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一九一八年，鲁迅重新执笔为文投入新文化运动之后，他的书籍出版情况大有改观。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单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两年之内，就连续出了他五本书。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他个人的时来运转，而是时代思潮的发展变化所致。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青年读者对新思潮的接受水平大為提高，欣赏趣味也大有改变。鲁迅当年那些曲高和寡的超前译作，此时都转为时尚，深受读者欢迎，再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也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力。他对自己在《新青年》时代的创作，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由于时代风气的变化，促使资力雄厚的老出版社，也在调整思路，努力跟上形势。商务印书馆先是启用沈雁冰等新人来主编杂志，后来又想请胡适来主持编译所，胡适自己不肯来，却推荐了他的英语老师王云五以自代。鲁迅在商务出版的书，便是沈雁冰等所约，有几种就编入他所主持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参加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不但自己的写作热情高涨，写了许多文章，出了很多书，而且非常关心青年文学团体的出版事业。他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的这些书，主要也还是对文学研究会的支持。

　　他自己年轻时代在出版上到处碰壁的切肤之痛，现在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青年作者出书、出刊物，但同时也有对于新文化出版业的战略考虑。这从《华盖集·通讯》一文中可以看出。在这组通讯中，《猛进》周刊编者徐旭生提出，希望能将《语丝》《现代评论》和《猛进》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希望能对大中学生的思想有所裨益。但鲁迅并不赞成这种“集合”论，他回信道：“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是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这里所说的，虽然是刊物，但书籍之类的出版物，当然也包括在内。

　　出版物要办出特色来，“集合”和“统一”并不是好办法。五四以后，新文学之所以蓬勃发展起来，与许多小社团、小刊物、小出版社的出现有关。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主张，相互竞争，相互激励，形成一个繁荣的局面。如果统一成一支灰色的大军，那新文学也就走向枯萎了。

　　但鲁迅在这条路上走得也并不顺利，他不断遭受挫折、背叛和污蔑。尽管如此，鲁迅一直没有丧失希望，仍旧继续扶持青年文学社团或非社团文学青年，帮助他们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希望能造就新的文学队伍，传播新思想，发展新文艺！

一

　　新潮社是北京大学学生为响应新文化运动而成立的社团。它成立得较早（1918年11月），影响也较大。它不是一个纯文学团体，参加人员中，既有日后的知名作家，如杨振声、汪敬熙、康白情、俞平伯，也有知名历史学家，如傅斯年、顾颉刚，知名政治人物，如罗家伦、何思源，还有知名编辑孙伏园、李小峰，所以，新潮社可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社团；它所出版的刊物《新潮》中，既有文学作品，也有学术文章，是一个综合性月刊。这个社团和刊物的出现，得到北京大学许多教师的支持，周作人还应邀参与了部分工作。

　　《新潮》杂志出版后，新潮社负责人傅斯年曾写信给鲁迅，请他提意见。鲁迅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写了回信，诚恳地提出了意见。主要是希望他们不要陷于纯科学圈子里，而要加强文化批判的成分。他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同时，因为傅斯年写过赞扬《狂人日记》的文章，而且在信中又提及，鲁迅很坦率地说出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缺点：“《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傅斯年虽然并不同意鲁迅对于《狂人日记》的自我批评，说“《狂人日记》是真好的，先生自己过谦了”，但对他向《新潮》提的意见却很重视，所以将此信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

　　鲁迅对新潮社也很支持。他在《新潮》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过译作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并在新潮社出版过好几本书—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年7月出版），所作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出版）和所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1923年12月出版，下册1924年6月出版）。还有，所译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由未名社出版后，也由新潮社代售（1924年12月）。

　　那时，出版机制相当宽松，许多文化社团都设有出版部，自己出版和发行书籍。所以鲁迅在新潮社出版译作，也是很正常的。不料，小说集《呐喊》出版后，却受到别人的攻击，而且还牵连到新潮社的编辑。

　　《呐喊》出版后约半年，创造社批评家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上发表评论文章《〈呐喊〉的评论》，将《呐喊》中大部分作品，从《狂人日记》到《阿Q正传》等，都以“浅薄”“庸俗”的罪名，一笔加以抹杀，说是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入纯艺术的宫廷”的“杰作”。这使鲁迅很反感，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周山》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从此就轻视了这位自称在进行灵魂冒险的批评家，并在《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将这一篇抽去，“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

　　这次冲突，显然是由于艺术观念的不同而引起的。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的主张，以为创作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民，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成仿吾则强调艺术天才，重在自我表现，因而把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都斥之为“浅薄”“庸俗”，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无法说到一起去。

　　除了艺术观念的不同以外，成仿吾又把事情牵到亲属关系上去，说：“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因为《呐喊》一书的编辑人，署的是周作人。其实这时，周氏兄弟已经决裂，鲁迅不愿在这问题上公开表态，所以对于此点没有回应。

