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年（1897）前后，大阪书肆青木嵩山堂刊行过一套由近藤元粹（1850-1922）评定、训点的汉诗集，总共十多种，包括《苏东坡诗集》《杜工部诗醇》《白乐天诗集》《王阳明诗集》等，用铅活字排成线装巾箱本。这套书用的虽不是特别优良的底本，但因为小巧易携、价格低廉，曾行销一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就有其中《中州集》一部，由封面所钤“山阴俞氏”“大维长寿”朱文、白文印各一枚，内页“大维”朱文印一枚上看，曾是陈寅恪姻亲、哈佛大学博士俞大维的旧藏。
提到明治维新，人们就会想起日本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总之是与中国渐行渐远。其实在维新中途，出于对内强化统治、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新政府曾一度提倡儒家“忠君爱国”思想。落寞了几十年的江户儒学此时回光返照，由儒学者近藤元粹、石川鸿斋（1833-1918）等训点的汉籍再度刊行。在这段汉籍出版的小阳春里，立足于大阪、东京两大都市的青木嵩山堂是弄潮儿。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还没传到第二代书店就迅速消亡，留下大量书籍分藏各图书馆、古书屋、私人手中，依稀可见当年的盛况。
一
青木嵩山堂的创始人青木恒三郎（1863-1926）出生在大阪，原姓上田，后来因过继给青木家改姓。上田家世代是书香门第，恒三郎的祖父上田坦斋是儒医，精于汉籍与书道，父亲上田文斋子承父业，又兼治兰学，编纂有《类题明治和歌集》《和歌独习自在》等。小时候的耳濡目染，可能对青木恒三郎日后选择投身出版业不无影响。
虽然秉承诗书传家之风，但从各个方面来看，在小儿子恒三郎出生时上田家并不富裕，他没能接受完整教育，不满九岁就去大阪心斋桥筋博劳町上的中川明善堂书店当学徒工了。早在江户时代，心斋桥筋就是大阪府的著名书店街，聚集了至少五六十家书店，较知名的有鹿田松云堂、金尾文渊堂、田中青柳堂等。嘉永二年（1849）汉诗人广濑旭庄（1807-1863）作有《浪华四时杂诗》，咏心斋桥筋云：
架上清风走蠹鱼，牙签万卷每家储。
孰为陈起孰毛晋，近日书林亦读书。
一八七八年，在老板中川勘助手下修业多年后，十五岁的恒三郎辞职，创办青木嵩山堂书店。作为“五岳”之一的嵩山在日本颇为知名，不少店家以此为号，东京就曾有一家“小林嵩山堂”书店，活跃于江户时代，荻生徂徕（1666-1728）曾经光顾。一八八○年，青木嵩山堂加入大阪书店行会，并成立出版社，九月第一本书出版—竹林哲编《机头小圃》，为线装四册木刻画谱。
创业初期，青木嵩山堂的店面在大阪市内总共迁址六次，最终回到心斋桥筋博劳町，与恒三郎的老东家中川明善堂比邻。一八八四年，青木嵩山堂东京支店在日本桥建成。与商业城市大阪相比，首都东京的文教氛围更浓，书店的影响力也从关西辐射至关东。不久之后，书店就赶上了日本国内新型活字印刷术大范围推广的浪潮。
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少数的活字印刷品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一是明末朝鲜战争中，日军从朝鲜半岛掳掠回铜活字、印刷机，据此印刷书籍，年代最早的是文禄二年（1593）后阳成天皇（1571-1617）下令刊行的《古文孝经》，被称为“文禄敕版”。其二是十六世纪末来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以西方活字技术印刷的书籍，它们被称为“切支丹（又写作キリシタン，Christian的音译）版”，年代最早的是天正十九年（1591）刊行的《サントスの御作業の内抜書》。切支丹版数量极少，据日本学者统计，全世界现存的加起来不超过三十种。
