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三国演义》中，姜维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第九十二回末尾，他是书里最晚出场的重要人物。其时诸葛亮已拿下南安，派人扮魏将往天水赚城，此计被姜维识破，郡守马遵按姜维部署，对前来袭城的赵云来了个反包围。下一回，通过阵前交锋写姜维枪法超卓，赵云大惊之下，暗忖曰：“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诸葛亮亦不由惊问：“此是何人，识吾玄机？”一是武艺，一是谋识，寥寥数语都有了，小说家此处手段极好。后来姜维降蜀，小说写得比较曲折，因分兵回防冀县（“兼保老母”），诸葛亮用反间计，使魏方以为他已投敌。及姜维杀出重围返回天水，马遵硬是将他拒之城外。《三国志·蜀书》本传未有诸葛亮这些套路，亦见“城门已闭不纳”之语（因诸县响应蜀军，郡守怀疑姜维有“异心”）。小说家如此费心铺叙，旨在彰显诸葛亮对姜维之器重。书里说得很直白：

　　……姜维下马投降，孔明慌忙下车而迎，执维手曰：“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

　　写诸葛亮对姜维寄予重望，亦自有史料根据。本传谓：

　　（诸葛）亮与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书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按，即李邵、马良）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须先教中虎步（按，梁章钜注谓：蜀有虎步监，盖羽林监之比，有中、左、右三营）兵五六千人。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

　　本传所引诸葛亮的评价已非同一般，却不似小说表述那么夸张。诸葛亮认为姜维“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先让姜维训练虎步监的一个营，大概是作为考察，此后“当遣诣宫，觐见主上”自有提拔重用的意思。姜维降蜀在建兴六年（228），其初辟为仓曹掾加奉义将军，即丞相府主管粮谷的掾属（训练虎步监只是书信中说起，传中未及陈述），这职阶不算高，可他原来只是天水郡参诸军事的佐官。两年之内，又迁中监军、征西将军，跻身将相大臣之列。至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姜维似乎未有特别建树。

　　这一段，小说则有另一套叙事，并未提及虎步监和仓曹掾的履职经历。姜维到诸葛亮麾下，直接作为一线战将出征，第九十四回便投入与羌人的战斗。第九十五回，诸葛亮兵出斜谷，用姜维为先锋，及马谡失街亭又拿他断后。第九十七回，姜维诈降反水将曹真引入斜谷包围圈，大破曹军而初建功勋。此后九十八回引兵取武都，九十九回与廖化按诸葛亮锦囊计袭击司马懿大营。第一百回，诸葛亮以增灶法退兵，是与姜维对话中道出。第一百一回，再随诸葛亮出祁山，卤城收麦后又率军拒敌。继而一百二回渭水北原之战，姜维亦在阵前。第一百三回，诸葛亮扶病祈禳之际，身边正是姜维陪伴……后至一百五回，蜀军退兵，途中斩魏延是姜维、马岱按诸葛亮遗计行事。所有这些，除了诈降诱敌一节，其他都是打酱油，未是实质性参与故事情节。诸葛亮在世的时候，谋划大事轮不到他，上阵厮杀抢不到魏延前头。但小说要塑造姜维文武双全的形象，不能总把他晾在一边，这就时不时要带他走场。

　　但据本传“（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卒，（姜）维还成都”一语，可推知姜维确曾跟从诸葛亮出征，至少最后一段时间伴随左右。

　　诸葛亮“今遇伯约，吾愿足矣”这番话不啻直接告诉读者，以后匡扶汉室的担子就交給这个人了。诸葛亮命陨五丈原之后十余回中，姜维几乎是独自支撑大局。

　　可是从时间上看，诸葛亮殁后许多年，小说没有叙说姜维的故事。倘若不是细心阅读，不大能觉出这好大一块空白，因为从扶柩撤兵到第一百七回姜维出兵雍州，中间只隔了一回（写司马懿征辽东和诛曹爽兄弟及曹氏宗族诸事），似乎诸葛亮“六出祁山”之后接着就是姜维“一伐中原”，正好构成前赴后继的情节链。只是这回的征伐有些灰头土脸，不意被郭淮抄了后路，结果兵败牛头山。从史书上看，这是蜀汉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249）的事情。自诸葛亮去世至此已过了十五年，这时姜维已是卫将军，录尚书事，进入了权力中枢。显然，小说大幅度压缩了叙事时间，跳过了他在蒋琬、费祎手下听差的郁闷岁月。

