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三吴，是古代对江南的地理通称，含义比较模糊，所指为吴兴、吴郡、会稽三地。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三吴作为地理名称，历代指谓有所不同，虽以环太湖地区为主要范围，但也经常包括了长江及钱塘江下游的广大地区。郦道元的《水经注》提到，“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意思是说，本来都属于秦代所设置的会稽郡，汉初沿袭其旧，只有“一吴”，后来才在行政区划上分为吴郡、吴兴郡、会稽郡等三郡辖地，合称为“三吴”。唐代《元和郡县志》总结汉代以来的地理区划，称吴郡、吴兴、丹阳郡为三吴，强调的是长江下游地区，把三吴扩大到今天的安徽一带，因为汉晋以来的丹阳郡包括了明清时代的芜湖、当涂、宣城、徽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以及浙江西北一隅。由此可见，在古人的心理意识中，三吴的行政管理区划纵使有变，“三吴”之称却“处变不惊”，由唐宋元明一直沿袭至今，泛指“江南”一带。这种不受政治场域控制的观念意识，可以深入人心，持之长久，也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思维有其相对独立的场域，突出了“三吴”作为文化概念的可持续性。

　　从书法史的脉络来看，三吴的会稽一地是书学兴盛的福地。琅琊王氏随晋室南迁至此，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一般奉为帖学的祖师爷。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开头就说：“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稧（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说的是南方山水幽胜，可以骋目畅怀，发抒性情所感，让心灵想象得以翱翔，文化情怀得以通过笔墨成为艺术。由观赏自然山水之秀丽，想到生命修短都会成为历史陈迹，只有捕捉到生命实存的意义，才不至于点水无痕，而可以超越“世殊时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可供兴怀的风神。顾应祥所题“三吴墨妙”

　　唐代的三吴地区，承袭六朝金粉的繁华，从扬州、苏州到杭州，都是文人墨客向往之地。白居易是北方人，早年流连江南，还担任过两年杭州刺史与一年多的苏州刺史，对江南有着深刻的眷恋，回到洛阳任官时，曾写过《忆江南三首》，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远的江南印象：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写《书谱》的孙过庭，想来也爱慕江南的风华，在书写《书谱》之时，自署为吴郡人。他籍贯是浙西的富阳，孙吴时代就属于吴郡，在文化想象中可以联想到三吴的繁胜，以及历史酝酿的文采风流，说起来颇有自豪感。晚唐的韦庄写过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过去有词评家认为韦庄说的“江南”是隐晦之词，实在是譬喻蜀地。对于“江南指蜀地”一说，叶嘉莹先生在《论韦庄词》一文（见《灵谿词说》）中，已有驳正，认为韦庄《菩萨蛮》词五首都是直抒感情，所指应该就是三吴之地的江南。从我们探讨唐人意识想象中的“江南”而言，即使韦庄以“江南”作为蜀地美好之比喻，则江南地区之美，有如阆苑美景，更能得到彰显，反映晚唐时期三吴繁丽已是天下第一，无可逾越了。

　　晚唐五代以至于宋元时期，江南已经取代关中与华北，成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重心。自从安史乱后，五代迭兴迭败，民生凋敝，更兼辽金兴起，北方征战频仍，江南虽然也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兵燹摧残，毕竟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水土丰饶，钟灵毓秀，元气得以及时恢复，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望。北宋福建崇安人柳永，经过杭州，为三吴繁华丽景所倾倒，曾写《望海潮》一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写的是杭州的湖山胜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外，三吴都会的繁华，歌舞升平的欢愉，社会生活的富庶与奢靡，都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所需的物质条件，在闲适的空间里发挥创作想象。这首词脍炙人口，引发了轰动效应，唱遍大江南北。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记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还有个传说，完颜亮即兴题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这个故事显然有夸大的成分，好像写首诗就会颠覆国家安全，造成当时的南北战争似的。然而，三吴繁盛，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想象意识中造成了颠扑不灭的美好印象。

　　四川眉山人苏轼到杭州担任二把手通判，经常出差到三吴各地，也认为三吴的湖山风光美不胜收，曾写《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给杭州太守陈襄：“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他在遭到黄州贬谪的苦难，重新起复之后，与当年在黄州照顾他的通判孟震同游常州，写了这样的句子：“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 甚至向朝廷申请落户常州，打算在常州临近太湖边上的阳羡（宜兴）一带终老，不回四川了。

