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卫

　　丸山真男，一九一四年生于大阪，父亲丸山干治是著名的政论记者，哥哥、弟弟亦是新闻记者。一九三七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本来也想做记者，至今我们从他的文章风格中仍能够看出这种家传。在大学期间，他写的一篇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受到恩师南原繁的赏识，留校任助教。一九四○年升为副教授，其间发表了不少有关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的论文。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去朝鲜，于出发当天的清晨，将刚写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三章交给赶来新宿站上送行的同事，日后出版并成为其代表作之一。战争期间短短几个月的军队体验，加深了他对这一组织结构的观察和思考，对个人和组织有了深刻的认识。战争结束后返回大学任教，一九五○年升任东大教授，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本面临的各种运动，在与同盟国讲和论争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时事评论，在理论上指导这些运动，成为领导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亦被誉为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思想家。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丸山在东京去世， 终年八十二岁。

　　他逝世的当天正值日本二战结束的纪念日，报上没有刊登他的讣告。我手头留有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朝日新闻》，用好几个版面对丸山去世作了报道和评价；当天的晚报文化栏里还登有鹤见俊辅的悼文，称他为洞察时局、绝不轻信的人。

　　丸山的主要著作是上面提到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中文版由王中江于二○○○年翻译出版；另一本《日本的思想》（1961）是岩波新书版，由区建英、刘岳兵于二○○九年翻译为中文。两本书均由三联书店出版。区建英还将丸山散见于期刊、专著等以福泽谕吉为主题的文字整理成集，编译出版为《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是译自丸山《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的。丸山的著作还有《忠诚与反叛—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1992）和去世后才出齐的《丸山真男集》（全16卷，别卷1，1995-1997）等。他的弟子们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丸山真男讲义录》，最近又补充出版了两本别册，以补全丸山思索讲义的轨迹。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初版本，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分为上下两册由未来社出版的，收录了丸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十年间执笔的十九篇文章。增补版的第三卷增加了最后两章，并在旧版追记上又增添了新的注解，将两册合而为一，重新出版，其过程详见作者的增补版后记。该版至今共增印了近一百六十多次，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曾先后译成英文和韩文等，商务印书馆二○一八年三月出版的中文翻译本，依据的亦是增补版。二○○六年九月，未来社又将该书版面改换一新，以“新装版”的形式出版，至二○一○年初也已经发行了第五版。

　　本书收录了丸山真男二次大战后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问题的主要论文，其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卷《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从日本民族主义精神开刀，对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及心理，以及军国主义形成的精神背景作了透彻地剖析，他指出：“在日本，信仰自由本是没有存在空间的，直到今年（1946）年初天皇下诏，否定了自身的神性为止。不光是信仰的问题，当国家在‘国体中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时，学术、艺术的自由自然亦无从谈起，除非依附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实体，而且这种依附绝不是外表的附随，而是偏于内在的。主张为国家的艺术、为国家的学术，其意义不单是出于国家的实用性所需，核心部分在于判断什么是为国？而且这一判断的最终决定者是那些尽忠于‘天皇陛下及其政府（官吏服务纪律）的官员们。”同时他亦指出日本右翼运动的精神支柱是“天皇制”，而其制度本身又存在着掩盖责任、推诿责任的通病。“而且，正是这种与极端存在（天皇）的距离感，成了运转整个国家机构的精神动力，也构成了各自之间的权力支配。不管是官僚，还是军人，制约其行为的至少首先不是合不合法的意识，而是一种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更为接近绝对价值的存在。”“本来国家应该是为实现大义而行动的，但其同时的行为本身却被视为正义。‘胜者为王的意识形态与‘正义必胜的意识形态相互微妙地交错之处，正暴露出日本国家主义的逻辑特征：日本帝国本身便是‘真善美的极致，本质上不可能从恶，所以，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第二卷《意识形态的政治学》，从拉斯基的思想转变谈到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丸山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读到拉斯基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以后一直在关注他的研究。在第一章评述拉斯基的《信仰、理性、文明》时，他说：“在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拉斯基始终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信仰，他是从理念的角度来看待之。这里他一字不提什么‘铁一般的必然性这类人的意志之外的物质性过程。他强烈主张的全是‘重新构建价值体系的问题，‘渴望在精神上得到拯救，‘实现个人的自我，‘宣扬人类内心至高的向往。”其后几章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极权主义、个人崇拜的精神背景作了细致地分析。在对共产圈内的“自由化”的考察中特别提及了中国的“百家争鸣”，并予以评价（这一点当然在后来也遭到不少质疑）。他期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理论中道德所占据的地位，无论提出什么样的疑问，只要在共产主义者中间产生这样的紧张感，这种要素就会在实践中壮大，然后反过来影响‘思想，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革命的进展将革命势力卷入其中，革命者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被革命，这就是‘世界革命的性质，而且只有这种革命才真正担得起进步之名。”