　　诸葛亮看好姜维不假，却并未直接将他扶上马，因为蒋琬已被指定为接班人。据蒋琬传，北伐之初，诸葛亮就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蒋）琬。”诸葛亮传中，上疏后主的《前出师表》亦将宫中府中之事托付侍中郭攸之、费祎及侍郎董允三人。不知何故，建兴八年以后郭攸之就从大臣班列中消失了，《蜀书》竟未予此人立传。后来蒋琬、费祎、董允都是立朝主政的人物。《华阳国志》有这样一个说法：“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卷七）其实，诸葛亮以后，蜀汉未再设丞相，蒋琬、费祎先后以尚书令主持政务，以大将军（或大司马）总领军事。建兴后期至延熙初，蒋琬因疾患缠身，乃与费祎分权而治。

　　按史书记述，蒋琬、费祎略有口碑而无大用。在小说中，他们几乎是无足轻重的阁僚，像是龙套角色。诸葛亮何以看重这般人物？读者难免有此疑问。其实，蜀中已无大材，蒋、费二人算是能够把持大局。王夫之《读通鉴论》比较蜀魏人才，有谓：“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轻，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卷十）

　　蒋琬接任军国大事，居然不是萧规曹随，上手就调整诸葛亮的战略套路。据本传所述，蒋琬认为诸葛亮的征伐路线有问题（“道艰运险，竟不能克”），提出不再以关中地区为目标，“不若乘水东下”—沿沔水、汉水而下，袭击魏兴、上庸二郡，进而攻取襄阳（均属荆州之魏国部分），为此大量建造船只。这套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舟师伐魏有其致命缺陷，就是进易退难，倘不能取胜，船队很难逆水回撤，当初刘备伐吴时就有黄权提出这个问题。后来蒋琬的思路又转向西北凉州，那更不靠谱。凉州即今甘肃兰州以西地区及青海西宁一带，且在当年诸葛亮一度占领的南安、天水（均属雍州）之西北，距离曹魏核心地区更加遥远。

　　执行蒋琬攻伐凉州计划的自然是姜维。本传谓：“延熙元年，（姜维）随大将军蒋琬住汉中。琬既迁大司马，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六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蜀军北伐大本营一向在汉中，诸葛亮几度出征就是从汉中出祁山、散关和斜谷。但诸葛亮的目标在东北方向，姜维则向西北运动，所谓“数率偏军西入”，很可能只是小股部队突入敌后进行骚扰。《通鉴》胡注曰：“蜀诸军时皆属蒋琬，姜维所领偏军耳。”至于让姜维挂凉州刺史头衔，是让他负责边区绥靖事务，凉州在蜀汉境内只是人烟稀少的武都、阴平二郡。

　　蒋琬时期，蜀魏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事在延熙七年。曹魏方面曹爽、夏侯玄自骆谷进犯汉中，与蜀将王平相拒于洋县以北之兴势，其时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率军驰援，成功地阻击了对方，打得曹爽溃不成军。但奇怪的是，此际蒋琬、姜维屯于涪县（此处离汉中更近），而载录这次战役的《三国志》各传均未见有蒋琬、姜维参战记录（如《蜀书》王平、费祎及后主传，《魏书》曹爽、夏侯玄传）。总之，兴势之战与姜维无关。

