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陶）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是晚清时期一个重要人物。曾出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代理陕西巡抚。后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八年，代理湖广总督。光绪三十年，代任两江总督。之后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新政，回国之后，出任两江总督。宣统元年调任直隶总督。他创办了最早的现代幼儿园、现代图书馆、无线电台、学生运动会，并有公费留学生项目、工商博览会等一系列新政措施，算是个有才能、有见识的满人。在仕宦之余，他酷嗜金石书画，收藏丰富，著有《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等。端方（1861-1911）

　　由于端方是金石文物收藏家，因此他会把别人给他的信札，好好珍藏，不会随意毁弃。可惜他署理四川总督期间，于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二十七日，因保路运动而丧命，所藏信札也因此大量散佚。例如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九日袁世凯写给他的密札，因为是属于绝对机密，袁世凯还在信中嘱咐他阅后即当“付丙”（烧掉），而端方嗜好收藏，自然不会将此信烧毁，端方死后不知何時流出市面，后来为章士钊所得。一九三七年徐一士将之公布在天津《国闻周报》，这是有关“丁未政潮”极其珍贵之史料，信中将袁世凯的阴谋和盘托出，遂成千古信谳矣。历史学者沈云龙说：“此札可见奕（劻）、袁（世凯）倾轧瞿（鸿禨）、岑（春煊），布置之周密，设词之工巧，手段之狠辣，无怪瞿、岑非其敌手，即明察如慈禧，亦堕其彀中矣！”而如果没有此信，则史家只能猜臆，对“丁未政潮”的内情则无从论断。

　　在二00四年中国嘉德秋拍“古籍善本专场”中，《匋斋（端方）存牍》的五十三封书信手稿最终以人民币近八十万元的价格成交。这批信札的来信人中，有恭亲王溥伟、海军大臣载洵贝勒、镇国公载泽等清代天潢贵胄，有裕禄、良弼、铁良、瑞澄、岑春煊、陈夔龙、孙家鼐、魏光焘、张之洞、袁世凯、徐世昌、盛宣怀、李经羲等晚清廷臣和封疆大吏，有严修、严复、王闿运、陈三立、叶德辉等饱学之士，还有张謇、沈家本、伍廷芳、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英国驻华公使）等中外名人，他们写给端方的手札，其内容涉及政治、社会、教育、收藏等等，史料价值极高。溥伟致端方信札

　　在这之前，《匋斋（端方）存牍》以名贵绸缎裱装成册，由日人佐久间桢（1886-1979）于一九三八年在北京从端方外甥手里购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军轰炸东京，佐久间桢位于青山的私邸被炸，他积年所搜藏精椠孤本、精奇珍玩之属，一夕尽归于灰烬瓦砾，而此《存牍》则是幸免于难的藏品。关于佐久间桢之生平，据其子佐久间禄所述，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始识张继、程家柽等人。该年初夏就职于东京《二六新报》社，年方十八，因思想激进，为日本官宪追缉，次年由长崎而至大连，就职于《辽东新报》社。光绪三十一年归返日本，并与宋教仁相识。是年秋与张继同访孙中山于东京筑地八幡寓居。次年因宋教仁之介，往湖南长沙叩谒王闿运之门，并以左干青（后改吴斌、吴孟卿）的中文姓名受其业。佐久间禄云：“先父寄寓湘绮楼，时端方奉仕四川铁路督办大臣之职，赴任途中，路过长沙，尝造访王闿运，事录于《湘绮楼日记》。不料之后资州起事，端方及其弟端锦竟为鄂军士兵所杀。先父早年驰心革命，不期于湘绮楼得见端方，虽料未有一言之交谈，后年寓居北京，复偶得此存牍于其甥，因缘盖如此也。”而一九九五年夏，佐久间禄嘱托时在东京的中国学者阎崇璩教授识别文字及考证信札之日期，次年六月由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这五十三封信起讫日期是光绪二十四年起至宣统三年（1898-1911）止，也就是端方出任陕西按察使至被杀那年的四月止。从这些书信可以看出许多史事，例如同为满人且与端方有世谊的瑞澄（后为末代湖广总督），在光绪二十八年秋给端方的信云：“此间传闻，香帅任内，公亏不下数百万金。果有其事，则吾哥接收，亦大费踌躇矣。为数过巨，一时弥缝实难，不知现在作何计较。愚昧之见，似须自占地步，或设法委曲陈明。吾哥虽察察不矜，度早见及于此，无待鳃鳃过虑也。”信中说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曾亏空公款，而当他奉调代理两江总督时，原湖广总督就由端方接任，瑞澄一片好心，要端方想办法收拾烂摊子。这事后来陈灨一在《睇向斋秘录》中也提到：“文襄调督两江，鄂任亏空五百余万，电致盛宣怀挪借二百万，以备弥缝，订期归还。盛覆电‘有心无力，文襄阅毕，怒曰：‘杏荪原来是一个大滑头！”后来由于张之洞与端方各回原职，张之洞公亏之数自行弥缝，也无须端方伤神，这恐是瑞澄写此信时所始料未及者。叶德辉致端方信札

