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王润华是周策纵的得意门生。周策纵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大学者，而王润华从“西方汉学”与“区域研究”开始的学术旅程重返越界跨国的学术研究，发现这是漫长、曲折、辛苦但又令人兴奋、刺激的学术探索道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王润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跟周策纵读博士是正式的起点。在王润华留学时，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古代中华文化的风气与精神方盛未艾，考据论述的深入细致，重视田野调查、档案资料、古代地方志，寻找偏僻的文物，“小题大做”的考古，影响了他的古典诗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选了当时被定位为极端个人、行为怪异、诗学想象虚幻的诗人司空图。

　　一九七三年从美国返回南洋大学任教后，王润华不断延伸与切入在美国所学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之研究视野与方法，尝试开拓中国现代文学新领域。他更深入研究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并发现曾进入东南亚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其中老舍的南洋经验书写及其他作品，隐藏着康拉德的热带丛林的死亡与堕落的结构。王润华在一九八○年代开始开拓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版图，尤其东南亚华文文学。他说：“我近二十多年的越境跨国文学探讨道路，其交通图相当复杂，贯通古典、联结东西，其出发点有时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但是我出身的殖民地，那文化駁杂的东南亚也是重要的出发点。而我从不忘记西方，尤其美国的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域研究，它是我常思考的出发点，因为那是我的学术研究启蒙重镇。”

　　王润华的《老舍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小坡的生日〉》一文中认为：“老舍读了康拉德书写南洋的小说，虽然深深被其高超的表现技巧所吸引，但其欧洲自我中心（Eurocentric）的叙述使他大为不安。康拉德的热带丛林说，白人都是主角，东方人是配角，白人征服不了南洋的原始丛林，结果不是被原始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就是被原始的风俗所吞噬。老舍为了颠覆西方文化优越霸权的语言，反对殖民思想，他要书写华人开拓南洋丛林的刻苦经验，要描写殖民受压迫的各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南洋。结果他以新加坡的经验，于一九三○年在新加坡的中学当华文老师期间，创作了《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取代了康拉德令白人堕落的落后的南洋土地。”老舍先后二度访问新加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他由上海乘轮船去英国教书途中，曾上岸玩了一天。当时是去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后改称亚非学院）担任汉语讲师。老舍第二次到新加坡，是在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这一次他在新加坡的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侨中学）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的二月底才回上海。老舍当时已读过许多西方作品。在这些作家中，康拉德对老舍最有魔力，老舍坦承在英国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康拉德的小说技巧，康拉德小说的倒叙（flashback）手法影响了《二马》的小说表现技巧。为了颠覆康拉德小说中以白人为主角，东方人为配角，《二马》把中国人与英国人放在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小坡的生日》里，老舍创作了小坡，一个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小孩子，代表第二代的华人思想已本土化，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人。小说中花园的意象经常出现，这又是暗示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国家的寓言。《小坡的生日》童话后面对多元种族、多种语文与文化的新加坡社会，尤其花园城市之寓言，就是老舍用来逆写（write back）康拉德小说中的南洋。老舍通过创作小说，纠正白人笔下“他者的世界”。

　　老舍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那么未曾涉足南洋的鲁迅在新马华人中影响如何呢？王润华通过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研究发现，鲁迅在新马一九三○年以后的声望，主要不是依靠对他的文学的阅读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而是归功于移居新马的左派中国作家与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学的政治、民族、思想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从一九三○年代至今的新马，正因为初中与高中华文读本中鲁迅作品的存在和被广泛阅读，使得鲁迅被建构成华文文学批评、创作与价值的典范。王润华指出：“《风筝》非常适合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阅读，父母多数望子成龙，天天强迫儿女恶补功课，压制有利于智慧发展的游戏。书写跨国界与狭窄种族主义的《藤野先生》和国际文化交流与友情的《鸭的喜剧》，是最需要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的东南亚华文阅读的课本。新马初中与高中学校百年来的‘华文教科书的鲁迅定位，释放出鲁迅作品所具有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世界性的多元的声音，诠释得很有说服力，这是了解鲁迅与世界各地华人建构在地化与世界性意义的重要面向。”

