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隆庆之际的内阁首辅（首相）徐阶，秉政以后，拨乱反正，被当时人誉为杨廷和再世，天下翕然想望风采。如此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大多性格复杂，具有两面性。张廷玉奉敕编纂的《明史》为他立传，一方面说他“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另一方面说他“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何谓权略？何谓阴重？何谓虚与委蛇？何谓不失大节？请听在下娓娓道来，剖析政治与政治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从夏言“弃市”说起
嘉靖时期内阁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内阁首辅夏言绑赴西市斩首示众，令大臣们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惊诧莫名。堂堂一品阁老竟然落得个“弃市”的下场，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促成悲剧的原因，一是他忽视了朝廷的政治规矩，失宠于皇帝;二是他与内阁次辅严嵩矛盾激化，严嵩利用皇帝的怨气，乘机进谗言，置之死地。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在兵科给事中任上，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被舆论界传为美谈。嘉靖十五年（1536），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首辅李时主持内阁事务。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李时逝世，次年正月，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仕途一帆风顺，又深得皇帝信任，使他逐渐得意忘形，甚至无所顾忌，对虎视眈眈的严嵩疏于防范。
严嵩是一个厉害的脚色。他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格比夏言老。严嵩进入内阁后，毫无城府的夏言把严嵩视为下属，不屑一顾。严嵩善于韬光养晦，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姿态，恭恭敬敬，阿谀逢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形容为“如子之奉严君”—如同儿子尊奉严父一般。夏言经常在公开场合对严嵩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他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王世贞《大学士夏公言传》写道：“而（夏）言愈骄直，凌之出其上。凡有所拟旨，行意而已，不复顾问（严）嵩。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语，而心恨之甚。”
夏言自视甚高，对皇帝宠信的太监，鄙夷如奴才。太监在皇帝面前是奴才，在大臣面前颐指气使，时常向皇帝打小报告，大臣们对他们都畏惧三分。严嵩深知其中奥妙，对太监尊敬有加，施以小恩小惠。因此，皇帝从太监那里听到的，多是关于夏言的坏话，严嵩的好话。
嘉靖皇帝朱厚熜痴迷于道教玄修，嫌宫廷大内人多眼杂，搬往西苑斋宫，和道士一起炼制丹药，求长生不老。为了方便大臣谒见，破例允许他们可以骑马行走。唯独夏言乘坐自制小轿前来，皇帝得知，很不高兴。朱厚熜喜欢道士打扮，置皇帝尊严于不顾，脱下龙袍皇冠，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香冠）。他甚至也要求大臣们学他的样子，头戴香叶冠，身穿道袍，脚蹬道靴。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一副道士打扮。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非人臣法服，不敢当”，始终身穿一品大臣朝服。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认为夏言对他“欺谤”，心生厌恶。
平心而论，夏言拒绝道士打扮，敢于说出“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这样铿锵有力的话，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赞誉的言行。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夏言没有错，他的特立独行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皇帝以及那些随声附和的大臣，如严嵩之流。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夏言此举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或许招来杀身之祸。几年后，皇帝亲自下旨处死夏言时，依然对于夏言不肯带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在他心目中这是该死之罪，其他的罪状不过是借口而已。尹守衡《明史窃》特别提及这一点：“上怒，疏下法司，（曾）铣与（夏）言俱论死。刑部尚书喻茂坚请以议贵议能原（夏）言。上怒（喻）茂坚阿附，语犹及前不戴香冠之事也。”张廷玉《明史》所说大同小异：“狱成，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夏）言死，援议贵议能条以上。帝不从，切责（喻）茂坚等，夺其俸，犹及（夏）言前不戴香冠事。”
嘉靖皇帝像这些当然是后话。当时的形势对夏言非常不利，皇帝从此转而宠信严嵩，正如史家所说：“（严）嵩无它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夏言疏忽了这个潜在的对手，对之蔑如也。为官清廉的他，获悉严嵩之子严世蕃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准备上报皇帝。严嵩恐惧大祸临头，带领严世蕃登门拜见夏言，长跪榻下，请求恕罪，直至夏言松口，才敢起身。尹守衡《明史窃》点评道：“（严）嵩于是益大恨言，旦夕欲甘心之矣。”
