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社是制造书籍的运作机构。文化人要著书立说、创作翻译，就不能不与出版社打交道。而书籍的出版，又受着政治气候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且牵涉到一些社会关系，于是就演绎出许多悲喜故事。

　　鲁迅从青年时代即开始译作出书，晚年更以写作为职业，书籍越出越多，可以说与出版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而且死后还有遗著出版，他与出版界的关系，并不因逝世而终结。其中曲折的经历，则不仅是个人的出版史，而且与时代的文化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相关；此外，他对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要求，又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

　　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

一

　　鲁迅于一九○二年三月，以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四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学习日文，次年即开始翻译作品，并据外文资料写稿，时年二十二岁。那时，他意气风发，热情高涨，文章写得激昂慷慨，顿挫抑扬，适应了当时的风气，因而接连得以发表。但是，出版书籍就并不那么容易了。

　　他的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除了文风适应时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辑部有朋友。当时留日学生常常按省份出版自己的刊物，比如浙江省留学生出了《浙江潮》杂志，河南省留学生出了《河南》杂志。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浙江潮》做編辑，所以鲁迅那时写的文章都发表在《浙江潮》上。计有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说鈤》《中国地质略论》，译文《哀尘》，署笔名自树、索子或庚辰。但出版社没有相识者，出书就多有波折，稿件或收或不收，收了之后，或以译者自己的笔名出版，或者变成他人的译作，难以言说。

　　鲁迅早年学习科学，重视科学思想的宣传，上面所说《说鈤》一文，就是最早向国人介绍“镭锭”之文章，很有历史意义；《中国地质略论》，则介绍中国地质情况及矿藏分布，并且发出爱国的呼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他同时又喜欢文艺，认为科学小说是借文艺的力量来宣传科学思想的好方法，所以就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当时误为美国培伦作）和《地底旅行》（当时误为英国威男作）。前者于一九○三年十月由东京进化社出版，后者于同年十二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关于这两本书及早期其他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鲁迅在一九三四年给杨霁云的几封信中有所忆及。那时，杨霁云想将鲁迅集外散佚文章编集印行，写信向鲁迅征求同意，并请教早年文章之去向及其他未结集文稿的情况，故鲁迅于复信中多有追忆。在鲁迅的积极配合下，杨霁云编辑的鲁迅著作《集外集》，得以在次年出版。

　　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给杨霁云回信中说：“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这就是说，出版社付了稿费，买下稿子，却署上别的名字出版。“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地底旅行》署“之江索士译演”—译演者，指在翻译时有所演绎，并不忠实于原著，这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改作”。

　　此外，还有一些译作，则下落不明。如上信还说道：“又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接着，五月十五日信中又说：“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从这些回忆中，可见鲁迅早期译作出版的曲折情况。不出版倒也罢了，他特别讨厌的是，有些人以金钱购买或以权势窃取别人的著作权占为己有的文贩或文霸行为。所以他在五月六日信中说：“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大概杨霁云在回信中，将张资平式的文贩与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雇用门客著《吕氏春秋》之事相提并论，鲁迅在五月十五日回信中又对两者的差异作出区分：“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鲁迅对于当时出版界的卑劣情况，是深恶痛绝的，他晚年在杂文中还不断地加以揭露，如，《序的解放》《各种捐班》《商定文豪》《大小骗》《化名新法》《书的还魂和赶造》等。

　　这段时期，鲁迅还与当年矿路学堂的同学顾琅合编了一本《中国矿产志》，于一九○六年七月由上海普及书店出版。但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并未提及，可能因为这不是文学作品，而且又是与别人合著之故。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也未收此书，后被发现，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这本介绍中国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概况的书，不仅是一本地质学矿产学著作，还与反对外国人掠夺中国矿产，维护国家矿权的现实斗争有关，所以在当时很引起国人的重视，爱国教育家马良（相伯）还为之作序。到次年二月，这本书就出了第三版。在第三版封底上，刊出了鲁迅所撰的《本书征求资料广告》，内云：“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一为援手而佽助焉。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赞成斯举，则不第仆等之私幸，亦吾国之大幸也。”可见当时还准备再加修订增补，继续出版的。

二

　　弘文学院，是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就读的预备学校。在那里，除学习日文之外，还要补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因为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士子们，是只读子曰诗云，做八股文，而不学理化生物等科目的，所以这一切要从头补起。这就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所回忆的：“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