　　郁达夫在南洋文学界，更是一个传奇。王润华的《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便考证出不少珍贵的史料。郁达夫是在日本侵占新加坡前夕逃到当时荷属苏门答腊，由于他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时期，极力提倡文学运动，所以当时当地华人很尊敬他。郁达夫在新加坡与王映霞离婚后，认识一位盟军电台的女广播员，后来在新加坡沦陷之前，随着盟军撤退到爪哇的巴达维亚（椰卡达）。据说郁达夫在巴东村的时候，常常走路到附近小镇上去聆听她从爪哇传来的广播。大约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初，郁达夫抵达巴爷公务—一个位于苏门答腊中部的小市镇。郁达夫化名赵廉，经营“赵豫记酒厂”，制造“初恋”和“太白”这两种酒。一九四二年除了开酒厂外，郁达夫接受日本宪兵大队通译的工作，利用工作也帮助过不少当地人。一九四三年初，郁达夫辞掉日本宪兵队的正式通译职位，回到巴爷公务定居。在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与一位巴东女子结婚。“那女子原名叫陈莲有，是一位印尼华侨，原籍广东台山。小时丧父，被陈家收养，她生父原姓何，因此郁达夫替她改用原姓而取名为丽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终于向盟军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郁达夫在家里跟几个朋友商量结束“苏西华侨繁殖公司”（又称华侨农场）的事宜。有一个人来叩门，郁达夫和那人出了门，“达夫出门时，身上穿着睡衣和拖鞋，可见并不预备到别地方去。朋友等到午夜过后，还不见他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清晨，郁达夫的妻子要分娩，邻居们赶来帮忙，因为郁达夫还未回家。生下的这个女儿，取名为美兰。日本人铃木正夫经过了多年调查研究后说：“到了后来随着调查的进展，意外而且非常遗憾，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变成了确定性的事实。”而郁达夫在什么地点被害？尸体葬在何处？一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今天对中国读者而言，“南洋”也许还是一个陌生而充满幻想之地。王润华研究空间诗学下的南洋，便有不少新意：“作家的幻想往往大胆解构异域的新事物，然后根据个人的文化心智把它重构。从这个角度来重读中西作家在东南亚的书写，我们就明白他们的南洋幻想的形成。”其实南洋这地名的中国性也很强。尤其在清朝的时候，通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为南洋，而沿海以北各省为北洋。鲁迅到日本留学时，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清朝政府称他为“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后来东南亚一带也通称南洋。新加坡，以前常常通称为星洲，出自卢照邻的诗《晚度渭桥寄示京邑好友》，其中有句“长虹掩钓浦，落雁下星洲”，据说星洲作为新加坡的地名，最早被丘菽园用来命名它的星洲寓庐。“萨义德（Edward Said）说，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中国学者与文人也是如此创造了南洋。”王润华认为：“在现实中的郁达夫，他也有幻想南洋的情怀。在闹家变之后，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带着王映霞远赴新加坡其中一个原因，是对非常浪漫的、充满幻想的南洋的向往。他以为与她感情破裂，远赴遥远、陌生的南洋，神秘的、原始的、充滿性欲的南洋可以把感情医治，神秘的南洋可以消除义理，一切可以回归原始。”

　　而在王润华的研究中，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在新马后殖民文学的现代性具有象征意味，是本土幻想的具体多元文化结晶。王润华更把视野放在全世界的文学中：“从自我放逐欧洲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寂》、奈保尔的《大河湾》到黎紫书的《微型黎紫书》《天国之门》与《山瘟》，都是书写殖民地被遗忘的、被压抑的历史与记忆。”王润华发现这些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将过去的与目前的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他有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新旧国家。”

　　在《橡胶园的国族寓言：新马华文文学的反殖民主义书写》中，王润华在论述时结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霹雳（Perak）州地摩（Temoh）小镇。十九世纪以来，这地方成为英国殖民政府淘金的梦乡，因为霹雳州的土地下拥有世界最丰富的锡矿，土地上四处都是橡胶园。在他出生四个月后，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在北马哥打巴鲁（Kota Baru）登陆，粉碎了英军的防卫力量，他妈便抱着四个月大的他，仓皇逃入山林避难。而他一九七三年受聘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校园被称为云南园，因为它原是橡胶园，校园内外四周还有未被砍伐的橡胶树，所以他感到特别的亲切。日后他经常回返马来西亚小时候的故乡，因此开始书写橡胶树的诗与散文。一九八○年出版了诗集《橡胶树》：“我笔下的橡胶树，树上已失去很多殖民地时代的惨痛记忆。因为我是第三代的移民，我的橡胶树也是，而且我的父亲受英文教育，父母是橡胶园的小园主，因此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已渗透进我们华族文化和无意识中，我的华族文化已是‘派生之物。当民族意识被弱化或瓦解后，我的橡胶树变成快乐的、喜欢这个热带环境的植物。虽然身上还带着创伤。”而橡胶树进入现代与后现代时期，不断地从反殖民主义的原型寓言，转型变化。此时王润华感悟：“我自己的橡胶树转化为我的童年回忆，而我的回忆饱含着我的殖民时代的本土与殖民者的冲突、马共与英国殖民的军警的武装斗争，尤其政治史上所谓的紧急状态时期的马来西亚。”

　　王润华不仅通过自己在南洋的学思历程来反思华文文学，也通过他的老师辈周策纵、卢飞白的“海外五四诗学”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领域。他论述周策纵的弃园诗学：“弃园是置身边缘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即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

　　在周策纵的朋友中，写诗者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居海外的诗人，尤其白马社诗人努力撰写史诗式的现代诗，周策纵的《给亡命者》与卢飞白的《血染的黄昏》便是例子。其他在《海外新诗钞》或《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中的诗人，如艾山、唐德刚、心笛、黄伯飞等，也很具有代表性。王润华认为：“这些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他们与乡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但又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所谓‘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便可以诚实地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所以他们都努力塑造中国的图像，无论用简短的抒情，还是长诗。”

　　王润华研究卢飞白的诗，指出：“卢飞白精研西方现代诗歌与诗学，尤其艾略特，诗歌成为他个人的思想、生活、经验想象与文字的创作艺术。他一心一意探索的现代诗的想象，因此诗人的创意发挥到极致。在白马社的诗人中，卢飞白诗最超越，他的文字艺术可说是现代诗的登峰造极，同时又超越狭窄的中国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敢于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成为世界性的现代诗。”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说：“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所以中国作家，从不敢逾越中国的范畴，从不进入现代文学的主流。而王润华认为：“卢飞白不但继承五四的传统，也超越了五四传统。卢飞白的诗中的声音属于戏剧独白，带着哀悼、讽刺、沉思的语调。他的叙述是世界的。他以现代主义诗歌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

　　当文学越界跨国之后，唐魂汉魄与欧风美雨交融，便汇入世界文学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