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

　　要谈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和“多元”，以赛亚·伯林是一座必经之山，他本人更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欧洲二十世纪的良心”。一九九七年伯林去世时，《纽约时报》曾评价道：在一个集权者和乌托邦者都想声称自己拥有唯一真理的时代，伯林是一个坚定的多元主义者。他认为那种对人类社会组织的方式提供一种最终解答的企图都是一种危险的错觉，只会带来流血、威胁和对自由的剥夺。

　　一九0九年，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儿时随父母移民俄罗斯，一九一九年十月革命后回到里加，遭遇反犹情绪后移民英国—伯林的父亲是崇英派，伯林曾玩笑道自己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起来的。来到英国后父母之间就开始说英语，他此后依然流利的俄语其实来自阅读俄罗斯古典名著，而不是日常对话。伯林的父亲是木材商人，用伯林的话来说，他的父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年幼的伯林曾目睹警察将革命者射杀，也目睹民众把警察活活拖死，这些成为他终生难忘的画面，从此对暴力深恶痛绝。

　　尽管他还记得革命时期的物资紧缺感，但伯林家并没有遇到太多麻烦。移民英国后的伯林得以进入伦敦最好的男子公学之一圣保罗公学（St. Pauls school）学习，又考入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攻读古典学（Greats）。一九三二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伯林被选为全英国知识界最精英的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Prize Fellow， All Souls College）—他也是该学院第一位获得此项荣誉的犹太人。万灵学院的入院考试是仅凭一篇论文决定学生的才华，但入院后就享有终生职位和许多特权，令多少人高山仰止。伯林的天赋可见一斑。

　　但伯林不只是一位束足于象牙塔的学究。他从未忘记和东欧的联系以及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二战时，伯林服务于纽约的英国情报机构（1940-1942），以及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英国大使馆（1942-1946），负责为英国撰写美国政治情况。一九四五年，伯林访问苏维埃，见到了俄罗斯著名诗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和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日后他在访谈中提到，这两个人是他见过的最富有人格魅力的人物。此次见面对他的思想影响深远：二战后回到牛津的伯林开始从哲学转向思想史，尤其是对共产主义和欧洲政治哲学的反思。今天，每年在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英国国家学术院和里加都有以赛亚·伯林讲座活动，被邀请的学者都会以此为殊荣。牛津的欧洲研究中心更设有以赛亚·伯林教席，能得到这一教席的教授会受到全世界知识界仰慕，也肩负承递伯林精神的责任。

　　《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原是伯林一九六五年在华盛顿做的卡耐基梅隆讲座，录音由BBC广播。在这本书里，以赛亚·伯林试图告诉大家十八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一次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影响了西方世界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对这一转变最生动的表述见于浪漫派最典型的思考范式中，而非它所表现出来的所有浪漫形式。这些思考范式带来了一些思想上的典范，而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典范，后世的许多革命以及那些革命的后果和现象（包括浪漫主义艺术、浪漫主义思想）都不可能产生。伯林认为这是西方生活中最深刻、最持久的变化，它的影响力毫不逊色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革命。

　　如何定义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不等同于浪漫情感，它其实是一场改变社会的运动。伯林说，浪漫主义是现代世界最激进、最戏剧化，也最令人颤抖的人类景象。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的作者E. P. 汤普森也曾着意区分浪漫主義和浪漫的差异：我们认为浪漫主义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是情感的过分戏剧化宣传；事实上，浪漫主义未必与现实主义相对，譬如在英国，它是对工业时代的真切反抗和回应。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诗歌《法国大革命》《没有自然宗教》和画作《牛顿》《被活活吊死的黑人》，雪莱（Percy Shelley）的《暴政的假面》（Masque of the Anarchist），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早期的长诗《吉妮薇儿的辩护》（Defense of Geuenevere）都旨在反抗宗教权威、既有秩序和工业资本主义。