　　延熙九年，蒋琬卒，大将军费祎统领军政。翌年，姜维趁雍、凉羌人附汉反魏，出兵陇西接应诸羌，与魏将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见本传，《魏书》郭淮传所述更详）。此役姜维亦未讨到便宜，反倒让夏侯霸一路追杀到阴平境内的沓中。但在《三国演义》中，这次战役被挪至延熙十六年，也就是一百九回的铁笼山之战。有趣的是，时间这一挪后，因司马懿诛曹爽而叛魏投蜀的夏侯霸已与姜维并肩作战。小说仍以姜维连结羌人为背景，用羌兵牵制魏军，杀死魏军先锋徐质，将司马昭围困在铁笼山。但郭淮施计解除羌人威胁，反用之为铁笼山解围。小说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虚构情节—姜维逃生时手无军械，腰里只剩一副弓箭，而且箭都掉落了，身后郭淮追来只能虚曳弓弦。最后接住对方射来的箭，用它射中郭淮。书中总结说：“（姜维）虽然兵败，却射死郭淮，杀死徐质，挫动魏国之威，将功补罪。”史书上明明是完败，小说里却让姜维独自干掉对方两员大将，以致功过相抵。其实，郭淮并未死于此役，而徐质则后于延熙十七年尚在陇西襄武与姜维相遇。

　　就事而论，陇西数战不克，不是姜维的错。蒋琬、费祎对姜维限制太多，他能调动的兵力很有限。本传特别指出：“（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诸葛亮《后出师表》开篇即谓“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二句乃蜀汉立国方针，前一句即是光复汉室的政治纲领。在《三国志》记述的人物言论中，这种意识形态绝对化表述唯独见于蜀汉。东吴人物亦或以“扶汉灭曹”相标榜，多半是一种策略性话语。而曹魏方面，似乎不大在意政治态度的彻底性，从武帝纪载述之曹操言论与政令来看，他所强调的不是官员们的忠诚，而是他们的职守。从这里可以引申出若干政治伦理话题，譬如王权合法性与政治忠诚之关系，等等。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这里要说的是，蒋琬、费祎在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政治路线之同时，却不得不放弃“王业不偏安”的光复目标。

　　显然，蒋琬、费祎很现实地估量了天下大势。这时候看，当年诸葛亮隆中对所期待的“天下有变”竟是一种反向变化，变得更不利于光复大计—关羽早殁，“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已成泡影；诸葛亮既卒，“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亦愈发困难。王业既已偏安，莫如恃险据守，这就是蒋、费二人的策略—很难说是苟且偷安，还是审时度势。

　　蒋琬曾上疏后主强调“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故而提出“分裂蚕食”这种小打小闹的伐魏计划（琬传）。费祎则直截了当告诫姜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维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说穿了，他们与曹魏作战已经不图进取中原，只是标榜“汉贼不两立”的政治姿态而已。让姜维率少量兵力深入雍凉边夷之地，闹出一点动静，既可向上交代，亦使自己心安。

　　正是蒋、费二人的权宜之策规束了姜维的军事活动，乃至日后没有了他们的箝制，姜维仍习惯以西线为征战目标。延熙十六年，费祎于岁首筵会被魏人郭循（一作郭修）刺杀，身为卫将军的姜维便与车骑将军夏侯霸同列大臣班首。《蜀书》姜维传列述此后几年战事，其军事活动主要还是在天水至陇西一带—

　　延熙十六年，“（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这次出兵方向是天水与陇西之间的南安郡。

　　十七年，“复出陇西，守狄道，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姜）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间（应作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陇西是雍州最西边的一个郡。据此可知，即便这西陲之地，姜维拿下数县还是不敢持守，只能掳得一些人口返回。

　　十八年，“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经退保狄道城，（姜）维围之。魏征西将军陈泰进兵解围，维却住钟题（一作钟提）”。小说一百十回写的就是这次的洮西之战。钟题在陇西中部，姜维退却此处，亦未能长期屯守。

　　十九年，“就迁（姜）维为大将军，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星散流离，死者甚众”。这回是转战天水郡，对方主将已换作邓艾。小说一百十一回叙说姜维攻南安未得，欲取上邽，在段谷陷入魏军重围，是捏合了十六年的南安之战与这回的战事。段谷距蜀境不远，其实姜维是退兵时被邓艾阻击。

　　接下來倒是难得出现了一个“天下有变”的机会，延熙二十年，诸葛诞在淮南发动兵变，司马昭抽调关中守军往寿春平叛，姜维便乘机向长安方向进击。本传谓：

　　（姜）维欲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时长城积谷甚多，而守兵乃少；闻维方到，众皆惶惧。魏大将军司马望拒之，邓艾亦自陇右，皆军于长城。维前住亡水（按，应作芒水），皆倚山为营。望、艾傍渭坚围，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258），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

