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凌

　　获得诺贝尔奖三年后，莫迪亚诺同时推出两部新作：小说《沉睡的记忆》和戏剧《我们人生开始时》。中译本二○一八年十月即出。以下是關于这两部新作的阅读笔记。

一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十九岁那年冬天，他们每天清晨在同一家咖啡馆约会。有一天她不告而别。六年后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街上偶然重逢。一切和六年前仿佛没有两样，只除了她身边带着个小孩。关于从前生活的谜，她不说，他也没问起。他们只是沉默地走在同一条街上。

　　当我试图重述这段故事时，我发现它已经不是莫迪亚诺的故事。它可以是无数小说家笔下的故事，却不知何故欠缺所有读者在莫迪亚诺小说中感同身受的那种独特气息。做莫迪亚诺的读者（包括译者），起初是美的享受。进入他的文字，就像藏身在一个薄的壳里，你与世界隔了一层，可以大口呼吸名曰“沉睡的记忆”的醉人空气。幸运的话，夜里还会做很多梦，让你醒来还执着的梦。可是一旦你徒然想要作点所谓的绎思，你会发现那个壳很脆很易碎，字里行间的悸动稍纵即逝，做梦般的空气消散了，梦也不做了。你甚至连重述其中一段故事也失败了。进退两难。让人愈发忍不住想问，是什么在成就一种独有的小说质感？

　　是小说里的细节吗？一九六四年，巴黎，一家也许叫绿吧的咖啡馆，一条位于大清真寺和植物园之间的小街……看不见的旧时巴黎的地名人名犹如星辰，在记忆的夜空散发幽光。莫迪亚诺的故事总也少不了确切的地点时间。他甚至说过，他是看着老巴黎电话地址名录开始写小说的，那些陌生的人名、失效的街道门牌、无人应答的电话号码让他心生写作的愿望。一如他援引过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行：“我还有从前的地址，我从中认出死者的声音。”在某些特定时候，小说中的人物随口杜撰的某个圣克卢郊区的虚假地址具有与现实世界近乎等同的真实分量。

　　“我所能掌握的只有具体细节和确切的地点时间。”不妨再参照一点细节：故事里的两个人第一次相遇在一家专卖神秘学著作的书店。她对秘教感兴趣，而他对一切神秘的东西感兴趣。她带他去见某个女友。那人是传奇的灵修导师葛吉夫的弟子，推荐他们阅读葛吉夫的早年传记《与奇人相遇》，介绍他们认识灵修组织的其他成员，甚至把他们“牵扯进某种混乱境况”。似乎她后来不告而别与此有关。是的。从头到尾透着神秘气息的一场相遇。

　　但也许更是小说没写出的东西？在我所了解的拥有“克制”美名的小说家中，莫迪亚诺绝对榜上有名。在诺贝尔奖演讲和几次访谈里，他反复说他改稿子的重点是删减—去掉重复提起的细节，删除某个多余的段落。他舍弃许多小说家执着的叙事细节。他说那会像电台里的干扰音，让人听不见真正的音乐和话语。

　　故事里的女郎有什么个性特征？他们后来被牵扯进什么混乱境况？我们一概不知道，书中只字不提。就连她的名字也像一种留白。热纳维耶芙·卡拉姆……我们还能模糊了解书中其他女子的年龄肤色等若干细节。有一个嗓音清澈友好，另一个眼眸明亮。有一个在炎热的八月穿皮草大衣，另一个手提沉重无比的黑色箱子。但我们对热纳维耶芙·卡拉姆的外貌个性一无所知。找来找去，书里似乎只说了一点，她走路的样子漫不经心。这个印象在女友的话中得到印证：她仿佛“走在人生的边上”。

　　一个细节。必须是准确无误的细节，好比年龄肤色之类的身份标志。我们所知道的热纳维耶芙·卡拉姆形影模糊，与此同时，我们感觉热纳维耶芙·卡拉姆如此亲近。她像是在小说中散发独特气息的某个源头。她让人联想到一个“梦游者”，在生活中“远远观望”。她是莫迪亚诺笔下的同类人，是“另一个我，或自我的化身”。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无数小说家书写过或正在书写同一个故事。莫迪亚诺的故事似乎在说：“成千个你的化身走到你在人生十字路口没有选中的成千条路上，而你，你却以为路只有一条。”

