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末匆忙地赶到京都，去学校报到完就拖着两大件行李，寻寻觅觅，终于在御灵神社前安下在日本的第一个家。租下的公寓在古京都城中轴线乌丸通的最北端，几步之遥就是一四六七年“应仁之乱”的发生地。这里离同志社大学、大谷大学比较近，离自己的学校却有些远，上下学都得骑车过鸭川。得知我住到了这里后，一位前辈安慰我道：“住得很好！地段不错，清幽可喜。”
每天走出公寓，就能看到御灵神社的青灰色鸟居。此处供奉的是崇道天皇、井上大皇后、他户亲王等“八所御灵”，还有遣唐使成员吉备真备。吉备于公元七一七年搭船渡海，在盛唐留学将近二十年，回到日本时已年届四十。考虑到中古时期日本遣唐使每次出航，遭遇海难的概率达到四分之三，他还是非常幸运的。学成回国后，吉备受到朝廷重用，一度高居右大臣之位，但晚年卷入皇室政治斗争，遭到排挤，郁郁而终，和其他政治失意者一起被供奉在这里。
一
十月京都似乎进入了雨季，每天秋雨绵绵。一天晚上雨势稍缓，我准备出门逛逛，步出狭窄的御灵前通，拐上乌丸通，没走几步就看到一家古书店。书店位于一栋木制和式老房子里，经年的杉木板已经发黑，遮阳棚垂下的布条写着“荻书房”三个字。记得去年在东京逛神保町时，那里的古书店通常六点就关门，但现在已经七点多，透过玻璃门还依稀可以看到里面的成排的书，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文库本一律一百日元！”
推开门进去，感觉室内有些昏暗，正困惑时过道忽然变亮堂了，原来是老板发现有客人进来，就为我开了顶灯。他满头银发，看上去应该有六十多岁，正坐在收银台后面的榻榻米上整理书籍。原来是在自家住宅里开的古书店，怪不得这么晚还营业。点头致意后逛了一圈，发现里面不过是靠墙三面书墙，再加上中间两排书架而已，书倒是全都整洁有致。粗略看了会，有一套《出版人の遺文》八册套装想买，但考虑到目前书架等家具全未置办，家徒四壁，心想来日方长，下次再来。
友人告诉我京都有两家荻书房，分别由同一个家族的两代人经营，年轻一代把店开在京都大学北面的一乘寺，叫“荻书房Ⅱ”，店面稍大也更热闹。有天傍晚我慕名前去，那里卖的基本全是文学书，有不少明治、大正年间的原版小说、散文，仔细地用塑料膜包着，爱书家同人杂志也有不少。但这些毕竟都不是我的主业，最后空手而回。
再次去楼下的“萩书房Ⅰ”已经是一周后的下午，京都终于放晴，可以暂时把伞收起来了。路人和我皆如释重负，步伐也轻快许多。这一次店里还是那么萧瑟冷清，只有我一个顾客在找书。这次来细细地看了每排架子上的书，包括文库本、文艺书、画册、日本史，东洋史研究相关书籍放在东北角。
我从其中抽下一册泷川政次郎解题、校定的论文抽印本《宋元驿制纪事—永乐大典所引〈金玉新书〉及〈经世大典〉逸文》。这个抽印本颇为罕见，要价也颇不便宜，考虑到现存《永乐大典》都已经有影印本，之前的整理著作大多失去了价值，所以将发黄发脆的小册子放了回去。
最后挑了一本朋友书店一九七五年影印版的王弘撰所著《山志》，精装带函套，品相亦佳。这部书国内已有中华书局《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书的整理本，由何本方先生点校，文本本身非常易得。再买下这个版本，一是看中它的影印底本是清乾隆年间绍衣堂版，为国内罕见，一般图书馆只藏有道光、光绪两种刻本；二是朋友书店虽然出版不少学术著作，也影印过《世说新语抄》《韩柳文选》《十八史略》《文章轨范》等汉籍，但前者为今人新作，后者只是京大文学部的汉文教材性质，像《山志》这样正式的影印古籍似乎仅有此例。更重要的是，围绕该书的出版，还有一段悠久的学林往事。
二
作为现在京都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朋友书店最早只是日本共产党旗下东京“大安书店”的京都分店而已。
一九五二年，大安书店由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小林实弥创办于东京千代田区富士见町，三年后“大安文化贸易株式会社”正式成立，简称“大安”。大安书店是家不折不扣的左派书店，店里大部分员工都是日共党员。创业之初小林社长经营有方，特意将书店开在东京华侨总会旁边，借助在日华人的特殊渠道将《人民日报》《新华月报》《人民中国》等报纸杂志，《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中国内地出版物经香港中转进口到东京。二战刚结束时，马克思列宁主义风靡日本学界，这类书籍非常畅销，大安书店因此经营得风生水起。
