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强

　　一

　　库切是专职教师，先后在南非、欧美、澳洲的学术机构中供职，是个不折不扣的“academic”（这个词兼有大学教师和学生、学者及学会会员的意思）。坎尼米耶的《J. M.库切传》（王敬慧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描述傳主的学术轨迹，将其跨国求学的经历和学术背景都交代出来，这是此书的一个看点，关乎“高校英文系的学科发展脉络与学术争斗常态”，欧美文学批评在半个多世纪里的变化和发展，值得在此加以评说。

　　大致说来，库切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欧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传统的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新的研究思路方兴未艾，于是有了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库切供职的开普敦大学英语系为例，守旧派固守英国教学体系，革新派引进美国模式，僻居非洲南端的院校成了斗争的舞台，因为两种思想都是外来的，都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由于时间错置（anachronism）而愈发针锋相对，这是殖民地学术活动的特色。

　　《J. M.库切传》第八章讲述道，库切于一九七一年学成回国，申请开普敦大学英语系的教职，以他在美国多年的学术历练，是个理想人选。但是系主任大卫·吉勒姆并不赏识他，两个人的教学思想有冲突。库切要讲授的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而吉勒姆教授信奉英国“实用批评”，对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没兴趣，只准讲英国经典文学和少量美国文学，将南非及其他英联邦文学排除在外，这当然引起库切等一些教员的不满，摩擦和对立也就在所难免。

　　库切本科读的就是开普敦大学英语系，对该系的学术派系之争并不陌生，只是当时对立的两派是属于英国理念的内部斗争，不像库切和吉勒姆那样是英国派和美国派之间的摩擦。当时的两派，一派是传统的英式教授，注重作家传记和作品版本，遵从维多利亚时代批评观，另一派师承“实用批评”的理查兹、利维斯这一脉，倡导“文本细读”，双方也是互不相容。老一派见不得“不成熟的批评”，限于讲授“人名、日期、阶段、影响和趋势”，课堂空气较为沉闷。新派学人则以“旺盛的精力和雄辩的语言”授课，秉承利维斯风范，属于汗如雨下倾情投入型，既让学生倾听不倦，又让他们获得密集的阅读教训，无疑更受欢迎。老派有老派的理据，对过细的解读不以为然，如哈代所言，“如此细读文本，以至于不见了诗意”。两派的教学观和批评观有冲突，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都倡导“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

　　等到库切自己做了老师，情形又发生了变化，当年的革新派成了保守派，“实用批评”的“文本细读”似乎失去了新意，正如库切对吉勒姆教授的指责，说后者提供的是一套“稀疏的利维斯教学大纲”。我们看到，库切连提倡细读的利维斯也嫌“稀疏”，不对新一代学人的胃口；而主攻威廉·布莱克的吉勒姆教授，一辈子只出过一部布莱克研究专著，则恐怕不仅是“稀疏”，且不免是“疏懒”的了。在美国待了八年的库切，对美国学人超常的勤奋、美国研究生教学的专业和严格都深有体会。老派英式教授的清淡和殖民地的闲逸，他未必是不懂得欣赏，但显然是不能感到满足了。

　　这里说的“实用批评”及利维斯，只是就其影响而言。利维斯虽脱胎于“实用批评”，他本人却算得上是这个体系的异类；他的论著《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代表其批评的理念和方法。利维斯不是不讲二十世纪，但是在他“钦定”的名册上，只有康拉德和劳伦斯才有幸进入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南非英语系教师受此影响，当代作家讲到劳伦斯就为止了。库切想要讲的索绪尔及现代语法理论等，专业文学教师更是普遍不感兴趣。在开普敦大学英语系，英国体系的内部斗争转变为英国派和美国派的对立。