　　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于熙宁五年年底，被派往湖州监督水利工程，同时由于本身爱好书法，为当时的湖州太守写了一篇散文《墨妙亭记》，记述了孙莘老搜集汉代以来古文碑刻，又为之建起墨妙亭的事迹。在这篇文章中，他描绘了吴兴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郡守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又说到孙莘老治水有功，辛勤工作之余，还能“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是岁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览叹息，而莘老求文为记”。文章的后半，写金石碑刻固然坚实难坏，但终究是物质，会毁于时光的磨蚀，消失在天壤之间。这使他想到有生就有死，生死有命，而功名文章却因为有益人群，其精神可以流传到后世，芳名永继不朽。苏轼写《墨妙亭记》的感慨，与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視昔”，精神可以不朽，艺术得以长存，有异曲同工之妙。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三，《跋黄氏所藏东坡山谷二张帖》，指出他见到苏轼书写此文的墨迹，“余以事至湖”的“湖”字，在墨迹上写作“吴兴”。可见，北宋之时，湖州与吴兴是可以互换地名的。而更重要的是，苏轼的书法墨迹，成为后世的宝爱。

　　从南宋到元明清，以苏杭为中心的三吴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世上最繁荣美好的地区，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也脍炙人口，一直使用到今天。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说者疑之。白居易诗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霅川指的是湖州;茂苑是苏州的代称。范成大举白居易诗为证，说明三吴地区虽是人间天堂，但繁荣的程度还是稍有区别的：苏州最繁华，湖州比较冷僻，而杭州居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宋期间杭州是天子的行在，应该是首善之区，但在繁华程度上却不及苏州，也可见得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点状城市繁华，而是整片的富庶与繁荣。到了元代，奥敦周卿《双调蟾宫曲·咏西湖》：“西湖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浓妆。尾尾相衔画舫，尽欢声无日不笙簧。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本来吟咏的对象是西湖，说着说着，就引出了众所周知的谚语，而且也是把苏州放在杭州前面。

二

　　江南的繁荣，到了明代中叶，有着更为显著的发展，社会的繁奢已经普遍到中下阶层，使得当时士大夫阶级感到风气大变，有点难以适应，不知所措。嘉靖到万历期间，明帝国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阶段，但因地缘隔绝，不知道西方殖民势力正在此时兴起，西班牙控制了新大陆的经济资源与白银矿产，越过太平洋以拓张其帝国势力，葡萄牙也开辟了新航路，控制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贸易通道。然而，早期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却实实在在影响了中国的东南半壁，特别是已经繁华的江南地区。白银通货与海外贸易的急速成长，使得富足的江南地区，更趋向商品化的经营运作，促使社会风气丕变，消费意识增长。

　　嘉靖、万历期间江南各地的地方志，论述物产与风俗的篇章，都刻画入微，说到乡里经济变化是如何改变了民间风俗的。如嘉靖版《江阴县志》（有1548年唐顺之序）说，成化、正德之后，“富者之居，僭侔公室，丽裙丰膳，日以过求”。这还只是记载富人生活奢靡，僭越了作为商人阶级的身份，想超越到士大夫阶级的社会地位。万历年间《上元县志》记风俗：“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其非笑之。至迩年来则大异矣。初试为县令，即已置田宅盛舆，贩金玉玩好，种种毕具。甚且以此被谴责，犹恬而不知怪。此其人与白昼攫金何异？”这就不只是富商僭越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人人都向钱看，连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生命意义，都抛弃了先忧后乐的道德期许，转向财富增值，“揾钱大哂”了。李乐为此忧心忡忡，在《见闻杂记》里说：“余乡二三百里内，自丁酉至丁未年（1537-1547），若辈（指仆从）皆好穿丝绸、绉纱、湘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余每见惊心骇目，必叹曰：此乱象也。”

　　这种经济发展导致消费行为的猖獗，甚至出现炫富的现象，完全背离了儒家崇尚的节俭美德，在传统社会一般视为异象或乱象，但也有独具只眼的江南地方人士，由此看到历史变动要向经济靠拢的走向，大加赞赏。松江府书香世家出身的陆楫（1515-1552），是大书法家陆深（号俨山）的儿子，著有《蒹葭堂稿》，就鼓励消费，提倡侈靡的行为，认为富庶人家的消费可以为贫穷人家制造就业机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他以三吴之地的富庶与奢侈为例，说明消费经济的好处：