由于技术要求高、组版困难、活字不利于长久保存等原因，大概到江户时代后期，两种舶来活字技术都已遭废弃。
但在明治十年（1877）到明治二十年（1887）之间，日本的活字印刷技术随着“纸型”的应用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种技术是以一种特殊的纸张为底板，在排好的活板上加压成纸型，然后在纸型上注入铅合金，冷却后即成“铅版”，可以浇铸多份，同时开工印刷。这种技术的优点是纸型轻便易携，可反复制铅版，修改错字也很方便。缺点则是纸型遇热铅收缩，会造成字体比原版要小些—不过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平民阶层的阅读需求量猛增，这些小疵无伤大雅。青木嵩山堂即是借助“纸型”技术改良后的活字印刷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印刷、发售新书。
从《明治书籍总目录》的统计来看，明治二十六年（1893）青木嵩山堂共出版书籍两百三十种，此后数字逐年递增，明治四十四年（1911）达到最高峰一千五百六十九种。明治三十五年（1902），青木嵩山堂版教材还获得了“东京帝国大学御用”“京都帝国大学御用”“全国各中学校御用”等多个官方认证。我曾在古书店见到一套《陆放翁诗抄》，线装四册，版权页注明青木嵩山堂是东大、京大、一高、学习院等教育机构的“御用书肆”。
恒三郎的曾孙青木育志，后来这样概括青木嵩山堂的出版物种类：“草创时期的核心，是以铜板印制世界各地和日本的旅行书，以及语言学类实用书籍。至上升期，出版了大量文艺书，以末广铁肠、山田美妙、幸田露伴、村上浪六、砚友社作家（除了尾崎红叶、泉镜花）为主。最盛期则主攻教养书，以近藤元粹作品（汉学、汉文）、山田美妙作品（文章、辞典）、千河一贯作品（传记、历史）、后藤本马作品（法律、教育）为核心。”不难看出，青木恒三郎的经营策略是无论和汉，不问雅俗，四面八方出击，这既缔造了“东博文馆，西嵩山堂”的出版神话，也为日后的盛极而衰埋下了伏笔。
二
一方面出版旅行指南、地图、小说、辞典等畅销读物;另一方面，青木嵩山堂自清末开始就从上海输入唐本书。据田中菊雄《唐本商的变迁》一文的研究，最早怂恿青木恒三郎这么做的正是《荧雪轩丛书》的编者、儒学者近藤元粹—他还在青木嵩山堂出版了《笺注十八史略》《小学纂要》《王注老子标释》和《孝经纂注》等，私底下常为恒三郎出谋划策。
嵩山堂最大的对口供应商是上海的扫叶山房。明万历年间，扫叶山房由洞庭席氏家族创办于苏州，最初因从汲古阁购入的《十七史》书版而发迹，乾隆时期始盛，清末上海開埠，山房迁入。至清末民初，扫叶山房逐步放弃雕版印刷，改用石印、铅印。石印技术最早由德国人塞尼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 1771-1834）于一七九八年发明，后来经过多次改良并传入中国。民国时期的扫叶山房以棋盘街北号为总店，另设多个分号，加紧购置设备，将石印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印书籍校勘不精，却以量取胜，席卷市场。
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曾回忆，他在东京读大学期间，经常去青木嵩山堂东京支店看中文书。暑假回京都时，他向父亲建议，不妨效仿青木恒三郎，从上海试着进口些石印本、铅印本新书，看看有没有销路，结果卖得非常好—昭和初年正是在田中庆太郎的经营下，文求堂发展成为东京地区最大的汉学书店，但他一直记得青木嵩山堂的开拓之功。
嵩山堂也颇以此为傲，在自家出版的《东京名物志》中介绍道，本店“专门从事汉文书的出版，以及唐本书的进口、销售……东都面积虽广，书肆虽多，但直接从中国输入唐本的店却少有类似的”，其中“汉文书的出版范围，从经史到诸子百家，几乎无不网罗，且多加以邦人之训点注释，对初学者不无便利。珍书奇籍，也无一不备，对学者之裨益，实不鲜少”。虽然以上描述的是东京支店，也适用于大阪本店。