　　所谓美国派是指时兴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话语，一种受法国影响的美国模式，它带来的变化可概述为三点：其一是结构主义及语言学批评（linguistic criticism）进入文学研究，将专业化的现代语言学方法融入文学批评，这个潮流其实源自英国的“实用批评”，也有英国文体学（linguistic stylistics）研究的推波助澜，只是和“利维斯传统”格格不入；其二是研究对象突破单一民族传统，关注殖民地创作，也引入先锋派文学，包括难以归类的跨国文学现象，像贝克特、纳博科夫等，这就与利维斯的模式和价值观拉大了距离；其三是重视阅读书目和参考文献，凸显相关学术脉络，连课程作业也附加引用书目，而这一点尤为利维斯派所不喜。此前新官上任的吉勒姆教授，一把火将前任系主任留下的教学材料（长长的参考书目和成吨的学生习作）烧光，此举可视为典型的利维斯派之怒。在英国批评观念占主导的南非，美国派的库切以新锐面目登场，要冲击那个过时的教学体系。

　　二

　　库切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塞缪尔·贝克特英文小说文体研究》，采用“风格统计法”分析贝克特的文体构成，研究手段完全是跨学科的。他凭自己的数学知识和电脑技术，在论文中制作了大量图形、列表，文科师生一般是看不懂的。他的方法得之于导师威廉·托德的文献书目学课程，借助辛曼校对机研究手稿，用计算机分析文体差异。

　　该研究方法体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即将索绪尔、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融合起来，以文学语篇的语言为研究重点，强调语言/语篇和符号学的认知功能，把语言视为一个自给自足、自我调节的抽象系统。库切的论文“运用一系列数据衡量单位（字的长度、句子的长度、语法功能等）”分析贝克特作品，将语言学、数学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回到开普敦，库切将这套结构主义“数值法”介绍给了南非学术圈。

　　结构主义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转向，这种转向是划时代的。以往的文学评论是以批评家的个人情感、批评家对作者意图的揣测为导向的，结合了对美学特征的评析和关乎主题的价值判断，大致是一种评传式的批评方法，注重印象和感悟、流派特征和文学史脉络。结构主义则倾向于阐释语言结构，诸如区别性的词序、措辞特征、声韵模式、文本多层次构成、意义的潜势系统等；不是将话语仅仅视为现实的反映或表征，而是主张文学自身有一套可供辨识的模式，强调从文本内部挖掘文学的形式规律，避免从作家立场解读文本，所谓“作者之死”的宣告即源于此，作家的主体地位和传记式的研究方法被摈弃了。

　　从这个背景看，利维斯派失势，倒真不在于利维斯的那一套细读还不够细（这粗细又该如何界定），而在于其批评方法已不合潮流。当年开普敦大学英语系的两派其实都属于印象派，既讲审美风格也讲道德主题，提炼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社会意义。当然，利维斯更偏重文本分析，认为文学阅读能够训练一种具体、微妙、尖锐的思想感知力，避免哲学的抽象和意识形态的宽泛，让人在创造性的审美认知中达成“对人性的道德关怀”。他把文学教学视为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因此其“细读”也时刻体现文学教化的热情和价值判断。可以说，他的细读是和作家的思想对话，是对作者思想的体悟、描摹和讲解；奥斯丁是奥斯丁，康拉德是康拉德，小说家的卓异之处、其独特的生活意趣（即道德关怀）有待于把脉、倾听和鉴别。这种重听觉的细读法和结构主义的细读法自然有云泥之别，后者反对的正是作者导向的认知，是将批评局限于单个作家的作品论，更不赞同把文学弄成世俗人文主义“圣徒传”系列，而是要让批评具备理论化的精密和系统。以热奈特的《叙事话语》为例，它以“时序”“时限”“频率”“语式”“语态”分析叙事，试图提供的是一套精密的叙事学范式，虽只是以《追忆似水年华》为分析对象，探讨的却是“一般的叙事结构，而非一本书的叙事结构”（托多罗夫语）。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就是“通过成功地描写‘语言……来驾驭无限的言语”。如此一来，重道德意蕴的“语篇分析师”利维斯，以其缺乏理论化的范式，不得不从批评神坛上跌落下来，被判为“稀疏”和过时了。

