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析

　　九月中旬卡塞尔就刮起頗有寒意的风，灰扑扑的街道陷入典型欧洲式的冬季阴郁。在有阳光的时候，街边的橡树颇讨人喜欢，可是现在，它们随着整条街道跌入德国的秋天里。我经过的这条街是典型的通往城郊的道路。这些街道有些容易辨别的特征，来自第三世界移民的服饰店和理发店开始占据主导，而餐厅也以异域简易食品为主。随着铺着格子桌布，搁着几组玻璃杯，透着橙色灯光的可爱临窗座位从你背后消失；而那些敞着大门，能一眼瞥见电烤炉上土耳其烤肉（kebab）的铺面开始大量出现的时候，就进入城郊了。在这样一条街道上，有一排颇有设计感的透明玻璃盒子构成的橱窗。每个玻璃盒子大约二十至三十平方米，里面可以容纳一两个艺术家的作品。这片区域里的艺术品多数都采用了织物、皮草、原木和生活用品来填充整个空间。所以即便四面的玻璃颇为通透，进入室内后，依然会有强烈的被包覆感。在进入博物馆、画廊、剧院和电影院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陷入感。跨入这些场所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经验会被暂时切断（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爱这些地方的原因），以至于重新来到室外的时候需要调整以适应对于外部时间、空间的感知。

　　这里的每个玻璃盒子不大，不会在单个里面消耗过多的时间，所以需要频繁切换内外场景，体验陷入一个空间，然后回到外部，再陷入，再出来的有趣经验。内外的温差更加剧了这种在不同空间里出入的差异感。在最后一个玻璃盒子里，有一个戴着工作人员标牌的姑娘站在那里，被一个环形的简易小柜台包围在里面，她前边摆着一堆码放得很整齐的深橄榄色块状物品。之前在城里别的地方见过那东西，是肥皂。但当时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读懂了贴在墙上的说明文字，只知道这些肥皂是出售的，作为肥皂，价格不菲，如果是某种“艺术品”，那就没道理嫌贵了。我一直在物色一些既便宜又有特色的纪念品，最好是能附带一个可以向被赠与者炫耀的故事，所以很希望把这些“肥皂”的来历搞清楚。

　　“你好，小姐，这些肥皂的成分是什么？”

　　“艺术家选择了八种来自地中海、中东、西非以及北非的食油和黄油，是他独创的配方。”

　　“有什么特殊作用呢？” 我问。

　　“呃……没有什么特殊作用。” 姑娘很爽朗地回答。

　　“不是香料肥皂？擦在身上是不是会有特殊反应？抑或这是由囚犯、抑郁症患者或者孤儿制作的？”

　　“呃……都不是。”姑娘笑着回答，只是没有了刚才那份喜兴。显然肥皂那么普通，让她有点尴尬。

　　“那么艺术家的意图是什么呢？”我终于抛出了这个问题，同时，竭力保持巴黎的导师们质疑学生方案时的神态—我不是不了解，提问只是想听听你有什么有趣的想法。

　　“艺术家是想探讨联系起来的地域、传统、历史以及人，投入到一种产品制作中的行为。”小姑娘显然松了一口气。

　　“全球化？”我疑惑地问。

　　“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姑娘的笑容提醒我：请别追问了，这只是一份工作。

　　作为一件作品的描述和作为一款肥皂的实际效用，似乎都过于普通了，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这一切，于是就把这件“艺术品”从自己的礼物清单里划掉了。

　　回到街道上，心情还是相当不错，像是陷入了一种熟悉气味的包围中，让人感到安全和愉悦，同时又有令人振奋的成分，像是回到了某些以前发生过的愉快记忆里。可能因为是L?art content pour rien（法国人调侃当代艺术是“无事而乐的艺术”。L?art contemporain和L?art content pour rien两者的法语发音很接近）。又或者，从无聊的位于东亚的办公室跳到欧洲的艺术展这件事，光描述出来就很值得开心，像是完成了某种抵抗，也有可能是掩盖事实的行为。