明治二十九年（1896），青木嵩山堂唐本书目录《古典聚目》第一集发行，其“例言”多言及进口唐本书的情况：
中国历朝之书籍，邦俗称之为“唐本”，殊受汉学者之珍重，唯价贵书稀。战后，吾邦与彼国交通益繁，又加以汉文学之勃兴，广收唐本，然新渡本仍难得。敝堂感念于此，派店员至清国，周游各都各港，加以视察，所得颇多，斯唐本输入之开始也。今唐本大半已到货，以之编成《聚目》，以飨同好诸贤，盖九牛之一毛也。今后每有新书，即编入书目，不敢懈怠，祈得大方之爱顾为幸。
文末署名“嵩山堂主人敬白”。由此文还可知，在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对中国的兴趣高涨，汉籍书市格外繁荣，但最早抢占市场的却是中国书商。后起的青木嵩山堂痛下决心，直接派员工去中国各地考察、筛选、进货，邮寄回国后统一销售，凭借质量、包装和价格，一步步抢回汉籍市場。
《古典聚目》第一集以丛书为主，将著名的《汉魏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雅堂丛书》《百子全书》《昭代丛书》都囊括在内。因为市场反应良好，明治三十一年（1898）发行的第二集中，又加入《金华丛书》《春在堂全书》《益雅堂全集》《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等，并设经书门、诗集门、金石门等多个类别。可见青木嵩山堂以薄利多销立社，倾向于经营常见、大部头的实用性书籍，很少售卖价高稀少的宋元明善本，它和大阪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一样，是属于平民的书店。
三
虽不以经营善本书为主业，也没有进军海外市场的雄心，但在清末民初中国学人的来往书信、题跋、著述中，却留下了他们与一部青木嵩山堂待售珍本汉籍的轶事。
宋代僧人惠洪（1071-1128）是佛教史上的一位畸人。他俗姓彭（一说姓喻），名德洪，少年时因为家贫入寺为沙弥。十九岁时他来到首都开封，在天王寺正式剃度出家，因为北宋政府严格限制僧人数量，遂冒惠洪之度牒，并顺理成章地将这个名字据为己有。惠洪喜欢与文人士大夫来往，曾受教于黄庭坚。他的诗词风格浓艳，语涉闺阁、春思、唇红等意象，全不似出家人所作。
他的著作有《石门文学录》《筠溪集》等，其中《冷斋夜话》的体例介于诗话和笔记之间，有不少关于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秦观的轶事。惠洪还热心政治，曾因结交元祐党人被发配到海南数年。因为这些个人经历，书中所记必有所本，受到历代学者重视。此书篇幅不大，但流传过程中衍生出复杂的版本问题。
罗振玉“大云书库”曾藏有明代毛晋汲古阁本一部，罗氏跋其后云：
壬子七月，嵩山堂以五山版《冷斋夜话》求售，乃覆宋本，索价三百元，因请静公以三夕之力，校而还之。
此跋未收入罗氏《大云书库藏书题跋》。二○○七年嘉德春拍“‘大云烬余之余”部分有七十七件罗振玉旧藏，包括这部汲古阁本《冷斋夜话》。
五山版是指镰仓时代（1192-1333）末至室町时代（1336-1573）初以日本京都五山为中心的和刻本汉籍，以佛教典籍为主，五山即临济宗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五座大寺。五山版多以宋、元版书为底本覆刻，还有极少数以明初刊本为底本。元末至正年间（1341-1370）天下大乱，有浙江、福建刻工为躲避战乱逃到日本，操刀刻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余良甫。因为底本、刻工两方面的原因，五山版通常被视为宋元刊本的一个海外别传流派。
