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

　　先锋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学史书写描述。中国当代作家从来没像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那样，先搞个创作宣言，再形成流派团体，实践艺术主张。换言之，先锋的观念并非首位性的，而是归纳性的。这客观上就自然形成了我们在追求不同作家作品的“审美共同体”，努力强调了共通性和集群性。木叶的访谈集《先锋之刃》掀开了作家的创作帷幕，绕到后台，回望中国当代文学经历的方法论转向。这本身意在考掘出先锋的历史沉积、发生机制和各种繁复样态。

　　这也决定了全书的结构布置、设计意图，书中按访谈对象编为三辑：第一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涌现的特定意义的先锋作家，其中有马原、莫言、残雪、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第二辑是先锋文学的见证者、同行人（批评家、编辑和诗人），有吴亮、程永新和韩东。第三辑出现了新世纪具有先锋性质的年轻作家，有李浩与阿乙两篇专访，还有一篇面向众多青年作家的调查问卷。可以说，它强调了文学样本的涵盖性：从典范到非典型，从先锋到先锋性;它努力跨代际，跨语境，动态化追踪先锋的扩散、持存与未竟事业。从而，既能看到一种以人物为经的“传”，也能发现以时代为纬的“纪”，作家和纪事映带一体。

一

　　这部访谈集，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份新世纪文学备忘录”，让人容易想到卡尔维诺对新千年文学的某种期待。事实上，木叶关心的是先锋当中的“破与立”。我们想要的究竟是哪种先锋（先锋从来就是“复数化的”），先锋到底何为？西方语境下的“先锋派”，在艺术中预见出具有道德深意的“未来工业”，并逐渐放弃原有描摹社会样貌的机械努力。

　　卡尔维诺的观念，或许对我们是种提示。在他看来，历史乐观主义，反对逃跑妥协，用美学和道德对机器世界进行救赎，构成了先锋的内涵。这种内涵的实现，则需要增添复杂风格，“以便表达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认知方面的多样性”（卡尔维诺《文学机器》）。先锋的出现，源于生活世界与艺术表现的根本矛盾。当简化的、单一的、观念化的呈现，无力适应越来越差异化、复杂化和碎屑化的现实，就迫切需要拓展艺术的可能性。

　　也许由于木叶历史学出身的专业背景，他对文学的观照，有种可贵的历史意识。在提问中，他多次触及一系列“起源问题”—它们全都指向了“事件”，意图追索发生的时刻。“如果让吴亮先生追溯先锋小说源头的话，应该是哪一个矗立在那里？”吴亮说：“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谁是第一篇，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不符合我判断问题的方式。”吴亮把起源转换为来源问题，先锋作品“实际上就是单一的主流写作的异质化”。异质化写作，在当时主要是各种形式突围，有时甚至刻意与主流保持差异、距离。《先锋之刃》木 ?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访谈中，木叶经常隐含有意推演先锋文学的位置感。如果将其放在空间（和西方文学比较），置于历史（和中国古代比较），当代先锋文学价值何在？如果向前推，鲁迅的《故事新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很多中国作品，是否已经有了先锋意识？木叶的思路，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其实很相似，都在向前找遮蔽的萌芽与开端。然而，这里潜藏了跨语境问题，比较价值意义，需要把整个语境也搬过去，才能讨论。

　　吴亮的回应，触及先锋文学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体用观。先锋的意义很大程度在于“用”上，“我觉得这些统统不重要，先锋文学起的作用就是写作方式、叙述方式、思维方式的解放：中文写作、说话、思考是可以这样进行的”。在这种程度上，先锋意味着解放思想，打破了传统“非此不可的写作”，拓展了书写的可能性。至于西方现代派弥漫的主题（焦虑、绝望、苦闷），根本没必要强行横移。中国作家有自己的故事、现实和处境，照搬只会矫揉造作。

　　先锋的价值，变动不居，没有定格，谈话者呈现出各说各话。所谓“集合化的先锋”是不存在的。作家其实是最怕被“集群”的一类人，而归类，往往是文学史教科书一厢情愿的简化虚构。先锋并不是批量出现的“矩阵”，而是作家不约而同，出现了相似相通的情绪姿态。这就犹如“现代主义”，你只能说明它的众多“精神来源”，有多少风格样式，能装进这个“口袋”里，却很难精准囊括它的总体性。

