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震宇

　　一九五○年，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ng Kantorowicz，1895-1963）申请普林斯顿的职位，自述已完成《国王的两个身体》书稿。三年后，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约瑟夫·斯特雷耶写信给普大出版社，极力推荐这部书稿。出版社选定两位审稿人，斯特雷耶之外，还有中世纪史家盖恩斯·波斯特。然而，康托洛维茨迟迟未交最终的定稿。他向出版社表示，还需要再加一章，那就是最后关于但丁的部分。斯特雷耶后来说，他觉得莎士比亚和但丁两章与全书主旨关系不明，曾劝康托洛维茨删去，但作者并未听从。波斯特对这部书稿大加赞赏，不过，他也提出，如果能有“五至十页的简短结论，把主要论点归纳起来”就更好了。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康托洛维茨一生的杰作，是这位广博的中世纪史家学术产出的巅峰，将多年来积累的各项研究串联起来、融为一体，作出了这一串绚丽的宝石项链。然而，尽管读者略微浏览就可以看出该书极深厚的学术功力，但是，“没有结论”也确是令人沮丧的事实。从康氏对斯特雷耶的建议的拒绝，我们可以知道，这实在是作者有意的坚持。从这一点出发，或许也可以看出他作为中世纪史家不懈追求的某些品性。恩斯特·康托洛维茨

一、史家的節制

　　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康托洛维茨表现出对“下结论”的极大节制。读者会不时遭遇这样的情形：在一大段针对某一观念有理有据的论证之后，作者拒绝在这一观念与之前或嗣后的另一观念之间建立“发展”的关联，即便两者看起来很相似。

　　因此，《国王的两个身体》有异于我们惯常看到的“思想史”研究。在后者的领域，研究者往往追求释明某种“思想发展的线索”，试图从人物、文本和观念出发，建立某种前后承接的联系。读者常会遭遇“某甲的这个观点进一步发展，到了某乙那里，形成了怎样的突破/变化/综合”这类描述。而评价思想史研究的标准，通常是是否“厘清了线索”，只有向读者展示一条清晰可辨的思想演进路线，才是好的研究。

　　康托洛维茨拒绝了这种做法。《国王的两个身体》考察了许多观念，但是，作者极少在两个观念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反而常常提示，这样的联系很可能并不是事实。因此，有人评论《国王的两个身体》“反语境（上下文）”，确有道理，因为康氏拒绝将思想或观念置于“上下文”中就可以理出一条发展线索的方法论设定。《国王的两个身体》全书的章节安排并无时间顺序，甚至难寻“逻辑关系”，与作者在下结论方面的节制有天然的关系，只是平实地摆开史料，考证、梳理、再确认，一边反复提示不要着急下断语。

　　在中世纪史领域，这种节制的做法甚至更多了一层天然的保障。近代史学大略由兰克始，方法为之一变，从文学性转向科学性，强调档案考据、如实直书。然而，档案并不能确保“无立场”。档案本身就意味着以国家作为前提。史家若完全以档案为准，在最深层次上，很难不以国家本身为前提。而中世纪史的特点则在于，当时还没有现代国家，尤其没有官方档案，更没有以官方档案为“客观性”保障的观念。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运用了许多不同的材料—学者的著作、法学家的注释、礼仪书，尤其是图像。这些材料的运用，使他得以脱开国家的前提，探索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呈现的各种观念现象。

　　尽管史家不免有立场，且历史研究总是关照当下，但是，退开一步观察过去、节制自己的论断，是史家的美德。

二、史家的广博

　　《国王的两个身体》令读者直接感受到的另一特色，在于作者的广博。

　　当年，康托洛维茨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传》出道，遭遇成名学者指责后，沉浸在资料馆，以一本纯由注释和说明文章组成的附卷成就了一段学术传奇。自此以后，他就登堂入室，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专业研究者。在德国学术传统中，广泛地收集材料是基本要求。康托洛维茨在前言中自述收集到了许多罕见的中世纪法律材料，表示脚注中留下了许多拉丁语引文，因为美国的大学未必占有这些材料。其言辞虽谦抑，却也隐隐透出一丝对自己材料功夫的自信。《国王的两个身体》充满了脚注，有的页面上正文尚不及脚注内容多;某些正文轻轻掠过的地方，在脚注里却牵连出一个极大的问题。

