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南京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中央大学的教学一度陷入停滞，校长人选迟迟未定，工资仅发二三成。于是，吴梅（字瞿安，1884-1939）携眷返回苏州老家。紧接着“一·二八”抗战爆发，苏沪一带人心惶惶，在一片烽火中度过了一九三二年的春节。到了三月间，战事日趋严重，苏城或有不保之虞，当时避兵移居者或往乡下，或往湖州一带，吴家也乱成一团，拿不定北上河洛或避兵淮扬的主意。吴梅认为不行则已，欲行则坚决要避开京沪线，或者间关赴沪，托庇租界，最终选择的是避兵沪上。

　　读这一时期的《瞿安日记》实在很有趣，上半谈论兵事，下半记录在王伯元（1893-1977）家課读的琐事，把文人与富翁之间的那种关系惟妙惟肖地传递了出来，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也是很好的心理学材料。吾乡有一句俗语：有三个钱的不跟两个钱的一起玩。这话有些俗，却道出了人际交往的某些奥秘。贫士和富翁大抵是没有共同语言的，如果有的话，那么唯一的媒介就是贫士的才气了，王伯元和吴梅的遇合大概就属于这一类。

　　近代学人多奔走四方，常为生计所苦，瞿安亦是如此。三十岁以后，先后任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声誉渐隆，收入渐丰。他在中央大学每个月的收入是三百二十元，应该算得上是高薪，可是连续欠薪，手中并无多少储蓄。一家十口仓皇避兵沪上，家中仅有一千元钱，还是准备拿来给儿子娶媳妇的，所以到沪后最麻烦的还是吃饭问题。三月十六日，瞿安先后拜访吴湖帆、冯超然、穆藕初等友人，次日穆氏请客，酒肴俱佳，座中即有王伯元。这是吴、王二人初次见面。瞿安略有醉意，便向吴、冯等人提出想找个地方坐馆教书，月得百元即可。王伯元听说后，次日即托吴湖帆说项，瞿安亦心动，提出若能半天坐馆最佳。伯元则莫不从命，并上门敦请，于是落魄先生与得志的银行家一拍即合。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富豪，有钱后的一个重要选择便是投资艺术品，当时海上巨富之家几乎家家从事书画收藏，如贵池刘氏、嘉业堂刘氏、适园张氏、密韵楼蒋氏，等等。王伯元在现代金融史上也算个人物，凭着自己的天赋聪明，从一个小学徒变成“金子大王”，再变成民国八大银行之一垦业银行的老板，积累了巨额财富，每一步都带着传奇色彩。除了金融史方面一些干瘪的介绍，王伯元其实还是一个不俗的收藏家，他与以吴湖帆、冯超然为中心的书画家圈子有着频繁的交往，常一同听戏、看电影。瞿安曾说：“海上暴富之家，辄喜附庸风雅，古董家、装池家，遂利市三倍。”吴湖帆也说，海上诸大收藏家津津乐道于印章多寡以定价格，大腹贾好谈风雅，其实多目不识丁，尤其不懂得书画真妙处。因而，王伯元与吴湖帆等人的交往也有相互借重、为之掌眼的考虑。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超然五十大寿即假王氏一贯轩举行，当时一贯轩收藏已不可小觑。当天出以示人的古画有：王石谷仿古山水册、绢本《太行山色图》、金冬心绢本花卉册、王烟客山水册、文伯仁《溪山仙馆》轴、金完颜璹《耕读图》，等等。次日汲古阁曹有庆携来王麓台《严滩春晓图》，吴湖帆以为“笔飞墨舞，设色亦古”，为“麓台第一”，也被王伯元购去。

　　文士落难了，去给新锐银行家做家教，亦无不可，顺便还可以欣赏一下东家的收藏。不过第一次赴馆，事情就有点不巧。本来约定三月二十四日到馆，可是瞿安在家等到天黑也没等到王家的车。瞿安不仅自笑：“市井富翁，原无足责，扬之则在天，抑之则在地，加膝坠渊，不过一笑。”这就有了转辞的念头。原来王伯元觉着当天日子不佳，所以托湖帆转告，改为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结果湖帆忙得焦头烂额，竟一下子给忘了。二十七日是瞿安到馆的日子，伯元派专车来接，与两位学生略谈文学纲要，宾主甚欢，当日即奉上贽敬百元，月修百元。王伯元的家位于南京路与慕尔鸣路（即今茂名路）路口，五间三层，占地五亩多，瞿安感觉“殊为伟大”。此后常与伯元宴饮于家，座中多为银行家，瞿安时有寒酸之感。