　　人们多以十年为生命阶段的划分，甚至五年也很重要。它第一次出现会让某种平衡达到临界点，原有的轻松、堕落、没心没肺开始动摇。之后，时间将加速扑向下一个节点。这时，你会有些恐慌，想到要追求生命的效率，于是一切都变得手忙脚乱。其实，“四”这个数字就比较友好，有足够的跨度保证一定的仪式感，同时又不是那么敏感地和生命尺度联系在一起。也许因为，在一个“十”之内可以承担两个“四”，而不会溢出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可咒的“五”就像是二进制中的“一”，第二次出现就要引起数字进位，这难免让人恐慌。

　　卡塞尔文献展，五年一次，勾引人们联想起自己脆弱的时间线。在这种想法控制下，我被如果错过在二十天后就要闭幕的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就要面对五年等待的事实吓到了，以至于觉得文献展的主办者充满恶意，刻意制造了紧迫感。五年这样的尺度对于处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实在是一个吓人的尺度。这样，几乎是惊慌失措地搞定了机票、住宿和签证，匆忙地再次奔向欧罗巴。

　　去卡塞尔之前，我还顺便插入了巴黎和威尼斯这两站作为前菜。事后发现，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是没法被当作一碟小点心来看待的。无论是承担这一事件的场地，还是内容，都堪称华丽，而这个形容词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用在任何与德国有关的事物上的。作为文献展之前，在时间上如此接近的艺展经验，很难不一直盘桓在我脑中，将两者进行对比。

　　旅行的作用在于，日常交流的外部世界被剥离了，人们基本上只是待在自己的空间里看外部的风景。而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你独占的空间中，你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构筑这个空间。所以旅行这件事，如果要以一个具象的模型来描述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坐在一个浴缸中看一个个巨大的浴室。每个不同的城市是风格各异的浴室。坐在浴缸中的裸露感也许是来自于独自在陌生环境中旅行，可以比较容易地诚实面对自己。而浴缸壁和里面的水依然让你和城市的空间保持了一个具安全感的隔离，没有将自己完全暴露在陌生的空间中。是否需要，或者是否能够踏出浴缸，完全赤裸地接触这座城市的实体，是旅行中相当大的疑问和挑战。由于东方文明的害羞传统，我们往往选择始终待在浴缸里。而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就是观察这座“浴室”。是否享受这一过程取决于诸多条件。如果水温适宜，令你精神放松，而浴室又装饰精美，那你会很希冀延长在这一空间里的逗留的时间，细细咀嚼观察到的诸多细节，并且惊喜于不断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的新发现。如果水温并不舒服（往往是过凉），而浴室又肮脏且散发着异味，那么你会想尽快结束在这里的停留，除非交通状况或者法国工会和你捣乱。如果有旅伴，那么浴室的模型就很难成立了，除非旅伴是个可以被邀请进入最私密个人空间的人。

　　浴室可能是富丽堂皇的，也可能是肮脏阴暗的。大多数意大利城市总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铺满已经泛黄的白色大理石，还装饰着暗沉但是表情愉悦的雕像。而威尼斯，是一个到处都是精美石膏线脚和华丽墙纸的空间，而且石膏线脚和浮雕一定是被漆成金色的，金漆剥落的地方，露出氧化发黑的内里。就是在那里，我脑中第一次闪过在舒适浴缸中看着华丽浴室的念头，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周围都是水。

　　“那个空间”在Puntadella Dogana最东端。穿过艺术馆的纪念品售卖区域，地块渐窄缩成一个尖岬，整栋建筑随地形呈等边三角形，指向开阔的水面。远处，是威尼斯本岛向南弯折形成的海湾。绿意盎然的地方就是Giardini，“威尼斯艺术/建筑双年展”的场地之一。沿着不起眼的楼梯走到顶楼，你会身处在一个方盒子一样的空间里，四壁几乎都是透明的材质。随着登高，视线越过窗台的一刹那，外部开阔的世界—整个威尼斯被猛地推到你面前。连身体都感受到了空间迅速迫近的触感，感觉被轻拍了一下，浑身毛孔扩张，刹那的激动后，又迅速地平静下来。你就带着懒洋洋的喜悦，隔着透明的（被忽视的）垂直围护和海水看着威尼斯。岬角周围暖意十足的海水缠绕拍打着身体，像是泡澡时，把手探入水中，有意來回摆荡，带动浴缸里的水产生的小潮汐。没有任何视线阻隔，而且幸运的是，没有别人和我分享这一“浴缸”。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方盒空间外部的平台上，正对东方摆放着野兽遗骸。那是一具金色的独角兽头骨，犄角带着细微的螺旋刺入威尼斯城市上方灰色的云堆里。

