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

　　文化是文明的底稿。

　　文化是一个人无法褪色的身份符号，是忘掉一切刻意學习的知识之后，所剩下的积淀物，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共识和生活方式的认同。

　　目前，文化虽然有数百个可供参考的定义，但无一令众人满意。在最权威的《辞海》里，文化从狭义上说是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而在中国古代则指帝国所实施的文治和教化，如王融在《曲水诗序》里所言：“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那么，在权威的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那里，文化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色呢？

　　二○一四年的某日，当我拿到这本《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的时候，满心欢喜，以为通过这本书的全景阐述，可以令我管窥西方文化五百年的前世今生，并能启发我即将启程的中国文化之旅。

　　从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开始，我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寰行中国”的中国文化之旅，从上海到武汉、武汉到成都、成都到拉萨、拉萨到西宁、西宁到西安、西安到烟台，试图通过这六条线路了解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变迁。

　　我原以为，《从黎明到衰落》能够对我这场旅行有所帮助，能成为我在路上的一本随身书，能给我带来极佳的阅读体验。但是，我放弃了带它上路的想法，它的汉译本，语言絮叨、琐碎，有点词不达意，阅读超过五页就让人有了疲惫之感。或许，我对这本书期望过高了，其实作者曾坦言自己“不是为了像马克思、斯宾格勒或汤因比那样提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而更多是像一位老者在晦涩地讲述着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更确切地说是在四百年间的变迁。只是，雅克·巴尔赞在讲述“黎明”时是精彩的，讲到“衰落”却略显笔力不足。毕竟，这是一本创作于作者八十五岁至九十三岁之间的了却心愿之作，为了表达敬意，我愿意接纳其所有的抱憾之处。

一

　　没有人能否认《从黎明到黑暗》是一部权威之作。

　　著者雅克·巴尔赞先生是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九○七年出生，一九二○年随父抵美，二○一二年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这位文化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著作等身，他一共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内容涉及哲学、音乐、思想史、当代艺术乃至侦探小说。《从黎明到衰落》出版于先生九十三岁高龄之际。

　　《从黎明到衰落》原本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问世，但是一位长者劝阻了当时二十岁出头的雅克·巴尔赞：“你应该在八十岁之后写作这样的作品。”延至雅克·巴尔赞八十五岁高龄，“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才重新进入这位史学翘楚的创作视野。

　　巴尔赞曾说：“我不期望读者会十分满意。谁也不愿意听到自己长期信奉的观点受到质疑，更不用说找出理由来为一条曾经被奉行而现在却受到普遍谴责的原则或政策开脱—比如君权神授。”所以，他援引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的“不作价值判断”的史学原则为自己撑腰：“每个时代在上帝眼里都有其存在的道理，那么，在人的眼中它至少应得到同情。”

　　这会是一本固执己见的书吗？巴尔赞生前曾经担忧评论家对其观点存有偏见。因而，他反问，哪一本值得一读的书不是如此？好的历史著作不仅合理可信，而且有无可争辩的事实作坚实的基础。事实的选择和组合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多个维度。而巴尔赞的这本著作之所以有八百余页，也是在不断地组合历史事件，并叙述历史人物的故事和场景，但是这种叙述并没能像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里那样，引人入胜。而在这本书的封二介绍里，却言过其实地说：“在这位史学大师流畅的文笔之下，五百年的历史故事也能像《红楼梦》一样，出场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剧情高潮迭起，无处不精彩！”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加上去的，写这句推荐语的兄台，要么没有看过《红楼梦》，要么没有看过《从黎明到衰落》，他看到的只是出版愿景。事实上，无论人物形象或者事件剧情，巴尔赞都没能像茨威格那样，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仿佛与历史对话。

　　作为一本“文化断代史”，《从黎明到衰落》的写作没有做到场景恢宏而又描写细腻的两全其美，在这方面，或许当过记者的威廉·曼彻斯特是他的榜样。在《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里，威廉·曼彻斯特对这四十年里与美国有关联的诸多方面都有着细致入微的刻画，从政治层面的经济大萧条、总统竞选、朝鲜战争、水门事件等，到美国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风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再到演艺界的奇闻趣事、妇女的流行服装、青少年的时髦追求，甚至对英语词汇的最新演变和人们的性观念都作了面面俱到的讲述，令人难以掩卷。

　　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从黎明到衰落》的文本无法像茨威格和威廉·曼彻斯特等人的作品那样，富有启迪和写作技巧，更无法影响媒体人和作家的写作范式。