　　具体到不同创作实践中，先锋就归属于不同层面、向度和范畴（可能是观念的、结构的抑或语言的）。莫言在谈话中，就讨论了先锋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表面性与深层性、技术性与功能性。“写作者写的时候不会去考虑自己到底写了一个先锋小说还是寻根小说，当然，一批作家在某一个共同的时期，写出了有类似风格的作品，有没有必然性？肯定有……但是写作者本人未必能够意识到。”莫言意识到，很多当年的先锋，其实出于模仿西方和自我喷发的嫁接。“没有来得及认真消化，很多作品的借鉴痕迹过分浓重”，“而且多数注重一些表面性与技术性的东西”。

　　然而，这种技术层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它不只是形式创新的问题，其实更有必需的功能性。莫言在叙事上把先锋性推向极致，《十三步》完全是实验文本，把能想到的人称都演练一遍，《酒国》则继续实验。但莫言绝非“为了实验而实验”，他其实有西方先锋派的意图（在意文学和政治的关联）。现实的介入性，主题的尖锐性，很难靠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呈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结构就是政治。”

　　韩东的看法，也侧面印证了莫言的观念。“先锋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写作方式和技巧。”“我觉得先锋小说的重点、革命意义是在形式方法上。除了形式和方法，应该还有别的东西。”这别的东西是什么，正是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你练拳的目的还是得打人，得打架嘛”。

二

　　如今看来，这部访谈集，保留的虽都是“历史现场”，但也潜藏“重估价值”的意味。甚至，它本身就带有考古性，在重返二十世纪末作家創作的语境。木叶的“回头望”，恰恰是为了与当下文学创作生态形成对照。这样，才能察觉出文坛的变易、退潮和暗涌;哪些价值褪了色，哪些作品留了痕。

　　正如每个作家期待“理想读者”一样，木叶是一位“理想访谈者”。何谓理想，就是符合期待，满足最佳要素。丰富的记者经历（采访正是“当行本色”），作为诗人的眼光（对文学本体—诗性与审美的把握），以及评论家的视野（作品探讨的深广性、针对性和力度感）都是普通采访者很难兼具的。

　　他深谙“由同见异”的策略，对受访作家提出相似话题，而往往收集截然殊异的回应。如此一来，访谈录一旦结集，文本的并置，必然产生奇特的对话性，这完全是内在的，生成性的。在我看来，它促成了异质“拓扑”的面貌。不同受访者在提问者的设计下，遭遇了，甚至出现了“隔空的争论”。木叶不忘以狡黠的口吻告诉受访者（一种“传话”），别的作家对此如何评价。这当然既是穿引，更是诱引。

　　从而，在不同受访者之间出现了相互评价的局面。有意味的是，这里存在“在场”和“不在场”的关系。然而，当读者看到访谈集的此刻，评论者和评述对象却同时在场。《十三步》莫 ?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兄弟》写得好，余华解决了阅读问题……余华提供了跟今天我们匹配的阅读。”“我跟他们的看法有一点儿不一样，我认为余华写得好……你在读的时候，一点儿都不烦，一点儿都不累，我特别看重这个事情。因为阅读是作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马原）

　　—“《兄弟》也许有叙述策略上的问题。但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我觉得大的结构上，包括通过兄弟俩来表现时代的、社会的变化，还是很了不起的，非常简洁。”“我还是认同他后面的这种变化，我觉得不是做得过了，而是做得还不够。生活的荒诞性、黑色幽默的东西到处存在。”（程永新）