二

　　在理想的情况下，一种书写方式就是一种思想方式。我尝试凭此了解莫迪亚诺的审慎笔法。我慢慢体味这个促发自我省思的过程。

　　重述莫迪亚诺的故事注定会是失败的。因为等你把必要的时间地点细节逐次添加进去，你发现你的重述很可能比小说本身更冗长。这是因为他总在打磨最准确的句子。极少形容语。并且如《家谱》（2005）中的自况，不用比喻。在《我们人生开始时》中，失意的中年作家徒然想要教导年轻的让如何写作，擅自修改让的书稿，“加了太多形容词”，并且使用坏趣味的比喻。年轻的让礼貌而坚定地反驳他：“可是我不要别人示范什么。”

　　莫迪亚诺去除所有在他看来不必要的细枝末节。也包括最可动人的私密细节。在咖啡馆他挨着她坐靠墙的长椅。认识两周后他送她走回旅馆。这几乎是我们所能读到的最亲密的情节。他有意规避一切泄露情感的只言片语。他说过，不应该跟着小说人物走进房间。他还说过，隐私和秘密是人物的深度所在，是小说的重大主题。《暗店街》（1978）第三十七章那段让读者不安得快要发狂的分别场景只有一句：“我看着她，某种预感又一次刺痛我的心。”这里也一样。六年后重逢有多少未说出口的话。故事的结尾，他陪她和孩子走回家，临了只一句：“我听到门重新关上，我感到一阵心疼。”

　　我们这里举例热纳维耶芙·卡拉姆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举例其他故事。纵观整部小说，寥寥几样可供纪念的物件全与个人无关。老式旅馆里的梨形开关和黑色窗帘，地铁站内的电子线路图，几本在读的书，还有那种慢吞吞的双门老电梯。细节不属于个人。细节属于某个时代，某个消逝的共同记忆。“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旧世界在坍塌之前屏住最后一口气；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们还有几个月的光阴生活在旧世界的布景里。”

　　如此审慎的笔法在时间的流水中不知经过多少次反复淘洗。这让人浮想联翩。书中特特记下小说家书写这段故事的日期：二○一七年二月一日。相隔五十年的回望，一段爱情被还原出其所以刻骨铭心的本质—这样看来，小说家为人称道的“记忆术”更像文学本身的代名词，记忆是一种书写和思想的方式。小说家舍弃所有纷繁灿烂的私密细节，仿佛再微小的一丝贪恋也会阻碍秘密的夜行。作为小说主题和作为生命主题的秘密。也许因为这样，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种句法来替代莫迪亚诺对此种刻骨铭心的本质的陈述：

　　时间像是停顿了，我们的第一次相遇重复发生了，带着一丝变化：多了那孩子。我和她仿佛还会在同一条街上有其他次相遇，就像手表上的幾根指针在每日的正午和子夜必定重合。在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街的神秘学书店第一次遇见她的那个晚上，我买过一本书名深深打动我的书：《同一的永恒轮回》。

三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作出一个名曰“最重的分量”的假设。

　　假设某个孤独的暗夜里，有个声音对你说话，你该怎么办？

　　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未来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痛苦欢乐思想叹息，乃至一切大大小小无法言说的事情会在你身上重现并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存在的永恒沙漏在不停转动，你在沙漏中不过是一粒微尘。（《快乐的科学》第341条）

　　很长时间里我想不明白，永恒轮回为什么会是致命的假设？轮回观毕竟在好些文明中古来有之。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甚至用轮回论证灵魂不死。为什么尼采像是在恐惧与战栗中发现它，并且永恒轮回的想法一经生成就让人无从遁逃，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尼采说，那个夜里对你说话的声音名叫精灵（demon）。我们知道这是对苏格拉底的戏仿—不止一次，在生命的重要时刻，苏格拉底声称有一个神样的精灵对他说话。这个精灵出现在这条箴言里不可能是偶然。因为，前一条“快乐的知识”的主角就是“死前的苏格拉底”（《快乐的科学》第340条）。