　　要定义浪漫主义，必须要和在它之前发生的启蒙主义对照着看。启蒙主义认为世上存在着某些客观的、独一的、恒久不灭的固定实体，不同地方的人都会共享某些共性和形式，存在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发现的真命题。启蒙主义讲究理性，讲究世界主义、普世性和普遍适用性，而由此走向封闭的、完美的生活范式，正确、客观、真实。而浪漫主义则打破了这种普遍性和普世性的观念，认为人类精神在于民族的、地方的等独特的方面。

　　对启蒙主义的冲击其实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开始了。虽然孟德斯鸠是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他却非常强调土壤、气候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而这些都符合后来浪漫主义的特性，因为都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孟德斯鸠承认不同的人不会为了同样的东西感到幸福，试图把法国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中国人，或者把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强加给法国人，二者都会痛苦。因此，政治家在修订法律、实施改革、制定有关福利政策方面必须小心谨慎，考虑到人们的实际所需，和每个人的实际环境。这就是相对主义的态度，不同于普遍主义的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尽管所有人都追求同样的事物，即幸福感、满足感、安宁、正义、自由，但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他们获取这些事物的手段也必然不同。也就是说，孟德斯鸠已经判定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普遍适用的东西。

　　另一位启蒙主义者，英国哲学家休谟的观点更有突破性。休谟对启蒙主义的根基的攻击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或者说不是我们能确实知道它是存在的。他认为万事之间并非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不过遵从某种原则，无须相互制约，也因此不能说一件事必然能够引发另一件。休谟对启蒙主义根基的另外一个攻击是，他认为我们对客观世界是否存在的认识不是确定的。我们可以用逻辑方法或其他经验原则来证明这张桌子是存在的，但无法根据数学的确定性来证明它或任何事物是存在的。由此，休谟揭示出哲学家所相信的那种必然性，那种维系宇宙的严格的逻辑网络，那种人类理性能够掌握、人类必须遵循的逻辑网络，实际并不存在。如此一来，他瓦解了启蒙主义所坚持的基本主张，也就是那种必然的统一体。

　　英国人休谟和法国人孟德斯鸠都冲击了启蒙理念。一个告诉大家普天之下并非处处皆同，一个说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但最为启蒙主义带来冲击的还是德国人。

　　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欧洲相对落后，这与德国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一六一八年到一六四八年，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爆发的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带来空前的不幸，而日耳曼各邦国损失尤其严重。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的维滕堡损失了大约百分之四十的人口。被认为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人类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战争，严重摧毁了德国。因此，当时的德国形成了一种浓重的地方性和民族自卑情结，也因此基督教虔敬运动得以渗入。伯林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之源。

　　虔敬派是路德宗的一支，受到英格兰清教徒和神秘主义的影响，特别注重精神生活，蔑视庆典和仪式，主张透读《圣经》，强调受苦的人类个体灵魂与造物主之间的特别关系。伯林认为这是一种深度的逃避，当人类通往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关闭时，就会逃向自我，建立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古希腊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开始摧毁希腊城邦，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开始宣扬个体救赎的道德理念，断言政治不重要，公民生活也不重要，只有个人救赎是迫切的。将自己退缩到尽量小的空间里，就不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德国虔敬派赖以存在的依据。由此引发了一种强烈的内心生活方式，也引发一种对在三十年战争中得胜的法国的敌对看法，认为法国是财富、罪恶和邪恶的化身。法国的思想家，包括那些最激进的左翼思想家都出身上层—孟德斯鸠是男爵，伏尔泰也是小乡绅。而德国的思想家大多出身卑微，包括莱辛、康德、赫尔德和费希特。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来到巴黎，无法接近那些法国思想家，认为他们矫揉造作，没有灵魂。

　　虔敬派一方面受到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使得德国文化转向路德式的极端经院学究，也更内省和内向。从音乐中就可以看出—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音乐家对家庭、宗教和内倾型的偏好完全不同于同时期代表着辉煌宫廷艺术和世俗华美的法国作曲家，譬如拉莫和库普兰。德国作曲家巴赫的天赋无以伦比，但他的音乐的基调总是局限于某个地方的宗教内倾性。他无意像当时欧洲的其他艺术家那样，为欧洲绚烂的宫廷艺术锦上添花，或博取人类的仰慕。而路德也曾说过，理性是娼妓，也是虔敬派和受它影响的德国内向性地方主义的回声。