　　那么瞿安都教了些什么呢？主要以史籍、文章为主，先教两位学生读《读史论略》《史记》，夹杂着教一些唐宋派、桐城派古文，如归有光《项脊轩志》《思子亭记》，姚鼐《快雨堂记》《登泰山记》，管同《余霞阁记》等，还是晚清塾师的常见教法。上课时，伯元也偶尔来听讲，并不合时宜地提问，让瞿安不爽。讲《项脊轩志》及唐诗那一次，伯元也来听讲，“时作解人语，殊不耐也”。还有一次讲《见村楼记》和王摩诘诗，伯元也跟着两个学生共同问难，瞿安也很不高兴，以为“不知敬师之道”，“此席譬诸托钵，因含忍之，若少年时，便恝然不顾而去矣”。大概伯元读书不多，故屡屡“乱次叩问”。

　　刺激瞿安的不止这一件事。五月一日，伯元与湖帆、博山欲合资购杨氏藏书，价格五万元，伯元独任三万六千元，书贾某居间调停，也有二千五百元的收入。瞿安日记写道：“余在王氏一年馆修，不抵掮客一夕之佣值，思之不仅自笑。”第二天即修书吴湖帆，以为“中大已成鸡肋，王馆亦同嚼蜡”。又谓：“伯元既欲收藏，则云烟过眼，古缘萃录等作，当必有床头捉刀人。苟承此乏，月馈毛诗之数，余亦可安心从事矣。”其实是受了前一天的刺激，提出要把工钱涨到三百块。过了一星期，王伯元答应加薪百元，为其题画。当时中央大学只肯发放三成薪水，却催促教授到校任职，瞿安已决意辞之，便答应了伯元的条件，并托他为儿子谋职。教授、富翁的一来一往，绝类生意，殊堪一笑。

　　瞿安在沪期间，伯元大肆收购书画，鉴赏水平也大有提高。一次是上文提到以五万元合购杨氏所藏书画，瞿安曾仔细看过，以为“件件皆佳”。还有一次，是跟吴湖帆、彭恭甫北上北平搜罗字画，同行的尚有集宝斋老板孙伯渊及名为巧生的书画贾。此行前后近二十天，所得珍品不少，生日宴会也要靠这些古书画助兴。旧历五月初十，为伯元四十岁生日，瞿安作寿词一首，说他“万金挥洒，画舫清河珍艺海，禁苑归来，应带天香入酒杯”。生日当天，王宅“内外陈设，焕然一新，中间三星，皆银铸，其他布列，金碧辉煌。最难者，书斋小室，四壁皆四王真迹，破万金以求翰墨，自天下之宝，不胫而至也”。饭后，“伯元又取麓台二卷，暨南田、龚半千二册出示诸客。南田册为驵侩所坏，题识处乱加印章，可云西子蒙不洁。半千册则沉雄恣伟，不似金陵旧派。此二册盖得自都中者也”。晚上的寿筵正席，有三四十桌，先后上演了“杂戏、大鼓书、东乡调、滩簧及清客丝竹”，“繁音迭奏，极诙谐之致”，可见当日土豪祝寿之一斑。

　　大体说来，寒士瞿安和土豪伯元各取所需，相处倒也融洽。伯元好大烟，每晚必邀瞿安吸一口；伯元复好饮，二人晚间常小酌一番。瞿安白天则振奋精神，每日为一或两件画作题跋。但不和谐的东西似乎早晚会来。七月初的一天，瞿安一时粗心，为苦瓜和尚《铜雀研图》书一签条，因卷首书有大涤子书沈周《莫斫铜雀研歌》，遂误题作大涤子画、沈石田题，伯元遂有“明板康熙字典之诮”。这引发了瞿安的一通议论：“余虽谫陋，岂有不知大涤子者，就事论事，故余之过也。因念济师以宗室之贤，逃于禅，隐于画，盖身负陆沉之痛，不得已而出此耳。以余身世相较，又何以异？惟身非贵胄，幸免指摘。然二十年授徒自给，更何异于售画也。石涛有《画语录》十八章，张渔邱（沅）至比作赵彝斋。余亦有《南北词谱》十卷，亦足沾溉后人。作画度曲，皆游艺事。微伯元兄一言，又孰发吾狂论乎？一笑。”