　　关于威尼斯的回忆和想象之所以被重新拿出来品味，是因为初抵卡塞尔的印象并不美好。首先是德国气温很低，使人不自觉地将毛孔紧缩，身体调整为一个向内收拢的姿态。而这间“浴室”中，所有的金色、浮夸、冒着浅蓝或粉色泡泡的装饰全都不见踪迹，只有深色的金属和灰暗的墙面，现代，但是并没有当代的那种干净利落、材质精致的感觉。长途旅行的劳累和天空的阴冷灰暗，让我甚至没兴趣更进一步观察这座城市。脑子因为心情的影响也变得混乱，拒绝思考，拒绝接受周围信息，只想快速把这一段不愉快的生命消磨过去。所以在拖着拉杆箱颠过卡塞尔市区的时候，之前金色的、温暖的、关于威尼斯的记忆被拿来按摩寒冷且不开心的大脑。

　　初到德国总是很不让人开心（除了巴登巴登）。也许是运气问题，每次踏入德国的时候天气总是不好。而德国的城市面貌往往没有法国那样富有风情，德国人也缺乏南欧人愉快而狡诈的热情。德国盛产那种看上去一脸严肃，充满人文焦虑，像是中学教师的四五十岁的女人，以及她们那些同样充满人文关怀也同样一本正经的丈夫。德国二十岁以下的年轻姑娘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浅色眼睛，而某些法国姑娘的瞳仁是蓝色的火焰（我的一个兼有作家和建筑师身份的同学的说法）。法国姑娘们往往脸颊下部有一道颧骨向后延伸所形成的阴影，她们随时准备在哲学或者艺术问题上投入激烈的争辩，期间必然消耗掉大量香烟和红酒。不得不提到，法国姑娘拿烟的姿势真是帅，奥斯曼建筑里的资产阶级家庭带来微有颓废感的慵懒优雅，掺和着左派艺术家和学者的战斗激情。德国姑娘则没有那么激烈和戏剧性，眼珠是一种朴素的浅蓝或灰色，始终带点审慎和害羞的感觉，当然害羞可能也是来自小地方的特征，有点像刚从外省来巴黎的姑娘。起码在从卡塞尔回法兰克福的火车上，坐我边上的德国姑娘给我的印象是这样的。下车两个钟头后，在施泰德尔美术馆（St?delsches Kunstinstitut）内，竟然又看到了那姑娘。即便腼腆如我，依然觉得作为基本的礼貌，上去打个招呼是免不了的。可惜我天生不是个搭讪者。所以还没等我想好第二行台词（因为只有第一行台词实在太危险了），就失去了浅蓝色瞳孔的踪迹。

　　在来卡塞尔之前，就听说阿根廷艺术家玛塔·米努金（Marta Minujin）的“书的帕台农”（El Partenón de libros）是这届文献展的主要宣传元素。当时我的想法是，若能看到这个全比例的帕台农，这次卡塞尔之旅就值了。离开的时候，我依然是这个想法。

　　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卡塞尔，沿市内主街Obere K?nigsstra?e走一小会儿，就会来到开阔的Friedrichsplatz。“书的帕台农”就在那里，就像它本来就应该存在的样子，处于一个对称广场空间的中轴线上。这件作品在我看来是如此出色，不光是因为仅其体量就可以让观众轻易从中得到很多乐趣，还因为除此之外，它也是一件堪称具备完美品德的艺术品。通过这件作品可以轻松观察到很多有趣现象。比如，当代艺术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沟通问题，表达和象征的作用，误读的乐趣等等。而且这件作品的友好之处在于，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得到他们期待可以从一个艺术品中获得的东西。比如形式，一个完全建筑化尺度的作品在视觉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起码不会有观众不小心错过这件作品。在目录上看到某件作品，却找遍场地也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实在大型艺术展的游览过程中是经常发生的。

