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凌

　　编辑约我和汪晓涛博士翻译亚伯拉罕·耶霍舒亚（A. B. Yehoshua）的《诗人继续沉默》时，我对耶霍舒亚和他的小说，乃至整个以色列文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本书里一共收录了耶霍舒亚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说，分别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耶霍舒亚是一位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以色列作家，我们接手的却是这些故事的英语译本，而且是由四位译者在不同时期翻译的。这样的二手翻译能成功吗？我心怀疑惑和惶恐地开始翻译他的小说，但很快我就忘掉了英语译本中不时出现的磕绊，深深地被他迷住。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出生于一九三六年，父亲是一位研究耶路撒冷历史的东方学学者和作家，母亲来自摩洛哥的一个富商家庭，妻子则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父亲给了他历史视角，妻子给了他心理视角。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被妻子分析了半个世纪。他在以色列军队当过三年伞兵，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过哲学和文学，客居巴黎期间担任过世界犹太学生联盟的秘书长，后来一直在海法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和希伯来文学。许多个人经历在他的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不过，耶霍舒亚本人认为，如果要给他写一份寥寥数语的自传，他的塞法迪犹太后裔和第五代耶路撒冷人的身份是必须保留的。大多数以色列作家是来自东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比如与耶霍舒亚并称为以色列文学三位“男高音”的阿摩司·奥兹和大卫·格罗斯曼。从步入文坛的第一天起，耶霍舒亚就不想被贴上塞法迪作家的标签，成为一个跟他父亲那样专写民间传说的少数族裔作家，但他感到塞法迪犹太人身份给了他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对他来说，阿拉伯人不是敌人，而是类似堂兄妹一样的亲戚。他们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管多激烈，都還得在一个屋檐下讨生活。他一直致力于理解阿拉伯视角。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人》出版于一九七七年，背景是一九七三年赎罪日战争后的海法，讲的是犹太少女达菲和阿拉伯少年纳伊姆之间的狂热爱情。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学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以阿拉伯人为主要人物的作品。

　　耶霍舒亚与奥兹年龄相近，两人都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以色列文坛。这一代人被称为“建国的一代”，以别于之前的“独立战争的一代”。这一代作家的身份是“作为完整犹太人的以色列人”，他们内化了从大以色列国土向以色列国家的转化，形成并强化了他们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这一转化的意义非同小可。对犹太人而言，以色列立国不但让他们获得了生存的空间，而且保障了他们思考的空间和对历史理解的连续性。半个世纪以来，耶霍舒亚和他的作家同志们在以色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双重角色。政治上，他们被誉为以色列自由知识分子的良心，关心以色列的政治和社会，热情不懈地支持以色列和平反战运动，关注占领地、阿以冲突等敏感问题。今年四月，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他还在以色列的《国土报》上撰文承认，他为之奋斗半个世纪之久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现在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了。

　　虽然深深卷入以色列的政治活动，耶霍舒亚的小说却全然不是其政治观点的简单传声筒。这又与他所属的“建国一代”有很大的关系。这一代作家不满足于上一代作家突出英雄和强调社会群体的批判写实主义手法，更注重用现代派的心理写实、象征和嘲讽的手法来表现个体的世界，或者说个体与团体的冲突。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政治。耶霍舒亚在很多小说中隐藏的政治含义只有通过深究才能看出。比如收在本书结尾的短篇小说《老头之死》，里面的老人总也不死，大概活了一千岁了。跟他同居的阿什特太太对他的长寿厌烦不已，决定在他熟睡的时候宣告他死亡。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我”明知老头没死，却自愿充当阿什特太太的同谋，帮她请医生开死亡证明，请殡仪员。因为年老没有价值便被宣判死刑，自己走去参加自己的葬礼，甚至还在葬礼上发表悼念自己的演讲—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老头被活埋后，阿什特太太要求叙述者“我”也搬去跟她同住，“我”意识到发生在老头身上的命运也将在自己身上重演。“我”做了阿什特太太的帮凶，也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墓。我在读这篇故事时，脑子里想的是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著名短篇小说《伤心歌谣》。那篇故事里面的女主人公琼也跟阿什特太太一样，喜欢接近那些已过盛年的落魄男人，被她盯上的男人也都以死亡告终。曼哈顿街头游荡的死亡天使，摇身一变成了老年公寓的死亡女巫—我就是这么解读的。但从耶霍舒亚的一篇访谈中发现，原来在他这篇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成名作中，阿什特太太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中积极、自然和自信的力量，千岁老头则象征着毫无活力，缺乏目标，没有品位，只能接受被活埋的命运的人。