　　光绪三十一年春，湘中大儒叶德辉有信给端方云：“城内开洋行之事，英领似有转圜之机。公与之再见，告以湘绅素来敬服英国之文明，近日于豫亨泰一事，颇与平日湘绅优待之心反对，非独失湘、英之交情，损文明之名誉，且恐将来转与法、德、俄相忌之国相联，于英国扬子江上游利权损碍。不如将豫亨泰移居外城，俟租界定妥，迁入租界，何如必袒护一流氓之贝纳赐，使日后富商入境，转以贝纳赐为此例，而不能取信于湘人云云。辉即以此言动之，必藉公再申明之以取信。此以情理动之，又饵之以利权所在。彼果熟权利害，亦必欣然乐从。”此信的历史背景是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议定长沙为通商口岸。光绪三十年七月一日，在日本的一再催促下，清政府开放了长沙商埠。日本捷足先登，让英国政府极为不满，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初，贝纳赐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支持下，在城内西长街买下一个门面，开设豫亨泰洋行。曾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不忍眼看其他本土商人利益受到贝纳赐的威胁—他本来就忌恨城外租界的外商，何况贝纳赐竟然入城开洋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做了长沙绅商驱贝的领头人，同时也因此反英政府。端方在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任湖南巡抚，居于长沙，距叶德辉所在之湘潭不过咫尺，他礼贤下士，不惜纡尊相就，否则以叶氏自视甚高，向例不入公门，两人未必能够得识。也因此叶德辉在信中向端方提出相当好的建议，来处理这一棘手的问题。此信原无日期，但可推定在光绪三十一年春，因为同年六月后端方即调离湖南，出洋考察宪政矣。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端方与载泽等五大臣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归来，端方因此写成《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定稿前他请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核定，张百熙看完书稿后奉还，并附有一函云：“大稿快读一过，经世之鸿文也。拜服拜服。”而光绪三十二年端方曾托当时驻俄公使胡维德代购俄文书籍三部，胡维德回信说：“照单觅购，书价无多，幸勿拘拘。”从这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端方不断地向西方甚至俄国求取新知、拓展新视野的企图。

　　光绪三十二年夏天，根据《清史稿·德宗本纪》载，淮河泛溢，江北灾重，清廷拨款十万两赈济之。当时端方甫任两江总督，他急派员到四川购粮发放。嘉庆皇帝的曾孙载泽，因曾与端方出国考察宪政，两人相当熟稔。他在光绪三十三年夏给端方的信中说：“祗悉春赈就绪，额庆再四。百万疮痍，得我哥起诸沟壑之中，江北苍黎，何修得此。非徒遗惠靡涯，抑且造福无量矣。”而当时在朝中的侍讲学士恽毓鼎在光绪三十三年间也致信给端方云：“闻委孙令赴蜀买米，川中米多而价廉，江南得此，民间食惠不浅。近已运到否？公之爱民真无时不为筹划矣。”同样因江淮赈灾而赢得世人好感，世袭侯爵的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在光绪三十三年间也写信给端方说：“夜观天象，荧惑光芒折入南斗，分野适应江南一带。虽新学家无此占说，究宜先事预防，以期弭象于未形。”显示两人交情原是颇好的，没料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发生杨崇伊持枪率众，夜入吴韶生家逞凶之事。当时江苏布政使瑞澄揭发杨崇伊在地方上种种胡作非为后，呈报江苏巡抚陈启泰和两江总督端方，请予严办。杨崇伊被“革职，又永不叙用”，加上被“严加管束”，终于病死。杨崇伊遗言要女婿李国杰替他报仇，因此当宣统元年十月，端方已升任直隶总督，在慈禧出殡之时因拍照惊扰隆裕皇太后，舆从横冲神路，时任农工商部左丞的李国杰逮到机会马上弹劾，而端方因此事被革职。

　　端方在这段赋闲时间里，则忙于他的金石收藏及著作的出版（《匋斋吉金续录》便是在宣统元年十月成书的）。从他的老部下姜桂题在宣统二年的来信可得知一二：“陶斋仁仲尚书阁下：奉教。辱惠审定板桥真迹，并拓本八种外，墨妙片麟，已足光辉蓬荜。执事鉴赏收藏，照耀寰海。拓本诸种，保存古物，艺林伟观，尤可宝贵。拜荷无已，唯有倾佩耳。伏惟起居万福，不宣。如小兄桂题顿首。”姜桂题在宣统元年调直隶提督，是直隶总督端方的部下，年纪较端方为长，故信中自称“如小兄”，而称端方为“仁仲”（即“仁弟”）。又诗人樊增祥（樊山）在光绪三十四年曾任江宁布政使，与端方（时为两江总督）过从甚密。他在宣统二年三月给端方信中说：“高云在天，卷舒自如。公真天人，非下士所敢妄企。但恐华夷喁望，山林之乐，弗能久享耳。”果不其然，一年后也就是宣统三年四月，端方就被起复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但没想到几个月之后，竟因此而身亡。

