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

　　

一

　　“越境”一词中文有日文也有，双方词典上亦皆有相似的用例，比如中文的“非法越境”、日文的“不法越境”。近年日本学界爱用的“越境”一词，中文一般译为“跨界”或“越界”。若不把“境”字单作国境理解，而是与“界”相似，泛指界限或界线，那么中文里的“越境”也就有了“跨界”或“越界”的意思。再说同为动词，“越”似乎比“跨”含蓄些；同为名词，“境” 似乎也比“界”超脱些，于是日文“越境する中国文学”就可直接译成“越境的中国文学”了。近年“绘本”“人气”等日文词儿似乎也渐渐或已经变成中文词儿，“越境”的日式用法或许也会在人文领域占个一席之地？

　　世上本来混沌一片，学海亦无涯，无所谓境呀界的。有了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区隔，有了设界画线划限的动作，就出现了界限，越境也就有了意义。越过境去可能有所触犯，更可能别有洞天。文学作品里的异邦异域书写、文学研究中的跨域跨国探索、作家学者的跨国跨域移动以及非母语写作、文本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的交错、文学与音乐美术电影的交融，皆可谓文学的越境。

　　《越境的中国文学—寻求新的冒险》（东方书店2018年2月版，以下简称《越境》）是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弟子们为纪念老师退休而撰写的一本论文集。说撰写而不说编纂，是因为书中论文皆是专为该书而作，并不曾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我亦作者之一，不便作评，只拉杂道些感想，做些相关介绍。

　　《越境》一书三年前开始筹划，三年里平时大都相忘于江湖的弟子们开了三次研究报告会，切磋又琢磨。《越境》出版后，东方书店编辑朝浩之先生给作者们发去长篇邮件诉说感怀。朝先生先说《越境》沉甸厚实，从装帧上看不出是退休纪念，而且论题多彩、论文精致，与众不同；又感叹二十七位作者中竟有十六人来自汉语圈，其中十四人还直接用日语写作，直说多次参与编辑退休文集，这样的经验还是头一遭。

　　《越境》不以国别性别文类别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分成“鲁迅与同时代人”“文艺市场的成熟与文学空间的变化”“追溯文学谱系”和“文学与影像加速纠缠”四个部分。涉及的作家有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周作人、张爱玲、郁达夫、村上春树和未必熟悉的郭松棻、陈火泉、邱永汉、高桥和巳，研究对象亦包括东亚文人眼中的朝鲜舞蹈家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流行曲。人文社会相互越境，各国文学参差对照，谱出越境交响曲。

　　二十年前陈平原老师曾在《“从鲁迅出发”》一文中说：“从论题到文体，藤井君似有超越现有学科边界及学术范型的冲动，这一论述姿态，比其具体著作的得失更值得重视。”二十年后藤井老师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越境之路，《越境》即是收获之一。

二

　　藤井老师常有新书付梓，自云诸多著述中最中意者为《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1989）、《汉语圈文学史》（2011）和《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漱石、鸥外到清张、春树》（2015，以下简称《鲁迅与日本文学》）。《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与译成中文后在国内颇受关注的《鲁迅〈故乡〉阅读史》（1997）一样，均可读成，“文学的社会史”。《汉语圈文学史》由早年的《中国文学百年》（1991）演变而来，是一本有着宏阔时空观念的现代文学史。《鲁迅与日本文学》算是近作，封面上鲁迅照片周围环绕着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太宰治、松本清张和村上春树七人的照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日本作家影响过鲁迅，三十年代以后鲁迅转而影响日本作家，影響与被影响、翻译与被翻译的错综关系耐人寻味，而封面清一色的须眉亦足耐人寻味。

　　翻译上面藤井老师倾向直译。在《村上春树心中的中国》（2007，以下简称《村上》）一书中，藤井老师专章比较了村上作品的各种中译本，认为台湾赖明珠译本为“近乎完美的直译”，大陆林少华译本“浓妆艳抹”。鲁迅作品在日本的经典译者当推竹内好，日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文字基本来自竹内译本。竹内译文重意译，将鲁迅原文的长句切成短句，让鲁迅文字日本化。藤井老师认为竹内对鲁迅原著敬意不足、迷失了鲁迅文学的原点，还重译了《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出版了《故乡/阿Q正传》（2009）和《在酒楼上/非攻》（2010）两个新译本，努力以忠实的直译传达出动荡年代里鲁迅的思想曲折，让日语译文鲁迅化。

