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华

　　民国肇立之年，李岳瑞即发表长文，就开史馆为胜朝修史事宜阐述一己之见，堪称清史编纂论说第一人。

　　李岳瑞（1862-1927），字孟符，陕西咸阳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工部主事，兼充总理衙门章京。甲午后在京参与维新变法活动，并与康、梁结识。一八九八年二月，与阎迺竹、宋伯鲁开京师关西学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谓其百日维新期间上书请变服制，以西服取代长袍马褂，并任用客卿。政变后入意大利驻京公使馆避难，受清廷“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一九○五年应友人张元济之邀，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与梁启超合著《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一九一四年任清史馆协修，承撰《地理志》甘肃一节，《邦交志》英吉利一节及部分列传，又为几家报刊撰写社论和随笔。暮年意气消沉，和严复一样染上鸦片烟瘾。所著《春冰室野乘》《郢云词集》《国史读本》等，因署本名而為世所知，而冠以笔名的《说元室笔乘》等数种著述则迄今不为人知晓。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的《独立周报》第十一期刊载《清史私议》一文，作者署名“荄兹”，文长八千言，分三期连载。此文刊出后受到钱玄同的注意，他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阅《独立周报》。有‘荄兹者著《清史私议》，谓慈禧宜列本纪，与吕、武同例;其说甚辨。”该报具体事务由其友人康心孚经管，钱氏遂去信打听，一月七日日记云：“得康心孚信，知作《清史私议》者为李孟符，陕西人。坚士（沈兼士）谓其长于史地之学云。”（《钱玄同日记》第3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据此可以确定《清史私议》一篇必出于李岳瑞手笔。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版

　　鉴于此民国首份“清史凡例商榷”久已湮没无闻，无论是汇集清史馆要员及民初社会名流有关清史凡例或评论之作的《清史述闻》（朱师辙著，三联书店1957年），以及当代有关新修清史编撰探讨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或是今人宋晞《清史稿纂修之经过》（《中国史学论集》，台湾开明书店1974年）、王钟翰《清史稿说略》《张尔田师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专文，均无片言只语涉及此文，似有必要作专文疏解此文梗概要旨，以显示李岳瑞在这一领域中的先导意义和独到见识，对今人新修清史亦不无借鉴作用。

　　李氏《清史私议》作于清亡一周年之际，秉持究论实事而不尚空言的风格，开篇即强调修史之举的紧迫性，谓政府宜速下开馆之令，礼聘硕儒，勒一代信史。若迟误数年，简册飘零，故老凌替，必然鸿业难成。接着简略交待了有关清史编纂的几点原则性见解：一是修史体裁以纪传体为不二之选，所谓“菴蕞一代之典章，网罗皕年之文献，则龙门史法固千载不废者矣”。二是总裁史者须博识中外，清代结二千年来专制君主之终局，前后经历之奇观实前所未经闻见，因而主事者既须有博综一代之鸿才，尤贵有周知四国之通识。三是清史义例须变通革新，不可沿袭旧史故步。全文主要从本纪、表、志、列传四方面作具体讨论。

　　本纪的内容要突出两点特征。一是“帝纪宜详纪事实，不可但求简括”。前代正史中本纪内容颇简略，乃因两汉以降君主有专制之虚名而无专制之实事，自一二开创雄略之主外，大多是端拱无为，委政属下，帝纪自是味同嚼蜡无足观。清代则迥然不同，二百六十余年中行政枢轴，全由君主操纵，政府不过奉行意旨，操笔拟诏，等于记室。“一时政治之现象，大抵以时主之好恶为转移。”顺治推行调融满汉之策，康熙猜防汉族之法，雍正之法家色彩，乾隆专制极盛之局，嘉、道的垂拱守府，咸、同的无力挽回衰运，以及光绪短暂的厉行新法等，“诸朝之行事，实大有影响于今日”。如果依照前史之例，仅编次数卷朝政要目以充本纪，“则主德之优拙，遂泯然而不可复见，而所以造成今日之时局者，亦第见其果而未知其因，其亦违史家彰往察来之大谊矣”。

