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迈

　　傅烈秘（Frederick A. Bee，1825-1892），一个道地的美国白人，在中国清政府于旧金山设立总领事馆之初， 便被任命为领事，是清政府的正式雇员，有三品衔。傅烈秘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十四年，由于工作出色而三次获嘉奖。他是历史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唯一的美国籍中国领事。他不会说汉语，也没有记载表示他来过中国。

　　傅烈秘出生于纽约州克林顿镇（Clinton），祖辈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据他说，他的远祖在中世纪时，向英国国王呈贡用蜂蜜酿造的酒，英王喜欢，遂封他远祖为贵族，并赐姓Bee （蜜蜂）。傅烈秘上大学时研习法律，经考试获得律师资格。一八四九年，傅烈秘离开纽约，乘船远道绕合恩角而到达加州，加入了当时的淘金热潮。也许是晚了一步，傅烈秘并没有找到易于开采的金矿；他曾雇佣中国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寻找金子。他对这些勤劳可靠的中国人有很好的印象，同时也对他们受到的欺凌感到不平，曾帮助过他们。

　　傅烈秘是一位有眼光、有开创精神的企业家。他参与创办的电话公司，一八五八年在普拉瑟维尔（Placerville）成立。由于他的电话公司成功铺设了第一条横贯内华达山脉的电话线路，傅烈秘获得了“上校”（Colonel）的荣誉头衔。他办过一家“飞马快递”（Pony Express），建过一座葡萄园，还参与创办了其他一些公司。傅烈秘也是加州早期地方自治发展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一八六八年，他负责索萨利托（Sausalito）的市镇建设，有一条街即以他的姓命名（Bee Street），并沿用至今。一八五八年，傅烈秘作为“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候选人参加埃尔多拉多（EL Dorado）县地方议会议员的选举，获得两千七百六十七票。他的这一系列政商活动，使他有了名气，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傅烈秘的投资活动，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遭受重大挫折。据记载，傅烈秘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间，与人合伙在华盛顿领地（Washington Territories）开办铁路公司及附属的矿产、航运公司，拟在当地建设铁路，但是失败了。

　　恰在此时，加州的反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逐渐演变成美国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一八七六年，国会组织委员会调查加州华工以及中国移民问题。国会调查委员会到了加州，要找一位律师代表华人寻找证人到委员会替华人作证，发现找不到愿意代理华人事务的律师，因为他们害怕代理华人事务而冒犯反华团体和个人，以致失去生意。最后國会委员会主席莫顿（Morton）找到广受尊重的傅烈秘，请他担任这项所有人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傅烈秘接受了这一工作，筛选和推荐证人，代表华人到国会委员会去作证。

　　我们现在知道，国会委员会在加州调查之后所写的调查报告，对华人不利，为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案作了铺垫。但是，傅烈秘在委员会调查期间代表华人利益的表现得到了华人的认可，旧金山中华会馆即聘他为律师，借助他的专业知识和他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及声望，在美国法律制度下保护华人的权益。

　　一八七七年，傅烈秘被聘为中华会馆律师后不久，四名华人伐木者在奇科（Chico）被歹徒杀死。中华会馆即悬赏缉凶，并委派傅烈秘和其他人一起前往调查。傅烈秘做事负责而精细，在调查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将凶手指认抓捕并判罪入狱。

　　从此傅烈秘得到华人的信任。一八七八年底，清政府在旧金山设立总领事馆，主要职责即为保护当地华人；傅烈秘这位既有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又在保护华人利益方面已有出色表现的美国人，即被雇用为领事，协助总领事陈树棠处理涉及华人利益的各种事务。当时驻美公使陈兰彬、副公使容闳呈报总理衙门的公文中，陈述了必须在旧金山设总领事馆以及雇用傅烈秘的理由：

　　……美国各邦华人约共十四万余，计金山一带已有六万，大半系佣力谋生。近因与外来洋人及本处工人积不相能，事端百出，自须呈设领事等官以资保护。臣等共事熟商，现带随员候选道陈树棠，稳健老成，堪以派充总领事驻扎金山。惟该处交涉事件纷繁，开办之初，必得情形熟悉之洋人襄助。查有金山洋绅傅烈秘，前此遇事，屡为华人排解，尚堪任使，当即派充金山领事，随同陈树棠办理。（《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十八，《遣使》，第19页 ）

