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迈

　　二○一七年八月美国“右翼大团结”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镇（Charlorttsville）举行示威导致暴力冲突后，我泛览各种报道和评论，不禁想起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瑞典学者贡纳尔·默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898-1987）的名著《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制》（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也想起两年前美国国会中有关搬移联邦政要雕塑的那场激烈辩论。

　　先说那场辩论。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间黑人教堂开枪射杀九名黑人，凶手对黑人的仇恨、作案手法之凶残，震动全美国。在国会，有议员再次提议，立法在公共场所撤除南方邦联的象征，包括邦联旗帜、邦联政要和将领的雕像等等。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也再次提议，将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H. Stephens）的雕像从国会山庄搬走。刘易斯的提议至今没有结果，斯蒂芬斯的雕像仍安坐在国会山庄，但若稍微探究这一提议引发的激辩中各方的立场、意见，或可略知支持或反对搬移邦联政要雕像这一事件的复杂性。

　　在国会山庄，各州都有两座代表本州的雕像（佐治亚州实际上有三座雕像—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雕像由国会通过特别法案而增设）。佐治亚州在一九二七年将斯蒂芬斯的大理石雕像送到国会山庄，从那时到如今，已有九十年。

　　在这九十年中，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刘易斯本是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下出生长大的黑人少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历经无数次被捕、被打受伤，成长为民权运动领袖，一九八六年当选为代表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屈指算来，他在国会服务已有三十年。

　　刘易斯主张将斯蒂芬斯雕像搬移出国会山庄，理由之一，是多年来他都很头痛，怎样向造访国会山庄的小学生讲解斯蒂芬斯这位佐治亚州代表人物的故事。

　　要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给八九十来岁的小学生讲清楚斯蒂芬斯的故事，确实不容易。斯蒂芬斯雕像底座的文字这样介绍他：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芬斯 1812-1883

　　邦联副总统

　　佐治亚州州长

　　政治家—作家—爱国者

　　雕像底座还刻着一段话，据说是斯蒂芬斯的名言：

　　我天不怕，地不怕，地狱也不怕，

　　就只怕做错事。

　　（I am Afraid of Nothing on the Earth，

　　Above the Earth， Beneath the Earth，

　　Except to do Wrong.）

　　如果有游客仔细端详斯蒂芬斯的大理石雕像，诵读这段名言，然后带着斯蒂芬斯是不敢做错事、不会做错事的来自佐治亚州的美国英雄印象而离开，那就真是大错特错了。斯蒂芬斯说他只怕做错事，而他是否做错过事，只能放在美国历史中来讨论评估。这种评估，三言两语讲不透彻，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刘易斯为此而头痛，完全可以理解。

　　斯蒂芬斯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林肯赢了一八六○年总统大选之后，南部蓄奴州相继宣布脱离联邦，于一八六一年二月成立邦联临时政府，斯蒂芬斯被选为副总统。三月十一日，邦联临时政府任命的委员会起草了“邦联宪法”，送交邦联各州审查通过。三月二十一日，斯蒂芬斯在佐治亚州萨瓦纳发表“基石演讲”，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捍卫奴隶制，将奴隶制视为南方新政府的基石（cornerstone）。这篇“基石演讲”，全文差不多五千字，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之一。

　　斯蒂芬斯的职业是律师，曾任国会众议员，素有思维敏捷、言辞锋利之名声。在演说之初便宣称，要让整个南部“共和国”都听到他的声音，知道他的观点。他断言：“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七个州已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新政府。”

　　现在，新政府已起草了新宪法。斯蒂芬斯说，新宪法对老宪法作了一些修改，由于这些修改，“我毫不犹豫地表达我的判断：新宪法绝对比老宪法好得多”。

　　新宪法比老宪法好得多，照斯蒂芬斯的解释，是因为它不再遵循“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了。他的原话：

　　在制定老宪法那个时期，他（杰弗逊）和其他重要政治家所主张的主要观念是，奴役非洲人是违反自然法的；从原则上讲，奴隶制在社会、道德、政治上都是错的。奴隶制是一种邪恶，而他们当时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一般认为总有一天，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会慢慢消退以至消亡。这种观念，虽然没有写进老宪法，但在当时却是一种主要观念。……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类观念基于种族平等的假定，而这一假定是错的。它是一种散沙型的基础，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政府，在风暴来临狂风刮起之时，必定会倒塌。