　　这里所说的长城并非万里长城，是沈岭北边一座城镇（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从谭其骧历史地图上看，此地距离长安不到一百公里。姜维征战多年，就路径而言，这是对曹魏或司马氏最有威胁的一次。但长城终未拿下，长安可望而不可即矣。小说中，长城之战见于第一百十二回，即毛宗岗所谓“九伐中原”之“五伐”。回末说探马飞报寿春已破，诸葛诞被杀，司马昭即引兵来救长城。姜维大惊曰：“今番伐魏，又成画饼矣！”

　　此后景耀五年，姜维再度出征，战线又挪回陇西。

　　小说第一百十三回描述了一次完全虚构的战役，即景耀元年冬季姜维出祁山伐魏。这一回是写姜维大胜，虽说先有魏兵掘地道劫寨，那都无关大局。重点是姜维与邓艾、司马望两度斗阵法，让班门弄斧的对手大遭羞辱。但司马望布阵是诈谋，掩护邓艾袭取蜀军身后，此计自然瞒不过姜维，结果魏军两下惨败。为使姜维退兵，邓艾、司马望贿赂蜀宫宦官黄皓，让后主诏令姜维回朝。这是诠释英雄无奈的一种套路，黄皓固然“弄权于内”，却并无唆使后主召回姜维之事。此回末尾有毛宗岗杜撰的两句诗：“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可见是套用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叙说景耀五年伐魏之前，又大致沿用延熙二十年出征模式，在第一百十四回中虚构了另一场胜仗。这回还是直接往东北方向扶风、京兆出击。小说家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拿下长安才有灭魏复汉的战略意义。延熙二十年那次仅取骆谷一线，而这回蜀军分三路出击—廖化取子午谷，张翼取骆谷，姜维自己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齐，三路兵并起，杀奔祁山前来”。当然，小说表述的地理概念有误，依次插向东北的斜谷、骆谷、子午谷并不通往祁山，而远在魏蜀边境东段。从这三道山谷任何一处杀出，可以说长安即近在咫尺，但从诸葛亮时期算起，蜀军从未突破这几处谷地。姜维三路出击，看似阵势不小，但故事格局并不大，只是识破王瓘诈降之计，将计就计引邓艾钻入伏击圈。

　　小说中景耀五年的战事在第一百十五回，这次征伐路线又回到了陇西，因为史书有确切记载。基本事况是，姜维在陇西侯和（在今甘肃临潭县东南）遭遇邓艾，被对手击溃，不得已退回沓中（本传）。小说中此役前半截基本按照史实演绎，夏侯霸在洮阳（位于陇西郡西南端）中了司马望埋伏，邓艾则从侯和出击重挫姜维。但后半截陡然以虚构情节将局面扭转—姜维在洮阳—侯和牵制邓艾，张翼去偷袭祁山大寨；之后，双方全都转移到祁山战场，姜维几乎嗅到了胜利的气息，邓艾被困在寨栅内听任蜀军四面围攻。这回给邓艾解围的仍是黄皓与后主，一日三道诏至，又将姜维召回成都。

　　多年伐魏的征战到此戛然而止。景耀六年八月，邓艾、钟会分道从武都和汉中进军蜀地。就在这时刘禅改元炎兴，可是炎汉不兴，反倒亡了。

　　不知为什么，姜维最后竟怕了黄皓，就不敢再回成都。史家的说法是黄皓扶植右大将军阎宇，想要废掉姜维，《华阳国志》则谓姜维通过黄皓求往“沓中种麦”（屯田）。这样，小说里便有了郤正给姜维支招避祸的桥段。以种麦为避祸之计，很有些曳尾于涂的老庄智慧，可是这里边湮没了某种真相或是真相背后的逻辑。《世语》谓姜维死后被魏兵剖腹，称其“胆如斗大”（小说作“胆大如鸡卵”），此说固然夸张，但他无论如何不是冀求明哲保身之辈。姜维身为大将军，既手握重兵，何至于惧怕一个全赖弱主庇护的宦官？

