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上海，以沈曾植为中心曾形成过一个学术圈子，成员以王国维、张尔田与孙德谦为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张尔田给陈柱的信里回忆说：“鼎革后，学堂停办，益葊（德谦号）遂客上海，时与诸遗老往还，与仆同见知于沈培老。时王静安亦来沪，仆因介与益葊相见，三人者遂相视莫逆。培老诗所谓‘三客一时隽吴会，百家九部共然疑者，指吾三人也。” 王蘧常撰孙德谦行状，称“三君”，邓之诚《张君孟劬别传》称“海上三子”，则一实三名也。随着《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陈柱往来书信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书籍所披露的书信越来越丰富，我们对他们的交往与思想也有了更细致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书信集》收录了张尔田致王国维书札多达一百三十余通（其中约有一半未曾披露），为我们指示了一条尘封已久的小径，让我们溯流而上，一窥那个小圈子的民国往事。
一
“海上三客”得名于沈曾植，三人于沈氏皆致钦仰之情，其中小圈子意识最强的当属张尔田。除了前引文字，他给王国维的信里说：“兄倘晤培老，为我辈三客各索一便面，如何？三客固一时之隽，而培老画尤不可多得。”盖以“三客”之称为荣焉。三人之中，张、孙相交最早，友情笃厚。其致陈柱书札又云：
追惟仆与益葊同学四方，四十余年，较静安尤密且久。光绪甲午，中东役起，仆侍先君子归吴门，始与益葊定交，相约治许氏《说文》、江都《文选》之学，两人皆惨绿少年也。笃志朴学，不尚举业，虽老辈目为暴弃，不顾也。翌年，先君子复出山，署直隶元城县，遂延益葊课读舍弟东荪。丁酉，仆与益葊同赴乡试，先君子有词赠行，推奖益葊备至。两人秋闱报罢，仆宦游京师，益葊仍居先君子幕中。先君子工骈文，每有所作，必就益葊商榷，益葊于是大治骈文。先君子由元城改静海，后又改广平府永年县，益葊皆从之，仆亦时时省亲至署。是年，始同读章实斋书，两人者始尽弃从前训诂章句之学，潜研乙部。拙著《史微》所谓“谈道广平者”，此也。庚子拳匪之乱，益葊先归，未几先君子亦挂冠归隐，仆旋由部曹政官江苏，至是与益葊踪迹复合。是时研治诸子，以为诸子之学绝千余年，国朝儒者非无治之者，然大抵皆校勘家，非子学也。两人本笃信章实斋，习于流略，遂于汉《艺文志》发悟创通。
此札叙孙德谦生平及学术，实亦自叙，二人切磋往还，走的是同中有异的治学路径。
张尔田与王国维之相识，始于静安先生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时期。《书信集》所收最后一通诗札云：“自遭乱离，南北奔走，时缀香奁小诗，以自舒其郁结。痛定之余，箧稿零落，久不存于脑印矣。今冬邂逅静庵兄，静庵精哲学，富于思想，能读横文书，研心诗歌，笃古之士也。因写定近体旧制贻之，庶以志闻声相思之雅谊云尔。”此札写于乙巳（1905）十二月上浣，当是二人往来书札最早的一通。二人定交的直接缘起，或许是因为几册紫柏大师所刻径山残藏。张氏在京时购得此残藏，后来失去，为静庵所得，静庵遂手写目录，并己藏一并赠之。二人再次相见，已是十年之后。《书信集》第一二二通诗笺云：“静葊先生别十年矣，桴海归来，相劳沪上，辱问近作。虽然近数年来，所谓生死皆穷，哀乐道尽，王泽竭矣，诗更何有。无已，姑写拙章数首，聊以塞知己多爱我之意。异日存之，为相思券也。”一九一五年三月间，静庵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见面，时从请益，谈论古音韵学。他曾有致沈曾植长札一通，手稿尚存嘉兴博物馆，书法精美，悦人眼目，对沈氏推挹备至，或许就是在沈斋座上与张尔田再次相见。此后二十年多年间，即便是南北相隔，张、王二人亦音问不断。
“海上三客”政治思想整体上与沈曾植一致，趋于保守一派。王国维的政治倾向研究较多，姑不细论，这里主要谈谈张尔田。张、孙二人以力阐名教、鼓吹孔教为己任，是沈曾植所倡议的《孔教会杂志》干将。孙撰《孔教大一统论》，张撰《政教终始篇》，以及《史微》《诸子要略》等著作的部分内容皆曾刊载于该杂志。从《书信集》披露的大量书札来看，张尔田是个彻头彻尾的“殷顽”，参与《清史稿》的撰修、提倡孔教会皆是其报效故国的方式。他说：“弟为馆役所牵，意绪阔落，非复往时。然窃自念故国已矣，惟修史自效，庶酬万一。幸《后妃传》已告成，差足正野乘之污。近为《刑法志》，于宣统末争新律者孴录尤不敢苟。国可亡，史不可亡，或者稍存正义于几希，亦穷而在下者之责也。”并且力主将“历朝实录、国史志传诸稿加意保存，刊印流布，庶几后人有所凭借，以为载笔之资”。孔教之提倡，亦为兴复文化根本：