　　—“余华作为一个喷泉，正在从巅峰往下坠落的途中。”（阿乙）

　　这种关于接受的争论，其实涉及不同的创作观，一种是以外部接受为导向，强调可读性的作家。马原推崇《红字》《基度山伯爵》，意在说明优秀作品是考虑阅读方式、惦记读者感受的。可读性是首要的，它并不意味着迎合;通俗也不意味着低端，畅销说明它适应时代变易。余华的《兄弟》，正符合马原的这种期待。另一种是以文本内在性、实验性为核心，强调纯度的作家。如残雪，她拒绝来自外部社会学的评价。“我不写外部，只关心人的内心和规律。”残雪把艺术性和人性视为作品全部，将艺术作为自明自律的独立存在。她关心语言和精神的层次，试图揭示某种被日常遮蔽的原始性。爆发的原创力，高贵的理性是她的评价尺度。从而，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之于她，就成了典范理想。究其原因，这两人属于寓言（抽离时间性）式的作家。阅读趣味决定了残雪的写法—“我的作品没有时间性，不是写外部的时间，而是写时间本身。”

　　这样，我们自然能理解，她为何全盘否定先锋作家转向历史的努力。她对格非的古意充满了起底式的质疑。“主要是你为什么写这个东西，你作为一个先锋去写表面的外部的历史，那能有什么创新呢？”“因为没有力量深入下去，就都搞投机，回归传统……你要搞现代文学的话，要有那个发自内在的灵魂的冲动。”残雪将历史性视为外部性和表面化存在，显然有种认知偏差。历史本身就是先验形式，直接参与构建人的内在性体验。然而，她强调历史主题缺乏切己体验，终究与人隔了一层，也是客观的。

　　即使对于鲁迅，也出现了莫言和阿乙两种态度。鲁迅给莫言留下了精神遗产，那就是视角和立场的启发。莫言沿着他那条“看客”文化的二元关系—受刑者和围观者（看与被看），認识到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第三方关系—那就是执行者（刽子手）。从而，莫言的暴力美学和残酷叙事，基于他想补上鲁迅以来的视觉盲区，撑开小说人物的三维关系。

　　阿乙则认为鲁迅并非不可企及（当然也许只是年轻气盛）。但如果还原到阿乙自己的评价系统，似乎也能理解。他是在按“难度”划分作家：一种是真有难度的作家（模仿不来的），一种是没难度的作家（只要费力学，也能达到）。所以，他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的复杂，对左拉或芥川龙之介则不以为然;博尔赫斯在他看来是“消遣性的”，卡夫卡是可以追赶的。“卡夫卡很厉害，我很喜欢他，但是他存在着那种被追赶性，他有很多作品是不行的……正是这些不行的作品拖了他的后腿”，而好与差之间又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让你觉得这个作家可以追赶。

三

　　访谈录不同于评论集，它的本质并非独抒己见，而是思想交锋，意识碰撞。访谈有自己的艺术，受访者能否描绘创作的疆域、路径，完全取决于采访者的思维模型是否精确完善，能否应变调试。这里有个尤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前理解”与“不留成见”的关系。每种对话都涉及视域融合：采访者既要有自己潜在的趣味、品位和立场（这样才有焦点的透视，形成整体脉络），同时又不能遮蔽、阻滞受访者自陈（这样才不会造成观念强制输出，沦为一场闭合性对话）。《酒国》莫 ?言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木叶的提问，往往使受访者产生“青梅煮酒”的纵横感，读来酣畅。其间的枚举、品藻，不经意就勾勒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疆界和文学谱系。其中，有个经典的“保留问题”，那就是哪些是当代被高估的作品，哪些是被低估的作品？当面赞人是“称”，背里赞人是“誉”;说被低估的作品都易，谈被高估的作品却难。正如韩东所言，“苏童的成功是必然的，因为他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马原是作家中的作家”。另一面，也有求全之责。如残雪所说，“余华他那个东西（《兄弟》）是写得不好，他写实的能力很差啦，掩饰得又不好。余华写不了当下状态，到处都是破绽，太明显了”。

　　余华的自评，此时就显得颇有针对性。他的回应几乎都是驳论式的。余华认为，《兄弟》的意义是实现了作品的“叙述强度”。所谓的叙述强度，“并不是指描写细腻，它在阅读时是始终高昂的”。现实是“写到关键时没有能力就绕开了，这样的小说比较多”。余华的强度，要求体量既宏大，又能保持高亢力度不递减，没有逃避、周旋和迂回，完全是见山开山式的。他自言，《兄弟》饱满又没废话，“每一个转折都很充分，没有匠气”。

