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新著《鲁迅还在》描绘了作者心目中一副独特的“鲁迅相”。书中大部分文章都关注鲁迅生活与创作的细节，比如鲁迅爱夜和月亮，鲁迅先后生活或到过的城市，鲁迅笔下的鸟兽昆虫，鲁迅的“病”“喝酒”“抽烟”“交友之道”，鲁迅怎样写序等等。阎晶明关注这些细节，并非像现在许多媒体刻意炒作所谓“人间味”，那是立志要将鲁迅“拉下神坛”，还原成“普通人”，却无视具有“人间味”的鲁迅毕竟又并非“普通人”。
三十多年前，林贤治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人间鲁迅》，意在解构习惯宣传的鲁迅“伟大”“深刻”与“神圣”，凸显了鲁迅作为凡人的一面，对中国的“鲁迅接受”造成了一次翻转，无疑很有意义。其实在林氏之前，许多鲁迅研究的学术论著以及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李霁野、荆有麟、孙氏兄弟（伏园、福熙）、俞芳、萧红、萧军、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回忆录也并非没有顾及鲁迅作为凡人的一面，但这方面的内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围绕着“伟大”“深刻”“神圣”打转的主流研究与回忆所淹没，所以林贤治的研究虽是翻转，却并非独创，而是对现代以来被压抑的“鲁迅接受”的一种继承。
然而许多读者、媒体包括某些专业研究者并不一定理解林贤治的用心，他们以为解构鲁迅那近乎神性的“伟大”与“深刻”，合乎逻辑的推导就是必须贬低鲁迅，使其“泯为常人”，所以非得一窝蜂地去搜寻他“人间味”“烟火气”的“八卦”，似乎不把鲁迅“还原”成“完美的苍蝇”就绝不罢手。
在这意义上，晶明的新作，跟近来许多有识之士新的鲁迅研究一样，都是在林贤治之后，以各自的方式对中国的“鲁迅接受”再次进行翻转。晶明固然提示我们注意鲁迅生活和创作的诸多细节，但在他心目中矗立的鲁迅形象，正如本书自序所说，仍“须仰视才见”。
该书从“细节”出发，每篇文章都基本采取随笔形式，但无不以认真的考证为基础，非一般搔首弄姿的“美文”可比。《暗夜里的思想者》谈鲁迅如何爱夜和月亮，《起燃烟卷觉新凉》谈鲁迅为何一生离不开香烟，《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谈萧伯纳访沪风波中鲁迅的言论，《或可以“斥人”或“值得师法”》谈鲁迅笔下的鸟兽昆虫，作为随笔，篇幅都很大，对每个问题几乎都想进行竭泽而渔的研究，但绝非胡乱堆积鲁迅著作的“内证”和他人回忆的“外证”以炫其浩博，而是精心辨明这些材料的真伪与确切内涵，再各从其类，加以编排、阐释，能下结论的绝不推诿，仍有疑惑的绝不悍然论断，既让充分的材料自己说话，也允许不充分的材料保持沉默。
比如吸烟，固然显露了鲁迅本人也承认的“自制力竟这么薄弱”的一面，所以不必为贤者讳，但仔细考察鲁迅吸烟与生活及写作的关系，又有许多难以直说的苦楚，然而也只好点到为止，不宜深论，这一点分寸的把握，说明晶明真是在努力体味鲁迅的心。晶明对鲁迅笔下鸟兽昆虫的寓意有许多精妙分析，但《白光》两次写陈士成“狮子似的赶快走进那房里去”，诸如此类，虽知其用笔奇特，却并不妄加解释，这些地方分寸也把握得很好。
晶明的“随笔”，有论文的精密，却并无论文的俨乎其然的学术架子。抓住的是“细节”，但并不满足于就细节谈细节—并没有忘记从“细节”出发推想作为整体的鲁迅精神，这就和当下鲁迅研究日益“碎片化”的倾向区别开来。但克服“碎片化”，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忽视乃至鄙视那些值得珍惜的“碎片”样的细节，非要弄出某个庞大的体系或惊世骇俗的结论不可，恰恰相反，出路或许正在于用合宜的方式回到“细节”。
《这也是鲁迅精神》谈鲁迅如何从天津“青皮”身上看到“韧性”，从上海“吃白相饭”者身上看到一种毫不掩饰的爽快的“直落”，从广州人过年大放鞭炮而被上海市民所诟病的“迷信”中看出“认真”，同时也看出自以为比广州人高明的那些批評者们连“迷信”也不认真的“做戏的虚无党”的习性，还有从厦门“听差”的傲色与不逊反过来看清北京听差唯唯诺诺的奴性，看出“南方人的倔强”乃至“平等言动”，寥寥一千五百字，卑之无甚高论，却正是努力透过“碎片化”的细节触摸那联络一体的“鲁迅精神”。
《鲁迅为什么不写故宫》别开生面。故宫就在离鲁迅工作的教育部不远的地方，为何不写？晶明提出这个过去几乎没人意识到的问题，不仅解答得相当清楚，还触到问题背后与鲁迅思想有关的一些关键元素。
鲁迅没有正面描写故宫，但多次到过故宫，而他和故宫最重要的因缘是奉命去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的藏书。德国在欧战中战败，居然成了“战胜国”的中国有幸接收了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所藏德、俄、英、法、日等文字的书籍，这些“战利品”堆放在故宫午门楼上，由教育部派学者和相关部门官员去分类、整理。鲁迅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挑选整理德、俄文书籍。他在那一大堆书中淘到德国S.布果夫和A.比拉尔特合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短篇小说集，很快就将其中一个中篇《工人绥惠略夫》翻出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不久又出了单行本。