　　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谓“通工易事，羡补不足”者也。

　　这些变化，是否直接导致文化与艺术的流变，当然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但是，因社会风尚的奢靡与物欲崇尚的普遍，造成生活习惯的改变，并因此而讲求细致的享受与精致的品位，逐渐成为明末文人雅士的流行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对物欲的追求与讲究，会否转成品位的精致化，乃至于艺术境界的提升，当然不是单纯与必然的发展，而是通过许多艺术心灵的精神内化，在品味过程中，由原本强调感官享受的乐趣，转化成精神境界的认知体会，并与艺术传统的想象脉络达成呼应。

　　三吴地区从弘治、成化、正德期间，就因经济稳定发展，逐渐走向繁华，到了嘉靖万历间的经济丕变，不但带动了社会风尚趋向奢靡，也因为风尚讲求精致品位，书画市场飞速扩展，使得文人雅士如鱼得水，倾心投入艺术创作，同时也推动了艺术收藏的兴致。中国人对书法的兴趣，虽非与生俱来，却因汉字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每一个知识人与生俱在，读书写字就一定要从事书法的修炼。只要识字动笔，不分贵贱，就与书法结缘，很自然就产生鉴赏书法艺术的兴趣。艺术收藏与市场价值的关系是复杂的，收藏者的热情不一定与市场价值有关，却与艺术领域发展出来的精致品位有关。明代三吴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消费风气，结合精英阶层对艺术精品的垂青，自然掀起收藏名家书画的风气。文徵明诗卷

　　文徵明有一篇《跋东坡楚颂帖真迹》，说到弘治年间三吴地区士大夫爱好收藏的情况，其中最令人回味的是，这些参与收藏的社会贤达，会花费巨资来购置珍贵的书帖，欣赏一段时间之后，再以善价出让：

　　世传苏文忠公喜墨书，至有墨豬之诮。而此实用淡墨，盖一时草草弄笔，而后世遂宝以为奇玩。……予往时尝蓄石本，比在滁，始得观于太仆少卿李公所。其先藏金陵张氏，李以十四千得之，尝欲归阁老宜兴公，未果而卒。卒后，宜兴托家君寺丞致之，凡留予家半岁，盖宜兴公以其乡故事，致意特勤。

　　这里说的太仆少卿李公，是苏州大书法家李应祯（1431-1493），他做过南京太仆寺少卿，也是文徵明的书法老师;宜兴公是官至华盖殿大学士的徐溥（1428-1499），宜兴人，明代属于常州府。文徵明的“家君”是曾任南京太仆寺丞的文林（1445-1499），与李应祯的关系很好，因此，李应祯死后，徐溥通过文林的关系，最后得到苏东坡的墨迹。徐溥特别钟爱苏轼墨宝，还有个家乡情结的缘故，因为东坡喜欢宜兴（阳羡）风土人情，立意要买地建屋，终老于此。从这段收藏东坡真迹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吴地区的文士是如何念兹在兹，不仅热爱名家书帖，传家继世，还要联系上乡土情结，尽力加强家乡的文化底蕴。

　　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坛盟主王世贞（1526-1590）藏有《三吴墨妙》上下两卷，裒集三十四位明代书家的墨迹，并为之做了评述。林霄先生为追查这上下两本册页的下落，写了一篇很有兴味的文章，要弄清楚：“北京故宮博物院现藏有《三吴墨妙》的一部分以及王世贞的题跋，但题跋中提及的三十四位明人仅剩下其中的十三位。而其他二十一位名人的墨迹还存世吗？”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库房里，有了以下的发现：

　　看到了这样一本册页，引首颜体大字“三吴墨妙”为明人顾应祥所题，里面每一开全是明人墨迹。在每一开的右上角钤有“贞元”连珠印，左下角钤有“有明王氏图书之印”，我知道这是王世贞的常用藏印，顿时兴奋起来，一一释读，有钱溥、陆深、倪谦、陈鉴、徐有贞（改名之前的名字徐珵）、张弼、顾璘、王鏊、徐霖、桑悦、李应祯等，可谓群星璀璨。于是当晚便在家中找出《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北京故宫卷比对王世贞题跋，发现这正是北京故宫藏《三吴墨妙》的一部分，可以说，《三吴墨妙》的头在香港（引首），尾在北京（题跋）。南北两部分合在一起，除了散佚的几件之外，基本完整。

　　林霄把王世贞题跋的墨迹与四库本《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三比对，以墨迹为准，列表于下，并注明收藏地，发现原来上下卷的顺序已经打乱，三十四件共存二十七件，其中七件已轶。