　　然而，这其实也存在问题，那就是亢进后的疲劳。这就像男性身体，疲软总是常态，勃起只是兴奋的须臾。阅读如果始终保持高昂强度，也会造成变化少、波动小的问题。面面俱到，均衡发力，往往造成只见高原，不见高峰。而没有落差的高原，等于平地。此外，余华连续回应了《兄弟》受到的质疑，如“漫画化”“闹剧化”“语言缺乏质地”“不善于处理人类复杂经验”等等。在他看来，荒诞和超现实的集中呈现，并非夸张，而是回到现实。“将善恶‘模糊了，能写出伟大作品，将善恶‘明确了也有写出伟大作品的。”

　　木叶的采访，真正做到了一种抛引、诱发、串并、闪跃和施压的艺术。这源于他扎实的文本细读、文献整理功力，对受访作家形成系统性理解。甚至，你会发现他用近乎“情报搜集”的好奇认真，向作家反馈外界评论，捕捉他们的直接回应（因为作家对评论大多漠不关心）。这也是此书颇有意味之处，你会看到很多正面质疑、诘问，作家的回应辩驳。如果说，写书可分“接着说”和“从头讲”，那么访谈能分出“顺着问”和“逆着问”。

　　这里的顺逆，不是指次序上的先后，而是气氛上的顺势与对抗。一方面，木叶有很多压力性、刺激性的提问，触及作家自我认知的敏感末梢，引发作家最真实的情绪，出现颇具激情张力的回应。另一方面，木叶生发式的引导提问，又会让作家作出两种选择，是接招拆招，还是转向质疑“问题本身”（使提问本身变得“问题化”）。我们发现，不同作家对问题是认同、否定还是不以为然，其实暗合了作家们的三种风格，温和、抗拒还是游戏心态。残雪的抗拒否定，就显得尤为醒目，“我根本就不是国内所说的那种‘先锋。我写的是拿自己做实验的文学，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搞的，需要那种特殊的天赋。我写作的状态就是很特殊的”。

　　如此，访谈会完全超越文学范畴，你能通过问答，了解到作家的个人气质，日常风格和情感模式。如残雪的凌厉独行，强悍自信。她是嘴里含了剃刀说话的作家。处处锋刃，不怕得罪人。又如阿乙的雄心抱负，不甘平庸，那种追求作品人类价值的努力，刻骨铭心。叶兆言就像是他们的反面，透出阴性的柔软，总有不自信的忧虑，就像反复推敲，期待完美的苦吟派。马原则是骨子里有种极大的“玩性”（文学需要的游戏和轻盈），所以他能轻易说出“小说已死”，對停笔并没有太多遗憾。《兄弟》余 ?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先锋就是突围，提供不定项选择，并真正把每条路径都走走。更重要的是，它有种精气、姿态—不怕迷宫迷路，不怕走冤枉路，甚至不怕无路可走的“断头路”。因为，先锋作品“走法”留下的足迹本身，就是艺术实现。能否“抵达”，反而显得无足轻重。如今，先锋退潮了吗？这个问题很值得反思。我们常被一些表象所迷惑，当年的那些作家，要么远离小说，鲜有写作;要么转向历史，抑或回归近乎“老实”的现实主义。仿佛先锋“快退”成了墓志，实验反倒沦为过时。这可能只是错觉。

　　先锋与突进、前卫、自由和锐气保持着天然联系。先锋作家总有老去时，总有更多年轻作家，认为他们还不够先锋。这就如同福柯、德里达的后学们，认为他们不够激进。因为，先锋会倾向于“成为传统”，让你司空见惯，并不刺目。

　　换种角度看，“先锋的文学”或许已退潮，但“文学的先锋”却始终恒常。因为它是一种“维新姿态”，暗合文学创作的内质，社会气象的脉动。不断变更操演，才能有阅读的和鸣共振。先锋穷尽冒险感、未知域、可能性，追求锐利、激情与力度。它是对模式化、主题化、观念化写作的持续性反拨，始终在摸索一种微妙距离：如何在方法上脱胎换骨，又在题材上深嵌时代。正如木叶所说：“我隐隐期待一种小说，既有先锋的皮囊，又能在时代里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