　　二是“孝钦事迹宜列本纪”。司马迁首创史例，列本纪于五体之首，既非作为褒贬荣辱之具，也不以此专属于帝王;故而“未尝一日践帝位”的项羽，赫然在本纪之列。范晔《后汉书》特立“皇后纪”一门，也因为“东汉六后皆常临朝听政，不得不变例以纪实”。今修清史，将慈禧事迹纳入本纪中叙述，既有前例可循，也属于清代历史的实际写照。慈禧一生三度垂帘掌政，天下大权归一人之手，实际操纵内政外交权柄长达半个世纪，尤其光绪一朝三十年间，略等于慈禧一人穷奢极欲的历史，实为今日国力之孱、民生之蹙、人才之乏绝、风俗之偷靡、内讧之孔亟、外侮之交乘的罪魁祸首。“责有攸归，非专纪以备详其本末，则罪状不章，或转以逭千秋之斧钺。此固不得泥刘子玄一家之私言，而妄效班书之删吕纪、传元后者已。”

　　纪传体中表的作用，是要从无绪的现象中理清眉目。清史编纂中表目之存废，可商榷者有三项。一、“当立宰相年表”。自雍正七年设军机房而裁议政，汉臣始得预闻军国大计之权，直至清亡，“任大臣者前后盖不下数百人，势不能人人而为之传”，理当为表以备载其姓名、官职及授除、罢免诸项。尤有要者，自清初设立议政大臣，再改为军机，至清末又改军机为内阁总理大臣，虽沿明制而实乃貌同心异。借此表的设立，“庶几满汉消长之机缄，贤奸进退之关系，读史者可一览而得其大要也”。二、“外部大臣及出使各国大臣表宜增立”。鉴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国家始有正式的外交，宜以前后总署外部诸大臣任事年月列为一表，而以出使大臣附之。从总署外部大臣一表可知，总署初设之际，汉大臣仅同备员，随着以后中外交涉益繁，“满大臣毫无治事能力，事权悉归汉人之手。凡枢廷汉首辅未有不兼直总署者。权位之重，遂与军机埒矣……总署体制之宏，俨然与军机对开两府，如两宋中考、枢密之分总大政矣”。故通过此表可考见满汉权势消长过程。附设的驻外使臣表，则能使人从中了解清廷的昏庸无能，初时尚能选用郭嵩焘等“有资望、通中外时局者”樽俎折冲，力争主权;到后来则“专取译鞮象寄之才，不必其有中外古今之通识。于是丧权辱国之事日有所闻，而国威亦日替矣”。三、“南北洋大臣宜列专表”。清代虽以军机执掌朝政，而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自一八六一年设立伊始，即有遥执朝权的势力，北洋大臣尤其权势熏天。以后两洋大臣分别由直隶、两江总督兼任，影响力并未有分毫减弱。“地望之隆，遂比于成周时二伯之分陕矣。”设立此表，意在使读史者知道，同治以后四十年中，“朝廷有大因革，未有不咨询于两督者。苟两督不表同意，其事直可废止不行”。而“朝政之所以昏而不乱，乱而不亡”，实有赖于两洋大臣或两督的“翼赞之功”。

　　李岳瑞《国史读本》广智书局1908年版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全二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志之为体，所以纪大政之得失，综法制之纲要。有清一代，实为“政法新旧过渡之中枢”，因而志的设置也当区别于前史。要言之，当别创外交、捐输二志，革新经籍志。

　　“外交志当别为一门”。清代外交格局为前朝所未有，前史有关国际交涉事宜，都放在“外国传”中叙述，“语焉不详，略志梗概而已”。元修《辽史》增设“交聘表”，“其用意甚善，然仅详交聘之踪迹而未具交涉之始末。未足以言史法也”。清史中设立外交志，“当以国为经而以事为纬”，以内容侧重于俄、英、日三国为要，“今修清史而志外交，当注重于斯三国，至其他国则不过附庸焉已耳”。此乃因为“外患最切者惟俄，盖疆场相接则违言易起，方国初时已以界务而致兵争矣”，“发大难之端，使吾国顿变待遇列国之态度者，则英人实尸之。若夫大暴清室腐败之真相，而胎育后来革命之初基，则当属之日本”。清室覆亡的初因在于外交上的失败，而外交之所以失败，则皆满汉畛域之见误之，满人权贵秉持“宁赠友邦、毋与家奴”之见，且以此为办理外交之方针。林则徐的挫败和琦善的得志，原因即在此，不必等到荣禄、刚毅擅权时始有此等谬论。咸丰以后满人有所自悟其非，而给予汉人对外交涉权，但已无术挽回颓势，即使有李、郭、曾、薛之才也无裨于大局。由外交一端“明其致败之由，斯能求其补救之术。良史之有功于群治者，岂遽在良相下耶？”

