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韬

　　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先王通乎幽明之故而制为祭祀之礼。

　　—明嘉靖《淳安县志》

　　卷七《坛庙》

　　祭祀礼仪，是任何宗教体系都必然具备的要素。儒教礼仪主导的祭祀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礼乐教化体系的重要内容，而江南市镇民众的祭祀生活尤为丰富多彩且绵延至今，在经历现代化、都市化的深刻转型之后，仍极其鲜活地呈现着中国民间信仰与儒教祠祀体系的基本形式，折射出“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地方与国家”等多重特质与内在价值。

　　面对江南市镇祭祀生活的漫长积淀与不断更新，身处其中的我们又应当如何思考与理解这一人文传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的新书《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以下简称《金泽》）正是一部聚焦江南民间祭祀，尝试为现代性追溯传统的源头，也为传统的回归寻找新位置的力作。该书选取上海青浦金泽镇作为最主要的研究个案，凝聚了作者多年来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的心血，全面考察了江南地区“以祠祀为特征的民间宗教”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化及现代转型。或许能为我们理解“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中国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进而更好地认识与思考中国民间宗教与民众祭祀生活所具有的“乡土性”“人文性”“现代性”提供一种新的模式。

　　《金泽》一书内容丰富，分上篇“金泽的祭祀生活”和下篇“江南祭祀之源”两部分。上篇主要选取金泽镇的各类神祠及其背后的祭祀传统、信仰秩序与变迁模式作为具体的个案进行讨论，集中围绕江南市镇信仰暨江南市镇祭祀共同体这一地方性宗教知识展开探究；下篇的内容则主要从儒释道三教信仰元素、江南鄉土社会结构特征、汉人祭祀形式等理论视角进一步拓展对江南市镇祭祀系统的考察，深化了江南地区以市镇祭祀为基本形态的民间宗教在历史传统维度和社会文化维度的内涵，并对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路径进行了思考与探寻。金泽，这座上海近郊的乡镇，既是都市生活的“边缘”，又是信仰生活的“中心”。作者坦言：“选择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作为中国宗教研究的田野考察地点，是想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不难发现，作者对于江南市镇祭祀内在的“地方—国家”双重同构视角，以及围绕这种地方性宗教知识的“深描”，始终贯穿于本书的论述中，成为本书理论体系的两条主线。

双重同构性

　　水乡泽国的金泽镇，地处江南核心地带，这里历来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信仰体系。明代以后，这一地区的士绅、文人、商人、僧侣以及刚刚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经济、文化和信仰网络，尤以市镇环境中的民间祠祀（包括家堂、宗庙、族庙等性质的庙宇祠堂）为著，形成了以金泽镇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宗教和祠祀的信仰圈。“地方—国家”双重同构视角的展开，是本书蕴含的一条重要主线。作者从江南市镇民间祭祀的神灵谱系与朝廷祀典（国家祭祀的神灵谱系）之间的关联性出发，设定祭祀生活层面具有“地方—国家”的内在同构性。这个设定，一方面明确了江南地方民间祠祀包含着某些与国家祀典对应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为本书得出“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才是中国现代宗教的信仰之源”的结论提供了一种诠释方向—江南地方祭祀呈现的府、州、县、镇、乡各级“地方—国家”同构性，正是儒礼主导的国家祠祀制度与地方民间祠祀互为借鉴、交流的产物。