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就会出现中华文化向海外流播的小高峰，元末、明末、清末皆如是。罗振玉跋文中的“壬子年”即一九一二年，一年前的十月武昌起义爆发，他和王国维携家属一起避居京都，此处之“静公”即王国维，“嵩山堂”即青木嵩山堂。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川濑一马等很早就注意到五山版的价值，最早利用它们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则是罗、王。同年九月五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信中亦提及此五山本：
授公从书坊携来五山刊本《冷斋夜话》（前五卷当明嘉、隆间人抄补）甚佳，以毛本校之多两条（十卷亦有小题，其“渊材”亦作“刘渊才”，当自元本出），又补脱落数处，改正若干字（约数百字）。索值三十八元，大约拟留之也。
此处“授公”即罗振玉，“毛本”即毛晋汲古阁本《冷斋夜话》，皆与罗跋相对应，唯独三十八元的书价与罗跋三百元的说法相去甚远。当年三十五岁的王国维在罗振玉手下做事，犹如幕客，报酬微薄，同信下文云“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读之令人凄然。考虑到出面与青木嵩山堂交涉的是罗振玉而非王国维，故书价应以三百元为是。
傅增湘王国维穷尽三晚之力校勘完毕的汲古阁本《冷斋夜话》，后来被收入罗振玉编的《殷礼在斯堂丛书》中，书末附王氏跋云：
壬子夏，以日本五山刊本校《津逮》，共补二条，改正数百字，甚为满意。元书前五卷钞补亦旧钞也，自源当出元刊。王国维记。
五山刊本后有题识一行曰：元龟三年记之。案：元龟三年当明隆庆间，其字与前五卷之补钞似出一手。元书每半叶九行，每行十八九字不等，每条第二行以下均低一格。并记。
宋时此书各本卷数颇不同。《宋史·艺文志》云十三卷，《郡斋读书志》及《文献通考》云六卷，独《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者为十卷，与此本同。今行世者有《津逮》《稗海》二本，《稗海》无小题，然卷数亦同。今观五山本亦然，知元明以来只此十卷本孤行于世矣。
以下考辨五山本可能也有散佚的部分不再赘录。在王国维看来，日本五山本与中国通行的《津逮秘书》本、《稗海》本相比更接近于原本。罗振玉肯定也知道这点，最后忍痛放弃恐怕还是因为青木嵩山堂要价太高。
一九一四年闰五月，“双鉴楼”主人傅增湘从书友那儿借到一部丁氏持静斋旧藏何焯手批《冷斋夜话》，将何的批文全部誊录在自己所藏明万历商濬刻《稗海》本上，但仍不满意：“安得旧本一勘耶！”年底他就在同年进士、“诵芬楼”主人董康那里看到一部五山版《冷斋夜话》，《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载：
冷斋夜话十卷 宋释惠洪撰 存卷六至十，卷一之卷五抄配
日本五山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各卷通记页数，字体从古，从宋本出。余取校稗海本，卷九补开井法一条，余异字、异文，殆不可胜计。（董授经藏书）
从对行款、抄补部分的描述看，此书无疑即是罗、王所见之本。也就是说，在罗振玉让王国维用五山本校完《津逮秘书》本，送还给青木嵩山堂后，最终是董康不惮高价将其买下，并借给好友傅增湘。傅氏在拿何焯批注、五山本校完《稗史》本后，心愿已了，据《藏园群书题记》书末跋云：
授经同年藏五山版，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阑（通各卷为号），字体疏古，直从天水出。惜前五卷乃抄补，然亦极旧，疑数百年前人手笔。假校一过，卷九补开井法一条，余所得异字、逸文，殆不可胜记。余昔移写何校，苦无善本可勘，今竟获海外奇秘，读毕为之忻慰无己。沅叔手记，时甲寅十二月十七日也。
从这段记录推测，董康从青木嵩山堂购书的时间应该在一九一二年七月至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之间，那时他在北洋政府担任要职，手头宽裕，三百元自然不在话下。还有一种可能是此书在青木嵩山堂与董康之间还有若干次转手，但即使有，也已不可考。五山版《冷斋夜话》在诵芬室没有保存太久，董康《书舶庸谈》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条记载“昔年余藏有是书，今归沅叔同年。较通行本多数则也”，细体文意，似乎是早就转让给“缔交垂四五十年”的傅增湘。