“甘心”的時机终于被严嵩抓住了。
锦衣卫都督陆炳手握特务机构大权，又受皇帝信赖，权势不可一世，却遭夏言指示言官弹劾他，记恨在心，和严嵩一拍即合。正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说：“（严）嵩既忌（夏）言，都督陆炳亦怨（夏）言持己，阴比（严）嵩图之。”公然诬陷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首席大臣夏言为之掩饰，是一丘之貉。对于无端的诬陷，夏言极为愤怒，写了奏疏为自己辩护：臣与严嵩多次议论此事，并无异议，如今突然嫁祸于臣;臣不足惜，破坏国体值得忧虑。皇帝本来就对夏言心生厌恶，接到奏疏勃然大怒，下旨削夺夏言的官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官而去。
此时紫禁城中流言蜚语，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这是严嵩指使亲信散布的政治谣言，企图置夏言于死地。为此他还写了秘密奏疏，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故事，影射现实，激怒皇帝。又指使曾铣的死对头仇鸾，诬陷夏言收受贿赂，包庇曾铣，以至于“目今全陕嗷嗷，祸机叵测”。皇帝大怒，指示三法司，将夏言与曾铣一并论死。
三月，曾铣处死，抄家，妻子发配远方。当时夏言正在赶回江西贵溪途中，料知大事不妙。见到奉旨赶来的锦衣卫官兵，惊慌失措，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噫，吾死矣！”
四月初，夏言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甘心冤屈而死，向皇帝申诉。一则说：“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二则说：“（仇家）肆意诬诋，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三则说：“（严嵩）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在外诸臣受其钳制，皆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四则说：“臣生死系（严）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都察院都御史和刑部尚书等大臣都向皇帝求情，看在多年效劳的分上，从宽发落。皇帝拒不接受，他对不戴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亲自做出决定：“论斩系狱待决。”严嵩火上浇油，指责夏言的申辩奏疏“怨望讪上”—对皇上有怨恨诽谤之意。促使皇帝新账老账一起算，终于下达“弃市”的圣旨。夏言的妻子苏氏向皇帝请求，愿意以女代父，以妻代夫。皇帝断然拒绝：“妻亦流人，安得代死！”
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綁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
毫无疑问，夏言之死是一大冤案。义愤填膺的吴瑞登，在《两朝宪章录》中感叹道：“夏言虽更张，然犹所持正也。其所以诸复（河）套之议者，盖以曾铣才干足以堪之耳。曾不思严嵩之奸诡，日夜攘臂，而仇鸾之纳贿足以中其欲而动其心。盖亦不智之甚矣……奈何令首辅能臣一旦就戮，而失天下心也。卒之虏囚无忌，而京师震惊，即有谋勇之士，其不鉴曾铣而甘败亡者几希。噫，使仇鸾终不伏辜，而（严）嵩终不斩首，其何以谢夏言！”真是痛快淋漓！
然而“弃市”是皇帝圣旨，只要嘉靖皇帝活着，没有人敢于非议。直到隆庆皇帝上台，朝廷才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高规格举行祭葬礼仪，妻子苏氏也得以回归故里。隆庆四年颁布的诰命，如此宣称：“臣子殚忠谋国，虽蒙祸于生前，国家霈恤劝忠靳施于殁后，沉冤既昭于白日，显褒宜焕于丹青。”这自然是马后炮。对于嘉靖年间的大小官员而言，夏言之死惊悚无比，其寒蝉效应令人不寒而栗。尹守衡认为，夏言死于皇帝的圣旨，但真正的凶手是严嵩，他在《明史窃》中说：“（夏言、曾铣）二臣骈首就戮，（严）嵩之罪通于天矣！”
这一事件，对于受夏言一手提拔推荐的徐阶而言，震惊，惶恐，非他人可以比拟，成为日后政治生涯的梦魇，时时提醒自己，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二、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及第。内阁首辅杨廷和见到他，十分惊讶，对同僚说：“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辈下。”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在同时代人王世贞眼中，徐阶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写的《大学士徐公阶传》有这样的评论：“（徐）阶性颖敏，读书为古文辞，倾身以事豪贤长者。时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讲学倾东南，（徐）阶与其门人欧阳德同年而善之，遂为王氏学。诸豪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故尽得缙绅间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为蒙受不白之冤的阳明心学平反昭雪，绝非偶然。
