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北京藏书家谢其章曾说，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藏书票收藏热起来之后，“内地的文人如梦初醒，翻箱倒柜，把我们羞涩的书票历史抖落了一遍又一遍，数来数去不过宋春舫、叶灵凤、施蛰存、李桦、唐英伟几个人几枚票”。这话说得虽然刻薄，倒也属实。从目前可考证的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关祖章使用藏书票开始，民国期间真正把藏书票贴在自己书上、物尽原用的中国人应该不过百，跟几个世纪海量使用的欧美人相比确实羞涩。但这不到一百号人撑起的中国二十世纪藏书票使用史，却也在一个极狭小的领域见证了西方图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这不到一百人，还可以细分成三类：一是叶灵凤、宋春舫、施蛰存、伍连德等，本为名士，藏书票是其丰富生平的别样点缀；二是李桦、唐英伟、赖少其、张在民等追随鲁迅的中国第一代革命版画家，藏书票是他们版画创作之余的闲暇小品。从身份上说，他们首先不是藏书票的使用者，而是制作者。在上述两类之外，还有第三类，他们多为知识分子，却在浩瀚而残缺的民国人物谱上身影倏忽。只是到最近一二十年，因为曾使用过藏书票而被重新发现。这些人中，除了个别名家被人们反复研究之外，其他人的生平，大多已经湮没在历史当中。而石堉壬就属于这一类。

一

　　石堉壬的这款藏书票长八厘米，宽六厘米，构图简洁。在套印着蓝色的长方形纹饰之内，从上往下分别是“EX LIBRIS”，主体“石堉壬藏书记”，和石堉壬姓名的英文简称“Y. J. CHE”。票主显然清楚拉丁语“EXLIBRIS”的原义，“EX”和“LIBRIS”是两个词，故非常严谨地在中间空了一格，并非如大多数藏书票那样连写在一起。

　　贴着石堉壬藏书票的书，我见过两本。一本是一九四四年上海古今出版社的《蠹鱼篇》，另一本是一九四三年日本丹青书房出版的《台湾演剧的现状》。

　　《蠹鱼篇》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古今》杂志上书话文章的结集单行本，号称聚拢了周作人、周越然、黄裳等“八大家”。“蠹鱼篇”三字为吴湖帆题写，一九四三年初版，贴有石堉壬藏书票的那本是隔年二版印刷。

　　石堉壬所藏《蠹鱼篇》流传至今，品相已显破旧。藏书票按惯例贴在封里页上，在藏书票四周，还有另一个人的钢笔题记：

　　石兄堉壬一九四八年受云大社会系的聘请，与李慰祖兄同来昆任教，由慰祖兄之介得与相识，承借以此册。解放初期石君参加某年政工工作，积劳病故，这小册子便留在手边，无由归还。

叙徵识

　　李慰祖是石堉壬的本科同学，后文还会提到。“叙徵”是昆明哪位先生，我却一时查不出来。鉴于石堉壬的个人资料非常匮乏，这几十个字的题记不仅表达了对书友的挽怀之情，也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石堉壬非常重要的生平信息。

　　另一本贴着石堉壬藏书票的《臺湾演剧的现状》为日本人滨田秀三郎所编，包括竹内治的《台湾演剧志》和中山侑的《青年演剧运动》两部分内容。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戏剧文化，主要以皇民化运动施行下体现日本教化的“改良剧”和“国民演剧”为主，也包括少量在夹缝中生长，用闽南语演绎传统皮影戏、布袋戏的所谓“新剧”。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台湾演剧“现状”，就是日本政权对台湾民俗的严格控制，及控制之下世相的扭曲和艰难。

　　大概，我们不能过度解释，把每一本贴着藏书票的石堉壬藏书都判定成是围绕其学术研究主轴的核心阅读书目，但恐怕也只有按照这个中心线作一些猜测，才最不会跑偏，进而最大可能地触摸到石堉壬的阅读旨趣所在。从上面两本书及书中信息或可推断：石堉壬喜欢读书、爱买书，对民俗戏剧比较感兴趣，应该懂日文；传闻其曾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英年早逝。

二

　　关于石堉壬，我还找到一些零星的资料。

　　中国第一代留法民俗学家杨堃在文章《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中提到过石堉壬。他在介绍他指导的几位一九四一年毕业的本科生的学位论文时写道：

　　这些论文的水准大致全可满意，并有几本特别精彩。譬如李慰祖的《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陈封雄的《死亡礼俗》（前八家村）、石堉壬的《性生活》（前八家村）、虞权的《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前八家村），这四种专刊报告在中国民俗学界及社会学界尚未曾有过。