傅增湘晚年经济拮据，卖书还债，旧藏遂四散海内外。根据王菡《藏园校勘子部书从录》一文，傅氏旧藏两部《稗海》本现都存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即上文所提之万历本，还有一部清康熙振鹭堂重修本《稗海》丛书所收《冷斋夜话》。一九二六年，傅增湘又拿五山本校勘康熙重修本两遍，并附纸长跋，在介绍了此书版本后云：
余数年前得之于董绶金大理，取校《稗海》刻本，凡卷首总目每则标目，《稗海》本皆无之，计增订改易之字，凡六百三十有奇，卷三脱“诗一字未易工”一则，凡五十六字，卷九脱“开井法禁蛇方”一则，凡三百五字，综核全书改订之字一千有余。考《皕宋楼藏书志》有元至正癸未三衢叶氏刻本，言旧本讹谬，兵火之后几不传于今，本堂家藏善本与旧本编次大有不同云云，疑倭人传摹或出于此，故视世行本差异乃悬绝也。
此处既云“数年前”，则董康将五山本转让傅增湘的时间至少应在一九一六年以后，否则便应云“十数年前”，但同时也不会晚于一九二四年，否则便应云“去年”或“前年”。但在藏园之后这部五山本版的新主人是谁，因此书下落不明，目前不得而知。好在日本国内现存五山版《冷斋夜话》不止这一部，东京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均有收藏，且都是没有补抄的全本，后者已收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
四
大正五年（1916），青木恒三郎当选为“大阪圖书出版业组合”初代会长，可谓实至名归。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二月份他便辞去会长一职，同年六月九日青木嵩山堂在《东京朝日新闻》上刊登《营业终了广告》，正式宣布从七月一日起终止营业。若从创业开始算，刚好过去了四十年。大正十五年（1926）青木恒三郎病逝，嵩山堂残留的产业也转售他人。
乍看似乎是大厦骤倾，其实自从步入大正时代（1912-1926）以来，青木嵩山堂就进入衰退期：大正三年（1914）只出版了七种书籍，随后四年，每年的出版物分别只有四种、一种、一种、一种。按这种态势，最后关门大吉恐怕是必然的。
除了输入唐本书外，青木嵩山堂还是邮购的发明者。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发行《内外书籍出版发兑目录》，“内”即和制出版物，“外”即舶来出版物，每月十五日出版，邮寄至全国各地。但随着日本越来越多的书店接受邮购，而且不断改进服务，嵩山堂倾向批发、排斥零售的做法导致顾客迅速流失。再加上嵩山堂家族企业色彩浓重，非家族成员进不了核心管理层，人事的僵化导致书店无法适应迅猛的社会变迁。
晚年的青木恒三郎痴迷于美术，不顾日益上涨的绘画、雕刻、原材料成本而致力于出版“优美且高尚的美术书”，包括插图本文艺书、画谱，虽赢得了不少口碑，但收益却不断恶化。随着个人艺术品位的上升，他的书画、古董收集日益可观，在去世时已经收集了超过一千六百件艺术品。昭和元年（1926）去世前，恒三郎曾留下遗愿：成立一家“青木美术馆”永久保存他的藏品。可惜后人无力付诸实践，很快这些艺术品就散佚殆尽。
参考文献：
吉川登编《近代大阪の出版》，创元社2010年版
青木育志、青木俊造《青木嵩山堂：明治期の総合出版社》，アジア·ユーラシア研究所2017年版
《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1939年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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