　　我们的新政府恰恰建立在完全相反的理念之上。我们新政府建立在这一伟大真理的基石之上，即：黑人不是白人的平等者；奴隶制—黑人对比他们优越者的服从—是他们的自然和正常的生活条件。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这一伟大的物理、哲学和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

　　斯蒂芬斯这篇演说，明确无误地阐述了南方邦联脱离联邦政府的原因，强调说明奴隶制是邦联的“基石”，对学习理解美国内战的起因、本质，极有帮助。但是小学生们大概就没有读过，他们到国會山庄参观访问，请佐治亚州的众议员刘易斯讲解这位佐治亚州推选出来的代表人物，设想刘易斯给他们念这篇演说，有小学生必然要问：

　　既然斯蒂芬斯断言黑人天生只能做奴隶，那他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吗？

　　斯蒂芬斯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南方邦联副总统，为什么说他是爱国者？他爱的是哪一国？

　　斯蒂芬斯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地狱也不怕，就只怕做错事”，可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念是错的，这难道不是他做的错事吗？还有什么比拒绝这一美国立国理念更错的事呢？

　　佐治亚州一九二七年将斯蒂芬斯的大理石雕像送到国会山庄，为什么是一九二七年？斯蒂芬斯那时应该是佐治亚州敬仰的英雄，不然不会以他作为佐治亚州的代表。他现在还是在佐治亚州广受敬仰的英雄吗？今天的美国人，在国家首都看他的雕像，要学些什么呢？

　　可以想象，一个接一个，会有一大堆问题提出来，要花很多时间讨论。刘易斯提出将斯蒂芬斯雕像搬移到博物館或历史中心去，在那些“适当的场合”，用充分的时间，讨论斯蒂芬斯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是平实而中肯的建议。刘易斯解释，国会山庄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在那里展示的种种象征符号，包括雕塑，应该凝聚人心，促进国家团结（unity），而不是分裂。他的这个理由，也是很平实中肯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理念，应该是美国国家团结的基石，斯蒂芬斯言行一致，反对这一建国理念，分裂国家，时至今日，他的雕像仍安置在美国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已极不适宜，至少是一种尴尬。

　　刘易斯二○一五年六月的提议在国会引起激辩，有各种反应。有一位黑人民主党众议员说，他不支持将斯蒂芬斯的雕像搬走。他说，他不知道斯蒂芬斯是什么人，也从来没注意过他的大理石雕像，因此搬不搬走这座雕像对他来说不是一件紧要的事情。这位黑人众议员说，他认为真正的种族主义符号是南方邦联的旗帜，把邦联战旗图案从南方各州的“显著的公共场合”撤除是“一件好事”，是“伟大的进步”。不过，他问：如果说到（搬移、改换）纪念碑、街道名字、建筑物名字，你要做到什么地方才停止呢？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他的问题，也不易回答，至少短时间内不易回答。比如说，如果将斯蒂芬斯的雕像从国会山庄搬走了，那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两个“斯蒂芬斯县”（Stephens County，一在佐治亚州，一在德克萨斯州），要不要改名？

　　佐治亚州的白人共和党众议员维斯特摩兰（Lynn Westmoreland）则说，南方邦联旗帜并不代表种族主义，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的战士大多数也不是种族主义者：

　　……在内战中战死的邦联战士的大多数都不是奴隶主。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国家（states）而战的人。我不觉得他们对奴隶制有任何想法。

　　威斯特摩兰在这里表述的，是南方邦联后裔在十九世纪后期创造的一种历史解释，即内战起因不是南方奴隶制，南方邦联为之而战的是独立、主权，南方阵亡将士英勇、高尚，值得他们的后人缅怀纪念。这套说法的特质是它自圆其说，信者肯定它的真实性，不接受任何质疑，包括基于原始文献的质疑。信与不信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沟通。

　　二○一五年六月至七月国会的那场辩论中，记者在报道中曾全段摘引斯蒂芬斯的“基石”演讲，但这种明白无误的历史文献似乎无助于那些认为南方不是为奴隶制而战的人修正他们的观点。有记者问威斯特摩兰，刘易斯在民权运动中身经无数次警察镇压、殴打、逮捕，这些警察往往佩戴南方邦联的符号，这种经历自然使刘易斯视南方邦联旗帜为种族主义的象征，威斯特摩兰能不能理解刘易斯的观点？