　　康托洛维茨娴熟地运用各种语文的材料，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同时又涉足不同学科，从史学到法学，兼有神学、思想史、政治学，尤其是图像学。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有大量对图像的分析，从中找到特定观念的反映。

　　康托洛维茨去美国之前，就对图像学很有研究，被赞誉为很有成绩的艺术史家，与瓦堡学会有许多联系。他曾经一眼就指出了一幅被认为是十五世纪荷兰画家罗杰·范·德·维登（Roger van der Weyden）所作人物像中的疑点。到普林斯顿之后，又遇到了图像学大家潘诺夫斯基，两人交往很是融洽。《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涉及图像研究之处，往往经过了与潘诺夫斯基的探讨。潘诺夫斯基也十分钦佩康托洛维茨的学养，引为知己。康氏去世后，在讣告上署名的除了斯特雷耶和波斯特，另一位就是潘诺夫斯基。

　　由此，又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康氏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前面已经略微提到，康托洛维茨并未采用通常的思想史研究法，论证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发展”进程，或者在“语境”中解释思想的形成与变化。此项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康氏似乎框选出某些法学或政治学观念，以一种近乎图像学研究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例如以中世纪盛行的法律格言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详细分析。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观念就脱离了“语境”的影响，但同时又以丰富的材料（文本、图像）保证其可靠性。这样一种“非语境式”的研究，初看起来似乎有悖于思想史研究的逻辑，但是，却有可能更接近真实。因为，这样的研究法极为深入地探索了历史现象本身，不把结论建立在关于“语境”的结论上，而只是观察有直接证据的现象，确实有可能得到一种更好的历史呈现，尽管与寻常的面貌不同。

　　不过，这样的研究方法，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运用，因为这要求研究者有极为广博的知识储备。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像康托洛维茨和潘诺夫斯基这样的学者，正是因为广博到了一定程度，就自然地不能接受相對简单、表现得更“清晰、明确”的结论，而倾向于更复杂、斑驳的历史呈现。因为，这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由此观之，广博之为史家品性，亦与节制天然相连。

三、史家的理想

　　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很少下结论，表现了史家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节制，但这并不表示他毫无立场或理想。当审稿人建议略微增加结论时，康氏反而花了许多精力，添加了关于但丁的一章。在这一章的结尾处，他同样不作结论，甚至有意无意地阻挡读者将这一章与全书主旨直接联系。但是，这一章对于理解他的理想，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在本质上不是一位现代的大学教授，他从属于文艺复兴以来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一个（褒义的）“业余”传统。他不是以某个狭窄的研究课题为“专业”，利用相对少量的材料作出可疑的论断，靠发表论文为自己挣得一些卡里斯玛，以这种脑力劳动换些食粮。他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养成为了生计而读书、研究、写作的习惯。他也不受现代大学划定的学科限制，为了推进对历史的认识，毫无顾忌地逸出那些设定好的学科边界。而纯正的法律史家梅特兰之所以嘲笑“两个身体”的观念，大约多少也是因为学科领域受限的缘故，未能嗅出这一奇特现象背后的神学气息。

　　康托洛维茨用大量证据证明，现代国家有其中世纪根源，许多关键性概念无不来自神学。这种从神学到政治学、从教会到国家的腾挪，塑造出一种非人格化、永远延续的共同体观念。正是这个观念，克服了令前现代国家动荡不安的“继承人”或“空位期”问题。另一方面，尽管“国王二体”的观念产自英格兰，但康托洛维茨并无意论证一种新鲜的“英国例外论”，相反，他的论述呈现出一个大陆与英国的发展存在诸多密切联系的图景，指向一种共同的现代国家形态。

　　康托洛维茨赴美，先到伯克利。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期间，伯克利校董要求教职员宣誓与共产运动无关，康托洛维茨认为此举侵犯教师的良心自由，愤然抗争，最终与学校闹翻而出走普林斯顿。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最后，康托洛维茨特意添加了但丁一章，阐述了“人类的两个身体”，几乎是以一种略微勉强的方式，要为现代国家接续上高举人性的人文主义传统。

　　说到底，史家为学，并非论证胜利者的事业，而是经由理解过去找到一些在此世坚持下去的理由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