　　此外，作为一件艺术装置，如建筑一般的体量（关于这件作品是不是“建筑”可以花费整本书来进行讨论）突破了日常关于“装置”的经验。因为在一般的经验中，艺术品往往是被“围观”的。人们从一个方向，幸运的话，甚至可以从四个方向，转着身子三百六十度来观察作品。现在，观众转变为“被包裹”的状态进行移动观察，获得的视角和体验完全不同。这件作品结合了帕台农这一无比坚固的经典形象，还有书籍，所产生的象征意义及其强烈的视觉语言。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观众也能轻易，或者以为自己可以轻易读取到艺术家的意图，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件作品是“友善的”。

　　现在，在艺术展上，它很好看或者它很丑这样直白的表达肯定没法让听众或者你自己满意。必然要读取些背后的含义才是逛艺展这项活动的主旨。问题是，有些作品实在是很难为观众。晦涩难懂的表达让人一时没办法提取出任何有价值的“意义”，这样就会使观者焦虑，有负疚感，更进一步，会使信心受挫，让膀胱有压力，一种不同于憋尿的压迫感。这种焦虑和膀胱的不舒适直到观众找到能自圆其说的“意义”才会结束，如果对自己的强行解释也没法满意的话，焦虑也有可能就没法结束，会贯穿整个观展旅程。又或者，有机会对其他作品“意义”作出完美破解，那么获得的补偿感也能治愈前者导致的焦虑。

　　在相信自己看透了狡猾艺术家意图的那一刻，像极了刚刚跨出屋子，呼吸到第一口清冷空气时的感受，同时，矮于其他观众的心理也会消失。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微笑地抬头扫视，看看周围有没有陷入苦恼的人，然后露出“这个实在是太明显了”的表情。如果大家恰巧没看见，那么再加上表示恍然大悟的“哦！嗯……”如果这时候还没有人向你看过来，那他们一定是因为嫉妒而故意视而不见。但以我的经验，这种成就感很难持续，参观当代艺展，大概率会让你在下一个作品前继续焦虑。我认为这里面有逻辑上的问题。很多时候，苦苦探求作品背后含义而不得，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件作品本来就没什么值得去了解的“意义”。只是艺展作为一个隐隐在话语权上压倒观展个人的存在（特别是声名卓著的艺展），会让观众忽略去声讨作品本身的无价值而先对自己进行检讨，这是不公平的。有了前数年在欧洲被当代艺术展折磨的经历，现在，我可以比较平静而自信地表达：“这个东西就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意义。”

　　“书的帕台农”—书/知识，理性，光，启蒙；帕台农/雅典，逻辑，理性，比例，古典。这次双年展的主题是“向雅典学习”。在头天下午湿漉漉的广场前，看着雨中的“帕台农”，我感觉自己应该是完美地接收到了这件作品所想表达的信息。于是当场就迅速在心里给予了一个“直白，易懂，但由于体量以及参考来源本身自带的强烈象征意义和形式感，依然是个很讨喜的作品”的评价。然而事后在官方出版物里，又发现些有趣的内容：这本是Marta Minujin在一九八三年放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公共广场的一件作品。是“La caída de los mitos universals”（The Fall of Universal Myths）系列作品中的一件。当时上面悬挂了二万五千册来自原军政府地窖里的禁书。所以，艺术家本人对代表了希腊文明的帕台农，最重要的解读是—民主。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局外人”，我对于帕台农的理解只能很肤浅地停留在形式和现象层面。另外，我确实对卡塞尔文献展的浓厚泛政治性毫无心理准备，对作品的解读自然出现了偏差。原作那些书籍来自于军政府的地窖，都是当时阿根廷的禁书，重点集中在“禁”这个动词上，知识（或者信息）的自由传播才是这些书本主要想表达的。这样，作为整件作品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卡塞尔文献展闭幕前几天，陆续将帕台农上的书拆下分送给参观者，就成了极有意义的行为。