　　“洋绅”傅烈秘被任命为中国领事后，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办理了无数交涉事件，多次有效地保护了华人利益。限于篇幅，下面选取两个事件来回顾傅烈秘的办事能力和忠于职守的操行。

　　一八七九年初，傅烈秘刚被任命为领事不久，即为保护华人雪茄制造商和工人的利益而和美国政府交涉，并在这一次交涉中取得胜利。当时旧金山有大约六七十家华人雪茄厂，雇佣华工大约在九百至一千一百人之间。当时，当地政府的管理规章规定，每家雪茄厂都必须有“安全保金”，保金可以是股票、个人财产、房地产等。但是在一八七九年初，新任国税局长突然宣布改变这一规定，从此只接受房地产为保金。其时华人很少有房地产，于是有十五家华人雪茄厂被迫停工，其他华人厂家也陷入困境，数百华工生计顿受威胁。

　　华人雪茄商马上向刚刚开馆的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求助。傅烈秘立即给旧金山新任国税局局长发函交涉，接获回函发现局长态度强硬之后，傅烈秘便决定将此事提升到联邦政府一级进行交涉。他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网，找到两位前任国税局副局长和一名律师，请他们写信，陈述他们不同意新任国税局长只接受房地产为保金之新规章的理由，然后将这三封信连同他自己的报告一起寄给驻美副公使容闳，建议容闳与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直接交涉。经过几个月的交涉，联邦政府终于作出裁定—保金新规定应予废止。一八七九年九月，财政部属下的联邦国税局局长给旧金山国税局局长发训令，明确指出他的保金新规定“既不合法也不合规章”（neither the law nor the regulations limit the qualification of bondsmen to real estate security）；容闳也收到联邦政府官员的保证，“加州的国税局在执行职务时，将给予华人平等的法律保护”（to give Chinese residents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laws）。

　　我们现在知道，这一保证并不算数。很快，美国政府在一八八○年胁迫中国政府同意修订一八六八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废除两国之间人民可以自由移民的平等条款，旋即美国国会于一八八二年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来美，不准华人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从此美国这一法律成为拒绝华人的一道长城，华人在美国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正是在十九世纪末期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傅烈秘连续目睹美国政府毁约废诺，却继续运用他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政治手段，帮助华人保卫他们的基本权益，赢得一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赢的案例。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可以对美国“法治”历史经验中与美国华人有关部分加深认识—所谓“法治”（the rule of law），常被拿来与“人治”（the rule of man）相对比，其实“法治”不可能完全撇开人的因素。人的参与投入，有时候会使得“法治”的精神—“正义”（justice）被扭曲或抛弃。

　　《排华法案》先由一小部分用心险恶的人推动，后来成为美国法律，欲将华人完全排斥于美国之外，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国建国时的《独立宣言》与宪法所表述的立国精神与原则。但它成为法律之后，各级政府即开始执法，反华团体援引它迫使政府执法机关、人员严格执法，更有为非作歹的暴徒以政府执法不严为借口，攻击华人，将华人从居留地区驱逐出去，声称是“代政府执法”。最令人发指的是，在那些“反华暴动”（anti-Chinese riots）中， 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殺华人，抢劫他们的财物，毁坏他们的房屋。中国驻美使馆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派军队保护华人，要求惩罚凶手、赔偿损失，美国政府每每推诿拖延，常常以美国是“法治”国家为理由，拒绝中国使馆的要求。

　　最骇人听闻的“反华暴动”，是一八八五年九月二日在怀俄明州石泉镇的白人暴徒大屠杀华人事件（Rock Springs Massacre， Wyoming Territory）。