　　苏格拉底死前想必也有精灵临在，所以才留给世人最后一句话：“我欠医神一只公鸡。” 可笑又可怕的遗言呀，尼采近乎发狂般地说。苏格拉底承认他欠医神一次燔祭，这意味着苏格拉底承认他的人生是有病的。在所有爱苏格拉底的人眼里这是多么要命的事呵！苏格拉底不是深谙快乐的知识没有常人的缺点吗？苏格拉底的典范人生从始至终不是完满有如神样吗？我们欣欣然摒弃其他信仰，不就是因为相信苏格拉底身为哲人的完美吗？然而苏格拉底到死还在经受存在的试炼。他的遗言与另一种经书传统的存在定律一样惊世骇俗：“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我慢慢领会，永恒轮回之所以是生命中最沉重的假设，与苏格拉底死前打破沉默这件事有关。那个夜里对你说话的精灵，不如就承认是魔鬼，是心魔，当你深爱苏格拉底时，那个心魔就是苏格拉底本人。依据永恒轮回的假设，我们已经被同一个拷问打倒过无穷次。要么瘫软在地怀恨在心甚至出口诅咒它，要么对它顶礼膜拜甘愿丧失自我。要么顺服要么虚无，此外莫非无路可走？生命的真相莫非是从十字架上的最后呼唤开始算起的那三天，“遍地都黑暗”，并且永远不会轮到复活的日子？哲学如果沦为一出悲剧，那么就是在这一刻，“悲剧开始了”（《快乐的科学》第342条标题）。

四

　　我没能查到《同一的永恒轮回》这本书的作者和出版信息。莫迪亚诺在小说中反复提到的书是一本不存在的书吗？我很可能弄错了。说到底这不要紧。这就好像热纳维耶芙·卡拉姆有意留给她哥哥一个不存在的旅馆住址，而“我”随后也照样子做了。那个随口杜撰的住址在小说世界引出让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那年冬天很冷，热纳维耶芙·卡拉姆的哥哥走在圣克卢郊区，寻找一条不存在的街道。“这样直到永远”。

　　六年后他们站在第一次相遇的那家书店前。他又一次想起那本书或者那个让他反复思考的假设：

　　每翻过一页我都会问自己：要是我们经历过的同样那些时间地点情境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我们会规避所有的错误障碍和空白时间，我们会过得比第一次好很多……这就像誊写一份涂改严重的稿子。

　　这一段虚拟时态的独白让人得以一窥小说家的方法和矛盾：一面拒斥所有绝对的观念，一面严肃投入地予以仿效解析。人生不能重来一次，小说能重来吗？这就像一遍遍讲述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的故事。这就像一次次誊写稿子，每一次都允许涂改严重。文学虚拟的永恒轮回取代了哲学拷问的永恒轮回。是从这里生出文学的慰藉吧。尤其是当你被尼采式的苏格拉底问题打倒在地，你会为这片刻的喘息心存感激。与此同时，你最好和小说家一样心知肚明，小说中的永恒现在只是虚拟。莫迪亚诺的小说以一种貌似随意的方式面对永恒轮回的拷问，几乎不会让人联想到灵魂暗夜中的挣扎。好比辛波斯卡对文学的定义，它惴惴不安，因为“借用了庄严的词语，又竭尽全力让它们变得轻盈”。

　　有几回在电台里听见莫迪亚诺接受采访。他像个失语者，总在艰难地寻找正确的词语，磕磕绊绊，几乎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也似乎回答不了外在世界的任何提问。他像他小说中的梦游者，不时从口中迸出若干字句，支离破碎的，却总有发人深思的分量。亲身见证小说家的言说困境，你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何谓看似浑然天成的书写。小说家在小说中迈着“轻盈柔韧”的舞步，那种舞步名曰“走在人生的边上”，每一步都暗藏不为人知的天人交战。

　　作为小说，《沉睡的记忆》的样子委实古怪，没有可作主线的故事情节，只有一次次在时间之流中的相遇。热纳维耶芙·达拉姆的故事，还有别的好些故事。前一次相遇与后一次相遇无关，甚至把其他书里的故事嵌入其中也毫不违和。比如《我们人生开始时》。二十岁那年秋天，他们在白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第一次相遇。“两个人的相遇究竟是出于何种偶然或者何种奇迹？我们住同一街区，过了几个月我才遇见他。也许我们早在街上擦肩而过只是没注意对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他们相遇，他们又分开。如是循环往复。所有记忆中难以释怀的人事，所有被小心记录的地点时间，归根到底与小说家在巴黎大街小巷与陌生人擦肩而过没有本质的差别。

　　我经常在相隔很远的不同街区与同一个人擦肩而过，仿佛命运或偶然坚持要我们互相认识似的。每次我都后悔没有和那人说话就走了过去。十字路口有几条路，我错过了其中一条有可能是正确的路……巴黎就这样布满星辰般的神经痛点，布满我们的生活本有可能呈现的纷繁样貌。