　　上卷：沈度养心亭记隶书（轶）;沈粲手柬小行书（轶）;徐有贞太和登祀赋（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钱溥奇花歌（中大）;倪谦与僧求竹帖（中大）;陈鉴为练从道义塾衍庆堂记（中大）;张弼书韩昌黎石鼓文歌（中大）;李应祯与椶园札（中大）;沈周诗札（轶）;吴宽与李应祯书（轶）;王鏊与陈璚札（中大）;桑悦咏怀诗（中大）;祝允明二柬（轶）;蔡羽诗（轶）;唐寅札（轶）;文徵明石湖三诗（北京故宫博物院）;周伦送秦给事谪官（北京故宫）。

　　下卷：顾璘与弟顾瑮书（中大）;徐霖尺牍（中大）;陆深五十自寿二章（中大）;金琮赤壁二赋（北京故宫）;徐祯卿二绝句（北京故宫）;陈沂二绝（北京故宫）;顾瑮诗札（北京故宫）;王逢元诗札（北京故宫）;陈淳鱼游春水词（北京故宫）;王宠小行书五绝（北京故宫）;王同祖词翰（北京故宫）;徐献忠诗联（北京故宫）;袁袠寄王宠诗（北京故宫）;王穀祥索乡录帖（轶）;朱曰藩诗二首（北京故宫）;陈鎏寄王世贞诗翰（北京故宫）;彭年寄张凤翼三绝句（北京故宫）。唐寅致文徵明信

　　《明史·文苑传》综论明代文学风气的发展，提到明初承袭前代遗风，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标举馆阁体，而李梦阳、何景明已经开始提倡复古，到嘉靖年间又有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继续文艺复古的风气，兴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之后出现了多元变化，归有光、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各有追求心灵想象之道，开启了明末钱谦益、艾南英、张溥、陈子龙独特风格的发展。其实，《明史·文苑传》不止是论列杰出的文学家，也举出一系列善于书法的文人，因为文人与墨客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

　　从清初精英阶层撰述明朝历史，评定何者在历史文化中可以流芳后世，传承文化价值，值得在官方钦定的正史中树碑立传，就显示出书写艺术的成就是要以文学成就为基础的，书法作品能够传世，是由于其中承载的人文精神。没有文学修养，书写的作品就没有文化价值，因此，从这种思维脉络来看，值得收藏的书法作品，必然是文人名士的墨迹。这种观点或许有强烈的阶级性倾向，但也显示了传统文化脉络强调“文如其人”“见字如见人”。紧密联系书家与书迹，捆绑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是对人文精神与文化传统的认定与推崇。就王世贞所藏《三吴墨妙》的名家来看，皆为三吴地区的文人名士。《明史·文苑传》记载了以下诸人：

　　沈度，字民则。弟粲，字民望。松江华亭人。兄弟皆善书，度以婉丽胜，粲以遒逸胜。度博涉经史，为文章绝去浮靡。洪武中，举文学，弗就。……成祖初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给廪禄，度与吴县滕用亨、长乐陈登同与选。是时解缙、胡广、梁潜、王琏皆工书，度最为帝所赏，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

　　张弼，字汝弼，松江华亭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进员外郎。……弼自幼颖拔，善诗文，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自号东海。张东海之名，流播外裔。为诗，信手纵笔，多不属稿，即有所属，以书故，辄为人持去。与李东阳、谢铎善。尝自言：“吾平生，书不如诗，诗不如文。”东阳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铎称其好学不倦，诗文成一家言。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自为诸生，已工诗歌，与里人唐寅善，寅言之沈周、杨循吉，由是知名。举弘治十八年进士。孝宗遣中使问祯卿与华亭陆深名，深遂得馆选，而祯卿以貌寝不与。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贬国子博士。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齐名，号“吴中四才子”。

　　允明生而枝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集，文章有奇气，当筵疾书，思若涌泉。尤工书法，名动海内。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所著有诗文集六十卷，他杂著百余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诗文，初尚才情，晚年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论者伤之。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顾璘，字华玉，上元人。弘治九年进士。……璘少负才名，与何、李相上下。虚己好士，如恐不及。……从弟瑮，字英玉，以河南副使归，居园侧一小楼，教授自给。璘时时与客豪饮，伎乐杂作。呼瑮，瑮终不赴，其孤介如此。初，璘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宝应朱应登继起，称四大家。璘诗，矩矱唐人，以风调胜。韦婉丽多致，颇失纤弱。