　　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及其礼仪传统逐渐占据了中国官方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体系的主导地位，儒学、儒教成为礼法社会之正统。作者明确区分了儒教的两个层面：祠祀和信仰，并追溯其源：“汉、唐奉行的‘周孔之教，与宋、元、明流行的‘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两种路径，虽并行不悖，却分别很大。前者强调以祀典祭祀为特征的宗教生活，后者则注重以心性论为表率的伦理境界；前者提倡实践实行，后者被认为是‘玄之又玄的空谈；前者能及于基层民众，后者则常常局限于士大夫人群。”《金泽》一书主要讨论的江南民间祭祀，便是与祠祀层面的儒教传统紧密相关的。具体而言，以儒礼主导的国家祭祀制度，即“祀典”，主要依据《周礼》《仪礼》《礼记》等经籍，在两汉礼制实践中逐渐成形，以后历代又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损益，至隋唐时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架构，宋元明清又各有局部调整与总结，至清代成为一个极为成熟和完备的制度化体系。按照正统儒家士大夫的说法，国家祀典的主干部分包括对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山川等的祭祀礼仪，这是从周代延续下来、由历代儒家尽力维持的传统，具有完整的“祭统”“祭义”和“祭法”。后来又加入厉坛、文庙、乡贤祠、名宦祠、武庙、城隍庙等“天下通祀”的祠庙，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国家祭祀体系，由官府定期派员致祭。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各州、府、县与中央王朝（都）共享一个神祇体系，这个体系以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文庙、关帝庙、文昌宫等全民坛庙为代表；此外，江南各州、府、县、镇，还有一套地方神祇系统，以刘猛将、杨老爷、天后、黄道婆等为代表，形成一个覆盖广泛的信仰共同体”。由此可见，江南各府、州、县一级的祠庙系统包含了与中央祭祀体系（国家祀典）紧密对应的“正祀”内容（形成了第一重“同构性”），此外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祠祀内容；而在镇、乡一级更为基层的社区，其包含的地方神祇系统所呈现的第二重“同构性”则更加耐人寻味：“金泽镇的祭祀生活从乡镇发展过来，完全是民间的，属于最初级别的地方信仰。金泽镇的众多庙宇表面看似杂乱，但也有自己的内在系统。自发生成的民间信仰在金泽镇逐渐地秩序化。”这种乡镇祭祀秩序的体现就是金泽镇民间流传的“一朝阴官表”：

　　东岳庙 东岳大帝 皇帝

　　刘王阁 海瑞 丞相

　　二王庙 二老爷 皇叔

　　府王庙 府王爷 府官

　　总管庙 安乐王 粮官

　　杨爷庙 杨震 州官

　　城隍庙 城隍爷 县官

　　这种祭祀体系，虽然名为“阴官”，实际上具有强大的现世秩序和功能。正如“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的传统。作者通过这一视角所要强调的是，在长期的祭祀生活中，金泽民众仿效帝制国家的等级制度，将境内坛庙祠宇供奉的神祇按照都（帝王将相）、府、州、县层级和官阶等第，整合为一个秩序化的地方神祇等级体系。并且，与朝廷推行的由官方儒教礼仪主导的国家祭祀制度下实现的府、州、县一级神祇系统“地方—国家”同构性相类似，镇、乡一级更基层的神祇系统的“地方—国家”同构性也由民间完成了整合。换言之，江南民间祭祀和地方神祇系统实际上具有“地方—国家”的双重同构性。需要指出的是，第一重同构性具有高度的体制化、象征化特征，因而可以称为“框架同构性”；第二重同构性则带有强烈的神圣内核或实质比附的特征，因而可以称为“角色同构性”。

　　更深一层，无论是“框架同构性”还是“角色同构性”，在江南市镇祭祀的“地方—国家”双重同构性的交织下，官方儒教礼仪与地方民间祭祀在江南市镇信仰生活中形成互为借鉴、会通的体系，尤其是家堂、宗庙、族庙等性质的祠堂庙宇和崇德报功性质的圣贤祠庙，或多或少都带有儒教祠祀的礼仪形式或元素。因此，“地方—国家”双重同构性视角的展开也与作者进一步论证的江南民间祭祀乃至现代中国宗教信仰之源是“从儒教祠祀系统演变出来的民间宗教”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江南市镇信仰“深描”