　　伯林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化、反智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特殊形式，也是十八世纪德国思想家珍爱和崇尚的地方主义。接下来会提到的浪漫主义的两位重要先驱：歌德和席勒，也都曾与这种地方主义纠缠终生。

　　在这种语境中，有一个人给了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的进程，启动了反叛启蒙的理念，这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他的父亲是柯尼斯堡的澡堂门房，他本人在东普鲁士虔敬派环境中长大。在经历宗教体验后他开始写作，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用特定的符号思考，这些符号影响他们的感觉和想象，用其他语言不能真正地与人交流。歌德归纳哈曼的观点为：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自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该被否定。这就是一位受虔敬主义影响的德国地方性小人物对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带来的打击。而他不是独自奋战。伯林后来举例，赫尔德和康德等人的观点，都与哈曼的观点相辅相成。

　　受哈曼影响，赫尔德有三個观点对浪漫主义有深刻影响，其一是表白主义（expressionism），其二是归属（notion of belonging），其三是真正的理性之间互不兼容。伯林认为这三个观点都有革命性意义，但在一般思想史教科书里很少提及。

　　赫尔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就是表白，有话要说。因此，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充分表白自己的本性。这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普遍观点很不一样。用美学举例来说，当时欧洲的普遍观点是，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它本身的魅力、对称、匀称等属性，譬如与宇宙和谐有关，或者满足柏拉图的原初理式。但德国人认为艺术品是作者的一种表白，它的价值在于作者发出来的声音。一曲音乐、一首诗甚至一条法律条文，只要是人所创造的，就是创造者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白，无论有意无意。当我们欣赏艺术品时，是在与创造者对话。因此，世界是人创造的，德国人的世界就是德国人创造的，它是我们感觉能把握的样子。赫尔德发展出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也确实归属于某个群体。伯林认为，关于根的概念，关于群体、派别的运动就是赫尔德的发明。但赫尔德并不信奉学院血统和种族式的群体，他认为群体是按照类似植物或动物的方式逐渐成长起来的。这种有机的隐喻比十八世纪法国科普作家所用的化学和数学隐喻更适合描述人类群体的生长。

　　这就是一套浪漫主义的结论，由此衍生出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点，对十八世纪的反理性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历史主义或进化论观点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了解与自身所处环境不同的环境，才能了解那里的人。不同人有不同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概念也抵抗了世界主义、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思想。想要了解一个群体或一个人，就必须重构他们的生活方式、律法和道德准则、价值观和街道。更进一步说，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都值得尊敬，但不可彼此兼容。终极而言，赫尔德认为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奋斗，也就是为了自己的归属、自己的传统而奋斗。这种浪漫主义先驱的观点对欧洲理性主义是一方重创，传递给浪漫主义抵制整齐划一、抵制和谐、抵制理想互融性的遗产。

　　伯林称康德、席勒和费希特为谨慎的浪漫主义先驱。康德也有虔敬派的成长背景，伯林认为康德因其道德哲学而成为浪漫主义者，尤其是他对人类意志的强调，否定决定论。康德认为不管是身体还是他律性的法则及其根源，都是外在于人类自身的。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性观点。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大自然都是友善和尊敬的，自然被视为一个和谐的系统，让人得以回归的地方，也发展出各种有机的自然观。而对康德而言，这种将自然看作道德起源和政治基础的自然观贬低和损害了人与生俱来的选择的自由。如果人也是有机自然的一部分，那人就会受到限制。康德称颂一七九一年的法国宪法，认为终于产生了一种政府，允诺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有选举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无须服从政府、教会或法则。法国革命因此是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肯定了个体的精神价值。美国革命也是一样。他的道德哲学是牢牢地建立在这种反权威的原则之上的，这是对道德意志的至高无上的肯定。作为一个启蒙运动的孩子，康德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受到过卢梭的影响的，尤其是卢梭在他讨论教育的著作《爱弥儿》中提出的人有能力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