　　第三卷《“政治性的内容”及其界限》是讲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政治学。在反省了以往的政治学方法论后，丸山主张建立新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强调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关联，并以“权力与道德”“支配与服从”为题对政治权力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最后一章“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则是以强制性同化为主题对现代文明展开的一种质疑和批判。他引了一段尼莫拉的告白：“当纳粹攻击共产黨员的时候，我有些不安，但是，毕竟自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什么也没做；接着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者，我更感不安了，但是我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照旧什么也没做。接着，是学校、媒体、犹太人等等被攻击，我总是变得更加不安，但依然什么也没做。接着他们攻击教会了，而我自己正是教会的人，于是我开始行动了—但这时已经太迟了。”然后指出，从这一痛苦的经验中尼莫拉抽出了两个原则：“抵抗不好的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即在每个人都一点点变了的情况下就谁也没变的话，那么，必须抵抗“开端”的决定，以及在历史关联中对“结局”进行预测。

　　丸山真男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基本构成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也由此而诞生出“丸山学派”。本书论文的背景分析详见佐佐木毅写的《现代政治学的名著》（中公新书1989年）一书。作者丸山在增补版后记中称该书是自己思想史的一部分，可为“战后日本政治学史或广义的战后思想史提供一种资料”，故除了该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外，作为印证战后日本的思想转变的一部分，其资料价值亦是不可或缺的。比如，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成特征，而该书第一篇《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中就明确指出：日本走向近代国家时，天皇制的确利用“忠孝”觀念封杀了个人主体的自由，根本的“国体”独占了所有真善美的内容，学术和艺术只能依附于这一价值体系才得以存在。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楚日本一些政治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那种回归“国体”的冲动和愿望。

　　我曾在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2008年11月19日）推荐的“几本日文书”里，首推的也是这一本书，称：“我在翻译其第一卷时，曾用热血沸腾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不管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还是对军国主义下的天皇制问题，作者透彻严谨的分析，让人由衷感佩，获益匪浅，深深感到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的力量。”

　　这本书原已有中文译本，是由林明德先生翻译，台北联经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繁体字竖排本，此次翻译也时时拿起来对比参照。为了对应第二卷的翻译，又专门下载和购买了一些拉斯基中文译著，因为到底是政治学的外行，对政治思想史的把握不够，特别是对西方部分，简直可以说是空白。好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恩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先去网上搜索调查一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稿拖至今日，也有其好的一面。特别是翻译中已经有中文译本的，我尽量查找到该书，尽力做到用已经译出的中文引文。

　　二○一三年，我有一年的学术休假去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开始将该书的最后几篇翻译完，并逐步做起修改工作。其中最后一篇，在译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有王立秋先生从英文转译的全文，译文通顺易懂，着实不同于自己的风格。但因转译英文，必然也出现不少误解，于是便以其为底稿加以修订重译，形成最终定稿。有愿意研究翻译比较者，可以对照两个文本，找出翻译学上英译汉和日译汉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翻译是件苦差事，出力不讨好，特别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苦苦挣扎，总盼着一种解脱。好在翻译丸山的著作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学习，除了对战后思想脉络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外，也将西方的各种思潮重新梳理了一遍。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如何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