《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反思自己的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点。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之前最后一次谈话仍以这本书为起点，鲁迅自己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工人绥惠略夫是作者阿尔志跋绥夫的自我投射，他本来“爱人”“关心社会”，却一变而成为“憎人”，甚至向整个社会复仇的人。这样的精神转变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怎样的警示？
《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还证明了鲁迅的一个说法：他在“文学革命”初期写小说是迫不得已，本来想照着留日时期那样重操旧业，弄翻译、写论文，但因为住在绍兴会馆，写论文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而弄翻译又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底本。尽管如此，鲁迅还是很重视翻译，所以好不容易在故宫午门楼上一大堆书里淘到《工人绥惠略夫》，就赶紧把它翻成中文。
《鲁迅与酒》别有意趣。这个题目很多人都谈过，鲁迅在世时就有不少八卦。沈兼士说鲁迅有三大嗜好：抽烟、喝酒、吃糖果。他的结论是鲁迅早逝跟这有关，却并不把这些嗜好与鲁迅思想关联起来。沈兼士不说，可能有些读者还不知道：鲁迅抽过雪茄；喝酒是从啤酒开始，不过瘾，才是黄酒、白酒。但若说鲁迅嗜酒如命却并非事实。鲁迅喝酒并不厉害。他在日记书信中偶尔写到“颇醉”，皆事出有因。酒在鲁迅生活中究竟占有什么位置？晶明这篇的副标题是《鲁迅与酒》，正题借用鲁迅的一句诗“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鲁迅从南京转北京教育部不久，听到老友范爱农去世的消息，写了《哀范君三章》寄回绍兴，其中一首的结句是“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鲁迅在诗中回忆他经常和范爱农一起喝酒，议论时事。范爱农那时贪杯，不过借酒消愁，骨子里其实看不起所谓酒徒。待到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就换了一个人似的，酒也不喝了，整天谈革命，忙校务。在鲁迅笔下，酒并不是范爱农与生俱来的什么嗜好，而是反映范爱农精神状态的一个道具。这是文学家鲁迅看待老友范爱农的独特眼光，也是阎晶明看待鲁迅的独特眼光。
《文体兴衰之叹》一篇尤其目光深邃。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分类很具体，笼统说散文、随笔、小说，其实远远不够，因为散文、随笔、小说下面还可以细分出很多具体样式。读者会慢慢锁定他最喜欢的文体，作者也一样。并非什么文体读者都喜欢看，也并非什么文体作者都能写。每种文体的流行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适合某一群读者，也可能只适合于某一群或某一位作者。这里就有文体兴衰的问题。
晶明这篇短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短篇小说独领风骚的现象起兴，说到九十年代以后长篇小说取而代之，一超独霸，由此提出文体沉浮升降的复杂因素，认为其中客观社会的制约，超过作家、批评家、读者的主观好恶。他从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对唐代传奇小说勃兴的考察找到有力佐证，反观八十年代初中短篇的流行、九十年代长篇的一超独霸，时代风尚和客观制约都班班可考，然后进一步追问为何充满灵性、才情焕发、短小精悍的文学批评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让位给峨冠博带、叠床架屋的学院式论文，而后者对文学趣味的伤害甚至比“红包批评”“人情批评”更严重。
“文体流变有规律，其推手却很复杂，需要我们准确地把握动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关系。”晶明这个结论让我想起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之间的艰难选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杂文兴盛，有“杂文年”之说。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杂文写得特别多，他找到了适合他的文体。如果强迫鲁迅去写周作人林语堂式的散文，或强迫鲁迅写当时中国已经很成熟的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他肯定不愿意。
都说鲁迅是杂文大家，其实认真说起来，鲁迅并没有写什么抽象的“杂文”。十七本杂文集，九百多篇杂文，在统一的杂文这顶帽子下面许多各不相同的文体分得很清楚，笼统称之为杂文固然可以，但远远不够。杂文只是总概念，下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体式。现在真是太不讲究“文章学”了，一讲到小说，就全是一样的小说；一说到散文，就全是一样的散文；一提到杂文，好像都是一样的“体式”。哪有这么简单！