但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中国开始限制书籍出口，大安书店营业额大幅受挫。一九六八年，会社又受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的波及发生严重内讧，在要不要继续售卖中国书的内部派系斗争中，受到排挤的社员坂本俊彦、嵯峨弘、大胡健一负气出走，最终引发连锁效应，大安书店于次年正式关门歇业。
但严格来说，大安其实一直没有消亡，只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分为三：社长小林实弥重整残部创办“燎原书店”，取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继续在东京保存马列主义火种。依托大安的书志学团体“古典研究会”正式独立，搬到东京千代田区饭田桥，后来演变为今天著名的出版社“汲古书院”。大安京都支店则在前员工、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生土江澄男率领下，重新整编为“朋友书店”，立足关西，不断发展壮大。
在日本战后影印中国古籍中，我尤爱大安时期的古典研究会影印的《清明集》《新编事文类要启劄青钱》《三巡奏议》，以及汲古书院的《和刻本正史》《和刻本明清资料集》《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等丛书。朋友书店影印版《山志》虽然从纸质、装订、清晰度上都远没有汲古书院那么考究，但也可视为大安留在京都的一抹余晖。
今天的朋友書店在京都市内有两家店面，一家在神乐冈町的吉田山脚下，一家在北白川畔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它至今秉持着老式书店的规矩，定期针对京都大学的各个研究科挑选新书，将头册送到研究室来，由教授、院生们在“选书会”上共同挑选，不要的书头册拿回去，要的书将剩下的全部搬来—从钱穆、长泽规矩也等老一辈学人的回忆录可知，民国时期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伙计们，也是以“送头本”招揽生意的。
“送头本”在中国早已销声匿迹，日本却延续至今，个中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书籍市场方兴未艾，是卖方市场；日本汉学研究在战后日渐凋零憔悴，是不折不扣的买方市场—土江澄男回忆前京大文学部教授吉川幸次郎时，曾谈到在日本开书店的辛酸：“我们这样做卖书生意的，和相当多的大学老师有来往。其中也有对我们冷眼相待的。而吉川先生却始终如一，平等相待，言辞亦极亲切。且很多老师退休后购书数量明显降低，而吉川先生却连报刊都要亲自过目。对中國的新刊出版动向也很留心。订购的书送迟了，也仅是委婉地提一句而已。”（苏枕书《京都古书店风景》，中华书局2015）
汲古书院影印古籍依托的是东京都市圈各高校、图书馆和私人的丰富收藏，故精品迭出；朋友书店依托的京都府相对而言要逊色许多，影印版《山志》可能是可以傲视东都的少数几例。这部书所用底本是吉川幸次郎的藏书，书的最后一页吉川跋语写道：
此卷得之于汇文堂大岛五郎，《二集》阙其首卷，略点一过，似在乙酉国变之后。今清水君（茂）因笺《顾亭林集》欲借之，乃重为翻阅。《初集》卷二、《二集》卷四论韵书乃与亭林相发，又言其刻《广韵》始末。卷五《转注假借》亦引《韵说》。《二集》卷二论枚书，虽疑其伪，又言其未必，盖阎百诗前议论多似此。《初集》卷四斥李贽，所见与《日知录》同，此又不及屠隆，其说又见卷六《祝允明罪知录》条。《初集》卷四谈传奇，则亭林之所绝口也。甲寅十月十八日，幸次郎记。