二

　　《从黎明到衰落》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违和感。

　　违和感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件有关联的事物或与环境对比后产生不适应、不融洽，从而具有的一种疏离感。在这本书里，我总是试图去找到使我持续下去的阅读趣味，结果在数次尝试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去随机翻阅。正如《纽约时报》评论的那样，雅克·巴尔赞是一名“能作出中肯在行的评论”的历史学家。所以，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本适合一鼓作气阅读的书，我总是在似曾熟悉的史实和人物那儿停留、品味观点，而在遭遇那些让我感到索然无味的事件和人物时转场。拿起、放下……无疑成为这本书在我手上的常态。

　　在《从黎明到衰落》一书中，巴尔赞以四场大革命为标志来对这五百年进行划分：宗教革命（1500-1660）、君主制革命（1661-1789）、自由革命（1790-1920）和社会革命（1921年至今），并以此为主轴，详述这些变革在思想和物质层面所带来的冲击，这些冲击又如何交互作用塑造出今日我们所见的世界。

　　可以看出，雅克·巴尔赞只是在西方世界内部寻找自我认识的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日出东山和日薄西山，他忽略了文化变迁不仅是功能的变化，也是结构的变化，包括文化潜移、同化和传播等，表现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或文化内容和结构的增减或变动的过程。文化变迁的原因不只是思潮、人物或事件，而是文化的接触、传播、发明、发现，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甚至通过文化采借，接受和吸纳另外一种文化的某些文化要素和文化丛，使其收为己用。

　　此外，《从黎明到衰落》对文化残余、文化产业、文化冲突的涉及微乎其微，而对文化地理、文化生态、文化斗争、文化积累、文化惰性、文化工业着墨较多，更多地是为了引申出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在我看来，《从黎明到衰落》是一本文化社会学著作，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文化的社会作用、文化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文化失调与社会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如果作为一部文化社会学著作，其不足是，文化传播与文化冲突并没有引起著者的足够重视。简言之，《从黎明到衰落》总是围绕着西方文化特质的朋友圈，寻求文化特质的特殊意义、历史和社会背景，以及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功能。虽然这有助于理解西方不同的文化流变和群体文化，但也使得文化系统的全貌不是那么洞徹澄明。比如，雅克·巴尔赞对“我们的时代”列举了一系列描述性称呼：不确定的时代、科学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屠杀的时代、群众时代、全球主义时代、独裁统治时代、设计的时代、失败的时代、通讯时代、普通人时代、电影和民主时代、儿童时代、焦虑的时代、愤怒的时代、充满荒诞期望的时代，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而是引用一位无名作者的文章进行结尾，不知是年事已高还是有意为之。

　　为此，我试图寻找雅克·巴尔赞对“我们的时代”的态度，几经琢磨，终于在“序言”里看到蛛丝马迹：“西方文明博采众长，因其不同意见和独创性而兴旺发达，是不折不扣的杂烩文明。不过，尽管它的内容有东拼西凑和互相冲突的地方，却有它特有的目的—这就是它的统一性所在。而目前，这些目的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后正在导致它的灭亡。”在雅克·巴尔赞看来，这灭亡表现在“我们的时代”的各种僵局中：在民族主义、个人主义、高雅艺术、严格的道德和宗教信仰这些问题上都存在着支持和反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

　　在分析这种变化的时候，雅克·巴尔赞运用的写作技巧是：以历史学家的辨识能力去讲述隐藏在事件或运动背后的愿望、态度或目的，将自己化身为一个讲故事的老者，试图去解开芸芸众生和青少年的行动所交织成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故事讲的不只是事件和趋势，还有人物。叙述中常常出现人物素描肖像—有的想必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更多的是被忽略的人物。我们当然会看到路德、达·芬奇、拉伯雷和鲁本斯，但也会看到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古尔奈的玛丽、瑞典的克里斯蒂娜，还有那些年代中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他们是作为人出现的，而不只是参与作用者而已，因为历史首先是具体详细的，不是笼统抽象的。”而国内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醉心于宏大叙事，忽视人的故事而夸大“会议室”和“作战室”的价值，直至近年来才有所改观，而雅克·巴尔赞的真知灼见无疑是有所教益的。

　　对于这本书的价值，我赞同《美国学者》前主编安妮·法迪曼的评价：“雅克·巴尔赞生来就是注定要写这部书的，但是他在五十岁的时候不可能写出来。这是一部杰作，只能出自大师之手，需要终其一生才能获得产生于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灼见。感谢上天使他长寿健朗，得以完成这部别人连开头都力不能及的著作。”