　　但鲁迅的经历与一般留学生略有不同。他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已学习过格致、地学、金石学等科目，有了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在弘文学院的学习相对比较轻松，还有时间可以译作。一九○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结业，九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想用医学来推动国人的维新，并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这里的课程是全新的，学习相当紧张。入学不久，他在十月八日致蒋抑卮信中说：“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这样，他就没有时间再来大量译作了，只在一九○五年春间，译了一篇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上海《女子世界》上。

　　但不久，他受了日俄战争宣传片的刺激，思想有所变化。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呐喊·自序》）

　　这样，在一九○六年夏天，鲁迅便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重新来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想运用文艺的力量来改造社会。

　　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很有学政法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却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所以鲁迅感到相当寂寞。不过，他并不放弃他的理想，仍旧继续努力。终于在冷淡的空气中，寻到了几个同志，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杂志的名字，开始是从《离骚》中寻找，初似为《赫戏》或《上征》，但觉得过于古奥，不容易使人懂而放弃了，最后是借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书名，取名为《新生》，包含“新的生命”之意，以区别于当时的复古潮流。但旁人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却在背后取笑道：这是新进学的秀才吧！

　　鲁迅无视于这种讥笑，仍在积极做准备工作。他定制了《新生》专用稿纸，选择了杂志封面及文章插图。可惜在《新生》出版之期将近时，却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许寿裳和周作人，杂志也就胎死腹中。

　　《新生》杂志虽然流产了，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放弃从事文艺运动的计划。

　　一九○七年夏秋间，河南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河南》杂志，因缺人写稿，由孙竹丹通过周作人向鲁迅约稿，鲁迅就为《河南》杂志写了《人间之历史》（收集时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并翻译了《裴彖飞诗论》。这几篇文章，写得相当古奥，但表现了鲁迅早期的文化思想，也算是部分完成了《新生》杂志未竟之业。不过在当时，并未发生很大的影响，直到后来，作者将前面四篇收入杂文集《坟》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这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重视，多半还是为了研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闯将和新文学奠基人的作者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追溯过去的。因为这几篇文章，不但宣传了进化论和科学观，而且还提出张扬个性的“立人”理论，鼓吹“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摩罗文学，将五四的时代精神上溯了十年。可见鲁迅思想的前卫！

　　但前卫需要人理解，没有人理解，就会感到寂寞。

　　鲁迅是寂寞的。从事文艺运动缺乏同道，创办杂志未能成功，发表文章又引不起反响。但是，他还在努力。他想通过翻译，来传播新的文艺，新的思想。

　　通过翻译来传播国外新思想新文艺，是有先例可循的。古代佛教的传入，就与佛经的翻译有关。近代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也与翻译有关，而且还出了两位有名的翻译家：严复和林纾。严复是留英学生，本来学的是海军，但他关心社会思想，译介了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天演论》，影响至巨，鲁迅自己就由此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以后严复每译出一部书，鲁迅都买来读，直待看到《民报》上章太炎的文章，说严复的译文“载飞载嗚”，不脱八股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林纾是古文家，不懂外文，靠别人口述，耳授手追，译了许多外国小说，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开始颇感兴趣，购读了不少。但林纾为迎合市场需要，译了许多文学价值不高的流行作品，如哈葛德的小说和福尔摩斯探案，而且不能忠实于原著，常常任意删节，还要加以中国化，失却原味，很引起鲁迅的反感。