　　过时的恐怕不单是利维斯，还有约翰逊、赫兹利特、阿诺德等，整个一套英国批评模式。在受法国影响的美国学界，这种转折已相当明显，“理论的时代”要取代“批评的时代”。按照美国作家兰德尔·贾雷尔的划分，“批评的时代”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这个时段。这期间也是派系林立、议题迭出，但和阿诺德的理路（文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批评”）是衔接得上的。六十年代是个断裂点，此后便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的天下了。说起美国派，就不能不提到这一点：美国不只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集散地，还有此前蔚为大观的“新批评”（利维斯的对手韦勒克），它对文本的语义分析的强调，也是促成结构主义潮流的重要因素；另有三十年的纽约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涌现出埃德蒙·威尔逊和莱昂内尔·特里林等叱咤文坛的一干批评大家，他们才是美国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但随着结构主义兴起，他们无疑也要被归入传统模式了。

　　从《J. M.库切传》中可以看到，英国经典批评家从来都不是库切的盘中餐，威尔逊和特里林等也没有一个被提到，“新批评”的“细读”在库切眼中则很乏味；库切感兴趣的是索绪尔、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罗兰·巴尔特（及他认为优于罗兰·巴尔特的休·肯纳）等。他佩服乔治·斯坦纳（利维斯的继承者）并且撰文评价其著作，主要也是因为后者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深厚功底。所谓“理论的时代”取代“批评的时代”，在库切的学术立场中能够反映出来。

　　三

　　《J. M.库切传》谈及利维斯，多从其保守主义的影响来谈，就传记叙述的历史节点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学科要发展，反利维斯霸权就成了一个突破口；主要针对两点，一是经典的范畴，二是批评的功能。利维斯遭人诟病的是这两点，倒不在于他的“细读”。

　　《伟大的传统》对“经典”加以甄别，遴选出“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康拉德以及D. H.劳伦斯”这五位代表“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作家。在利维斯看来，狄更斯固然天才，可惜称得上完美的作品只有一部《艰难时世》；哈代、梅瑞狄斯等被捧为一流未免有些失格；勃朗特姐妹尽管出色，但只代表“小传统”；伟大小说家和“次等小说家”的等级是不容混淆的。利维斯铁面无情的论断招致非议，被讥讽为“动辄判绞刑的裁判”（hanging judges）。《小说修辞学》的作者韦恩·布斯认为，利维斯“花太多时间在排序上，（而这）从来都不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批评方式”。说白了，要遵从利维斯的原则，他的《小说修辞学》就没法写了。修辞学涉及传统和现代的不同形式创作，值得讨论的作家不少，岂可只限于由五个半作家（半个是狄更斯）组成的核心？这里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确立经典的范围，而利维斯的严苛排序，即便能够“阻止我们愚蠢地热爱一些东西”，是否真的有利于批评实践？这是布斯的质疑，想必也是库切和其同道的质疑。

　　利维斯反对剑桥盛行的文献学研究，也不赞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倾向。在他看来，没有批评实践，任何文学理论的讨论都不会走得很远。利维斯的追随者止步于“实用批评”，对文献学和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感兴趣，根源就在于对批评功能的这种认识。批评有自身的功能和场域，不应该满足于理论化的兴趣，而应该在实践中锻炼人格、立场和慧眼，检验并确立精神价值。理论化倾向，批评的自治欲望，会造成对批评功能的背离。利维斯倡导一种批评的“有机论”，并不主张以特别的方法或理论视角解读文本，而是强调综观式的细读。在新一代学人看来，语言学研究带来的跨学科视野更新了批评手段，刷新了对文本的认知；理论的细化、精密化和系统化非但没有背离批评的功能，而且正是此种功能的体现；当代批评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已成燎原之势，固守于“有机论”无疑是墨守成规。

　　《J. M.库切传》述及利维斯霸权和斗争，对相关学术脉络的勾画稍欠周致，以上略作补充。讨论专业学术问题，不是《J. M.库切传》的重点，也不是本文能够展开的，但在库切和当代文学批评的关联中，这些问题是不能不涉及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能不能进入英语系教学，研究方法要不要更新和扩展？新老两派的分歧主要在此。利维斯的审美保守主义未给现代派留下席位，这也是库切和英国体系的隔膜所在。造成对立的是精神和观念，不完全是批评方法。