　　每一次擦身而过都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永恒轮回的假设前，小说家重复讲同一个相遇的故事。十四岁那年冬天，他站在斯彭蒂尼街上等她；二十岁那年秋天，他站在白街剧院门前等她；二十五年后的夏天，他站在塞鲁里埃大道等她。她叫“斯蒂奥帕的女儿”或多米尼克。他也许是忘了她的名字，也许是有意不说出来。他们也许相遇了，也许从未谋面。“对我来说一切都没变……如果有人问我：‘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我想我大概会老实回答：‘为了尝试认识巴黎的秘密。”

　　“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一度是欧仁·苏的小说名。“我们人生开始时”（nos débuts dans la vie）让人想到巴尔扎克的小说《人生的开始》（Un début dans la vie，或译“入世之初”）。《沉睡的记忆》援引某个十八世纪作家的自况：夜间看客（spectateur nocturne）。那是八卷本的《巴黎的夜》（Les Nuits de Paris）的副标题，雷斯提夫（Restif de La Bretonne）在书中实时记录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深夜见闻。我们还可以继续举例。诸如波德莱尔和奈瓦尔，或者普鲁斯特和季洛杜。“一切与巴黎的秘密有关的东西总是让我极其好奇也特别着迷。”莫迪亚诺的小说安顿在某种文学传统中。几百年间，名曰巴黎的现代城市神话在文学的沙漏中不停转动。

五

　　所有莫迪亚诺的书是同一本小说。一部未完成作品。一张不断拼补总有缺失的拼图。

　　他说过：“我试着整理我的记忆，每份记忆就如一块拼图，因为缺太多，大多数拼图是孤立的。”他还说过，他在遗忘中写下一本又一本小说，新写的书抹去被忘却的旧书，以至于同样的脸孔人名地点同样的句子一再出现循环往复。

　　在《夜半撞车》（2003）中，热纳维耶芙·卡拉姆已然不经意地出现过，她和小说中的叙事者一起坐公车去歌剧院，随后他眼看着她消失在人海中。新书中还有若干人物在过往小说登过场，好比失落的拼图在多年后重新找到，又或是有意忘却的记忆再次袭来。米雷耶·乌鲁佐夫在《家谱》中出现过，玛德莱娜·佩罗在《陌生女人》（1999）出现过，但不叫玛德莱娜，而叫热纳维耶芙·佩罗。犹如记忆停摆的某种见证。

　　两本新书有同一个主角，一个名叫让的年轻人。两本新书也有同一个叙事者，五十年后追忆似水年华的让。《沉睡的记忆》借一份警察局卷宗给出更多细节：Jean D，出生日期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布洛涅-比扬古。让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不是头一回出现。他一如既往让人想到小说家本人。自传体小说《家谱》开卷说：“我于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出生在布洛涅-比扬古。”就连《我们人生开始时》的女主人公多米尼克也与小说家现实生活中的妻子同名。确切的时间地点人名，加上出生相隔五天的时差，种种看来是有意为之的小说手法：“这样一来就分不清它们究竟是真实发生还是属于梦的领域。”

　　《暗店街》中的主人公探寻身世之谜，某个名叫斯蒂奥帕的俄国人是最初的线索。不是偶然吧。将近四十年后，《沉睡的记忆》从某个神秘的“斯蒂奥帕的女儿”说起。那年他十四岁，斯蒂奥帕是父亲的朋友，他们有时去布洛涅森林散步。“我想见她，因为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些解释，也许她会帮助我更好地认识我父亲，那个沿着布洛涅森林小径静静走在我身旁的陌生人。”

　　第二段故事从父亲转到母亲。那年他十七岁，还在念中学。他和母亲的女友同住在孔蒂河滨路的公寓。她像母亲未曾做过的那样陪伴他，到后来他甚至不想回学校而想跟她一起走。与母亲的女友朝夕相处的日子影射着母亲不在场的少时岁月。在《我们人生开始时》中，年轻的让说起母亲：“从十一岁到十八岁，我总共见过她两三回，每次不超过一小时。她很容易厌烦。”

　　莫迪亚诺说过，过了很多年才发现他的童年是个谜。战后特殊年代，父母不在身旁，他在陌生人中长大。关于人生起点的纷乱记忆成了小说雏形。写作和想象是解开生命之谜的一把钥匙。每一次书写都在从头说起，大到一本小说，小至某种“始于出生以前”的生命感觉。