　　在这次事件中，共有二十八名华人被杀害，十五名受伤，数百名华人被驱除出他们的家园。事发后，中国驻美公使立即派遣领事黄锡铨、傅烈秘到现场调查华人被杀、被伤害、财产被劫被毁的情况，日后就依据他们所呈报的详细报告，向美国政府据理力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迫使美国政府赔偿华人财产损失十五万美元。这是当年中国驻美机构为华人受迫害向美国政府交涉的无数案例中极少的一个成功案例，而且这一成功也是有限的：美国政府只同意赔偿华人的财产损失，拒不赔偿被杀害的华人的人身损失，而且杀人凶手无一受到法律制裁。

　　傅烈秘参加调查石泉镇反华暴动事件之后，回到旧金山，接受报纸记者访问，他对记者提问的立即反应，使我们对他当时的调查情形有直接的现场印象，通过他的言词，也可以略知他的人格个性。

　　记者问他，参与这场大屠杀的白人中是否有美国人（指本地美国白人）？

　　“美国人！”仿佛受了雷击一般，傅烈秘大声喊叫起来，“美国人！请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来玷污你的国家！感谢上帝，他们不是美国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联合太平洋公司从欧洲运来的劳工，很多来自英国的康沃尔（Cornwall）和威尔士（Wales）。那些杀人凶手，是从小就混迹于黑帮社会的残忍之徒。他们出身卑微，满脸横肉，愚昧无知，一身流氓气，你要是在挤满人的大街上见到他们，即便你身带双枪，也仍然会感到害怕。这群杀人犯挥舞着大棒和石块，极其凶残—他们抓住受伤无助的华人，用大棒砸出他们的脑浆，或用石块劈碎他们的脑壳。当这些男人射杀华人和焚烧他们的房屋时，那些女人则洗劫华人已逃离的居所。我估计那里大约有四百个白人。那些女人也凶悍蛮横得很，若有士兵离开兵营单身在外，这些凶悍女人会向他扔石头，朝他大声嚎叫，直到他落荒而逃。”（Daily Alta California， 28 September 1885）

　　傅烈秘的这段话提醒我们，在许多情况下，“白人”“美国人”这类笼统名词，无助于认识分辨人世真相。白人有很多种，美国人也有不同类型。石泉镇暴动事件中杀害华人的歹徒是白人，义愤填膺强烈谴责他们的傅烈秘也是白人。支持《排华法案》的有许多美国人，但反对它的也有傅烈秘这样的美国人，而且傅烈秘认为，他反对排华法案的立场，才是代表了美国立国原则和价值观的真正美国人的立场。

　　一八八二年三月，在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之前，傅烈秘给国会参议院写信，这样陈述他的立场：

　　我相信，《独立宣言》中的永恒真理，与《圣经》中的恕道和登山宝训同出一源……

　　一百年前，我们的建国前辈在大道上将我们领向安全、强大和光荣，而现在有人提议我们进入的邪径（《排华法案》）将会给我们带来耻辱，衰弱，和灭亡。（Thomas Valentine Cooper， American Politics， Book I）

　　傅烈秘所说的《独立宣言》中的永恒真理，自然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他所说的《圣经》中的恕道和登山宝训，也包含揭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十九世纪的美国废奴主义者、主张种族平等的人，都认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和傅烈秘一样，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源出《独立宣言》和《圣经》，是指导国家建设治理和个人修养行止的“双重律令”（twin mandates）。我读美国历史，对像傅烈秘这样终生不渝遵奉这双重律令的美国人，怀有最深的敬意。对那些始而认同立国原则，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淡化这一认同，作出种种妥协，对现实中违背立国原则的丑恶歧视沉默无语、视而不见的美国人，不胜惋惜。对那些只认眼前小团体利益，不惜践踏、扭曲立国原则却自称是道地美国人的人，只有蔑视。

　　像傅烈秘这样只认原则、不看肤色的美国人，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中，是少数。他是那些只看肤色、只重小团体利益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生命安全，曾多次受到反华恶棍的威胁。傅烈秘面对这些威胁时的勇迈从容，在中国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的诗中得以生动展现：

　　几年辛苦赋同袍，

　　胆大于身气自豪。

　　得失鸡虫何时了？

　　笑中常备插靴刀。

　　黄遵宪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正是《排华法案》通过后的最初三年，他和傅烈秘一起处理了无数案件。他这首诗的“自注”云：

