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国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兰·罗伯-格里耶利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以物而不是人为中心，写出了《嫉妒》这样后来叫好但在当时不叫座的小说。在历史学界，布罗代尔一直在弘扬自己的“长时段”概念，认为地理展现了最缓慢的结构性事物，制约了人的发展，而事件和个人如同海面上的浪花，微不足道。格里耶与布罗代尔是两个反对叙事的代表人物。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回归叙事”的潮流，从关注人周遭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当时出现了一本反思历史在社会文化功能上的作品，谈到了人和事件的重要性，但却不大受主流歷史学家的待见。这一作品就是保罗·韦纳的《人如何书写历史》（以下简称《书写历史》；韩一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一

　　《书写历史》出版于一九七一年，在当时不受重视，可能是因为提出的观点过于激进。例如，该书在第一部分“历史的目的”中提出了这些论断：历史是叙述，是在“讲述以人为表演者的真实事件；历史是一种真实的小说”；“一切都是历史的，因此大写的历史并不存在”；“历史的网状组织就是我们称之为一种情节的东西”。韦纳在这一部分的结尾中指出，“历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它通过约定俗成的文学形式，服务于单纯的满足好奇心的目的”。韦纳的中心意思在于，历史学最重要的是叙述情节，在性质上类似于小说。历史和小说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是选择、简化、编排、情节化，从而“使一页篇幅涵盖一个世纪”。

　　第二部分“理解”主要讨论历史学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原因的叙述，是为复杂历史现象提供简单而又合乎心理学的解释，是“一种回溯性的幻觉”。韦纳强调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不同，因为前者具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原因解释中重要的是三个要素：“事物的本性、人的自由和偶然机运”。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理解中，往往是由果溯因（“回溯法”），容易相信阴谋论。实际上，理论、分类和概念都是“对已有现成情节的概要”，可能无法统括偶然机运和多样的经验。按照这种说法，该书题献给他的妻子海伦，认为自己作为“过时的经验论者”和海伦作为“可爱的”理论主义者构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颇有反讽意味。

　　第三部分“历史学的进步”通过比较历史学与社会学，认为两门学科都只是一种描述，而不是科学，也绝不可能成为科学。历史学唯一的进步是“它的视野的扩展，它对事件特性的感知力更加精细敏感”，而社会学是历史学的一种，方法论还处于“历史的某种前修昔底德阶段”。总的来说，韦纳讨论“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认为历史学是一种通过遗迹来认识人事的特殊方式，它对个别性（“特征性”）感兴趣，在叙述上与小说无异，区别只在于历史学描述发生过的事件。

　　韦纳的这些论断不像很多后现代主义者所称的那样受到了罗兰·巴特的影响。巴特只在《书写历史》中出现过一次。韦纳的这些看法，主要还是受马克斯·韦伯、雷蒙·阿隆和福柯的影响。

　　韦伯以历史学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后来转向根据现代学术划分出来的社会学研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没有区别，都是研究人类的行动，关联到价值。《书写历史》开篇和最后都是围绕韦伯的命题和著作展开。与韦伯不同的是，韦纳认为历史学家对一切，而不是只对关联到我们价值的事物感兴趣，因为“一切都是历史的”。

　　《书写历史》到处闪现阿隆的影子，因此有了夫子自道：“内行的读者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将会发现对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导论》一些暗含的参考。”《书写历史》出版后不久，雷蒙·阿隆就在《年鉴》杂志第二十六卷发表了一篇长长的书评，认为韦纳的主张“有些幼稚”。一九七五年，韦纳经阿隆的推荐进入法兰西公学院，担任“罗马史”讲座教授。据韦纳自己说，他因过于兴奋，忘记在开讲辞中提阿隆的名字，以致阿隆非常恼火，从此不断给他“穿小鞋”（韦纳用了“迫害”一词）。实际上，韦纳在刊出的开讲辞《差异的清单》（Linventaire des differences）中，还是三次提到了阿隆，其中一次是回应阿隆的书评。

　　福柯注重断裂、非连续性，事实上他是认为只有确认连续性才能获知断裂，甚至说那种连续性是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幻觉。《书写历史》最后所附长文《福柯引起历史学的革命》，高度评价福柯，认为他是“第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还说福柯最关注的不是话语、对象，而是关系—我们的行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总体史是不可能的，应该放弃将历史学塑造成一门科学。不同的是，福柯放弃研究因果关系，而韦纳谈到原因探索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