　　当学生时有次在东京找房子，中年房东说他只知道两个中国人，一个叫“鱼迅”，一个叫 “鲁文”。我问他是不是一个叫鲁迅一个叫孙文，他点头说可能是。日本民众的中国认识可见一斑。藤井老师大约亦觉普及之必要，除了参与一些面向社会的讲座，还写过一些通俗易懂的读物，比如介绍四十多位中华风云人物的《百年中国人》（2000），讲述幕府末期以来二十来位日本人士访华见闻的《中国见闻一百五十年》（2003），评介四十余部汉语圈电影、回顾中华百年史的《中国电影—描绘百年、阅读百年》（2002），借助文学与电影来阅读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都市今昔面貌的《现代中国文化探检—四都物语》（1999）等等。

三

　　若从藤井老师的研究中找寻关键词，前三个大概会是鲁迅、东亚、越境。

　　鲁迅或可称为汉语圈的灵魂，似乎亦可称作汉字圈或东亚的灵魂，总有人从鲁迅那里汲取力量、找寻认同。鲁迅也禁得起来自思想政治文化审美诸角度的诠索比附推论推敲，不少学人毕生与鲁迅纠缠，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

　　鲁迅研究是藤井老师文学研究的原点。老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十一岁时与鲁迅的相遇。那是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高度经济增长让东京的空地越来越少，玩棒球的少年只好回家读书，于是读到了鲁迅的《故乡》，读出了故乡的丧失和空地的丧失，开始缘结鲁迅。中国留学归来后重读漱石的《猫》，直觉其中的恐怖和不安与鲁迅作品中的孤独和绝望相通，便“着了魔似的读漱石”，遂于《从此以后》中邂逅了安德莱夫，于是便以安德莱夫为中介比较鲁迅与漱石，写出了第一本学术著作《俄罗斯之影》（1985）。这本书超越了关于漱石的“则天去私”神话以及关于鲁迅的“圣人”神话，书中的感性与锐气让人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长之笔下水灵灵的《鲁迅批判》。

　　三十多年来，藤井老师的学术触角从文学到电影、从中国到东亚不断越境，而鲁迅研究一直是其研究生涯的主轴。写完厚厚一本《鲁迅事典》（2002）之后，藤井老师还在NHK作了九集电视讲座《新·鲁迅的推介》（2003），每集三十分钟。讲座上藤井老师提出鲁迅是东亚的现代经典，若以鲁迅为坐标轴展望现代东亚，则各地的共性和个性便清晰可见。除鲁迅的身世经历成就外，藤井老师还讲到鲁迅的在仙台如何寂寞，回到声光化电的东京才算得其所哉；讲到鲁迅在上海如何租车去看电影，且最爱看《人猿泰山》，看了又看，让观众了解到鲁迅是文坛泰斗也是颇有情调的“沪上小资”。讲到太宰治的《惜别》则对竹内好等学者的苛酷评价提出异议，认为《惜别》是个“超越国境的友爱故事”，里面的鲁迅有人情味有个性，有别于竹内好叙述的那个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投入了长久的热情拥抱鲁迅—苦涩幽玄的“竹内（好）鲁迅”，革命加考据的“丸山（升）鲁迅”，探寻东洋主体性的“伊藤（虎丸）鲁迅”以及训诂注疏式的“丸尾（常喜）鲁迅”，形成了精彩的日本鲁迅研究传统。藤井老师不惮超越“神话”、不搞理论先行、不拘诸家成说，大胆假设且亦小心求证，其鲁迅研究亦被称作“藤井鲁迅”。若言“藤井鲁迅”的特色，大概首先在于树立了一个越境的“东亚鲁迅”，其次是还原了一个喜爱都市生活的“人间鲁迅”。

　　《鲁迅与日本文学》封面上的七个日本作家中，只有村上在世。近年村上研究成为显学，有说不完的鲁迅，似乎亦有说不完的村上。在《村上》里藤井老师一方面以村上为线索解读当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与社会：从村上作品在东亚城市流行的时间先后分析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又从四种汉语译本的行文特征发现汉语圈的风土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又以中国为线索解读村上：解析鲁迅对村上的影响，搜寻村上作品中有关中日战争历史记忆的表述。

　　藤井老师提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史也是东亚各国文学艺术越境的历史，又把文化史比作山脉，认为鲁迅、村上、王家卫等就是其中的几座高峰。《村上》结尾处藤井老师提到了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写道：“东亚虽比西欧晚了一个世纪，但很多国民国家日趋成熟，自由化民主化也日益推进。现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东亚人来构想‘二十世纪东亚文化主流应当很有意义。”今年三月十日藤井老师在东京大学上了退休前最后一课—“鲁迅与现代东亚文学史”，结束时说希望看到东亚文学相互越境，大概也是希望有弟子能够成为东亚的勃兰兑斯。