　　小说第一百十八回写姜维以诈降结援钟会，借由司马昭和钟会之手翦除了邓艾，更与钟会密谋起事。钟会自是“内有异志”，擒邓艾之后独统大军，已不甘居人之下。《魏书》钟会传述其与姜维计议出斜谷取长安，然后分水陆两道五日之内直下孟津、洛阳，这计划堪称冷兵器时代之闪电战。钟会说：“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通鉴》胡注认为，此“蜀汉”乃指蜀郡、汉中之地，并非汉室遗绪）但小说里姜维另有心机，诈降就是要伺机恢复蜀汉，这跟钟会的目标不一样。姜维传本身没有提供这种说法，但裴注引《汉晋春秋》《华阳国志》称，其协同钟会构乱就是“以图克复”“还复蜀祚”。裴注亦相信，姜维意在“杀（钟）会复蜀”。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钟会是否窥识姜维的意图，而姜维是否真有那种后图之计，亦可质疑。以钟会之天资聪颖，欲坑杀魏将，授姜维重兵而未识此人心机叵测，这好像不大可能。

　　其实，他们二人很有些心灵相通，亦颇有相像之处。作为三国后期代表性将领，他们已非早期关张典许那种“万人敌”（至于姜维是否如小说描述的那种武将，可另作讨论），而是以思虑和谋略见长，姜维“好郑氏学”，钟会“精练名理”，都堪称儒帅。其初，双方于剑阁攻守之际，钟会作书与姜维，借春秋季札使郑故事，将姜维比作有君子之道的子产。如此惺惺相惜，以喻斯好，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相似点，亦即羁于宦途和军旅之孤独之迷惘。

　　钟会出身士族，少有重名，初以秘书郎起家，曾在司马氏兄弟身边参与机要。毌丘俭、诸葛诞造反，先后随驾东征。可叹曹氏篡汉四十年后，重新确立的君臣之义又被司马氏扰乱，钟会见惯上层人物的猜忌与权斗，亦借以权力翦除异己（司马昭诛嵇康就是他的主意），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现实语境中，存在只是策数命理，而不再寄附于任何政治伦理准则。

　　姜维是另一种孤独的存在。虽说诸葛亮的战略宏愿已被蒋琬、费祎作了大幅修正，但承祧汉祚的立国目标依然有着强大凝聚力（也是约束力），所以弱主治下的蜀汉内政相当稳固（刘禅在位四十一年，是三国历时最久的君主），未尝有君臣相斫或是另谋废立之局。倘若姜维要寻求变革，也只能陷入“小国寡民”的无物之阵，其实他不曾有过任何不轨之举。他以大将军总领军政有七八年之久，却并不参预朝廷枢务（这跟蜀汉权力架构及职官制度有关，这里不讨论），他与后主之间非但不能像诸葛亮与刘备那样“君臣相得”，大抵也缺乏正常沟通。之所以“羁旅托国，累年征战”（本传），因为只能在连连不断的征战中证明自己或曰安抚自己。这种征伐或许在别人看来已经没有意义，如延熙十八年出征洮西之前，张翼就跟他发生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张翼传）。但对姜维来说，生命意义仅止于此。

　　蜀汉既亡，姜维荷戟彷徨之际，钟会已将征战目标从长安推进至洛阳，这不啻画出一道生命延长线，却依然是画饼。这个时代的精英故事就到此为止。真正心机深细且有后手的是司马昭，不待钟、姜起事就把他们给灭了。

　　史家对姜维颇有爭议。陈寿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孙盛《晋阳秋》斥之“反覆于逆顺之间”，而干宝则叹曰：“死于钟会之乱，惜哉！”（均见维传裴注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谓：“（姜）维之于蜀，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卷四十一）

　　以张世杰、陆秀夫相喻，是将赵宋沦丧于辽金蒙古的史实代入蜀汉之败局，正是《三国演义》叙事意图。宋元之际的历史悲情在说话人口中大声镗鞳，在小说家笔下大起波澜，于是孤独而迷惘的将领便有了投节如归的烈士之风。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