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

　　罗马的西班牙台阶，游人如织，中国人也不少，大约都是循着《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的行踪而来。《罗马假日》是我最喜爱的电影之一，我喜欢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安妮公主，也喜欢那个穷得捉襟见肘、一心想写出惊人故事的记者乔·布莱德利，因为扮演他的是我的偶像—格利高里·派克。抵达罗马的中国游客，大都为此而来到西班牙台阶—公主坐在西班牙台阶上吃冰激凌，记者假装和她邂逅，公主和记者之間轻松的浪漫邂逅刚刚开始，几番曲折之后，导演给他们安排了一个轻松浪漫的美丽结局。

　　然而，公主与记者的浪漫故事毕竟只是虚构，我这番特来此地，却是为了朝拜和祭奠一位英年早逝的英国浪漫派诗人约翰·济慈。西班牙台阶，是济慈最后的居所，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听着窗外丑船喷泉（Fontana della Barcaccia）的水声呜咽和行人的喧哗，等待着终将到来的死神。

　　济慈-雪莱纪念馆的地址是西班牙广场（Piazza di Spagna）二十六号，正好在西班牙台阶的底端。我们抵达时将近正午，西班牙台阶上挤满游人，注意到这家纪念馆的人却不多。我们兴奋地登上台阶顶，参观了上面的圣三一教堂之后，又下得台阶，才得知济慈—雪莱纪念馆中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关门。我们只得怏怏离开，再次登上西班牙台阶，前往离此处不远的美第奇家族庄园。

　　等到再折回台阶底端时，济慈—雪莱纪念馆就到开门的时间了。我看见一名女士进门，想随她而入，她却告诉我，她是这里的房客。随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出来开门请我们进去。在我停留的近两个小时里，来访的人不到十位，有几位肤色白皙的青年男女，说话带英国口音，大约都是来自济慈和雪莱的故国的崇拜者。

　　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二○年是济慈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他先后完成了《伊莎贝拉》《圣艾格尼丝之夜》《海伯利安》等著名长诗，最脍炙人口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和《秋颂》等名篇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济慈给恋人芬妮·布朗（Fanny Brawne）写的很多情书，在死后被公之于世，曾经引起很多争议，热爱济慈文字的“高尚人士”曾经怀疑过芬妮的动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资料的佐证，研究济慈的学者们基本公认了芬妮故事的真实性—芬妮是济慈创作最旺盛时期的爱人和缪斯。

　　一八二○年九月，济慈和他的画家朋友约瑟夫·塞文（Joseph Severn）一起离开英国，启程前往意大利。其时，济慈的肺结核已经非常严重，按照当时英国社会的习惯，他们希望意大利的温暖气候会帮助他恢复健康。不幸的是，济慈以病弱之身，沿途舟车劳顿一个多月，兼之他们离开伦敦时，英国正爆发霍乱，他们的船只又在港口被迫隔离十天，济慈以后，上岸已经身心疲惫，无法会客交友，更无从写作。塞文照料着他，并且记下了他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点点滴滴。

　　几个小房间，一间是济慈最后的卧室，其他几间，摆放着几千本他和雪莱、拜伦等人的作品和传记。书架的颜色深暗，书本多数都是有年头的精装本，显示着岁月的痕迹。于是，书架旁边的架子上摆放着一本现代软皮装《明亮的星》，就显得有些突兀。这本书选录了济慈的诗歌和信件，封面是电影《明亮的星》的男女主角。单独来看，这部电影并不是很差，男孩遇见女孩，男孩给女孩写诗，女孩的妈妈嫌男孩家境不好、不会挣钱，只会不务正业地写诗，男孩生病、夭折，女孩悲愤欲绝……问题是，这个男孩不是一般的清秀柔弱的男孩，而是济慈。我们都读过他的诗，脑子里心里已经有了我们想象中的济慈，于是，在电影里，他说话太柴米油盐也不好，太文绉绉也不对劲，一部电影，总不能让他一直念诗。总之，这部电影看得很难受，不光是因为痛惜诗人的早夭，也是因为电影处理得太过，台词过分生硬，表演过分吃力，尤其干扰我的是配乐，人声伴唱和音乐伴奏都显得过于夸张、喧宾夺主。

　　电影中最珍贵的片段，就是演员本·卫肖朗诵济慈诗篇的那些段落，尤其是《无情的妖女》和《夜莺颂》。遗憾的是，听他朗诵的同时，还要忍受过分嘈杂的背景音乐和过分戏剧化的画面，从音响到画面，都带有现代MTV的轻浮，令人心中暗暗为济慈不平。

　　平心而论，演员本·卫肖其实不如济慈英俊，从画像上看，济慈长得颀长俊朗，栗色头发，而本·卫肖个子不高，留着黑发和胡须，不过，他略带忧郁的气质，和我们想象中的诗人倒是很一致，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济慈将不久于人世。

　　听到《夜莺颂》中的“Tender is the Night”，心中一动，原来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的书名就出自这里。济慈、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中的男主人公迪克·戴弗，似乎都重叠在一起，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生命中的爱恨情仇。

　　电影《明亮的星》是根据安德鲁·莫辛（Andrew Motion）的济慈传记改写而来。和电影中过于夸张的表演相比，我更喜欢慢慢阅读莫辛的传记。济慈的忠实朋友塞文的信件，详细记录了济慈在意大利度过的生命中最后的时刻。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天色将晚时，济慈突然动了一下，抓住塞文的手请求：“扶我起来—我要死了—我会走得很轻松—不要怕—感谢上帝，死神终于来了。”塞文握着他的手，直到天完全黑尽，屋子里点上了蜡烛。塞文打了个盹，十一点钟时突然惊醒，再看时，济慈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些文字，若是全都转换成电影语言来表达，则未免过于唐突。

　　济慈去世的消息传到芬妮那里之后，镜头闪过，她在雪地中漫步，朗诵济慈写给她的诗，也就是与电影同名的《明亮的星》。

　　莫辛也记录了济慈去世之后的经过，年轻诗人英年早逝，本已经令人心碎，而在纪念馆实地看来，更加触目惊心。济慈卧床时，他生病的消息已经传到警察那里，他们随时在等候着他的死讯，他一咽气，他们就把他用过的所有用具和家具全部焚烧；而且，塞文还必须向房东支付所有烧掉的家具用品的费用。

　　塞文心力交瘁，济慈的另外一位朋友、一直照顾他的克拉克医生为他处理后事。克拉克为济慈做了一只死亡面具。而且，按照当时的规定，因为济慈不是天主教徒，他只能在夜间埋葬在城外的非天主教墓地。克拉克争取了一下，得到许可让济慈可以白天安葬，于是，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济慈的棺椁穿过黎明前的罗马街道，于日出之前就到达了罗马城外的新教墓地。上午九点，安葬仪式结束。克拉克请掘墓人在济慈坟上种上雏菊，因为他知道济慈一定会喜欢。

　　济慈死后，雪莱为他写了悼亡诗《阿多尼》，从此，浪漫天才诗人英年早逝，就成为济慈生命的故事。同样不幸的是，雪莱本人也于一八二二年七月在意大利海滨遭遇海难去世，死时年仅二十九岁。三位浪漫主义诗人中，只有拜伦活得最长，而他于一八二四年四月十九日去世时，也不过三十六岁。三位诗人加起来，只活了九十岁。

　　一九○六年，英国、美国和意大利一些文人作家得到了各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支持，募集了足够的资金，宣布成立济慈—雪莱纪念馆，将这座朴素的公寓变成了英语文学的一个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