　　毫无疑问，利维斯派在今天的学院批评中已经不吃香了，但这并不代表“有机论”的批评理念退出了历史舞台。诗人布罗茨基、希尼、沃尔科特，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批评家詹姆斯·伍德，他们的评论文章都可划入广义的利维斯派，是各具特色的对“有机论”的贯彻和实践，做文学研究的岂敢加以轻视。库切撰文评价布罗茨基的诗论，说：“这些抱负不凡、细节出色的批评解读，足以令当代学院派诗歌批评感到汗颜。”这是对模式化的学院批评的一种警示。

　　利维斯式的写作，没有理论性话语做支撑，以深湛的诗学功底和内在的问题意识见长，辅之以“红衣主教”的襟怀，要给极少数被拣选的大师授予王冠。对讲求速成的体制化学院批评而言，这个路子不容易学，实难以此抱负来读书作文。

　　四

　　库切研究专家德里克·阿特里奇说，库切“用语言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让这两个学科都受益”。这大体反映了学界对库切的学术成就的评价，认为其“创新性的评论”乃是两个领域的延展和结合，即把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符号学运用到对贝克特、卡夫卡等人的研究中，得出新颖的结论。

　　这方面国内还缺乏译介。读者对库切的学术的了解，多半局限于两部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而这些文章还不足以反映其特色和成就。如能将《忏悔和双重思想：卢梭、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Confession and double thoughts： Tolstoy， Rousseau， Dostoevsky）、《卡夫卡〈地洞〉中的时间、时态和视角》（Time， Tense and Aspect in Kafkas “The Burrow”）等论文译介过来，读者的印象大概会有所改变，就不会停留在“库切的最大优点就是平实”这类断言上了。

　　以后一篇为例，它探讨了卡夫卡的“重复时间”（iterative time），即其叙述的無序重复现象—“没有一个事件是在另一事件之前发生的，（每个）重复发生的事件周围并没有更早的事件将其包裹”。这是卡夫卡小说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库切对《地洞》的时态系统进行分析并指出，卡夫卡在叙述动作时大量使用了现在时态，但这种语法结构表现为叙述视角的移动，而非时间状态的提示。库切认为，这是卡夫卡有意为之的实验：通过不断转变叙述视角，将叙述的这一刻通过时间状语伸向过去和未来。库切将卡夫卡的无序重复称为卡夫卡的“神秘直觉”：“一个时刻不会流向另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都可能是（而非变成）一个永恒，它不仅不是由过去产生的，而且与过去毫无关联。”这种对卡夫卡的“时间观”的揭示，其研究的细密和洞见，无疑是得之于跨学科批评理论的效用，说明库切对语言学的学习颇有心得，善于辨析和运用。

　　以库切的作家身份，按理他应该偏向于传统的印象派批评，走利维斯和特里林的路子，似乎不宜在专业化的理论研究中陷得太深。但是我们看到，库切的特色不仅在于其全方位、跨学科的学术研讨，还在于其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结合度颇高。他对英语语法的兴趣，对英语被动语态的研究，从其小说《等待野蛮人》（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中也反映出来，被动语态的使用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中译不易传达）。另外，《等待野蛮人》的时态系统和《地洞》的时态系统很接近，反映出库切对卡夫卡的学习和继承。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坎尼米耶的传记也有涉及。

　　五

　　库切的博士论文可视为他文字生涯的发端，其创作和研究都是从贝克特的这个点上走出来的，因此必然与传统拉开距离。另一个方面，库切不完全属于欧洲和美国，也不完全属于南非，其后殖民的跨国文化身份使他接近于拉美“新小说”作家，也就是说，走向文化的兼收并蓄（cultural eclecticism）。他不像贝克特，终其一生都是原创性的贝克特主义者；他或许只能成为非传统的折中主义作家。坎尼米耶的评传对这一点讲得不清楚，但这个问题是需要辨析的，否则就不容易解释库切“澳洲小说”的转向，他的批评观的多面性和兼容性，他的精英主义和功能主义兼备的教学理念，他的书评和导言的写作风格。