　　《沉睡的记忆》的开篇和收场各有一本与时间相关的书（《相遇时节》《罗马时间》），又各有一条别具深意的路线，形成时空坐标上的某种循环往复。“十四岁左右，我习惯一个人在街上走。”一开始只敢走固定几条街。那是他有生以来在巴黎行走的第一条路线，皮嘉尔街区。不是偶然吧，《我们人生开始时》的故事也发生在同一街区。作为呼应，小说结尾处颇不寻常地出现了一条从巴黎出发的路线。目的地是起源于中世纪的宇瑟城堡。在十七世纪作家佩罗的童话里，这个位于森林与河谷之间的神秘所在又称睡美人城堡。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出发的路线比从前复杂许多，而他和当年一样生怕迷路。

　　如此心思缜密的环形结构不只见于一本小书。所有莫迪亚诺的书连接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叙事样貌。最后的路线不仅呼应人生中最初的路线，还隐约指向小说家的文学生涯起点。在一篇名为《破门闯入睡美人城堡》（2012）的短文中，莫迪亚诺追述他在二十三岁写下第一本小说《星形广场》（1968）的经过。那一年正逢“五月风暴”，拉丁区的街头不时传出燃烧瓶的引爆声响，他在世事喧嚣中走进文学世界，“犹如破门闯入睡美人的城堡”。

六

　　在《我们人生开始时》中，多米尼克和让一起排演契诃夫的《海鸥》中的一场戏。

　　妮娜：现在我才知道，才明白在我们的事业中，演戏也好写作也好，要紧的不是名望，不是光荣，不是我一度梦想的那些东西，而是学会承受……学会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有信心。我现在就有信心，我不是那么难过了。一想到我的使命，我就不害怕生活了。

　　特列普列夫：您找到了您的路，您知道要往何处去，可是我仍在梦想和形象的混沌世界里漂泊，不知道我为什么写作又有谁需要我写的东西。我没有信心，也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

　　以契诃夫为例的文学对话遥遥呼应哲学式的拷问。在尼采的哲学表述里，面对永恒轮回的存在困境，世人要么顺服神意（如妮娜般有信心），要么遁入虚无（如特列普列夫般没有信心）。或此或彼。“你是否还要这样，并且（在无穷次的拷问中）一直这样？这是人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作为某种回答，尼采安排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了。《快乐的科学》第三四二条箴言从而也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场白。“我永远回到这相似和同一个生活，无论是在最伟大之处和最渺小之处全都雷同。” 存在的困境是同一个。同一的永恒循环中如何可能出现新人？查拉图斯特拉作为永恒轮回的教师却要向人类宣讲超人。查拉图斯特拉注定要为这样的矛盾付出代价，“因这言辞粉身碎骨”，“作为宣告者走向毁灭”。这是哲学样式的悲剧。生活不在理想国。追求完美道德的政治行为没有幸福的结局。“悲剧开始了”：查拉图斯特拉的下山（沉落）开始了。

　　莫迪亚诺的书写隐约指向同一个存在困境。我们所有读者感同身受的那种独有的小说质感可能就是从中生成的吧。同一个相遇的故事，是否还要这样并且一直这样？每一次演绎执意做独一无二的存在经验是否可能？年轻的让反复说，“那场戏”不是他和多米尼克的影射，他不是幻滅的年轻人，他不会自杀。他对她说：“我对未来有信心。”

　　是否还要这样并且一直这样？同一的永恒循环中如何可能出现一丝变化，无论最伟大之处还是最渺小之处的一道缝隙？我慢慢明白，如此拷问的分量不在于对一本书甚或所有书发问，而在于对书写者及其书写本身发问。我想到热纳维耶芙·达拉姆的故事。六年后的重逢确有“一丝变化：多了那个孩子”。那孩子一直站在笼子前看一头豹。事后，那孩子也这么看小说中的“我”。在孩子眼里，那头豹（小说家本身？小说本身？）在笼子里转着永恒的圈。

　　文学想象有一道缝隙。文学评论有时称作“小说中的迷宫”。在别处的定义里，那道缝隙叫作洞穴。文学的慰藉就在于缝隙中得以对“一种心酸沉重的新知”语焉不详。在“沉睡的记忆”尽头，小说家重新出发去寻访睡美人城堡。那条路他依稀走过。几个月来他不停在查老地图，那条路在他心里越来越有数。

　　“只是，这真的是正确的路吗？”

　　我想象这是小说家以一生书写道路之名发出的疑问。我凭此理解某种堪称“最重的分量”的文学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