！”
二、中岛抚山
中岛竦之父名中岛庆太郎，字伯章，号抚山、演孔堂，文政十二年（1829）出生于江户龟户的商人家庭。
在少年时代，庆太郎的汉学启蒙老师是出井贞顺，十四岁时改而从学于龟田绫濑。绫濑是儒学者龟田鹏斋的长子，后者属于江户时代的“折衷学派”大儒。该学派不恪守德川幕府推崇的程朱理学，主张调和儒道，去粗取精，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的狂儒一流。庆太郎亲炙绫濑之教十二年，待先生去世，又受教于其子龟田莺谷。
莺谷名长保，字申之，号学孔堂，他继承家学，博览洽闻，尤好钻研儒家“性”说，著有《论孟集注异说》《学庸章句异说》等，反复修改几十年仍不愿付梓。直到某日他忽然领悟道：“韩愈氏有言：‘汲古得修绠。稽古之道，宜若汲井然，维患绠之不修，不患井之不浅。”故而毅然将自己的心血全部毁弃，一归于“述而不作”之儒家古义。至晚年又考究日本國典，试图调和神道教与儒学，使两者合流，创立“神典圣经一致说”。
受醉心学问的两位老师影响，三十岁时中岛庆太郎已久忘世味，他将全部家产转让给堂弟，自己搬到江户两国町（今天的东京市墨田区）一带，安政五年（1858）创立私塾“演孔堂”。中岛竦描述父亲当时安贫乐道，“独携妻子弟妹，别下帷都门，聚徒授经，日夕讽籀为乐，妻孥告饥，晏如也”。紧随两个哥哥中岛靖（绰轩）、中岛端（斗南）之后，中岛竦也诞生在这个家庭，他后面还有四个弟弟翊、开藏、田人和比多吉。
家中全是嗷嗷待哺的孩子，随之而来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恰好庆太郎的同门—在埼玉县开私塾的新井大年和其子新井和卿先后病故，新井的弟子们全部来到江户转入中岛门下，所收束脩勉强可应付家计。
然而此时正值幕府末年，天下将乱：“当是时，幕政失驭，国论鼎沸，各藩就封，江都落莫，纪纲日弛，剽盗昼行，加以凶饥，米珠柴桂，人不乐业，师友四散，各往所适。”考虑到江户人员辐辏、骚扰不安，中岛庆太郎决定带着家人避居埼玉县久喜，修缮当地“迁善馆”旧址居之，这里是龟田家几代人曾经讲学过的地方，馆内鹏斋执笔的《迁善馆记》碑犹在，碑文有曰：
恭惟一乡之人，入于斯馆，登于斯室，闻道承教，而变顽迁善。
明治六年（1873）天下甫安，中岛抚山在久喜自家宅内开设私塾“幸魂精舍”。据现存久喜市斋藤家保存的课表，幸魂精舍的课程安排是每月一号讲读《毛诗》，二号《中庸》，三号《周易》，四号《论语》，五号《古事记》和《诗文会》，六号《孟子》，七号《万叶集》，八号《韩文》，九号《论语》，十号休息，十天过后，再从头开始循环。
没想到开学没多久，学生也没招到几个，私塾就被政府找上麻烦。由于一年前八月日本政府颁布《太政官布告第214号（被仰出书/学制布告书）》以及首部近代《学制》，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全部纳入国家管控之中，东京文部省的官员据此公文认定“幸魂精舍”的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合现行学制的轨辙，勒令其停业整改。幸而久喜当地人信任中岛抚山，继续将子弟送进这里就学。幸魂精舍存在了三十多年，走出毕业生一千多名，其中多有在地方议会和县、村政府担任公职者。
对明治新政府的各种干涉，抚山甚为不满，中岛竦回忆父亲晚年“既卑视流俗，不媚时辈，趋舍暌违，不欲与世俯仰，棲迟衡门，裹足不复入都，以故道行于闾里子弟，不为世知，虽有遗著，传之家耳”。中岛家还延续江户时代的传统习俗，不理会明治政府规定必须改过西历新年的法令，继续庆祝农历新年。一九○三年新春之际，抚山作一汉诗云：
七十五年强项儒，讴春沿例酌屠苏。
斯文不坠传家有，自许六经坦递夫。
此诗铿铿有金声，亦可视为斯人之自叙传。明治四十四年（1911）六月中岛抚山去世，享年八十三岁。纵观其一生，实际上是以一己之力，将龟田鹏斋、莺谷之学传到明治末年。
他去世二十多年后，昭和十年（1935），抚山的两位弟子增永、吉田写信给中岛竦，表明共同出资出版老师遗著的意愿。中岛竦遂将父亲的《性说疏义》手稿从箧底寻出，在开明堂东京营业所石印几百部，于北海道札幌市发行。此书共四卷，线装两册，卷一卷首云“性说凡十一条鹏斋龟田先生著 门下后进 中岛庆疏义”。该书内容是对龟田鹏斋《性说》的注解，体例是引用一章节，再对之作详细解释，惜之印数极少。
三、斗南先生
中岛抚山的二子中岛端字俨之，生于安政五年（1858），被人尊称为“勿堂”或“斗南先生”。勿堂六岁承袭家学，精通汉文，性格“狷介善骂，不能假人，人亦莫之能假”。中岛端是家中最不耐键户读书的一位。他任侠好剑术，热衷于就政局发表议论，三十三岁时出版第一本书《近世外交史》（东京幸玉堂1891年），署名“图南狂生”。
明治三十五年（1902），中岛端跟随东亚同文书院第二代院长杉浦重刚来到上海。同样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杉浦赏识中岛端的才学，准备为他在同文书院安排一个教职，端却推辞不就，选择短衣仗剑，如侠客般在中国四处游历。
某日清晨，居上海的罗振玉洗漱完毕，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急促敲门，登楼俯视，见“有客清癯如鹤，当户立，亟倒履迎之”。两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来客毫无扭捏之意，他先呈上自己的名片，上书“日本男子中岛端”，接着从怀中拿出笔墨递给罗振玉，双方开始伏案笔谈。那天中岛端意气风发，“指陈东亚情势，顷刻尽十余纸”。第二天罗振玉来到中岛端寄居的丰阳馆回访，才知道他一早就已启程离开。