　　当天下午，我并未理解到艺术家的意图，只是抱着游客拿纪念品的心情在排队等着分书，湿冷疲劳，心情恶劣。我前面是一名东亚男性，像所有不耐烦的排队者一样，时不时来回朝队伍前后张望。我强烈祈祷，请不要和我交流，因为此刻，我没心情对陌生人摆出“友好脸”。他几乎是立即抓住了我到处逃窜的目光，然后微笑着自我介绍：他是来自台湾的艺术类自由职业者，在欧洲已经流浪了一个月，到处看展（不出意外的话，前几天也在威尼斯艺术双年展）。而我也很成功地在他想展开谈话前就清晰表达了：我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不懂艺术、对与陌生男人聊天不感兴趣，也不想太失礼的大陆人。对此，我还是要向台湾人的教养致敬。在我日常生活的环境里，被一个很想开始表达的人逮住作为听众的状况实在很少见。而在此时此刻，在文明的默契下，彼此可以很愉快地结束交流，继续安静地排队。不然以我害羞而又有点令人讨厌的冷漠性子，多半会编出个拙劣的理由离开队伍。那样就糟透了，因为我将不得不忍受着湿腻的鞋底，重新排上半小时队伍，而且很可能会错过我的运气—后来我拿到了（或者说抢到了）三本令我非常满意的书。

　　半小时后，总算顺着人流挤进了“书的帕台农”。游客大多穿着防水的外套，弓着腰，避开打到脸上的雨水。维持秩序的警察把阻拦索一放下，所有人就往里拥，像私卖会（vente privée）或者前几年某品牌发合作款时的场景。我不太喜歡和人推搡触碰，就落在队伍后面，一路观察拍照。雅典的帕台农我并没有机会进入殿内，所以进入这金属和书搭起的全比例帕台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之前的遗憾。事实证明，帕台农的空间比例极为出色，即便一根根大圆柱仅仅是以金属杆件搭出的框架，没有封闭的面。但置身其中，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内外空间是隔离的，是不一样属性的空间，内外天空的颜色似乎也被明显地区分开来。从里面看在外面排队的人，像是被隔离在透明围护之外，声音和面容都模糊了。工作人员把书从神庙的结构上取下来，分成几排倾倒在地上。低着头，穿着防水外套的人们就一窝蜂扑上去，像日本鱼市内挑拣鲔鱼的人。场内的警察提示，还有三分钟离场。我马上低头开始搜寻理想的纪念品。书都被结实的塑料袋封装起来，像一块块火腿，抽出了里面的空气。在这样一个形式感十足的场景中，自然想把一些极具纪念性的战利品带回去。所以，我先把目标定在一些看上去就很厚的硬皮书上。翻了几本后，发现它们大多是字典，当然字典也很棒，只是这时候肯定是文学书籍更加符合我浮夸的期望，最好是标题能如启示般契合当下的情景。我拿到了一本织物封面的，设计极其简洁的德文书。看上去相当有年代感，字体也符合我对纪念性的期待，但是我吃不准德文的意思，如果只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就太遗憾了。时间快到了，警察开始把大家往出口赶。我只能快速捡起两本封面看上去不恶心的书，并保留了那本织物封面书。蜂拥在书堆上的人群散去，只有几个年纪较大的人还在犹豫比较着怀里和地上的书。大堆崭新的“丹·布朗”和《绯闻女孩》被遗弃在地上，我还是很高兴同行的参观者能保持作为一个艺术展观众应具备的基本品味。

　　踩着湿漉漉的袜子回到住处，脱掉湿衣服，搁到暖气片上烘烤。打开包，开始好好检视三本来自“帕台农”的读物。每本书的扉页都有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蓝色印章—一座倾斜的帕台农。第一本书是全新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英文，美版。书页已经发黄，封面呈现出长期被压褪色后的平行条纹—书店捐赠的存货。第二本是德文书，封面是一幅立体主义的带有康定斯基色感的画。搜索了下德语标题，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书脊已经严重向右侧倾斜成了一道阶梯，底部被磨破，是一本经常被翻阅的书，应该来自于私人捐赠。最后那本织物封面书，是《贝尔托·布莱希特散文集》，扉页有图书馆借书卡的牛皮纸插袋。应该说没法对结果更满意了，塞林格和昆德拉是我喜爱名单中列于顶尖的作家。第三本书的作者，虽然我不熟悉，但是布莱希特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值得被尊敬的高级感。三本书来自于不同的渠道（我是这样想的），取自一个顶尖艺术展的艺术品之上，一个穷鬼能搜集到最棒的纪念品真是不错。心情得意之下，发了个朋友圈，开了瓶文献展纪念版啤酒，偏甜，棕啤类型。由于之前在巴黎被啤酒爱好者灌输了比利时人才是真正啤酒方面艺术家的观点，导致我对德国啤酒略微有些轻视。不过艺展推出专属饮品这个想法是很值得推广的，酒精饮料蕴含的感性和丰富度确实能够很好地匹配艺术展的性格。