　　陈沂，字鲁南。正德中进士。由庶吉士历编修、侍讲，出为江西参议，量移山东参政。以不附张孚敬、桂萼，改行太仆卿致仕。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尝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文徵明，长洲人，初名璧（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徵明幼不慧，稍长，颖异挺发。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皆父友也。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名日益著。其为人和而介。……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诸王以宝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外国使者道吴门，望里肃拜，以不获见为恨。文笔遍天下，门下士赝作者颇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长子彭，字寿承，国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学正。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

　　王宠，字履吉，别号雅宜。少学于蔡羽，居林屋者三年，既而读书石湖。由诸生贡入国子，仅四十而卒。行楷得晋法，书无所不观。

　　陆师道，字子传。由进士授工部主事，改礼部，以养母请告归。归而游徵明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传之，其风尚亦略相似。平居不妄交游，长吏罕识其面。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时。

　　陈道复，名淳，以字行。祖璚，副都御史。淳受业徵明，以文行著，善书画，自号白阳山人。

　　王穀祥，字禄之。由进士改庶吉士，历官吏部员外郎。忤尚书汪鋐，左迁真定通判以归。与师道俱有清望。

　　彭年，字孔嘉，其人亦长者。周天球，字公瑕;钱穀，字叔宝。天球以书，穀以画，皆继徵明表表吴中者也。

　　徐献忠，字伯臣。嘉靖中，举于乡，官奉化知县。著书数百卷。卒年七十七，王世贞私谥曰贞宪。《李应祯与椶园札》

　　论列明代文学艺术风气变化，《明史·文苑传》列举杰出人士之时，还断断续续作了一些有趣的观察，涉及三吴文艺发展，列出各地有其传承：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家世素封，轻财结客，豪宕自喜。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晨夕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士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张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咸主其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而德辉才情妙丽，与诸名士亦略相当。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徐霖、陈铎、金琮、谢璿辈谈艺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王词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彰。许穀，陈凤，璿子少南，金大车、大舆、金銮，盛时泰，陈芹之属，并从之游。穀等皆里人，銮侨居客也。仪真蒋山卿、江都赵鹤亦与璘遥相应和。沿及末造，风流未歇云。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徵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穀祥、彭年、周天球、钱穀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

　　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烜赫，穉登为最。申时行以元老里居，特相推重。王世贞与同郡友善，顾不甚推之。

　　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王世贞收藏的《三吴墨妙》中，有不少出色的书迹，出自政坛显要之手，传统史学视为重要历史人物，不列在《明史·文苑传》，而各有其独立的列传，如王鏊、吴宽。他们的传记，主要是记载影响当时政局的事功，但也没忘记他们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

　　王鏊，字济之，吴人。父琬，光化知县。鏊年十六，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晚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见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

　　吴宽，字原博，长洲人。以文行有声诸生间。……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

　　明清史大家郑天挺认为《明史》是部优良的史书，因为开始撰写的时间去古未远，而且集思广益，经历了九十五年时间，到了乾隆初年才修撰完成，其中搜罗了许多历史生活的资料，大体上评论公允。《明史》本来是官方史书，以政治、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为主轴，通过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活动，展示一代历史风貌。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变化，并不是《明史》考虑的重心，只是作为附属的文化现象来呈现的。正由于文化艺术领域的人物不是重点，所以，一旦列入正式的传记书写，就显示这些人物的重要性，是有史家的共识，不容忽视的。

三

　　即将在浙江大学博物馆展出近墨堂《三吴墨妙》，将展示七十四项明代三吴地区书法名家的作品，比起王世贞的《三吴墨妙》旧藏，多出了一倍有余，实乃当今收藏之盛事。据我看到的初步编目，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宋克《贤者游于庠序》册;沈藻楷书舞鹤赋;张骏词立轴;张骏诗轴;刘珏大草《少年上人怀素歌》卷，写赠沈云鸿;刘珏山水立轴;徐有贞写赠沈周轴;李应祯、王鏊书查氏墓志铭卷;王鏊扇面;沈周《九段锦》画册。

　　第二类：祝允明写赠王宠《述行言情诗》卷;祝允明最晚年书《黄庭经》册，张凤翼、王穉登、董其昌、陈继儒等跋;祝允明书心经，书于宋端拱元年刻经背面;祝允明《莺花洞天赋》轴;王宠诗卷四通，薛明益跋;王宠书杜甫《夔州歌》等，手卷;王宠扇面;申时行诗斗方;文徵明赠友梅《梅竹图》及《中秋诗卷》;文徵明《云山图》及诗卷;文嘉小楷诗扇面;彭年楷书卷;黄姬水诗卷;陆士仁诗页;陆师道小楷诗扇面;王穉登诗轴;陈淳丁酉年墨笔花卉卷大草《东风飘飘诗》;陈淳《千字文》，叶恭绰跋;陈淳中年大草《赤壁赋》卷; 陈淳书法扇面;陈淳山前晓景卷;陈淳书法立轴;归昌世《草书卷》;唐寅《云丘图》卷。