鲁迅很看重《文心雕龙》，刘勰有句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的就是晶明所谓文体嬗变的“规律”和“推手”“动力源”“方向感”。鲁迅本人也碰到这个问题，他以短篇小说在五四时期问鼎文坛，“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很快中断了小说创作，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杂文，并反过来多次对小说的流行作出反省。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北京，鲁迅跟青年朋友创办《莽原》杂志，很快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办《莽原》，原本希望青年作家们来发“议论”，批评社会，没想到投稿的全是诗歌小说。他认为那时候写诗写小说的毕竟大有人在，直截了当批判社会的却不多。小说太热，挤压了“议论”和擅长“议论”的杂文的空间，鲁迅对此颇为不满。
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鲁迅回北京探亲，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中国过去把小说打压得厉害，到了梁启超又把小说的地位抬得很高。“五四”以后发现西方人也重视小说，于是小说终于成了新文学的主要文体之一，于是鲁迅忍不住幽了一默：“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这其实就是批评五四以后过度抬高小说的倾向。很多人抱怨鲁迅中断小说而专写杂文：你看托尔斯泰一部长篇小说就立住了，王朔也说鲁迅没有长篇，“矗不起来”，这都是不了解鲁迅对当时文坛的观察，用流俗的眼光或后来的文体格局来衡量鲁迅。
第三次是一九三三年，《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看鲁迅的杂文流行开来，就得陇望蜀，要鲁迅写小说在《申报》上连载。鲁迅回信说，小说当然还要写，但目前没条件，而杂文更切迫。群众爱看小说，“不费心思”，像五四“问题小说”或晚清“政治小说”那样借小说谈问题搞政治的盛况过去了，鲁迅不肯在这情势下再写小说。一九三四年还写信告诉萧军、萧红，他不大看中国作家的小说，平时主要搞翻译，写杂文。
第四次是编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之后，在简短的“编选感言”中鲁迅又说，五四时期小说都很认真，后来发达了，但接踵而至的“孪生兄弟”就是“滥造”。
尽管如此，鲁迅最后还是献出了《故事新编》。但《故事新编》在当时和以后的小说园地又何其独立无俦！这不是五四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小说的简单延续，而是探索新的小说样式。
小说与杂文的升降沉浮也曾令鲁迅深感困惑，但他很快摆脱了困扰。他不信邪，偏把不受待见的杂文抬到文学殿堂中去，偏要故意远离众人趋之若鹜的小说。
今天的作家基本只能写小说，甚至很快就能写出十多部长篇小说。但读者不多，质量也不好。杂文虽然报纸上不多见，却能够在网上呼风唤雨，很多微信文章、博客就是杂文的再生。鲁迅杂文的传统很可能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活过来。尽管现在主流作家仍然盯着长篇，但更多读者正期待着鲁迅式杂文的复活。鲁迅不迷信批评家的话，不在乎所谓文坛主流，更不愿迎合一般读者的口味，他的特立独行并非刚愎自用，而是在摸清了文体流变的“规律”“推手”“动力源”“方向感”之后，勇敢地逆流而上。
《鲁迅自序里的自谦》一文，从鲁迅著作序言看出鲁迅朴实自谦的人格，认为朴实自谦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方面。序跋是鲁迅著作精神的凝练和升华，所以要留心看鲁迅怎样写序跋。鲁迅自己非常重视序跋，有的书因为太重视序跋，时间又仓促，竟然就写不出序跋。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就无序，勉强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楚辞作了题辞。为何写不出序？因为那时思想急剧动荡，有些事没想清楚，或者觉得不便明说，干脆就不说。不要以为鲁迅是文章大家，就整天文思泉涌，其实他有时写文章很痛苦，即使一般作者认为最容易写的序跋，往往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腹稿时间很长。鲁迅序跋不是洋洋得意地享受“完工的拂拭”，不是借機自吹自擂，自我辩解，而是在著作完成之后对自己提出更严格的挑战—他的“自谦”源于“认真”和“质朴”。
鲁迅是绍兴人，但他身上有北方人的厚重、朴实。张承志怀疑鲁迅祖先可能是“胡人”，虽然没有证据，但这个假设其实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精神，不能完全当它是玩笑。扯出这个题外话是想说，北方汉子阎晶明写他心目中的鲁迅，跟南方作者的风格乃至着眼点都不太一样。作为“南人”，我有时特别想看到更多像晶明这样的北方学人和北方作家的书，希望能够调剂一下，免得趣味过于褊狭。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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