　　“捐输志当别为一门”。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增加收入，是自古以来官府的惯常举措，清代的特殊性在于国用开支全仰赖于此。这一特征且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与前代仅作为临时权宜之计的情形全不相类，其条例之繁和牵涉面之广，远非食货一志所能涵括。专设捐输志，便于具体梳理从康熙初期以国用不足而有捐铜之设，此后每有河工、军务之兴或各省旱涝饥馑之灾，莫不以开捐售官为筹款之方，讫于亡国而未停罢的全过程，更能凸显买卖官爵对社会人心产生的恶劣影响。“惟有此捐输一法，而后胥天下之人才殴而纳诸仕宦之一途。中人之家，稍有资蓄，略读书识字，辄以纳赀得官为一生之靳向。求仕者愈多，而安心于本业者益无其人。需次之员愈众，差缺不足以供，则钻营贿赂之术愈精，而取偿于民之心益急。官方之坏，士习之偷，实业之衰，民生之蹙，莫不以此为之总因。非为之专志，备详本末，其曷以觇一代之兴亡，而为后来之殷鉴哉！”《清史述闻》朱师辙撰三联书店1957年版

　　“经籍志当兼综今古”。依照汉、隋、唐、宋、元各史《艺文志》成例，“先著录三代以来旧籍现存者，而增益以当代儒流之所著述，古书存佚之大略藉此可以考见”。清修《明史》专载明人著述，不纪元以前流传于世者，遂使旧籍存佚情形无由稽核。“绳以史法，斯为巨谬。”清史的经籍志应有不同于以往之处，要立专目清算乾隆禁书的恶果。“乾隆查办禁书之举，实为秦火后第一大事，非惟故明遗老之著作毁于一烬，抑且波及两宋，因种族竞争之故而波及于艺文。此则当别出子目，详其本末，分别存佚，使忠臣义士之精神有所寄而无致泯没，斯亦史家之职志也。”

　　列传部分可商榷者有四点。一、“道学、儒林当分传”。元修《宋史》，创设“道学传”类目，后儒议论纷纷，对此分传之例多不以为然。但分传之例并非元人自我作古，实滥觞于《周礼》的师儒之分，并且是对宋史的客观写照。“宋人首倡性理之学，本自别于儒林之外。朝廷以是为黜陟，社会以是为向背。因其本异者异之，使后人得以考当时学派之殊，而识其离合蜕变之故，非漫然无所为而为也。”儒林、道学之歧在清代以汉宋之争的面貌呈现，传写清代学人应沿《宋史》之例以分叙。汉宋之争及其消长作为清学演变脉络，如同宋代儒林、道学之争受制于皇权的抑扬之力，清代汉宋消长之势尤其受到专制权力的规约和形塑，从清初学林盛行宋学，且陆王之学风头盖过程朱理学，黄宗羲、李颙、孙奇逢等南北大儒宗法悉出阳明，而康熙帝“知王学之足以振士气，而为专制政体之阻力也，于是抑王而尊朱，微示意旨所在。海内向风，不数年而姚江之学几绝于世界”。至乾隆朝时专制威力尤甚，“虽以朱学之迂闊，犹病其崇尚气节，俾时主之威令有时不克行于士庶。爰乃奖厉汉学，使一时士大夫皆殚心于破碎无用之考据，更无指天画地、议时教之得失者”。与帝王揄扬汉学的初衷相反，西汉今文学随考据流弊至极而复活。嘉道之际，微言大义说成为议政的利器，清末倡言变法维新者，“实以嘉道今学诸君为星宿焉”。清代汉学之盛不比宋学逊色，其本身也有“别户分门”的特征，必须另篇分叙，方可凸显清学特征及脉络。江藩虽然明确否定《宋史》别立道学传的做法，但他自己传写清学史，仍不得不以《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篇分传，难以合并为一。此之谓“史法贵于因时，《宋史》之例为不可废耳”。