曾经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在嘉靖七年王守仁逝世后，竟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诬蔑为伪学邪说，嘉靖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禁止传播、学习。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徐阶挺身而出，形势才有所变化。嘉靖四十三（1564）年，内阁首辅徐阶写了《阳明先生画像记》，力挽狂澜。他说：“（阳明）先生在正德间，以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败宸濠，平定大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其后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呜呼，此其功岂可谓倖成？而其心事岂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与其功足矣，又举其心事诬之。甚矣，小人之不乐成人善也！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徐阶观点鲜明的表态，对阳明先生的事功与学问的褒扬，可以看作昭雪之路的转折点。由于徐阶的努力，隆庆元年（1567）皇帝下令六部、六科以及都察院讨论此事，与会官员一致论定：“王守仁学术纯正，勋名熛烈，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学术纯正，事功显赫，不仅恢复新建伯的封爵，而且赠予新建侯的荣誉，赐给文成公谥号，派遣行人（职掌传旨册封的官员）前往余姚，为王守仁赐造陵墓，宣读诰词，平反昭雪。此举彰显了徐阶非同一般的学识与魄力。
以这样的学识进入官场，他的早期工作是充当皇帝经筵的展书官，参预编撰《大明会典》与《祀仪成典》。不久晋升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二十五年，四十三岁的他，颇有别开生面的大志，在办公室张贴戒语，用以自警。据《松江府志》记载，戒语写道：“咄，汝阶二十一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吏部尚书）。所不竭忠殚劳，而或摈党摈贤，或徇贿鬻法，或背公行媚，或持禄自营，神之殛之，及于子孙。”当时的吏部大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接见庶官，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以示严冷。徐阶颇为不满，说道：“若尔，何以能尽人才也！”他折节下士，和颜悦色，娓娓而谈。
他的特立独行作风，很快发生了变化，更加注意“权略”“阴重”。这种转变与夏言“弃市”有很大的关系。徐阶的晋升，得力于夏言的器重与推荐，两人的行事风格也有些相似。夏言因得罪皇帝和严嵩，惨遭杀害，对徐阶的震慑难以形容。
另一位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熊浃。当时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众多大臣随声附和，只有大学士张治和吏部尚书熊浃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嘉靖二十九年十月条，记载大学士张治之死，写道：“是时，上崇焚修，辅臣悉供玄撰（写青词），（张）治不自得，遂悒悒疾。及卒，上颇不悦，召加以中谥，谥文隐。”吴瑞登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臣按：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砥柱者不过熊浃、张治。浃谏止仙箕，终于忤旨而押回原籍当差。（张）治不自得，悒悒而卒，上颇不悦，谥以文隐。此非当时正直之臣乎？”吴瑞登把熊浃、张治赞誉为中流砥柱，但是中流砥柱却招来皇帝忌恨，没有好下场。
徐阶不想当中流砥柱，只能随大流。他和严嵩一样，都是撰写青词（写给上天的贺表）的高手，得到皇帝青睐，晋升为礼部尚书，专门在皇帝身边侍奉玄修。万斯同《明史》写道：“（徐）阶掌礼部，颇振刷。帝知其勤慎，且应制文多称旨者，乃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此处所谓应制文、斋词，都是青词的别称。徐阶的青词得到皇帝赏识，即所谓“多称旨”，得益于他的文学功底。关于这一情节，王世贞的《大学士徐公阶传》写得更为详细：“上察（徐）阶勤，又所委应制文独多称旨，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赐飞鱼服及尚方朕珍馔，上尊无虚日。吏部缺尚书，廷推（徐）阶为首，上不悦曰：‘（徐）阶方侍朕左右，何外拟也？”看来皇帝非常喜欢徐阶在身边侍候，朝廷推举徐阶出任吏部尚书，他大为光火。
徐阶被皇帝视作心腹之臣，频繁讨论玄修之事。陈继儒《眉公见闻录》说，皇帝与徐阶之间经常有“密谕”和“密奏”往还。其中一份“密谕”，皇帝抱怨道士无能。徐阶写了密奏回应：“今之道士其有名无实如此。”又说：“臣适以修炼之士不肯轻用神气上奏，伏蒙密谕，臣恭捧读，仰惟皇上于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说不足论也。”陈继儒评论道：“右皆肃皇帝手札，下徐文贞（徐阶）。公亦密对，不刻文集中。味语意，肃皇帝志在长生，半为房中术所误。文贞委曲条答，雅寓规讽，世以为文贞赞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看来陈继儒这位同乡，对徐阶虚与委蛇的苦心颇有理解之同情。
徐阶得到皇帝青睐，引起严嵩嫉恨。万斯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先是，严嵩为帝所眷，至是乃移于（徐）阶，凡所咨，无不当意。阶尝为夏言所荐，嵩颇忌之，至是忌益甚。”严嵩在皇帝面前百端中伤，徐阶以更加精心撰写青词，巴结皇帝，化解自己的危险。王世贞提供的细节更加生动：“严嵩遂谓：‘（徐）阶可孽也！所以中伤（徐）阶者百方。一日，独召对，上与屈指论群臣孰优，至阶，而（严）嵩徐曰：‘（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徐）阶危甚，不知所为，唯益精心斋词，以冀上怜而宽之。而左右亦多为道地者，上怒始解。”
徐阶在巴结皇帝的同时，还得提防严嵩，处处讨好他，成为站稳脚跟的秘诀。人们说他“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并非毫无道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预机务，与首辅严嵩在朝房面对面处理公务，更加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夏言，与严嵩较量，来日方长。必须保全自己，寻找时机，才能一举击倒对手，这是他的权略。