　　在《凶年纪事》（文敏译）中，库切的代言人C先生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痛加指斥，对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断言的“作者之死”深表不满，把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写得像一群小丑。这个题为“论小说的说服力”的章节，如果是利维斯写的（利维斯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自然不难理解，但对库切博士论文的读者来说，大概会吃惊不小，因为库切博士论文遵循的就是罗兰·巴尔特/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路子。三十八年之后，库切清算结构主义，致敬托尔斯泰，带着隐秘的忏悔调子：

　　……我怀着惴惴不安甚至是谦卑的心情进入他的作品，就如（我现在相信）那些摇摆不定的形式主义批评家，二十世纪依然于闲暇之际阅读现实主义大师作品一样：带着愧疚之心迷恋于其中（我猜想，巴尔特自己关于阅读快感的那套反理论的理论就是这么回事儿，归纳起来可解释和确证为左拉带给他那种隐隐的满足）。

　　俄国形式主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等）的“陌生化”理论，精巧而富于创见，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颇能给人启迪。库切不满于将“小说的说服力”归结为“修辞策略”，但这一点不能看作是他晚年的觉醒，其实，在写博士论文时他就对结构主义“数值法”有怀疑，认为这是其“职业生涯的‘错误拐点”（《J. M.库切传》第六章）。正如将“修辞策略”强调到极端既是一种创见也是一个错误（巴尔特、什克洛夫斯基、热奈特等），用“风格统计法”分析单一文本，这种方法也必须有所限制。库切在其博士论文结尾总结说：

　　……不是因为我反对量化，而是因为我相信，目前应用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统计技巧本质上使得文学作品简单化，因此是错误的。

　　量化统计确实只是一种片面的文体研究手段。但既然是“错误”的，为何还要提交论文并将它推荐给南非学术圈？因为这项研究使库切认识到“小说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意识到创作语言可以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游戏”。换言之，新的研究方法可能是更有助于认识现代主义文学；用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研究贝克特、卡夫卡，自有其批评方法的贴切和效用；热奈特的叙事学盯住普鲁斯特不放，理据也在于此。罗兰·巴尔特的“阅读快感”未必都是基于左拉带给他的“隐隐的满足”，而他“那套反理论的理论”当然也不是可以到处涂抹的万金油。

　　库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给《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纽约书评》撰写评论文章，多数文章收录在《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中。坎尼米耶说，从这些文章“可以明显看到，库切最初在理论方面的兴趣正在逐渐减弱，他更感兴趣的是对一位作家或作品更广泛的概述，往往带有传记或历史研究的性质”。

　　那么，这就是从“理论的时代”重返“批评的时代”了。这些文章的写作风格有些传统，但精神是当代的，体现了库切的博洽和敏锐。这是一种融会了后殖民意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观、传统诗学精神及非传统诗学精神的批评实践；一种兼容历史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思想立场，在惠特曼、理查森、福克纳、马哈福兹、本雅明、穆齐尔等作家中间自由出入；总的说来，其“传记或历史研究”的倾向并不包含历史的限定，而是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多元和折中。

　　所谓“折中”，就是“兼容”（eclecticism）。相比之下，英式教授谨防“不成熟的批评”，利维斯是“动辄判绞刑的裁判”，贝克特苦心孤诣的文学评论，等等，这些都不是折中主义。老派英国教授叼着烟斗、矜言脱略的风范（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利维斯投掷雷电和判决的奥林匹亚式的家长作风（布罗茨基想必于此心有戚戚焉），贝克特越是晦涩越见精妙的文风（于连·格拉克是其传人），未尝求助于精神的进步和发展。库切在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致辞中说，如果他像米兰·昆德拉那样是个欧洲人，也许他会像后者那样写作，但问题在于他不是。此言耐人寻味。

　　库切的学院背景，他从现代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转向，他的跨文化身份，在其晚期的批评写作中也折射出来。这些文章选材广泛，时空交叠，意义多元，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文学批评写作，也许更有助于思考后现代的文化境况和诗学遗产的关系。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写于杭州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