　　二、“藩服与外国当分传”。以往史家狃于内外之见，自尊为上国，而视他国为藩属。清修《明史》，仍沿此谬例，以意大利、法朗机（旧指葡萄牙、西班牙）与朝鲜并载。清朝已与列国通使定约，则旧例断不可沿续。宜别立《藩服传》，以记录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尼泊尔等兴亡离合情状及与中朝通职贡之事。除此以外者，可归之于《外国传》，有约者列于前，无约者附于后，略记其政俗大事而已。至于蒙古、回疆、卫藏在清代所受待遇，介于内外之间，与朝鲜诸国不相同，清官修国史中，蒙古王公表传亦不与满汉内臣列传同列。在五族共和的政体下，“他日修史立传，不可不少示区别，其名王、大长苟有大事足纪者，虽未尝一日足履清室之朝，亦当与满汉诸臣同传，以示一体而泯畛域。满清‘国史旧例，固有不可据为典要者矣”。

　　三、“忠义传当一体表章”。该类传表彰的清代忠义之臣，既指持民族气节而死者，也包括为忠清而死者。在清朝统治被推翻的背景下，“近世新学家言，对于满清忠义诸臣往往加以赀謷，谓其忘种族之大义，而捐躯以事仇雠。夫当种族主义大明之时，则睹此硁硁小节而等诸匹夫匹妇之自经渎沟也亦宜，然胡可以是责数十年前之昔人也？”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此理并不以专制、共和而异视。清朝诸臣之忠于所事并无可厚非，况且民国以倡导五族共和为方针，不应以种族仇敌之说为口实而产生猜疑心和离心力。只是在具体传写中，不妨赋予价值高下等差之义。“传有清忠义诸臣，宜以对外死绥及言变法而死于党祸者为第一流，对内寇而死者次之，而殿之以末年之松寿、陆钟琦诸臣，于旌别死事之中仍隐寓高下差等之意。其尚足以协公论乎？”

　　四、“郑氏宜别为世家”。明朝覆亡后，郑成功仍占据台湾，“存续故国正朔达二十余载”。以往历朝史书记录开国事迹，必定以割据群雄冠于列传之首，“独《宋史》于十国各为世家，是本创例”。清朝崛起时，与之相抗争者始终仅朱氏一姓;南明三王事实应补入明末纪传，不当厕入清史。“惟郑氏虽奉明正朔，而始终未尊鲁王以帝礼，三世相传，固俨然以君主自居。列之《明史》，微觉不伦，而又为中原正统所系，不可例以群雄。然则取法《宋史》，特为之世家，以正其位号，或不悖于史法也乎？”（按：所述有误。世家在《史记》五体中与列传并列，后世唯欧阳修《新五代史》立世家类目以叙十国事迹，《宋史》仅以世家为列传下的子目，不与列传并列。此处所言是要将郑氏置于列传之外，当易言作“取法《新五代史》”为妥。）

　　细绎《清史私议》全篇内容，可以提举出三点特征来概括：求创新，通中外，平满汉。

　　李岳瑞在文中就纪志表传各方面所作的探析，皆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性，也不乏开风气的意义。其中具体胪列的十二条中肯的意见，多在《清史稿》中得以贯彻实施，尤其是他倡议新设的几种表志和类传，后来即落实成为《清史稿》增设的军机大臣年表、交聘年表、疆臣年表以及邦交志、藩部列传等。李氏议论中处处显示要以打通中外的眼光审视清代社会、政治、学术和文化的历史特性，并据此对清史编纂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也反映出李氏本身所具有的博识中外的史学造诣。他在《清史私议》中或是拟出的新类目，或是对旧有类目的革新，都与揭露清朝满人歧视和欺压汉人之野蛮国策的意图相关。所谓“平满汉”，是表明李氏赞同三民主义中的“五族共和”论，并不意味着认可满清王朝对汉族统治的野蛮性。他倡设外交志和几种专表，以及对经籍志等所作的革新，皆基于控诉和否定清朝压制汉人的国策。《清史稿》一向被讥刺为遗老修史之作，回护、颂誉、美化前清的败笔随处可见，李氏构想的清史却绝无遗老气味（学界对其了解少而误解多，如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也将他定义为“满清遗老”）。《中國六大政治家》（全二册）梁启超 ?麦孟华李岳瑞 ?余守德编著中华书局2015年版