　　威斯特摩兰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那么，如果我相信它（邦联旗帜）是传统（heritage）的一部分，他是否能理解我呢？”

　　据报道，第二天威斯特摩兰见到刘易斯便说：“别相信报纸的报道。”

　　刘易斯答道：“我们都别提这件事了。我不会和我们佐治亚州在国会的代表团中任何一位干仗的。”

　　刘易斯必定有很深的挫折感。有关历史的讨论争论，在现实政治不可避免的妥协调和之中，被淹没、被搁置。时至今日，斯蒂芬斯的雕像仍安坐在国会山庄。

　　不过，这件事有新的发展。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斯蒂芬斯的两名后代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佐治亚州长和州众议员，要求将他的雕像从国会山庄移走。

　　斯蒂芬斯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他的这两名后代，是他的曾曾侄孙（great， great， great grand-nephew），正在密歇根大学读博士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和职业是精神健康助疗士的布兰登（Brendan）。据他们说，他们应该是斯蒂芬斯最近的直系亲属了。他们的公开信说：

　　我们写这封信，敦促你们将现安放在国会山庄雕像厅的斯蒂芬斯雕像移走。

　　我们认识到，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如果谁听说过，也许是在历史课上，或是听闻过他那现已臭名昭著的“基石”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描述了邦联政府的基本原则。他说的基石，是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主义。

　　邦联纪念碑（物）需要移除。将它们移到博物馆里去，让人们在博物馆学习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将它们从公共空间移走，让那些曾被奴役的人的后代不再在工作场所或校园中从这些纪念碑物下走过。将它们移走，让孩子们从此不再从地方公园的秋千架上仰视它们。我们的有些亲戚也许不同意我们的提议，但正是他们给我们灌输的价值观使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将斯蒂芬斯的雕像从国会山庄移走。

　　当制度改变之后，通常（象征代表）这些制度的纪念碑物也就倒下了。主要是由被奴役的后代所推动的运动迫使奴隶制度和白人至上制度改变了；今天南方的大多数白人都否定奴隶制和白人至上制度，可是，居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多太多的白人却接受了支撑奴隶制和白人至上制度的种种故事和纪念碑（物）。近来，发生在查尔斯顿和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制造的恐怖事件触目惊心，告诉我们，过去仍活在当下；每一天，白人至上的历史都历历在目。移除邦联符号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却是必要的一步。请帮助我们现在就对这一历史负起责任，不要把这些纪念碑（物）再推给下一代。

　　这两兄弟在佐治亚州长大，从小便听到许多有关他们的先祖斯蒂芬斯的故事，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有很深的认同感。但他们长大能够独立思考之后，便发现南方邦联传统必须继承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布兰登说，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暴力事件，使他终于得到结论，那套宣称热爱邦联传统却对黑人绝无仇视的说教是不通的。

　　布兰登的兄弟亚历山大在访谈中也谈到从小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和他的质疑反思：

　　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成长过程中崇拜邦联，而是说，那是一种认知不一致的状态（Cognitive dissonance）—奴隶制是错的，但是也许支持奴隶制的人当中有些并不那么坏。我们被教导不要正视它（这种认知不一致）。这是一种家庭传统，代代相传。

　　这两兄弟现在终于明白，也清楚地表述了，那仿佛自圆其说的“奴隶制坏，但支持奴隶制的人不一定坏”的理论其实难以自圆。

　　美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不少难以自圆的自圆之说。一九四四年出版的《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制》一书，对这一美国现象进行了全面描述和精细分析。

　　一九三○年代末，为获得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客观分析，卡内基公司邀请瑞典学者默达尔来主持一项研究白人黑人种族关系的项目，数年后研究成果出版，即《美国的两难困境》。这本书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是一部经典之作，这篇短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对它作出综合概述和中肯评价，只想略为介绍它对美国难以自圆的自圆之说的描述和分析，并建议，这本书的分析概念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而它作为学术著作对美国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也值得回顾。

　　《美国的两难困境》是一部大书，一九六二年的第二版正文超过一千页，加附录、注释、索引等，全书共一千四百多页。作者默达尔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九七四年与哈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内基公司一九三七年请他来主持研究项目，很明确地说，因为瑞典没有种族问题，请一位瑞典学者主持这项研究，希望结论会比较客观。默达尔曾建议组织一委员会，由他和一名北方白人，一名南方白人，和一名黑人一起组成。但卡内基公司拒绝了这项建议，坚持由默达尔一个人主持，由他作为作者对全书的研究结果和结论负责。