四

　　我念书时藤井研究室还在东大法文一号馆，顶层，西向，四一三号。那时来上课的除本地学生外还有来自中国和韩国的留学生。老师重鲁迅亦好胡适，研究班的基本教材就是《胡适日记》，课下需查出胡适所到之处、所读之书、所会之人，每周由一人作报告。中文书可到内山书店或东方书店买；英文书则需隔海邮购，价格不菲。有一年读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藤井老师很体谅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允许我们复印。

　　藤井研究室虽冬冷夏热，然面积可观，像个小图书馆。一屋图书，尽可借阅，登个记就行。日本的大学里，不少文科教员有课才去学校，藤井老师却像个上班族，三十年如一日，每早乘坐头班车从家出发。以前是七点钟到研究室，后来头班车越发越早，老师每早六点就到研究室了，书就这样一本一本地生产出来了。

　　藤井老师雅好学界交流，自云主办或出席的国际学术会议合起来有一百次之多。二○○六年藤井老师参与主办的“世界如何读村上”研讨会颇有趣，来自十七个国家的二十三位村上译者及学者汇聚一堂，像开一场嘉年华会。二○一一年东大中文研究室成立了村上春树研究会，又是一个越境的尝试。该会每年十月诺奖公布前召开例会，除会员外亦有媒体人参加。藤井老师还曾安排漱石之孙与鲁迅之孙會面，上野千鹤子与李昂对谈。学问做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东大当时教我们现代文学的还有故丸尾常喜老师和尾崎文昭老师。丸尾老师重视文本细读，有那么一学期每周听他细细讲述“国民性之鬼”和“民俗之鬼”，讲这二鬼复合成为“阿Q”，领悟到了一个深植于宗教民俗之中的鲁迅世界。

五

　　据说人在十二岁之前脑中布罗卡区灵敏活跃，外语也可能学得像母语。我在十一岁初学日文时，学校里尚有日人教师，学来轻松无碍，来日后亦觉一切似曾相识。如今在这岛国度过的岁月也和在祖国一样长了，每次回到成田或羽田，满眼汉字，满耳温婉缠绵的日语，亦觉心下安堵。不过，十一岁时我已读毕《红楼梦》，曹氏石头记于是流淌在血液中，给我原乡的蛊惑和原始的安慰，《源氏物语》晚来一步。平时什么都读得，无聊赖时偏好《红楼梦》，像服一味颓美的中药。还曾固执地将汉语作家分为两类：爱《红楼梦》的与不爱《红楼梦》的。后来看张爱玲早期作品，觉得二十几岁的小女生仿红仿得不错，可以给个赞，但张迷是当不了的。也是自十一岁起，自以为读得懂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年代出版的《野草》《呐喊》《朝花夕拾》单薄轻巧，随我漂洋过海、不离不弃，现在书老页黄、我见犹怜，常拿出来晒给学生看。

　　燕园宿舍。一日傍晚正自发呆，同屋的岚玲与男友外出归来说：“我们去看了八十年代最后的落日！”是去的圆明园还是未名湖？我一定问了，她一定答了，如今却想不起来了。告别想象中的落日，乘机浮于空，飘呀飘，不知该飘向何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东京虽已进入所谓“失落的十年”，依然是光鲜亮丽、现世安稳。活在人生边儿上，看世界、叹世界，同时竟也一路毕业下去了。时常记起穆旦的诗：“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留学第七年得到学位时，藤井老师说鲁迅在日本也待了七年，一样长了。但鲁迅回去“荐轩辕”了，十年沉寂后又找到天职了，我仍东飘西荡、东张西望，在“荒唐”路上越走越远。

　　老师于学生自是希望做个两国学问之桥，然而有些材料去做桥，有些则去装饰闲庭野院。青峰埂下顽石无缘、无力还是无意补天？也曾在NHK兼过职，不过做别人的喉舌总是怪怪的，还是自说自话好。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又想有人听，还是教书好。如今供职的学府创立年份比北大还老上十八年，标榜的是“自由之学风、进取之气象”，教员在能力范围内想教什么教什么，想怎么教怎么教。当然，用日语。生命像一场翻译，辗转于原文、译文之间。阿Q会说，科普得好也是艺术呀。又是一笔糊涂账。

　　《越境》最后一页是一张版画，木版画家大野隆司所作，画面是四一三研究室。六十余名受业者告别时皆得赠此画，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有三十人。

　　藤井老师桃李芸芸、著述累累，在少子化的日本竟还是儿孙满堂，且不时念叨着“我们现在怎样做爷爷”，活得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