　　第三类：陆深《白雁诗册》，莫如忠、董其昌跋;莫是龙致汪道贯信札五通卷;董其昌仿大痴泼墨山水轴;董其昌《松风图》轴;董其昌《道德经》卷;董其昌《乐志论》册页;董其昌临帖册;陈继儒诗册;陈继儒诗轴;赵左山水卷，过云楼旧藏，吴蔚光跋;陆应阳书法扇面;李待问书法立轴。

　　第四类：方从义山水，文徵明两题;邵珪《赤壁赋》（被改款为祝允明）;明人绘沈周、文徵明像，陈元素、薛益书文;王问大草《春梦感咏》卷;罗洪先《莲洞秋怀》册（后有陈鹤题跋，其余题跋者以浙江人为主）;詹景凤行书诗卷;娄坚《千字文册》;归庄手卷;侯峒曾致钱谦益。

　　第五类为尺牍：李应祯致沈周信札;李应祯信札半通;吴宽致王鏊信札;祝允明致王瓘信札五通;文徵明致顾璘札;文彭致朱朗信札;文嘉致项元汴信札;文点致姑娘札;王穉登致屠隆信札册，共十七开;王稺登信札册，共十二开;许宗鲁致汪仲宪（若水）信札六通册，汪仲宪跋，共十五开;莫是龙信札册，共六开;莫是龙信札镜片;陈继儒致董其昌信札;詹景凤致汪澂信札;归庄致叶嵋初信札;董其昌信札册九札（朱之赤藏）;明人信札册（祝允明、文徵明、黄姬水、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范允临、薛益、陈元素） 。

　　本次展品的第五类中有李应祯《信札半通》，这正是故宫博物院藏王世贞《三吴墨妙》散佚的藏品，前半部分即为香港中文大学所藏《李应祯与椶园札》;而近墨堂所藏，则是后半部分，有款。值得特别标出的，是林霄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库房里发现王世贞《三吴墨妙》前半册之后，居然在市场上巧遇了《信札半通》，使得《李应祯与椶园札》合成完璧。这个破镜重圆的巧遇，从王世贞收藏算起，历时四百年，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是书画收藏的一段佳话，也是本次《三吴墨妙》展览的题眼。

　　近墨堂所收《三吴墨妙》，在数量及时间跨度上都超过了王世贞的收藏，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中包括了时代晚于王世贞的重要书画名家，如董其昌、陈继儒、赵左、王穉登、归庄等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墨堂收藏突出了松江地区对晚明文化艺术的贡献，而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董其昌。对于董其昌与松江文化勃兴的现象，《明史》有以下的观察，可谓赞誉备至：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洒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论三吴书法，上溯到魏晋时期，以彰显松江文化艺术的发展，源远流长。对于苏州书画家享有大名，自弘治、正德以来凌驾松江传统的情况，颇有微词，并且显示自己的抱负，要在三吴地区独占鳌头：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沈度、沈粲）及张南安（张弼）、陆文裕（陆深）、莫方伯（莫如忠）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徵明）、祝（允明）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过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董其昌这段话故作谦虚，摆出“不欲争”的姿态，期待后世知音来评定他的书法成就，以凸显松江文化的历史地位，是十分有趣的“欲擒故縱”手段，明眼人一看便知。然而，董其昌的自我期许，也不是故作玄虚的矫情举动，而是累积了深厚的书学底蕴，通过长年累月的艺术实践，承继并发展了三吴书学脉络，体悟出超乎前人的书写之道。《明史》对董其昌的赞誉，明确显示明末清初文化精英的共识，也对三吴书迹做了毫无保留的推崇。

　　三吴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三吴作为文雅意识的代表，是息息相关的。近墨堂《三吴墨妙》的展览，在王世贞四百年前收藏的基础上，全面扩展了珍品收藏的范围，功莫大焉。此次展览极具历史文化意义，明确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到了晚明时期，已经渗透到江南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成为食息起居最亲密的心灵伴侣，也成为集体文化意识的审美基础，是对中国文化传承与人文精神的提升，致最高的敬礼。

　　二0一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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