　　针对林纾的译作，鲁迅想开创一种新的译风，即严格选择有价值的原本，用“直译”的方法，忠实传达原著的文情。

　　但出版社是讲究市场效应的，这种新的译法，市场未必欢迎，出版是一个大问题。要自己筹资出版，对于穷学生来说，又是不可能的。

　　恰在此时，一位浙江同乡蒋抑卮的到来，解决了出版资金问题。

　　蒋抑卮是个银行家兼商业家，秀才出身，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人很开通，对文学也很有理解。一九○二年曾到东京，就与鲁迅相识，而且很谈得来，从鲁迅到仙台后给他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亲密的关系。此时，他因耳疾，又到日本求医，先是借住在鲁迅所租的公寓里，后来在附近租房居住，每天跑来谈天。他听说鲁迅的译书计划，很是赞成，表示愿意代付出版费用。于是鲁迅和二弟作人合作，在一九○九年二月和六月，连续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付一百元；第二册印五百本，付五十元。这笔钱就一直没有还。黄源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有一次他在旧书店看到有德文版的六册《果戈理全集》，这正是鲁迅所需要的，就赶快买下来送给鲁迅。鲁迅很高兴，但一看书价十八元，数目太大，一定要将钱还给他，黄源不肯收，鲁迅就说服他道：“你要是有钱的，我当然不会一定要还你。我有一个开银行的朋友，我在东京时要印《域外小说集》，他给我垫了一百五十元，我至今也没有还他……”最后因第一册已写好“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只好收下，另还他后五册的书价十五元。

　　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这里所说的“近世名人译本”，就是指林纾译本；“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也是针对林译选题的混乱和译文的失真而开辟的另一种途径。这种针对性，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致增田涉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七年或一九○八年（按：这里记忆错误，应为一九○九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

　　失败的原因，是市场不接受，社会上缺乏“不为常俗所囿”的“卓特”之士，不能“犁然有当于心”。因为中国人一向将小说当作闲书看待，他们要的是哀怨动人或惊险传奇的故事，而不是抗争的内容和外国的文情。

　　那时鲁迅年轻，只凭理想办事，所以时常碰壁。待到经历得多了之后，他才悟到，在出版界，理想必须与现实相协调，所出之书，既要能推动思想和艺术的发展，也要考虑到读者的接受水平。这可以从鲁迅致江绍原的信中看出来。江绍原是宗教学家和民俗学家，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他几次写信并寄稿给鲁迅，将他的编译计划就商于鲁迅，鲁迅于十一月二十日复信道：“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我想，大抵有些人看看的；至于《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则商务馆即使肯收，恐怕也不过是情面。……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中国此刻还不能看戏曲，他们莫名其妙。以现状而论，还是小说。还有，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Essay。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为限。我想先生最好弄这些。”

　　不过鲁迅悟到这一点，已经很迟了。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收波兰显克微支，俄国契诃夫、迦尔洵、安特来夫和英国淮尔特（王尔德）的小说七篇；第二册收芬兰哀禾，美国亚伦坡，法国摩波商（莫泊桑），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波兰显克微支，俄国迦尔洵、斯谛普虐克的小说九篇。偏重于俄国和东北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其中安特来夫的《谩》、《默》（收第一册），迦尔洵的《四日》及显克微支《镫台守》中的诗歌（收第二册）是鲁迅所译，同时，他还写了《序言》《略例》和两则《杂识》。

　　但当时中国的读者并不能领会它的深刻意义。而且也不习惯于阅读短篇小说，觉得刚刚开了头，就结尾了，等于没有读。再加上直译的文字，读起来艰涩，所以书籍就卖不出去。

　　这两册《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寄售处第一册卖去二十一本，第二册买去二十本，就卖不动了。何以第一册会多卖一本呢，因为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自去试一回，果然划一不二，放心了，第二本不再试验。所以实际上只有二十位忠实的读者。上海的寄售处是蒋抑卮的绸缎庄，也只卖出二十本上下，其余的就堆在货房里，过了四五年，遭了火灾，存书和纸版一起化成灰烬。鲁迅说：“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鲁迅本来筹措了印两本书的资金，打算收回本钱后再印第三第四册，如此循环下去，以至×册，积少成多，也可大致将外国名家著作介绍进来。现在这一来，当然彻底失败了。

　　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回顾这段时期的情景道：“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而这时，鲁迅的家境更加窘迫了，二弟作人已与一日本女子结婚，母亲和二弟都希望他能在經济上有所帮助，于是他就于一九○九年七月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中国谋事去了。

三

　　鲁迅回国后，先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教师的植物学课程的翻译。这段时期，他编写了几种教材《化学讲义》《人生象敩》《生理实验术要略》等，但并未出版。