　　傅烈秘。同官金山领事。初行限制华工例，余与傅君遇华船至，则出视。一日过海关，有工人群集，一人出一手枪指余辈云：“如敢引华人入境，当以此相赠。”君手摸靴中铳，复笑谓之云：“汝敢否？” （《人境庐诗草笺注》）

　　傅烈秘正常执行公务，却必须随身备枪自卫，虽然他谈笑自若，蔑视歹徒，仍可想见当年形势之险恶。旧金山是十九世纪末华人进出美国的主要港口，傅烈秘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处理华人出入境的主要代表官员，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到港口登船协助华人入境，为受到刁难的华人申请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无数次与美国海关、法庭交涉，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华人。

　　一八九二年五月底，傅烈秘在执行公务时突然逝世，旧金山的主要华人团体（如“宁阳会馆”“三邑会馆”等）都派代表出席了他的葬礼，并献上写有英文“献给我们的朋友傅烈秘”的大花圈。在教堂举行追思仪式后，有一百二十五辆马车陪送傅烈秘灵柩车去他下葬的墓地，其中一百多辆乘坐的是华人，那些对傅烈秘怀着深深感激和不尽哀思的华人。

　　傅烈秘去世当晚，人们纷纷议论猜测，谁会取代他而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工作。大家都知道，傅烈秘生前的薪俸优厚，每月有一千多两银子。旧金山的名律师赖尔登（Riordan），是傅烈秘的多年好朋友，常常为傅烈秘介绍的华人打官司，对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也很熟悉，他说，看来中国政府不会再雇用一个白人领事了。赖尔登认为，傅烈秘任中国领事十多年，是中国政府因人设职，是傅烈秘为华人服务的杰出表现给予特殊奖励；傅烈秘独一无二，没有其他任何白人可以替代他。赖尔登果然判断正确，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从此再也没有任用美国白人为领事。

　　世间已无傅烈秘。

　　傅烈秘去世第二天，旧金山地方报纸报道，他前一天突然发病摔倒街头时，正是各联邦政府办公室下班时间，大批联邦政府雇员纷纷离开海关大楼，得知傅烈秘急病摔倒，恐将不治，很多人都聚集在人行道上议论，表示哀惜。记者写道，“多少年来，几乎每一天，人们都会看见瘦高个的傅烈秘领事进出这座海关大楼”，“虽然说傅烈秘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他那始终保持的礼貌和迷人的风度，在这些联邦政府官员中广受尊敬”（San Francisco Call， 27 May 1892 ）。

　　在傅烈秘的葬禮上，牧师斯特宾（Rev. Stebbing） 致悼词，说傅烈秘曾占据“一个独特的公共位置（a unique public position）”，“他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困难的；他是一个有正直判断和品格的人。他展现了人格的和道德的勇气。他也是一个有优雅风度的人” （San Francisco Call， 30 May 1892）。

　　傅烈秘这样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多年来不为世人所知，只是在有关美国排华运动的著作中稍有提及，这种令人遗憾的遗忘，近年来有所改变。

　　数年前，加州有一位保险经纪人欧德尔（Anthony Oertel），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凭兴趣研究旧金山外国领事历史时，意外发现傅烈秘这位独特历史人物，对他发生强烈兴趣，于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有关傅烈秘的历史资料、图片，全部放到他创办的“傅烈秘历史项目”网站上。有兴趣的读者到这个网站上（Frederick Bee History Project – www.frederickbee.com）泛览一下，看看欧德尔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和法庭档案中爬梳挖掘出来的多种史料，便可想象这位历史爱好者（history buff）所下的功夫。

　　欧德尔先生不仅花大力气挖掘、保存有关傅烈秘的史料，也努力推动对傅烈秘的认识和纪念。在他的推动下，这两年一些报纸开始报道傅烈秘的故事。去年，欧德尔先生推动加州和纽约州的州议会通过决议案，褒扬傅烈秘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先驱，纪念这位独特的美国历史人物逝世一百二十五周年。

　　这种官方褒扬和纪念在傅烈秘逝世一百二十五周年时才发生，自然是迟来了的；但现在纪念缅怀傅烈秘，也许是恰值其时。

　　二○一八年二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