　　但没有多久，成仿吾和创造社中人，忽然从自我表现论的推崇者变为革命文学的提倡者了。他们仍以鲁迅为批判对象，不过这回批判的不是“浅薄”“庸俗”，而是“闲暇”。成仿吾写了一篇皇皇大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说：“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而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又重拾成仿吾当初的话题，说鲁迅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这回，鲁迅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加以回应道：“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讽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创造社中人无法反驳。

　　而周作人，则直到鲁迅逝世后，才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此事：“《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登在那时的《晨报》副刊上。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奚落，说这本小说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得了不得。—原文已记不得，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我是应该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于是我就不敢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敢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

二

　　莽原社，是因鲁迅所编《莽原》周刊而结集起来的一个文学团体。

　　创办《莽原》周刊的原因，鲁迅在《华盖集·题记》里说得很明白：“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莽原》周刊出得很顺利，在动议后两周内就出刊。

　　《莽原》周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两地书·十五》）。鲁迅为这个刊物所定的宗旨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周刊出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京报》削减附刊而停止，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单独出版，到该年年底，因稿源、销量以及与高长虹的纠纷问题，鲁迅曾建议停刊或另出《未名》，但高长虹一闹起来，鲁迅就改变了主意，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李霁野信中说：“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还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我看他《狂飚》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又在十二月五日致韦素园信中说：对于《莽原》，“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改了……明年还是叫《莽原》”。这样，《莽原》就继续出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第二卷二十四期才停刊，莽原社存在两年半有余。

　　莽原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莽原》的经常撰稿人，除鲁迅之外，尚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金仲芸、黄鹏基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知名作家或学者。鲁迅不但帮他们发文章，而且还帮他们出书。高长虹的诗和散文合集《心的探险》，就是“鲁迅选并画封面”，并编入他所主持的《乌合丛书》出版的；为了提高高长虹的知名度，鲁迅还让他为同一丛书中的许钦文小说集《故乡》作序，并在广告中说“由长虹与鲁迅从最初至一九二五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而成，把高长虹的名字放在前面。其实，工作大部分是鲁迅做的，這一点高长虹自己也承认，他在为《故乡》所写的《小引》中说：“现在形成的这个选本，则大半是鲁迅先生的工作。”

　　应该说，他们开始合作得很好。但不久，就出现了裂痕。

　　莽原社大致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狂飚社的人，如高长虹、尚钺、高沐鸿、向培良、黄鹏基等；另一部分是日后组织未名社的安徽作家群，如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矛盾也因此而起，不久就公开化了。

　　鲁迅离开北京时，高长虹已经远走，刊物交韦素园编辑。但鲁迅到厦门后不久，就看到高长虹在《狂飚》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两封通信，一封是给韦素园的，指责《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另一封是给鲁迅的，要他对此事表态，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鲁迅对高长虹的作为，大为反感，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

　　但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借口，此时的高长虹已蓄意要与鲁迅决裂了。

　　他在《狂飚》周刊上开出《走到出版界》专栏，发表一系列攻击鲁迅的文章，如《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给鲁迅先生》《时代的命运》《疑威将军其亦鲁迅乎》《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琐记两则》《从北京寄到广州》等。

　　高长虹自称，“我与鲁迅，会面不止百次”，说他所看到的鲁迅，是从“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这是最先将鲁迅称为“世故老人”的文章，同时又开启了后来为创造社所继承的，以年龄为攻击材料的恶例，说：“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接着，又嘲笑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的处境道：“实际的反抗者（按：指女师大学生）从哭声中被迫出校后……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其实，这“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头衔，是别人在做广告时加到鲁迅头上的，鲁迅自己并不认同。甚至，连鲁迅抱病为他编选诗文集《心的探险》时，为保证书籍质量，删掉了较差的几篇，也成为罪孽，说：“去掉的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况且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别处去”。真是好心翻怨恶！

　　这种莫名其妙的攻击和利用，使鲁迅很愤怒。他一改对于青年人忍让的态度，决定予以反击。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唠唠叨叨的长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这则送登四个刊物的启事，就是《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篇幅很短，前面先摘引了狂飚社广告的原文，接着简单地说明事实，来拆穿其把戏：“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书》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飚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飚》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赐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思想界先驱者即英文Forerunner之译名。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

　　但高长虹之攻击鲁迅，还有更私密的原因。这事，直待他的一首诗《给—》发表后，别人才领悟到，先从沉钟社中人传到未名社，再由未名社的韦素园告诉鲁迅。这首诗里说：“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了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诗中的月是指许广平，夜是指鲁迅，太阳则是高长虹自己。如果说，诗无达诂，难以坐实，那么他在《时代的命运》中说“我对鲁迅先生曾贡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在生活上”，就更印证了人们的猜测。