　　一九一○年七月，他辞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到绍兴。九月，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教生物学课。但这学校，狭隘的地方观念太重，“人人心中存一界或”，风潮不断，很难搞好，所以他于次年七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一时闲居在家，没有地方可去，想到上海一家大书店去做编译员，但是被拒绝了。他搜集了一些关于新知识的外文丛书，计划从中选取一些好的翻译出来，在什么书局去出版。但此时武昌起义爆发，时局动荡，出版家大都收缩营业，鲁迅的出版计划也只好作罢。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间，光复会的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入绍兴，成立了军政分府，鲁迅被委任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但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范爱农》）。一些热血少年看不下去了，要办一种报去监督他们，请鲁迅及其他两个人做发起人，这就是《越铎日报》，要为绍兴军政分府敲警钟。鲁迅还为该报写了《〈越铎〉出世辞》，表明创办此报之目的：“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这份报纸五天后就办起来了，但办报者却有自己的路数。他们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便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鲁迅母亲很担心，鲁迅自己倒并不害怕，因为他拿的是校款，这一点对方应该是明白的。王金发虽然是绿林大学出身，而杀人却不很容易。但不久就得到一种消息，却使他很为难。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记载道：

　　……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言，是指另有送给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们的少年们便开起会来，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

　　我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名为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我道：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

　　鲁迅辞去师范学堂的职务，又想到上海去当编辑。他托老同学蔡谷卿向一家大书店介绍，书店寄了一张德文来，叫他试译，他译好后随即寄去，但还未等接到书店的回音，许寿裳就写信来催他往南京了。这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招鲁迅去做部员，鲁迅决计前往南京教育部工作。五月间，他又随部迁到北京，在教育部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六年。

　　鲁迅到北京后不久，《越铎日报》果真被捣毁，发起人之一孙德卿被刺伤。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鲁迅在业余时间以读佛经、抄古碑来消磨时间，除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过少数几篇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文章，如论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翻译《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之外，没有再更多地发表作品，写得也很少。但他其实是在深入地研究历史。鲁迅反对读经，但提倡读史。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四]》），“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这个与那个》）。

　　在绍兴时期，他就热心于翻查古书，辑录史料，一面抄唐以前的小说逸文，辑成《古小说钩沉》，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到北京后，又大力收集墓志碑帖，辑有《六朝墓名目录》《六朝造像目录》《汉画像目录》《石刻目录》《唐造像目》等，并多次校勘《嵇康集》，成为善本。只是由于经费和销路的关系，《古小说钩沉》《嵇康集》和几种墓名、造像目录，在他生前都未能出版。一九二六年下半年，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他本想借助那边的经济力量出版几种，但该校虽然索要研究成果很急，而索去之后，就搁在一边，实际上并不重视，所以仍未能出版。只有一本《会稽郡故书杂集》，在一九一五年鲁迅自费刻印了一百本。这是一种乡邦文献，收《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會稽地志》八种，《序》也是鲁迅所写。但他不愿自己署名，就用了二弟周作人的名字出版。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逝世，周作人应《宇宙风》杂志社之约，写了《关于鲁迅》的纪念文章，才将内情如实说明。周作人说，《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出版，“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印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版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所以还是搁着。此外又有一部谢承《后汉书》，因为谢伟平是山阴人的缘故，特为辑集，可惜分量太多，未能与《故书杂集》同时刊版，这从笃恭乡里的见地说来，也是一件遗憾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和《嵇康集》，后都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

　　此外，鲁迅还在一九一四年出资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九一五年年初收到，分赠亲友，为庆祝母亲六十大寿。

　　那时，鲁迅自己虽然不写书了，但他仍很关心出版界的情况，并利用职务之便，对于好的出版物，加以鼓励。当时，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文艺、演剧、音乐等事项，又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小说股长。一九一七年夏，他看到中华书局将周瘦鹃所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送来审查注册，此书有三册，其中有一册专收英、美、法以外国家的作品，在当时颇为少见，鲁迅视之为“空谷足音”，很为高兴，特地带回绍兴县馆住处，与二弟作人共拟了一个评语，以教育部的名义发出，以示奖励。评语指出：“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又说：“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那时，周作人还继续译述，只是出版仍旧很困难，鲁迅也帮他联系出版事宜。如一九一四年一月十六日日记记道：“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据周作人说，书是出版了，但稿费却没有如数收到。

　　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八年，老同学钱玄同来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稿，他们进行了一场能否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的辩论。

　　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则认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虽然有自己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他终于答应做文章了。最初的一篇，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影响甚大，从此鲁迅就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去了。

　　他与出版界的关系，也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