　　比照《清史私议》与《清史述闻》所录有关史例商榷的各卷内容，不难发现，在一九一四年清史设馆后问世的数种修史条例或商榷之作，时有回应李氏此文的具体条辨。例如梁启超《清史商例》在“纪例”中表示：“有议为孝钦后立纪者，援引汉唐吕、武之例，欲尊之而反以罪之耳。”显示他和钱玄同相同，也对《清史私议》主张慈禧事迹入本纪的观点相当注意，特地拈出予以反驳，尽管他不知道作者即其友人。吴士鉴《纂修体例》持论同梁启超，并进而举出反对的具体理由：“或谓孝钦当用汉唐史例，别为本纪;然同治元年至十一年、光绪元年至七年，固与孝贞同垂帘听政，虽事权出于孝钦，而懿旨则并署两宫，似不如仍列后妃传较为允恰。”张宗祥《清史目拟》则认为慈禧擅政而独握朝柄的情形与西汉初期不同，不能援引《史记》的先例：“若仿迁史之例，则亦一吕太后而宜入本纪者也。惠帝既亡，自是年秋八月戊寅至九月辛丑数日之间，共主未定，发号施令一由吕后;以视孝钦之于德宗，初立之际则两宫听政，庚子以后仍以垂帘之名诏天下，虽实权在握，名则不居，且自穆宗崩后未尝一日无君，与吕后实不同矣。如谓政所自出，则《宋史》中宜先为慈圣、宣仁等作本纪，而清之前后两摄政王宜各为本纪矣，有是理哉！”朱钟琪《拟修清史目录》一文也批评征引吕后、武则天的先例是“拟非其伦”，举出的理由和吴士鉴并无二致。《清史稿》（全四十八册）中华书局1998版

　　朱希祖《清史宜先修志表后纪传议》则持论与李岳瑞相同，明确主张清廷后妃唯慈禧应入本纪，“孝钦一后用《史》《汉》之吕后例，抑新旧《唐书》之则天后例，则别由拟纪传者定之”。朱氏所拟清史略例，多有回应李岳瑞文之处，如倡议藩部与外交分志记载，增设内阁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表、封疆大臣表、出使大臣表等，皆先见于《清史私议》中。与李岳瑞持论貌同而心异者，则见于袁励准、王桐龄的《纂修清史管见书》。该书出于颂扬清室之旨，主张依照《史记》《汉书》和新旧《唐书》前例将慈禧列入本纪，不可依《后汉书》《宋史》之例列于列传。吴廷燮《清史商例》不仅赞同以“摄政绵亘两朝”的慈禧列入本纪，并对李岳瑞阐述的本纪宜详记、不可求简之见，开篇即予以申说，认为“本纪有类《春秋》，盖于大事无所不综”，而《新唐书》和《明史》本纪失之过简，令读者难以探究本末、原始要终。清史本纪理应备记列朝大事，“凡关军国，事出非常，提要钩玄，必举月日，庶俾阅者，列朝治乱，展卷了如”。

　　《清史私议》中有关清代学术特征及趋势的设想和勾勒，也是开馆修史后诸公注目之处。梁启超《清史商略》虽主张道学、儒林不必分传，“为其不辞也”，却仍赞同“汉宋两派区析为卷”，如同他倡设“死节传”，也是隐袭李氏“忠义传”之目。于式枚、缪荃孙等《谨拟开馆办法九章》主张统归入“儒林传”目下，但具体构想略同于李氏，谓“上卷宋学，下卷汉学;宋学分派，汉学分经”。金兆藩《拟修清史略例》也认为，《宋史》虽因立“道学传”而为后世诟病，但是“两家门户故不相通”，清代治宋学和专事汉学者，虽可同入“儒林传”，而必须“同其篇目而异其卷第”。吴士鉴《纂修体例》持论同于李氏拈示的江藩之见，既主张清代学术有汉学宋学分流的特点，均应纳入儒林传内，以消除门户之见;但又强调“江郑堂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虽加区别，亦藉以考其授受之源流，今撰史传，此书宜采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