　　如今的金泽镇，拥有独特的“桥庙文化”，保留了农历三月二十八和九月初九两次“香汛”（庙会），吸引着近至四乡八邻，远至江浙方圆百里的香客。可以说，在今天全面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的潮流下，金泽，是上海“最后的古鎮”。作者多次到金泽镇实地考察杨老爷庙（祀杨震）、二王庙（祀李冰父子）等江南市镇民间信仰，尝试通过金泽镇这一民间祭祀的“活标本”来观察江南和中国的宗教特征。“从金泽，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及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对金泽镇的祠庙和祭祀生活展开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显示了强烈的“内在过程性”特征，类似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长期的宗教人类学田野实践中总结出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手法。格尔茨运用“深描”这种极具解释力的方法，尽力在考察和研究中包含经验的脉络、组织经验的意向、呈现过程性经验的意义，获取地方性知识，并对其中的“经验过程”作出文化的解释。换言之，“外来者”（outsider）的视角难以真正说明当地生活，“族内人”（insider）的想法才能代表真正的本土知识。因此，“深描”的核心是“理解他人的理解”。作者对金泽祠庙的考察，也力图深入到当地人内在的信仰过程与理解方式之中，最真实地呈现这种广泛存在于江南市镇社会的民间祠祀的“地方性宗教知识”。

　　具体而言，作者不仅运用《松江府志》《上海县志》《青浦年鉴》等官修地方志和《金泽小志》《金泽千年桥庙文化》等民间自纂的乡镇志资料，结合对这一区域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数据的分析，细致梳理出以金泽祠庙为代表的江南市镇信仰的历史渊源与演变；还实地调查金泽镇如今保留、复建或迁建的民间祠庙殿宇，传统节庆（庙会、香汛盛况）与祭祀仪式（打莲湘、扎肉提香），并获取丰富的口述历史资料（乡村老人回忆、与信徒谈话手记）及近年来当地的乡镇重建实践（张氏兄弟嘉礼堂经营、镇政府规划旅游开发）的经验，力图以“深描”的方式尽可能全面、细致地获取金泽祠庙的地方性知识，并从他人（个体或家族的居民、信徒、义工、香客、商人等）的视角对这类“市镇祭祀”现象进行理解和诠释，具体呈现其中的“信仰与理解的内在过程”。由此，作者通过将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金泽“祠庙—祭祀”的“复合标本”进行深描研究，最终指向江南民间宗教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性宗教知识体系建构本身也成了一种“文化解释”体系的建构，因而具有广泛的理论意义。

　　而且，借由这种“深描型知识体系”建构，江南市镇信仰与祭祀实践中许多看似荒诞不经、杂乱无章的内容得以被公众认知和理解—江南民间信仰生活广泛涉及“神祇”“祭祀”“社会”“庙会”等要素，并非缺乏理性与秩序的特征，只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理性形式也各异。作者反对用西方的“理性”概念和标准来审视中国民间宗教，认为“在中国民间宗教中间表现出来的秩序化，也是理性化的一部分。任何事物，只要有了内部秩序，便可以合理地运行”。因此，江南民间宗教虽然“有时候看起来相当无稽，却自有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逻辑主要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此种观点与欧大年（Daniel Overmyer）、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西方宗教学者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秩序与内在理性”“中国宗教具有合理性的特征（rational character）”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欧大年《中国民间宗教的秩序与内在理性》，《通讯》1998年第3期；劳格文《中国宗教的合理性》，《法国汉学》1999年第4期）

　　另外，作者对于江南市镇祭祀与地方性宗教知识体系的“深描”，还凸显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的特征。在现代化、都市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民间祭祀不断“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年过八旬的吴阿婆表演“打莲湘”酬神歌曲，歌词既有她小时候习得的传统歌词，也有她近年来新编的一些内容，而这些新歌词、新曲调都受到了一些现代因素的影响。

　　由此看来，作者关于金泽祠庙和祭祀形态的考察，不仅深入描绘了江南市镇信仰生活的“内在过程性”，也探寻和思考着民间祭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