　　端方具有维新观点，善于接受新事物，对各项新政十分热心，尤其是在任内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他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是暨南大学的前身，这是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校。在光绪三十三年初，教育家严修（曾创办南开中学，后来又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九一九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有回复端方向其请教办学事宜之信，云：“旌节所至，才俊景附，学务之兴，可立而待。大学不日开办，高掌远跖，即此略见一斑。奏章有言：中国地大民殷，非各省设大学不可。又云：先择繁盛重要增设，以渐推及于各省。夫繁盛重要，莫江南若矣。又适得学识气魄如公者，以谋其始，此千载一时之会也。部中前经电覆，想达签典。惟管见所及，有可备采者两端：一程度宜核实，程度不足则酌加年限，务期学成以待后，真可以供世用、济时艰，可以代外国工师外国教员。一学费宜全收，客籍固当纳费，土籍亦未宜全免。学务纲要所谓可期持久而冀扩充者是也。公于此事筹之已熟，聊附不贤识小之义，以备采酌。”对于端方的请益，严修自然是“知无不言”。罗振玉致端方信札

　　除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外，端方酷嗜金石書画，晚清的收藏风气，金石为盛。因此南通实业家张謇为端方所写的挽联云：“物聚于好，力又能强，世所称者，燕邸收藏，三吴已编《匋斋录》;守或匪亲，化而为患，魂其归半，夔云惨淡，万古同悲《蜀道难》！”挽联的前半所描述的内容，正凸显了端方收藏之富。

　　端方的收藏著录有《壬寅消夏录》《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匋斋藏印》《匋斋古玉图》等，记载了端方大量的收藏，合计约三千六百余件。《匋斋吉金录》及《匋斋吉金续录》是端方收藏青铜器的著录，曾袭爵的恭亲王溥伟在光绪三十四年间给端方的信中就说：“《匋斋吉金录》，考核精良。序中谓书成之后，不复从事访求，足见守博以约之怀。然物聚于所好，千金市骨之后，益当杂沓而来。续刊之集，拭目候之矣。”《匋斋吉金录》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而《续录》之刊在宣统元年（有端方自刊原书可证），因此溥伟写此信当在《匋斋吉金续录》刊印之前。而曾与端方出国考察宪政的戴鸿慈在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端方的信中云：“《吉金录》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又公自手跋，其可宝贵未曾有，除什袭珍藏外，余即带至俄都分赠，俾公同好。”当时他是以慈禧光绪之丧，奉派赴俄国答聘，顺道把该书带到俄国分赠同好。《匋斋藏石记》是专门记载端方所藏石刻的专辑，成书略晚于《匋斋吉金录》。端方为此还请了扬州学派的“国学大师”李审言和晚清词学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蕙风）等人助之校勘，可见其用心之深。这书令专治金石甲骨之学的罗振玉十分渴望，因此他在宣统元年冬的信中说：“《匋斋藏石录》是否印成，乞赐一部，渴望久矣。”《匋斋藏石录》是罗振玉笔误，当为《匋斋藏石记》，是书凡四十四卷，端方付刊于宣统元年岁暮，因此罗振玉来函说尚未及得见。《匋斋藏石记》，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当年丁文江、赵丰田在编《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时，曾大量征集梁任公的遗札、家书及友朋书札，总数近一万封之多。有此第一手材料，才使得此年谱价值陡增，读之令人趣味盎然，被称为年谱中之翘楚。然而此项庞大工程做起来实非易事，盖因旧时人物写信都不记年月日，要从其信中内容去详加考订，明其时间及缘由，才能甄别剪裁，置之该放的时间段落里。而这些书信字迹信笔由之，挥洒自成一格，可谓龙飞凤舞，如何辨识，如何才不至于鲁鱼亥豕，也都需要专业鉴识。至于写信人与受信人之间的关系，谈话内容的历史背景，则更是非对其史事相当熟稔之人，无法解读。而由书信可看出诸多史事和人际关系，常常可补历史之阙。例如《匋斋（端方）存牍》就是最好的例证，除此之外你还可见证到端方是位金石收藏家的另一面影。而端方的藏札，当不仅仅如此而已，还有散落在其他角落的。例如二0一0年七月十九日中贸圣佳夏季艺术品拍卖会“中国古代书法专场”，就再拍出《张之洞致端方信札》六通。更多的书信的出土，将让更多的史事浮现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