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英

　　旅行叙事是一种抵达书写，出发—到达，如为顺境，记载奇闻逸事；如为逆境，讲述生存历险。故事是否具有“戏剧性”，依赖旅行者经历的多寡，这使许多关于旅行的写作，因先天“奇”“险”不足而应者寥寥。罗瑞·斯图尔特在《寻路阿富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的引子部分，着重提到一册古老的旧作《巴布尔日记》，说它的开头和预料的一样糟糕，但继续读下去，“故事”随后得以浮现。

　　斯图尔特所谓巴布尔“故事”的芳踪，实则为旅人之间的同“路”相怜，不能当真，指望巴布尔日记体的铺陈慰藉一颗故事心，怕难如愿。不过，这正是斯图尔特在自己的旅行书写里尽情展示的才华，他精心建构的旅行文本与文体风格，是本书最引人注目也最富启迪的地方。

　　十八世纪博物学叙事流行后，自然书写（科学信息叙事）成为与感伤书写（传统生存叙事）并行，既冲突又互补的两种主要旅行写作范式，迄今不息。《寻路阿富汗》没有钟情这两类书写的任何一种，既“无心留意周围的风景”，也不关心“幸存者”的自白叙事。斯图尔特的视线、笔触，始终追随沿途与“人”的相遇，这种对“当前的世界”的关心，与巴布尔很像，但比巴布尔更集中，线条更清晰。无论是来自“有关方面”的尤素非、哈克，还是知名与不知名的老人、儿童，甚或惊鸿一瞥的少女，都在他笔下被勾勒得真切质朴。斯图尔特在后记中自陈，这本对阿富汗乡村生活的记录，“与政治学意义相比，我更重视它的人类学意义”。“人类学”，一个西方学界小众、冷门的学科名，在这本旅行之作里令人意外地反复出现，有如乐曲的动机，传达斯图尔特旅行书写的不俗志向，尽管其田野风格表现得还是比较轻淡。

　　《巴布尔日记》在本书的分量相当重，几与斯图尔特的叙述相始终。作为第一主题的斯图尔特与作为第二主题的巴布尔，跨越五百年时空古今对话，以文本融合的奇妙实现空间（路线）与时间（冬季）的统一。特别当某一具体节点上两者高度重合，巴布尔与斯图尔特，这对异代兼异乡的知音之客，如高山流水，沉睡的帝王被起于地下，点化施展新的魔力。古今呼应、今古互注—过去与现在，文学与历史，他与我，双线复调行进，构成这本书主要的精神脉络与意义发源。

　　旅行写作的材料安排通常都依循时间线展开，这本书主体亦遵照线性进程，但斯图尔特十分善于将某个经历材料从时间线条中抽取出来，安插在另一最能激发故事效果的地方。比如本书结束时最后一个段落：作者在伦敦即已得知以“巴布尔”命名，陪伴自己徒步的爱犬巴布尔不幸死去，但这一悲伤的消息并未在此时出现，直到作者抵达家乡，躺在床上，“巴布尔死去”才缓缓登场—一只土生土长的阿富汗“原住犬”，永远留在了自己的故乡。一场抵达，和另一场未能“抵达”的抵达，这一伏笔暗藏的丰富隐喻，意味深长。

　　对话也是故事书写的经典手段。本书连引子共八部分六十个标题小节，节奏非常明快，大量叙事材料以对话形式裁剪呈览，有时段落完全由对话组成，叙述隐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话在“卡门集的司令官”一节结尾处，作者与陪同他的司令官仆人瓦齊尔的对话：“我们转入高尔茅山谷的一侧时，看到一队男人走过来，其中七个人走路，最后一个人骑着白马。他们都穿着雪鞋，扛着枪。他们经过的时候没有跟我们打招呼。‘他们是谁？我问瓦齐尔。‘我不知道。他们不是这儿附近的。”这不是全书唯一的对话结尾，但最为耐人寻味。一个不知所以、悬空飘荡的“回答”，旅行叙述人不负责处理残余现场，径自消失，镜头被甩向读者，游戏式叙事代入，一段新的言语关系诞生。斯图尔特对经典叙事手法的征用既深得三昧，又自由不羁。

　　当然，《寻路阿富汗》在叙事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区与瑕疵。

　　斯图尔特在书中数次提到因投宿被怠慢而生气，尽管一开始他便感谢了遇到的人们，虽然“他们并不都是圣人”，但“都款待我而不求任何回报”—无论是感谢还是抱怨，都基于一种“好客”的伦理意识假设，即以“不好客”为文明对立，道德有污，旅行文学专家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因而毫不客气斥旅行书写幻想“好客之道”为陈旧叙事（《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译林出版社2017），本书亚马逊评论区亦见读者留言批评：“依靠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热情好客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似乎是残酷的。”

　　因有意避开“生存叙事”，历险本身被淡化讲述，使得故事的紧张感大大减弱。如何既保留速写风俗画的诗意，又能同时让叙事以充满动力的线条前进，是斯图尔特旅行书写有待继续揣摩的地方。

　　当回到这本书的引子部分，思想不是作为作家而是作为君王的巴布尔，一个“动机”跃出浮现—《寻路阿富汗》精心调用的“巴布尔”符号，投射、喻示的正是斯图尔特本人追效先贤的抱负与雄心：“观察阿富汗”，并“成就我自己”，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今年斯图尔特已顺利升任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寻路”仍在继续，“故事”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