甲寅年是一九七四年，吉川时年七十一岁。跋语所提到的清水茂是吉川的学生，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准教授、教授直到退休，著有《中国诗文论薮》《中国目录学》等，朝日新闻社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国文明选》丛书第七册《顾炎武集》由他负责编写，吉川在这篇跋中也提到了此事。从这条跋中可见，总体而言吉川对于《山志》的评价不太高，不但列举书中疑似参考阎若璩、顾炎武之处，还指摘它过于拘泥儒家传统观念，排斥李贽太过，又好谈怪力乱神，弊病着实不少。
当初为了搜寻《山志》，清水茂曾经查遍京都大学、大阪府立图书馆、宫内厅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国内图书馆，都不见踪影。一筹莫展之际他向自己的老师求助：“您知道哪里有人收藏有《山志》这本书吗？”吉川回答：“我就有呀。”清水后来感叹，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书中涉及顾炎武的史料较多，清水在征得吉川同意后将全书摄影，并有了将底片印刷出版、广飨同好的念头。土江澄男对这件事也大力支持，这才有了这部书。
因为是学生借先生的书，由常理推测清水茂自然是战战兢兢、不敢损伤。一般古籍影印时为了提高清晰度，通常先将线装书的装订线拆开，逐叶摊开摄影，印完后再重新装线，这样成书后版心、鱼尾正好在每页中间。但《山志》明显是当初未拆线，半叶半叶地摊开摄影，最后将每叶后半与下一叶的前半拼凑在一起，故成书后左右不齐、歪歪斜斜的情况较多，所幸大致不影响阅读。但从这点小瑕疵中，却不难看出清水的尊师重道之情。原书完璧归赵后，吉川又撰一跋云：
山史书迹，存者绝鲜。内藤师《宝左盦》有一便面，向为“十二长物”之一。忆丙寅春毕业试，师为同考。后数日，谒于田中野仲町蜗庐，郓城夏渠园（泉）以辟地之客同在。师以眎之夏，嗟赏良久，师因许为解人。幸又记。
丙寅年是一九二六年，吉川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年份。内藤师即内藤湖南，“十二长物”是他最钟爱的十二件艺术藏品，查《湖南文存·宝左盦十二长物》，其中包括汉镜、唐砖、明宣宗敕文等，还有顾炎武金扇诗翰一件：“纵五寸三分，亭林先生自录其所作《周公测景台》《卓大傅祠》《先圣庙谒七十二弟子》三首示王山史者。”半个世纪后，吉川幸次郎面对着清水茂送还的《山志》，抚今追昔，不禁回想起当年在自己的老师那里目睹顾亭林真迹的那一幕。
当天的座上宾夏渠园（泉），确切地说应作“夏渠园（继泉）”，是晚清山东郓城籍进士。他出生于一八八三年，当过地方官和团练副大臣，是晚清旧官僚，但却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支持山东独立。一九二五年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步罗振玉、董康等人的后尘流亡日本。夏氏虽然是内藤湖南的客人，但似乎和吉川更为投缘，夏继泉后来又去了趟大阪，有四天王寺之游，吉川赠他以《次夏渠园先生登四天王寺塔诗韵二首》：
一
平生那有愧孙登，故国风烟客念凭。
日爱清晖营素室，犹怜饕戾似青蝇。
干霄豪气拂霜剑，如水禅心参佛灯。
梦到大明渔唱稳，湖楼人在最高层。
二
久留看尽故客樱，有泪感时溅杳溟。
跋扈中原谁李郭，幽伤北寺泪桓灵。
连年兵起烟尘暗，几处城空草木腥。
呜咽清商琴一曲，夜神雨打阁前铃。
两首诗均暗暗地以夏渠园比拟明遗民，将中国国内的当政军阀比喻为东汉末年的乱党李傕、郭汜之流，并呼应了不久前共同欣赏顾炎武示王弘撰诗扇一事。王弘撰虽然不是明末清初最知名的学者，但从内藤湖南到吉川幸次郎再到清水茂，京都大学汉学的学术脉络却通过他这条若有若无的线，一路贯穿下来。
三
王弘撰字文修、无异，号山史、待庵、山翁等，陕西华阴人，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之良的第五子。王弘撰是明末典型的公子哥，从小被父亲带着游宦大江南北，在官场耳濡目染，还过眼不少名画、名帖、善本，这些年少见闻后来很多被他写进书中。《华阴县志》这样描绘他二十岁以前过的奢靡生活：“家既丰，性复潇旷，喜与当时诸名士游。且豪于声妓。花晨月夕，攜杯榼，携良朋，挈昆仲，倚石临流，徵奇斗韵。加以翠黛双鬟，竞陈肉竹，风流儒雅，见者谓乌衣诸俊，好音未泯。”
对于这样的翩翩公子而言，明朝的灭亡意味的是天崩地裂。此后他狂惰自废，筑庐华山隐居，誓不出仕，并拒绝清政府博学鸿词之招。虽然生活渐渐变为攻苦食淡，但他好交名士的天性还是一如既往。康熙十六年（1677）秋天，江苏昆山人顾炎武旅行到华阴时，王弘撰邀请他来家中居住，后来又为他营造斋舍，说服亭林从此定居陕西。