　　席勒将这种强调意志和自由的观点发挥到极致， 但认为自由是精神性的，是理性的自由。他认为自然与人之间有巨大的对比，自然是本质性的、反复无常的、偶然为之的实体，人是具有道德的，能辨别欲望与意志、责任与利益、正当与错误，能采取相应行动，即便会触犯自然。这种思想充斥于席勒的多数悲剧作品之中。如果人不能获得正当意义上的道德，那么就推翻这个社会。在席勒的作品《强盗》中，男主角因为被冤枉而成了强盗，烧杀掠抢，后来投案自首。

　　包括费希特的知识学在内的三个因素进一步从美学、道德和政治方面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另外两个因素是法国大革命和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费希特的观点是作为主格的自我并不同于宾格的我，这不仅影响了浪漫主义，也影响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宾格的我是一个可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主格的自我是在碰撞中意识到的，在自我抗拒外界之间产生的。这种观点主导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人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行动，只有不断生产和创造才能臻于完美。

　　费希特将“个人—超验”的创造力推进到大于个体的国家、阶级、宗派的力量，后来成为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在拿破仑征服普鲁士之后，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说：“你要么相信人的本初原则，即我们种族的自由、完美和无限发展，要么不相信这些，你们甚至会有一些与此相反的感情和直觉……那些相信通过自由手段获得精神的永恒进步的人，无论他们来自何方，无论他们说何种语言，他们与我们同属一个民族，构成我们人民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迟早会加入我们的。而那些相信停滞、退化、无限循环的人，我们希望有朝一日把他们从我们的人民当中清除出去。”他并不是在鼓吹沙文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仅仅在于区分附庸者和栋梁，基本观点是我愿故我在。舍我其谁，敢于造反，就是一种体现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的理想。

　　第二个深刻影响浪漫主义的因素是法国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这在德国引发了认为自己是受伤民族的情感，滋养了浪漫主义思潮，最终成为对民族意志的肯定。

　　第三个深刻影响浪漫主义的因素是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这是一部描绘天才形成的小说，讲述天才主人公如何把握自我，通过自由行使高贵不羁的意志而成就自我。歌德本人认为浪漫主义是病态的，他本人在《浮士德》中也有调和性的对秩序妥协的说教。但他的作品透露出一則信息，那就是艺术作品应该使我们获得自由，从传统分类中解放出来。

　　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里，伯林用非常清晰和磅礴的方式为我们梳理了西方思想史，让我们看到浪漫主义如何脱胎于对启蒙主义的反抗，反抗启蒙主义的普适性、客观性和恒久性，强调地方性、特殊性，以及精神性的意志力。浪漫主义认为人即意志，我们必须获得康德或费希特意义上的自由，尽最大可能成为自己，伟大的美德就在于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本真（authenticity）和浪漫主义者所说的真诚（sincerity）。

　　伯林也让我们看到浪漫主义对今天世界的持久影响。它起源于德国，又通过拜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英国发扬光大，始终在深深影响着一代代的欧洲人。

　　我们也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因为浪漫主义打破了迄今为止人类以各种方式奉行的单一模式，即永恒的爱智慧（philosophia perennis），我们成了某种疑虑的产物。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关键也是浪漫主义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依靠，但萨特走得更远，拒绝世界的形而上结构，拒绝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拒绝事物具有本质。伯林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这并非因为法西斯主义失去理性，也不是因为它对精英阶层的信仰，而是它和浪漫主义持有同一个概念，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可预测的意志以无法阻止、无法预知、无法理性化的方式前进。

　　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因为浪漫主义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不完美生活的体谅，是理性自我的增强。几代浪漫主义者追求互不兼容、各有千秋的多元理想。这一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告诉我们，对人类事物作出一个统一性的回答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世界是多元的、不完美的，没有真实单一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