几个月后罗收到中岛端的来信，称自己遍游吴越各地，已而又来信表示还想继续在此再待三年，询问能否给他介绍工作：“仆有三寸弱毫，不素餐也。”罗笑而许诺，邀请他来自己主编的《农学报》任日文编译。中岛在报馆待了约一年，将泽村真《农艺化学实验法》，草野正行、中村春正《气候教科书》等农学书籍译出，暇时将自己的诗文呈示罗振玉，“雄直有奇，其抱负不可一世”。在上海中岛端还接触刚开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并动笔将德文《资本论》的部分章節翻译为汉文发表。
一九○四年罗振玉转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中岛端也跟着他来南京当教师，但几个月后就挂职而去。此后一年他闲居上海，不事生产，眼看橐囊渐空，遂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繁琐的文书杂务明显与他的性格不合，每日社务之余“平居茕茕，形影相依，言而莫听，唱而不和，郁屈无聊”，他痛感这样下去“日复一日，况能奋发砥砺，有以树立乎”。
熬了三年多，眼看自己年近半百，中岛端下决心不能再以糊口为事：“我赵人耳，今虽惫矣，气力犹足用也，倘故将军不弃我，庶可以自效乎。”
没过多久，中岛端便投笔悬日本刀北上，投奔也在北京的弟弟中岛竦，途中他作有古体律诗数首，其中《幽燕途上》一诗颇有慷慨悲歌之意：
关外雪风吹白草，满天落木燕南道。
五更听尽萧萧声，催得征人一夕老。
同题又一首云：
绝望太行渺翠微，千村万落带烟霏。
秋风嫋嫋秋天迴，无际平沙独雁飞。
抵达北京的那年年底，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宣统帝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清朝政局震荡。中岛端为之欢欣鼓舞，认为办大事的时机已到，写信建议罗振玉上书弹劾正当权的袁世凯，或者干脆“手刃之以泄敷天之愤，仆虽不武，愿袖短剑以从”。文士罗振玉当然不可能去当刺客，更无意得罪当道，只能敬谢不敏。中岛端听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辛亥年初他心灰意冷，离开北京返回日本，没想到走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中岛端有洁癖，终身未婚，不近妇人，回日本也没有稳定工作，生计仰赖亲戚朋友、弟子门生支给。脾气又褊急，动辄骂人，自称：“恶诗恶笔，自欺欺人，亿千万劫，不免蛇身。”在大正、昭和年代那个基本完成现代化的日本，无论他的剑术、汉诗文，还是立场，都不合时宜。如果能早生三十年，他这种江户汉学者气质与国士狂热气质夹杂的性格，或许能在幕府末年的乱局中闯出一片天，但此时只能叹息“运去英雄不自由”了。
一九三○年中岛端最后一次西渡中国，年过七旬的他故地重游，慨叹“千年故国无乔木，百里废园只夜螀”。他在大连与老友罗振玉见面，分别时说自己一定会再来，并郑重约定了日期，没想到翌年就在故乡作古。他的遗言辗转传到罗振玉那里，据说是：“吾死后速行火化，散骨灰于太平洋，异日有兵临吾国者，当为神风以御之。”遗族谨遵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太平洋西北角的熊野滩海面。
另据侄子中岛敦回忆，伯父死前还曾手书给他简单的六字遗言：“勿葬，勿坟，勿碑。”这是非常简洁洗练的中文，前来报道死讯的记者浑然不解其义，出刊时居然将“勿坟”误植为“勿愤”（繁体字“墳”与“憤”字形相近）。对于终生郁郁不得志，在不满、焦躁和愤怒中反复挣扎的斗南先生来说，这一无心的讹误犹如天意，多少有几分讽刺的意味。
四、尾声
在《卜辞通纂》中，郭沫若收入中岛竦所藏甲骨拓片八片，并称他为“日本有数的汉学家”。昭和十一年（1936）十二月底，即将七十七周岁的中岛竦手写完《书契渊源》的最后一页，深感体力不支：“余潭思篆籀，数十年于兹……唯是年迈耄及，大命近矣，故所论著仅止此耳。若夫继而成之，余有厚望于时贤来哲焉。”最后又勉强将已出版四函中的文字错讹勘误完毕，这项工作终于宣告结束。
四年后中岛竦溘然长逝。此时战争正如火如荼，他在北平时搜集的甲骨按松丸道雄的说法“不知所踪”。直到一九九六年荒木日吕子发表《关于中岛玉振旧藏的甲骨片》一书，人们才得知中岛在过世那年已将这批甲骨无偿赠予友人山崎溪琴，现藏溪琴之子山崎忠处。因为战争的关系，这批出土于安阳小屯村北洹滨的甲骨部分遗失，剩下的发生碎裂，原来的两百片不到变成了目前的两百二十九片，所幸仍存天壤间。
参考文献：
1.森鸥外《羽鸟千寻》，《鸥外全集·著作篇》第三卷，岩波书店1937年；
2.增井経夫《線香の火》，研文出版1987年；
3.中岛竦编《斗南存稿》，文求堂书店1933年；
4.中岛敦《斗南先生》，《中島敦全集》第二卷，築摩书房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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