　　雨已停，暖气干燥了身体，啤酒浸润了灵魂，出门继续卡塞尔的行程。沿着Obere K?nigsstra?e继续往北走，经过K?nigsplatz，再走过卡塞尔大学，往北出城，遇到一个旧仓库改造的展示场所，这是北面唯一一个大一点的展示场所。因为有些晚，所以里面没有人。展示内容基本是配了音效的简陋装置，且有大量的解释文字，完全没法激发兴趣。作品本身的表现力过低（艺术本身是不是一定需要包含乐趣[amusement]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需要辅以大量文字的展示实在令人相当痛苦。看着毫无乐趣的作品，还要消耗脑中的小小灰色细胞，试图理解作者干涩且未必有什么价值的意图，就像在沙漠里试图从干到发痛的口腔内分泌出唾液，只会加深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别试图启动脑子，从它边上走过去。当然，这处展点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起码门口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看书的工作人员还是对整个场景氛围的构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仓库室外通向二楼的长长的坡道。坡道是由金属格栅板铺成的，以很缓的坡度折了三次连接到二楼入口。坡道底下蒲公英和各种不知名的杂草生长得极为繁荣，在坡道离地不高的地方，杂草会穿过格栅的孔隙挺立在坡道表面。坡道本身油漆斑驳，边上建筑物墙面的涂鸦用色很艳，加上太阳将落，被相邻屋顶切割的光斑撞在仓库墙面，這是怎么拍都会出彩的场景，以至于我在外面取景拍照的时间两倍于在里面参观的时间。

　　再往城外还有三个不怎么精彩的独立展示品，转身回城，经过卡塞尔大学门口的十字路口时，不同于去时从地面过马路，这次我选择从地道过马路，发现地下通道简直就是一个画廊，而且是以大幅全高通道空间为尺度的连续性构图，并不是平常看到的那种零散的涂鸦。如果把他们放在巴黎波拿巴路附近的画廊里，大概率可以卖出好价钱，总之，比城北的展览值得看。过了这个路口，如果还不打算回到市中心广场，可以尝试往西面走一下，那里有一个颇大的艺术中心，但要我评价的话，依然是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

　　后面几天的看展行程都集中在市中心地带的几个大型展览场馆内，比起文献展内容来，展览所借用的场馆更令人感兴趣。比如自然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额外的惊喜。里面关于文献展的内容只占了一层很小的面积。二楼以上都是自然博物馆的固展。里面高密度陈列了包括恐龙在内的大量动物标本。标本本身制作水准固然极高，更加惊艳的是，各种动物生活环境的还原。所用材料完全真实准确地再现了野外植物、山石、土壤，不是那些灰扑扑，需要极强想象力辅助才能忍受的场景。可以想见这种博物馆自然课一定是相当受欢迎的。另外还有一个死亡主题的博物馆也很值得一看，建筑本身就很不错。而隔壁的当代艺术馆的屋顶是个完美的观景平台。所以，即便文献展没有威尼斯和巴黎的展览那么吸引人，在整个行程中还是可以找到乐趣的。

　　回到法兰克福，在坐飞机回国前，我还有一整个白天可以消磨。顺着美因河（Main）来到在施泰德尔美术馆。美术馆建筑非常出色，地上部分是二十世纪之前的作品，地下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当代作品。重新浏览二十世纪前的作品，身体和头脑的疲累不适感完全消失了，不会也没有必要去思考表现之外的意义。看来，我是过于低估了文献展的“文献”性和泛政治性对艺术所能带来乐趣的摧残，而乐趣似乎又是那么的重要。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