　　耶霍舒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不曲折，有时平淡到让人讶异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擅于书写日常生活，在家庭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发现荒谬和疏离感。小说的主人公从事的职业不一，江郎才尽的诗人，迟迟完不成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洪峰中留守监狱的新看守，被误诊为绝症的水利工程师，终日面对森林的看林人，给士兵讲课的大学讲师，儿子被误传牺牲的高中教师，以睡眠为人生大事的水泥工……耶霍舒亚无意描画一幅当代以色列的浮世绘。他的主人公无论是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还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一例外地深陷某种不符合常识的情境中，有着为常人不解的扭曲心理，而且在经过一番充满疼痛的挣扎和完成了某个荒谬或徒劳无益的使命之后，主人公在结尾却陷入了更无解的情势中。他们会显得更软弱无力，更琐碎渺小。一句话，没有成长，从荒谬的人生中什么也没学到。在《与小雅利的三日》中，主人公允诺帮他在基布兹公社劳动时结识的恋人看三天小孩，想在孩子身上寻找他从未忘怀的前情人的芳影，结果他的心理陡转，对小孩百般折磨，差点把小孩一杀了之。《洪峰》中的监狱看守心理更加“奇葩”。洪峰即将来临，监狱长明明是为了自己逃命把留守监狱的危险差事甩给他，他却感恩戴德地差点跪下。他把狱规奉若圣书，每晚必须读上几页才能入睡。最后他甚至开锁放犯人逃生，结果自由了的犯人把他和两条狱犬锁在同一间屋子里。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等待他的悲惨命运我们却是可以脑补出来的。

　　在文学传承上，耶霍舒亚深受西方现代派作家卡夫卡、威廉·福克纳和希伯来语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他为“以色列的福克纳”。也许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更多地看到“福克纳”，在这部中短篇小说集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卡夫卡的影子。如同卡夫卡，父子关系是耶霍舒亚小说中不断浮出水面的一个主题。卡夫卡多从儿子的角度写父亲，儿子在父亲面前就如同《变形记》中那只战战兢兢的大甲虫，时刻可能遭到碾踩；耶霍舒亚则常常从父亲的角度写，父亲对儿子的隔膜、疏离和失望（《诗人继续沉默》），潜意识里对儿子死亡的犯罪感（《一九七○年的初夏》），甚至不时产生的谋杀儿子的念头（《与小雅利的三日》）。在《一九七○年的初夏》这篇小说中，儿子阵亡的消息在父亲脑海里不断回放，好像那是他生命中某个值得反复回味的高潮。那一刻也确实是他生命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独老人，是校长和学生迫不及待要除掉的老教师，是他的拒绝退休、拒绝退出人生舞台才让他勉强留在了讲台上；在此之后，由于为祖国献出了唯一的儿子，他戴上了烈士父亲的光环，四处享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他幻想自己以烈士父亲的身份作毕业典礼演讲，开始计划自己的未来，准备完成儿子未写完的手稿，潜意识里甚至在美国儿媳和孙儿面前扮演了儿子的角色。小说结尾，儿子的阵亡不过是误传，好像上帝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父亲又回到了小说开头自己听到儿子死讯的那一刻，心中充满失落。

　　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父亲以上帝般的形象让儿子敬畏，那么在耶霍舒亚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则让人想起《旧约》中的亚伯拉罕，那个心甘情愿把儿子以撒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的父亲。可以说《一九七○年的初夏》是耶霍舒亚对亚伯拉罕故事的重新书写，对这个在深层心理上影响犹太民族的神话进行了解构。耶霍舒亚在一九九○年一篇题为《曼宁先生和以撒受绑》的文章中说过，他想去掉这个神话中隐喻和典故的成分，剥掉它的伪装，在真实的现实处境和合理的心理情境中再现这个故事。他认为亚伯拉罕之所以同意牺牲自己的儿子，实在是因为他对儿子以撒能否坚守对上帝的信念缺乏信心。为了把儿子纳入他自己的价值系统，父亲不惜牺牲儿子的生命。

　　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跟一个犹太裔同学有过一次关于小说的争论。我认为对小说而言，语言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则认为是故事。他的论据是一篇好小说哪怕译成了别的语言，依然是好小说，比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小说，不管是翻译成英语还是汉语，在逊色于原文（有时甚至是远逊色于原文）的译文中，它们的伟大并不受影响。这说明，语言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因素。记得当时我对他的观点颇为不服。但事隔二十多年后，面对耶霍舒亚这部翻译得绝对算不上优秀的作品，他的伟大依然清晰可见。此书的英文译本中常常有不符合英文惯用法的奇怪字句，很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詩人继续沉默》这篇标题故事里，有一处提到一家“semi-closed institute”。我查了不少地方，问了美国同行，还是不知所指。汪晓涛最后在网上找到一种解释：指介于公众机构与完全封闭机构（监狱）之间的半封闭机构，如精神病院、智障人士中心等。但除非精神病院或智障人士中心在希伯来语中是一个不常见的词，否则我想不通为什么要译成一个如此罕见的英文词。因此，最后我还是照字面的意思翻译成“处于半关门状态的机构”。在《最后的指挥官》中，有一个句子也是十分令人费解：“Sabbath. Stones in our skulls instead of eyes.”为了弄明白这句话，我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最后还是无法确定，只能绝望地以直译的方式处理：“安息日。眼中有石变成了脑中有石。”有些句子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把握原文的准确含义。比如《面对森林》里的这句话：

　　…that his desultory affairs with women will but draw zeal from the blue skies.

　　要命的是，你不知这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原著的意思。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原文，那就不会产生对文字的怀疑，只会想法去理解，找到合适的中文。这大概就是面对二手译文时带来的问题。由于没有前译可以参考对照，只能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译文质量的好坏只能由读者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