　　二

　　读者可能会发现，韦纳所论述的主题与瑟诺博司在《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1901）中论述的类似，因为后者也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它只是一种认知方法。”瑟诺博司想通过考证史料来寻找确定的知识，同时认为所有的原因同样重要。韦纳认为，我们是在“人为地切分隐蔽的因果”，历史学家的写作类似于小说家讲故事。历史是叙述，应该从线性故事，从一个情节推动另一个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学家讲故事，故事讲完，观点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故事承载着伦理教条和道德内涵。

　　除了讲故事，主题叙事也是叙述的形式之一。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先后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共同作用的结果。韦纳认为，历史学从质料上说是用事实来书写的，形式上却是用问题和概念来书写的，因此将某个空间或时间的历史按专题或主题切割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韦纳说：“历史的对象是人为的，可以根据价值不相上下的无数不同的标准重新切割。”这样，所有的历史问题，不论它属于哪个主题，都具有价值。

　　历史是叙述，同时还应该理解为结构叙事。结构叙事关注叙述的形式，试图揭示事件或行为的潜在意义。它关注内容的组织方式，因此超越历史文本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标题取名“如何书写”，而不是“书写什么”。韦纳认为，事件场也有它的结构，一个事件和事件场，只有在一个系列和结构中，才能看清它的意义。另外，《书写历史》在结构上分三部分十二章，围绕着历史学的性质和目的展开，其中也举了一些例子，谈得最多的是公益捐赠（euergetism）—古罗马的礼物赠与制度。书中的例子不是作者随意列举的，而是服务于“事件的场是各个系列的彼此交织”这种观点。他后来的《面包与斗兽场》《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古罗马的性与权力》都是延伸了《书写历史》中的例子和看法。

　　如果韦纳在今天重写本书，他应该会增加一个篇章讨论图像以及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图像叙事也是一种重要的叙述方式，它关注图像的制作、图像本身以及对图像的解读。图像可以用来“证史”，诠释智性活动，但图像和文字毕竟分属想象和理性两种范畴，有它们不一致的地方。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地方，图像出场了。韦纳后来在他主编的《私人生活史》第一卷配置了五百多幅插图，并对它们加以分析，认为古代人的目光与我们现代人是平等的：“他们亦以同样的方式反观着我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这五百多幅图串起来，构成了他试图向我们传递的古代人的私生活故事，展示了图像是一种会推理的叙事，实践了《书写历史》提出的这种看法—历史是“构图的艺术”。这种篇幅的配图在韦纳此前的著作中是不曾有的。

　　三

　　《书写历史》还有一种政治和现实关怀。韦纳及其之后的法国史学家重新讨论叙事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一九六八年五月那段悲剧性历史相关。

　　韦纳认为，书写历史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这个行动值得活在我们的记忆中”，于是有些人讨论民族、社会和家族群体的归属。因此，历史学家的作品和文学家的一样，或多或少展现了某种形式的政治。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后来这一句又被译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不管哪种译法更恰当，它都表示政治和城邦实践對人们存在既限制又放任的影响。书写历史的另一个原则和动力在于“这些人彼此不同”，也就是从“有趣”“好奇心”的角度了解历史，而不是将它关联到价值。在韦纳看来，有趣、好奇是历史无目的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的只在于增加知识。《书写历史》最初拟题为“Intrigues dans le sublunarie（尘世的情节）”，可能就是为了表明历史生活异常繁复、有趣。书中有五处地方或明或暗地谈到一九六八年那段历史。其中一处说到：“当代历史中最痛彻心扉的悲剧，那些仍然萦绕纠缠着我们的悲剧，却没有在我们身上启动从那里掉转的目光……它们对我们显得是‘有趣的。”历史是“我们的计划向后的投影”，是另一种回应现实的方式，因为历史和现实之间构成了对照和反差，值得玩味。

　　面对那段悲剧性的历史，历史学家将小说当作快乐之源，从而理解了以前未能注意到的细节，在那些虚构的人物和情境中找到了与我们自身的相似之处。一般的说法是，小说的功能在于娱乐，引人向善，历史学的目的则在于通过留存的证据，重构出过往的世界。其实，历史学和小说一样，是隐喻式的表达：小说通过中心故事表现出生活基本层面所具有的隐含意义，历史学通过遗迹和共情来构建历史人物面临的复杂局势和多种可能，而营造出过去与现在的类比。韦纳说历史是真实的小说，意即在此，强调的是它们的启发功能。今天，当法国美第奇文学奖颁给历史学家伊万·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时，阅读《书写历史》应该更能引发我们“心有戚戚焉”之感。

　　当然，读者可能会对历史与小说的这种现实解读不以为然。不过，没有关系，史学工作者感兴趣的就是细节、差异和多样性，因为“它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