张岱《石匮书》说：“（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严）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就公。”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不惜与之联姻（把女儿许配给严世蕃的儿子），而且在严嵩的家乡分宜县建造住宅，打算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时时讨教。这并非张岱的一家之言，万历时的高官于慎行也有此一说，更加具体：“分宜相（严）嵩既杀贵溪（夏言），逐诸城（翟銮），专任二十年，独华亭（徐阶）与之左右，势且不免。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徐阶）即卜宅豫章（江西），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又与（严）世蕃结亲。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严嵩）坦然，不复介意。”又说：“分宜（严嵩）在位，权宠震世，华亭（徐阶）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联姻以固其好，分宜（严嵩）不喻也。其后分宜（严嵩）宠衰，华亭（徐阶）即挤而去之。”严嵩罢官，严世蕃处死之后，徐阶立即把江西的宅邸出售，取消了江西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巧施权术而已。
严嵩专擅朝政，纵容其子严世蕃以他的名义处理政务。京城内外民众把严氏父子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父子两阁老”。两人配合默契，一手把持朝政，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当时人一言以蔽之曰：“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忠臣义士愤懑而死者不知凡几，没有一人敢于奋起抨击。
嘉靖三十二年（1563），刑部員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揭发严嵩误国十大罪状，该当死罪。他说：方今外贼则胡虏，内贼则严嵩，请诛贼嵩，当在剿虏之先。他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要求皇帝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揭露严嵩的罪恶。皇帝大怒，命令锦衣卫把杨继盛关进镇抚司诏狱，“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严嵩叮嘱锦衣卫都督陆炳“穷治二王语”，“必有交关其间者”，意欲追查幕后指使者。徐阶告诫陆炳：“慎之，一及皇子，如国本何？”严嵩怀疑徐阶与杨继盛有牵连，却抓不到把柄。万斯同《明史》写道：“是时，先后（弹）劾（严）嵩者御史王宗茂、赵锦等，（徐）阶调旨薄罚。（严）嵩并疑（徐）阶为（杨）继盛地，然无之何。”
嘉靖三十七年（156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弹劾严嵩。吴时来说：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首辅职权。严世蕃擅作威福，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如不除去严氏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必将于事无补。张翀、董传策说：臣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在谒见严嵩之前，必须先向严世蕃馈赠厚礼;在谒见严世蕃之前，必须先贿赂他的管家。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氏父子聚敛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吴时来、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这一下给严嵩捞到了稻草，大兴问罪之师。万斯同写道：“居顷之，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劾（严）嵩。传策，（徐）阶同郡人;时来、翀，（徐）阶门生也。（严）嵩奏辩，直指（徐）阶为主使者。帝下（吴）时来等诏狱戍之。（徐）阶知（严）嵩必不相容，惧益谨，自持以奉帝。”严嵩指责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徐阶有口难辩，更加谨慎小心，只有讨好皇帝来化解危机。
这一招颇有效果。有两件事情博得了皇帝的好感。
其一是，徐阶巧妙地解决北方边防的粮食问题，皇帝大悦。万斯同说：“由是（帝）益亲（徐）阶，有所密询，皆舍（严）嵩而之（徐）阶。”
其二是，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永寿宫火灾，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下触犯了禁忌—南苑是个不祥之地，当年遭蒙古军队俘虏的英宗皇帝被释回京，又被已经登上宝座的景帝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严嵩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倒霉的地方？他很不高兴，想听听徐阶的意见。徐阶摸准皇帝的内心，顺着他的心思说道：如今陛下居住在玉熙殿，犹如露宿，臣何忍安枕！臣与工部尚书策划原地重建，倘若从湖广、四川调运木材，太耗费时间。不如把现在营建三大殿多余的木材，用来修建永寿宫。请工部尚书雷礼主持其事，不日便可完工。皇帝大喜，立即下旨重建，委任徐阶的长子徐璠以尚宝卿兼工部主事，督办这一工程。一个月后，新宫落成，皇帝迁入新居，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因功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其子徐璠越级晋升为太常寺少卿，次子徐琨赐予中书舍人官职。
对于徐阶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正如万斯同所说：“自是（严）嵩势日屈，而帝惟（徐）阶言是听”，“于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谓（徐）阶必能去（严）嵩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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