如果看明末冯从吾撰写的《关学编》，可知关中地区学术在北宋张载之后，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期。但到了明末清初，此地和河北一起忽然崛起，出现了李颙、孙枝蔚、李因笃等大儒。除了王朝更迭的巨大刺激外，和江南地区的学术交流变得密切也是原因之一，长期居陕食藜的顾炎武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力。《山志》中仅用寥寥几笔，就将这位“顾怪”描述得非常传神：
丰姿不扬，而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而不易窥测……行谊甚高，而与人过严。诗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计求之，终不可得。或以是致怨，亭林弗顾也。居恒自奉极俭，辞受之际，颇有量衡。四方之游，必以图书自随，手所抄录，皆作蝇头行楷，万字如一。每见予辈或宴饮终日，辄为攅肩，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其勤厉如此。
顾氏比王氏年长近十岁，名声也更显，一直是以兄长的身份与王弘撰交往，以至于《山志》的写作方式、政治取向、议论内容都明显受到了《日知录》的影响，如一个大标题之下经常包含若干独立的段落，由内容推测，应该是写于不同时期的读书札记，最后抄撮编排在一起而成。
因为书中涉及孙传庭、刘宗周、魏学濂等明末人物，再加上是遗民著述，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后付梓的初刻本很快名列清政府的禁燬书目。六卷本的康熙版《山志》在清末琉璃厂书肆犹有流传，孙殿起在《贩书偶记》记载：“《山志》六卷附《大明世系》一卷。华山王弘撰撰，无刻书年月，约康熙间刊，《四库》附《存目》，阙《大明世系》。”即只有《初集》而无《二集》，此版本现国家图书馆有藏。
乾隆年间政治风向改变，明遗民开始受到政府的表彰，王弘撰的《周易筮述》《砥斋集》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山志》也得以重新刊印，即这部乾隆五十三年（1788）绍衣堂刊本。乾隆版《山志》包括《初集》六卷、《二集》四卷共十卷，和后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光元年（1821）的十二卷本相比少了两卷，少的分别是《二集》卷一《大明世系》，还有包括《甲子历》《阳九百六》《召公》等二十五篇在内的《二集》卷二。
不过据孙殿起的记录，在康熙初刊本《山志》中《大明世系》是附于《初集》之后的单篇，并未正式编入《二集》当中，考虑到康熙版刊于王弘撰生前，这应该是作者的本意。所以道光、光绪本在补足乾隆本《二集》中被删掉的原卷一时，又将《大明世系》列为《二集》第一卷，这就彻底打乱了乾隆本的编排次序。换句话说，吉川幸次郎旧藏绍衣堂版《山志》所阙《二集》卷一、附卷《大明世系》并非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遗失，而是乾隆本原书就如此。
乾隆本中《大明世系》被删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这部分提到了南明“弘光”年号，这在当时是大忌。《二集》卷一为何也要删掉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根据何本方整理本，该卷《迁国》篇云：
苏文忠曰：“周自平王至于亡，无大失道者，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祸也。凡避寇而迁，未有能复振者。使平王收丰、镐之遗民，而修其旧政，以形势临诸侯，齐、晋虽强而不敢贰也，而秦亦何自霸哉？”宋人南渡，卒亡社稷，文忠之言似有先见。然而时势所迫，有不得不然者。若天不生秦桧，使岳武穆得行其志，则临安未使非中兴之基。古今覆辙相寻，可胜叹邪！