　　对于高长虹的心思，则鲁迅根本不知道。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致韦素园信中说：“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飚》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经很久了；二，是《狂飚》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这样，在十二月下旬，鲁迅接连写了两篇杂文《〈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加以反击，又写了一篇历史小说《奔月》加以讽刺。小说中那个看到老师陷入困境，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欺师灭祖，欲把他射死的逄蒙，就是影射高长虹的。鲁迅并非旧时代师道的维护者，他只是要求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尊重，不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而高长虹与狂飚社里的有些人，恰恰是在鲁迅受到段祺瑞、章士钊等人打击、迫害时，对他落井下石。

　　鲁迅从此与高长虹和狂飚社中人断交。后来他们看到鲁迅没有倒，有人又送作品来要他编入丛书，或请他介绍工作，他都置之不理，再没有帮忙的热情。但是，到一九三五年良友图书公司请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他还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一九二五年十月间（按：此处误记，应为四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接着，又写到“狂飚运动”：“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飚社。所谓‘狂飚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常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三

　　未名社也是在鲁迅支持下组织起来的青年文学社团，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后来参加工作的，还有李何林等。该社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创作。鲁迅从引进新思想，介绍新艺术的需要出发，一向重视翻译工作，曾批评别人将创作比为处子，视翻译为媒婆的说法，他在组织莽原社之外，又支持未名社的成立，盖与此有关。

　　关于未名社的成立的缘由和经过，李霁野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回忆道：“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素园、青君（按：即台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需六百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五十，其余的由他负责。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立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對外必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丛书来名社。”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也说到：“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社址，最初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的一个公寓里，实际上就是韦素园的一间小小的宿舍，该社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也是韦素园。鲁迅说：“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鲁迅在北大下课后，常常到这里谈天，偶尔也在这里吃饭，当时学生公寓的饭菜不好，但鲁迅还是照样吃，添点菜便极为不安。他与这些青年人相处得很好，为他们的译著认真审改，连装帧、广告，都很注意。

　　未名社存在的时间也不很长，到一九三一年秋因经济困难而解体。但几年来所出的成果却不少，而且有着长远的影响。鲁迅在《忆韦素园君》里说：“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 van Eeden），绍介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未名社介绍俄苏文学时间较早，而且影响也较大，一九二八年还曾被北洋军阀查封了一次。直接导因是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寄到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不但书被没收了，而且还通知北京警察局，将未名社作为“共产党机关”查封，并且将译者李霁野逮捕，关押了五十天。当时在山东当政的是鲁迅所说的“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而北京执政者则是张作霖，但“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另一个译者韦素园因病住院疗养，逃过一劫。该年十月，未名社启封，又在景东街设了门市部，重新开业。但到了一九三二年秋，台静农的寓所又被查抄，没收了曹靖华翻译的《烟袋》和《第四十一》的存书，并把友人寄存的马德堡半球误认为“新式炸弹”而将台加以拘捕。其实，那只是一件中学物理实验的仪器。

　　在交往的过程中，鲁迅对未名社的人也有些意见，觉察出他们的私心。这从他一九二六年十至十一月在厦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出：“前回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几篇。我为了别人，牺牲已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役使时便竭力役使，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便自然竭力攻击……”但在《两地书》中，上述文字已改为：“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得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便竭力攻击……”修改后的文字是泛指，已经看不出是针对谁的了。

　　鲁迅将未名社与狂飚社，韦素园与高长虹，加以区别对待的原因，就在于高长虹实在太张狂，以天才、豪杰自居，在鲁迅困难时，对他施以攻击，所以鲁迅要毫不留情地加以还击；而韦素园和未名社中人，则踏踏实实地做着文学工作，有些缺点也就予以原谅了。

　　他多次赞扬韦素园和未名社的踏实作风，如说：“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又说：“未名社……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而且还将它与狂飚社相比，说：“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韦素园，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培奇花和乔木的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与未名社中人保持着终身的友谊。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亲时，还数次走访未名社，并由李霁野等四人陪同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韦素园，谈了许多闲天，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两地书·一三二》）一九三二年八月，韦素园没后，他为之题写《墓记》，并作悼文《忆韦素园君》，赞扬他的泥土精神。

　　台静农研究古典文学，所以鲁迅常有与之讨论学问的信件，出京之后，继续收集古碑拓片之事，也多托他办理。曹靖华在苏联教书，所译之书，如《铁流》等，大多是鲁迅为之张罗出版，鲁迅在逝世之前数日，还力疾为他所译的《苏联七人集》作序。同时，也利用他身在苏联之便，托他收集苏联版画，很有成效。李霁野在读书时，要靠稿费来支付学习费用，有时远水救不得近火，鲁迅常为他垫付，而且常有通信。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鲁迅晚年很少在家中接待来访者，但李霁野出国归来，路过上海，鲁迅还是在家中接待，愉快畅谈，可见对他的信任。只有韦丛芜，后来弃文从政，当了国民政府的代理县长，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没有再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