　　这段印在一九四八年《民俗学研究集刊》上的话，坐实了石堉壬是杨堃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带过的学生，而且还是其中比较得意的弟子。石堉壬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的性生活》，据说是围绕北京郊外前八家村的一场婚礼展开的。中国的社会学，真正开化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吴文藻、杨堃等留洋博士归国之后，石堉壬一九四一年就在杨堃的指导下完成性社会学方向的论文，不可不谓开国人风气之先。

　　燕京大学的图书资料，除散失之外，均已移入北大图书馆保存。不过非常可惜，这篇我特别想看到全文的论文，没有找到。我在国家图书馆也没能找到它，有人专程为它去云南大学寻觅，亦无所获。

　　此外，中法汉学研究所一九四四年编印的学报期刊《汉学》第一辑，刊登了一篇长文《本所工作概况》，对中法汉学研究所成立三年来的机构设置、工作情况、学术活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石堉壬”。

　　中法汉学研究所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主办单位是法国驻华使馆。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关闭了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大批燕大教师面临再就业。具有法国留学背景的杨堃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转到中法汉学研究所，担任当时研究所唯一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民俗组”的负责人。同年，石堉壬也从燕大毕业，他有没有和老师一起到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仅凭上述材料还看不出来。但三年之后的一九四四年，石堉壬成为研究所的一员，并且承担了撰写所内全局工作概述的任务。

　　通过对研究所当时工作概况的了解，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石堉壬的工作环境和状态。此时，中法汉学研究所下辖民俗组、语言历史组和通检组三个学术研究小组。民俗组依然是实力最雄厚的大组，主要工作包括五祀研究、中国各省风土全志编纂、民俗学分类表编制，以及年画、神祃、历史照片等资料的搜集等。研究所除定期举办学术讲演、资料成果展陈之外，还办了法文研究班，教中国人用法语治学。

　　石堉壬的名字，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的《华北日报》上又出现了一次。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始，《华北日报》开辟了“俗文学”专栏，胡适亲提栏目名称，每周五出一期，占半个版面。“俗文学”第二期登载了孙楷第、傅惜华等四个人的四篇文章，其中也包括石堉壬的《书评：〈西南采风录〉》。

　　石堉壬评论的《西南采风录》是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一九四六年编写的专门记录湖南、贵州、云南三省民族小调的诗歌集，被联大师生誉为“现代诗三百”。对此书推介之后，石堉壬也毫不避讳地提出了四点批评意见，其中仍可见他对性社会学问题的关注：

　　刘君于书中总结内谓尚有多首粗俗乏味及词意近于淫纵者，因恐有伤大雅，予以删除。愚意此类歌谣，亦有其价值，尤能代表民间之真实生活，在两性问题内占极重要位置，应予保留，望迟后刊行，公诸同好。

三

　　很長一段时期，我对石堉壬生平的探寻就止步于此了。石堉壬的专长为社会学、民俗学，很可能懂日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去世。这也意味着，他应该只活到三十几岁，非常可惜。

　　后来我找到了几年前天津《中老年时报》上的一篇报道《父亲万卷藏书悉数捐云南大学图书馆》，文中石堉壬的儿子石震苍接受采访时说：

　　从记事起，就知道父亲酷爱读书。有一次到云南去看他，一进门就看到了满屋的书，还有堆到房顶的大书箱。父亲每晚都要读书，他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书，调到人民大学任教后，父亲也坚持读书、藏书。他还专门出了记录自己藏书历程的《藏书记》。父亲一九五二年去世，母亲将全部书籍都捐给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云南大学图书馆。

　　因为对藏书票实在瘾大，虽然没有任何采访经验，我还是设法联系到了年过八旬的石震苍先生。

　　但石震苍对父亲所知仍非常有限，他刚出生时石堉壬在云南任教，一九五一年石堉壬从云南大学调至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后半年即去世。可以说，父子二人从未真正在一起生活过。

　　石堉壬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河北滦县。其父石廷栋，早年为滦县福音堂牧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滦县汇文中学校长，石堉壬也曾在此中学代课教英文。“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入关，作为教会学校的汇文中学被迫停课，石廷栋转任滦县新民教育馆馆长。这是一间创办于一九○五年，作为维新变法产物的地方教育机构，在清末京东地区颇具声望。之后，石廷栋还担任过北京汇文小学的副校长等职。

　　石堉壬通英、法、日、意文，却一辈子没出过国门，这也意味着他关于藏书票的知识是在国内习得。《中老年时报》记载石堉壬“专门出了记录自己藏书经历的《藏书记》”，现亦无踪迹，但我相信这部书稿是曾经存在的，因为“藏书记”这个相对特殊的称呼也出现在他的藏书票上。

　　好在他还留有一款藏书票，让我们可以经由这张小纸片，纪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