　　不过，《从黎明到衰落》缺乏的元素还是太多了。比如讲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詹姆斯·哈林顿的《大洋国》等时，谈论了他们的政治观点，顺便说下这些一流政治学家的身世，仅仅停留在教科书式的知识普及层面。即便是从“人”着手去讲述西方文化生活，也不能框定身份、利益与行为的理论假设，即“为什么是这些人”，这些人的“身份”（是谁）和利益（需求），即利益以身份为先决条件，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由于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身份和利益是共同起作用的，仅仅身份本身并不能解释行为，利益只是有助于解释行为的动机，行为还有赖于在一个给定环境中对利益的认识。这样，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兼顾考虑身份、利益、认识，才能解释行为。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难理解，如果西方文化存在从黎明到衰落的过程，那么身份认同促成了行为的一致性，而对身份的迷茫导致了文化分裂。无论雅克·巴尔赞笔下的宗教革命、君主制革命，还是自由革命和社会革命，西方文化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是通过革命行为达成身份共识和利益诉求一致性的过程，都是旧身份和新秩序的互动维持着文化的自我改造，因而“人”需要自我采取行动、自我表现，扮演所想要扮演的新角色，来引导他者重新看待文化，让他者加入到自我改变的努力过程中去。这一逻辑直接产生于身份形成的镜相理论（the mirror theory of identity formation），并在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有深入的建构。温特认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敌意”“竞争”“友谊”建构而成的。

三

　　“失眠和长寿这两个纯偶然的因素使得一闪即逝的见解有机会一次次重现而得以澄清确定。”雅克·巴尔赞调侃自己。

　　因而，《从黎明到衰落》中，不乏因为灵感闪现的观点和为此进行的材料组合。而书中的一些观点，确实颇为引人深思。雅克·巴尔赞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将一些常识进行了横向或者纵向的比较分析，提炼出属于他自己的见识和观点。但是，巴尔赞的写作又有天马行空的味道，或许巴尔赞受到其推崇的十九世纪由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创造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影响，在一定的维度内自由联想，跳跃性极强，以潜意识的方式来漫笔式写作，结果导致枝蔓过多，让人难以揣摩其表述重点和核心观点。

　　在这本书里，雅克·巴尔赞虽然林林总总地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末五百年间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制度、宗教、社会思潮、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科技发明、民俗及社会生活等，但是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视角集中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变迁。

　　雅克·巴尔赞在罗列革命时代的历史背景时，涉及政治制度、社会思潮，乃至国际关系……虽然其一生涉猎广泛并有建树，但毕竟不是亚里士多德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谈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政策盛行时，不忘称其出现“情有可原”，而且为威尔逊的悲劇表达出其有所作为的一面。但是，分析国际关系显然不是雅克·巴尔赞的特长，哪怕可以事后诸葛亮为历史惋惜，他都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春秋笔法。实际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威尔逊未能使美国加入国联是他在任内所犯的最大错误，甚至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的最大失败之一。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招致了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雅克·巴尔赞喜欢在书中点评各种主义，却没有在恰当的时机点评威尔逊主义，也就是国际关系理论里的重要流派—理想主义。威尔逊主义颇为自信地判断，只要用道德和正义唤醒人们的良知，消除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误解，世界就会回到和谐、友善的状态中去。而事实上，在国际格局中，充斥着权力和利益之争。后来，现实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理念，并为各国所效仿，正如汉斯·摩根索在其传世之作《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所写：“国际政治的最终目标不论是什么，但权力总是其最直接的目标。争取权力的斗争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普遍存在的，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此后肯尼斯·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都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也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运行规则和西方世界的文化生活。

　　由于巴尔赞欠缺了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高度，其在讲述西方文化生活的时候，涉及国际局势的分析就显得单薄，比如“民族国家的形成对文化的影响”“冷战下的西方文化”等并没有进入其鸿篇巨制的视野。

　　在雅克·巴尔赞看来，西方文化生活从黎明到衰落，并不是真正的停止或完全毁灭，只是减弱而已，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失去的是“可能性”。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中艺术的各种形式已经用尽，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已走完。制度的运作艰涩困难，造成的重复与失望让人难以忍受。”

　　雅克·巴尔赞以极其保守的心态来看待未来时代的文化生活。我无从得知先生当时的健康状况，只是在我自己做口述历史资料的采集工作时，发现健康状况不好的老者，常常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漠然。

　　“现在的主要历史力量是厌倦和疲乏。” 我仿佛看到了在庭院里晒着阳光的雅克·巴尔赞，俯瞰着一九○七年之前未历世界的往事，现在和未来却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