　　默达尔有两名助手，并指导一个由几十名专家组成的团队，对美国黑人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默达尔在序言中介绍，这个项目主要研究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等的“地位”（status），以及白人和黑人对“黑人的正确地位”的种种“看法”（opinions），因而也必须遍览“美国全景”（the total American picture），以获得对美国黑、白种族关系的整体认识。这部书篇幅浩大，但文笔流畅。默达尔通过大量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中已无法再自圆其说的矛盾：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宣称人人平等，所有人的公民权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然而现实中黑人却生活在种族隔离的制度下，备受各种歧视，根本没有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待遇和平等的法律保障。

　　今天回头去看，美国最高法院在一八九六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s. Ferguson）的判决中裁定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并不违宪，“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最难以自圆其说的了。但这个判决支撑了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支持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理论和实践超过了半个世纪。默达尔的书中，记录了许多白人想方设法将这难以自圆其说的种族隔离制度与其他种种难以自圆其说的事情和看法变得自圆其说的故事—有些是强词夺理，有些是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接受事实，有些是不懂装懂，还有很多是鸵鸟心态，不正视现实。默达尔还观察到，大多数白人其实对黑人的真实状况基本上无知（ignorance），他的书中有一小节，专门讨论这种无知给白人带来的种种便利（The Convenience of Ignorance）。这一小节文字流畅简洁，但有犀利的批判锋芒。

　　默达尔的书一九四四年出版之后引起巨大反响，十八年内印刷了二十五次，售出十万多本。有书评者说，任何美国人如想以最起码的诚实面对美国黑白种族关系的真实现实，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一九五四年，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隔离但平等”不能自圆其说，是违反宪法的。隔离怎么能平等呢？最高法院在审理此案的两年时间里，曾引用不少学术著作，检讨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的种种伤害，最终得出其实黑人自始就有的结论：“隔离但平等”是荒谬的。默达尔的书，在最高法院“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辩论中，曾被引用，为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不可能受到平等待遇的论点提供论据。

　　荒谬的“隔离但平等”的理论，在它被承认是荒谬的理论之前，曾被大多数美国白人当作是合理的理论而接受，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真实。到了大多数人都觉得这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废除那残酷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时机便成熟了。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后代所说的那种“认知不一致”状态，许多白人似乎现在仍然生活在其中，如果通过讨论、辩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像斯蒂芬斯兄弟一样，终于明白他们从小就信奉的“奴隶制坏，为之而战的人不一定坏”的说教难以自圆其说，美国人对近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的许多历史问题或许会逐步达成共识，协商解决。

　　当然，现实和历史一样，都很复杂。一旦偏见和荒谬成为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是怎样的难以自圆其说，要改变它们就绝不容易。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要靠一场惨烈的战争来摧毁，但很快南方又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以法律保护不平等，延续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虽然奴隶制、种族隔离制度已被废除很多年了，而在佐治亚州，法律仍然保护邦联的符号和象征。

　　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作出“隔离但平等”制度违宪的判决之后，这一制度在法律上便不可再延续了。佐治亚州却在一九五六年选择采纳一新的州旗，将邦联的战旗图案纳入其中。无论后来有人如何解释，那一举动实际上是对联邦最高法院一九五四年的判决表示不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认同和坚持。

　　终于有一天，一九五六年州旗的支持者再也無法自圆其说（他们只是要保护自己的传统，并不仇视、歧视黑人），他们便在二○○○年与反对者达成妥协，将邦联战旗图案从州旗上去掉，但他们在佐治亚州的法律中增加了这一条款：

　　任何未经授权的个人、商号、公司和其他实体，对献给、尊崇或叙录本州、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各州以及邦联（The Confederate States）各州过去和现在的军事人员的战斗贡献的私人拥有的纪念碑、纪念匾牌、墓碑或纪念物品进行损坏、磨损、轻蔑地侮辱、搬迁、搬移、隐蔽或遮掩，都是非法的。

　　这条法律，文字清楚而周密，但它背后的理由，却难以自圆其说。佐治亚州是否能够以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继续保持和执行这一法律，值得关注。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