　　昔年读瞿安遗嘱，颇怪其不以词曲家自许，五十之后欲归田读史，以殿本细校涵芬楼二十四史，并谆谆教诲子孙辈“时时读史”，“身为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特别叮嘱孙辈应在课余别请一师，“专授经书”。读上述一段议论，可知瞿安尚墨守吴中经学传统，视词曲为谋生小道也。这一点当时恐怕是不为人所知的，更不是伯元所能了然的。

　　金钱方面，伯元并不小气。一次酒后瞿安言语牢骚激切，次日伯元即以千元相赠，瞿安对伯元的殷拳之意亦颇为感动。因此，到底是居沪上之西席，还是返回中央大学任教，颇为踌躇。然而文士最听不得土豪哭穷，日记中又写道：

　　晚餐后就伯元谈，吸蓉膏一口。渠云：所藏各画，皆不配先生题，今仍请题《龚半千册》，能一页一诗为妙。又言今岁买画买穷，几将不支。是何言耶？等汸儿下午来后，商酌辞退之法，以勿伤感情为是。案所藏各画，既不配吾题，此说有二义：一则吾诗文不好，有污名迹，故反言之；一则吾因题画加俸，此时无画可题，是为素餐。夫君子而可素餐乎？还是讽吾见机，至以《半千册》嘱题，直是搪塞意思。余当时即欲发作，继思书籍半在此间，负气一行，取书为难，故忍之也。又云：今岁买画买穷，欠行款不少。吾不知何意，将穷愁吾听，令我自动辞馆欤？抑昭其所购之多，示其阔欤？吾不能知也。但康脑脱路地价，费款廿万元左右，今虽未成事实，而该款固在也。以是言穷，吾更不知所谓。计来此半年，在此时分手，正恰到好处，盖中大行将开学，聘书久到也。顾渠意如此，实令人不懂所以然。前日又约我明年端午前后同往庐山避暑，真可谓信口开河矣。

　　近人日记每以简胜，而此段日记则婉曲细腻，将瞿安心理细微处一一倾吐出来，是很好的心理学材料。伯元一席话，或许说者无心，听者已有意，故去意已决，随后即托吴湖帆转达此意。

　　得悉这一消息后，伯元携带烟具，与瞿安细谈：“先生之去，以我为不可交乎？抑两儿不屑教诲乎？抑有难言之隐，欲就丰殖乎？”瞿安回答说：“皆非也。今岁之春，为避兵而课徒，本出意外。中大开学，又不果行，诸生旷课，余尸其咎。此次举代表以邀求，不能再拂群意。且余在此间，承君雅意，心感万分。此次之辞，实出两难。与其辜负中大诸生百余人，宁负此间一二人，轻重之际，审之熟矣。……至于难言之隐，在君意不过加我禄利矣耳。夫以加俸而欲辞职，是为要挟，世故有此等人，而余非其伦也。”伯元依然不高兴，表示仍要设法挽留，几天后还举行宴会庆祝瞿安五十岁生日。九月一日，瞿安启程赴苏，伯元家人为之送行，伯元没有到场。一周后，伯元又赴苏与瞿安晤谈，搞得吴家乱成一团，真正是“富人越体恤，贫人越难措办”。伯元希望瞿安能重新考虑，并答应每年以五千元为寿，所以专车前来，表达诚意。

　　瞿安三岁丧父，十岁失母，备尝故家中落之苦，对人对事皆异常敏感。他自弱冠以后，游艺四方，“先居蠡市，继就东吴，随幕中州，移砚沪上”，北游燕京，后又移教金陵，栖栖惶惶，晚年复流落西南，一辈子很少有安定的时候，故每多悲感。

　　汪中《吊黄祖文》云：“余束发依人，蹉跎自效。逮于長大，几更十主。何尝不赋鹦鹉于广筵，识丰碑于道左。而醉饱过差，同其狷狭。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瞿安的生平实与汪中有相似的地方，一天晚上想起此文末段，亦竟“雒诵数四，不仅泪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