文中苏文忠即苏轼，引文来自他的名篇《平王论》。王弘撰在这里以南宋比南明，以临安比南京，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在说南明若无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则收复北境并非无望。同卷《中兴》篇有“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之语，《殷人》篇又有“殷之臣民终不能忘殷，箕子朝周过殷故墟，作《麦秀》之歌，殷民闻之皆为流涕”云云—这种政治影射实在有些露骨，在盛行文字狱的乾隆朝，可能会给王弘撰后人、书肆、刻工都带来杀身之祸。
考虑到这一点，将卷一全部删掉，并从卷二开始编页码，用类似于“开天窗”的方式清楚地留下剜改痕迹以待后来人，未尝不是弱者最后的反抗。从这点看，绍衣堂版虽不是《山志》初版，也不是最全版，但其版本学价值是不可磨灭的。只是当时文人士子们通过“墨台”“挖空字句”“空格”“缺遗”等方法，主动删去违碍内容的例子过多，最终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据《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记载，绍衣堂版《山志》不久后也遭到禁燬。
四
最后的问题是，吉川幸次郎究竟是在哪一年购得这部绍衣堂版《山志》的呢？遗憾的是跋中并没有明说，仅言“得自汇文堂大岛五郎”。一九六六年第二十五卷第一号《东洋史研究》上，刊载有外山军治撰写的《悼念汇文堂主人大岛五郎》一文，显示五郎是在当年四月二十三日因病去世的，由此可以判断吉川购入此书必定在一九六六年之前，但更具体的时间已不可考。
大岛五郎一九○一年生于京都，是家中五男。十九岁那年他刚从京都一中毕业，创办汇文堂的长兄大岛友直刚好去世，于是原本准备继续升学的五郎临时决定接手店铺，成为二代目。尽管最初没有任何经营书店的志向和经验，但五郎生性诚实勤勉，渐渐在古书业界赢得口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今天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还叫“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都交由汇文堂出版，包括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攟逸》、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等。
一九三五年，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东方文化学院决定共同创办《东洋史研究》杂志，但苦于缺乏资金，大岛五郎依然决定提供支援。每期杂志出版时，汇文堂都会在书末刊登新书广告，五郎则向杂志支付高额的“广告费”为报酬，并帮助将它销往全国甚至海外。学术杂志本来销量就不大，尤其在创办之初更是如此，所以五郎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悼文的最后，外山军治写道：“不只是东洋史研究者，京都的中国学研究者也经常要劳烦大岛氏。汇文堂超越了单纯的中国书籍专门书店的范畴，几乎变成了类似于中国学研究者交际中心那样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每次只要去汇文堂就能得到很多新消息，在那里说话，传达效果也很好，这就是汇文堂对于学界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来京都访学，汇文堂扬名国际，海外订单纷纷来到，很多美国大学、研究机构都要通过大岛五郎订购汉学书籍。但盛极而衰，在五郎逝世以后，汇文堂后继乏人，其地位渐渐被朋友书店所取代。现在汇文堂书店在京都御所东南面的信富町上，只是我两次在工作日特意骑车经过，都是大门紧闭，只看到内藤湖南题写的“汇文堂书庄”大字匾额，不知道百年老店最近无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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