今欲兴复之，必须先扶其根，而后徐理其枝叶。为培本计，非倡孔教不可，倡孔教非先以国教立之礎不可。国教一定，则上可握教育之权，下可改造舆论。以五十年为期，我身虽不及见之，我子孙必有幸丁其时者，则我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慰矣。……弟于故国，位在四品，不可谓卑，天泽大义，宁不素讲。顾乃不忍老死空山，仆仆焉冒不韪而为之，亦弟所处之时非梨洲、亭林之时耳。弟之言论，其见于（陈）重远处者，皆弟之策略，而非弟之学术。弟诚不敢爱惜名誉，而欲为天下播此一粒种子。七年以还，长图大念者何心，草间偷活者何事，每一枨触，未尝不仰天椎胸，泣尽而继之以血也。而今已矣，既不见称于新，且不见谅于旧，吾倡焉而无人和，吾导焉而无人相，则吾之道其终穷矣乎！
此札或作于一九一八年，颇能解释张尔田一生行藏出处以及著述隐衷。他非常看重自己的四品官衔，以遗民自居，又认识到自身所处时代与明遗民的不同，试图通过设立国教来保存旧文化，效忠所谓故国。就其精神言之，与王国维有不少相似处。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张尔田恰恰也是如此。其观点不无可商，其策略不无可议，但他却是一个有信有守、志力恒坚的学者。同时，他常常将自己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相提并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和崇高性，在遗民的谱系中高自标置。他专有一札，论古之遗民与今之遗民，以为古之遗民皆为伤心人，“以仁为任”，“君子之道，死而后已”，“不蕲乎后人之称之也”，而今之遗民不过无所事事，“叙杯酒，通庆吊”，会说门面语而已，形神骨髓尽失。这又说明他有意识地与其他遗民保持距离，感受到很强的孤独感。
二
张尔田的学术思想，总体上注重义理，崇尚弘通，认为说经不能废考据，而考据要以“微言大义”为旨归，对乾嘉考据学多有批评。这些《史微》已经都涉及了，而《书信集》则更为生动，且对新派人物胡适的观点也很有趣。
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对乾嘉学术似乎有了新的理解：“近始又买得高邮、栖霞书数种，旧业温燖，殊饶兴趣。始叹国朝诸老训诂之学，洵逾前哲，而根柢实基于古音之发明，衍而为校勘，流而为金石，皆此一恒干也。其弊也，讲校勘则搜罗精椠，讲金石则爬剔残珉，夸多闻靡已，渐失诸老创通斯学初恉。又其甚则专以鉴别庋藏名其家，则章实斋所称横通是矣。今日横通一流塞破宇宙，辄有所挟以傲我辈，学术安得不衰。……弟之学，素重义理，近始悟义理之学亦从根柢出不可，否则为驾言，为剿说，此道咸以来讲今文家所以多未成就也。”所以他对于王国维致力于古音学研究十分推重。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今文家的弊端：“弟尝谓从来讲今文家多未成就，即病在得一只意便思兴风作浪，将自己义理寄生于古人。虽亦有与古闇合者，然已不胜其支蔓矣。降及晚近，益复諔诡不可究诘。推原作俑，庄方耕氏实不能辞其咎。”这段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张尔田对于庄存与今文学态度的变化。他早年瓣香龚定庵与章实斋，对庄存与也有较高的评价，晚年论定，以为其学“博大精微，根极道要”，“若庄氏者，可为百世之师矣”。此札作于一九一七年新刻《玉谿生年谱会笺》之后，他已经感叹先前为学“伤于太华”，“近颇有趋于朴实之倾向”。看来他与王国维的交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以及对今文学的评价。
关于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也是张、王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王国维曾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戴震《水经注》校本的问题，所作《水经注跋尾》对戴震之学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胡适听说后去函索稿，欲刊登在《国学季刊》戴震专号上。《书信集》中有张尔田数通书札，连续论及戴震及其思想。其一云：“兄论东原之学力，与程、朱异，而亦未与孔、孟合，义极精切，足揭戴氏之隐。戴氏之言曰：人与物同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以欲为性，不特孔、孟不许，吾恐孔、孟以前圣人皆所不许。然则戴氏努力研精声均、训诂、名物、象数者，非以推求古圣先贤之用心也，非以启多闻于来学也，不过此欲之冲动尔。岂不可笑。”在另一函中，遁堪认为不论哪种学术“主张过甚皆不免流弊”，而清朝学术“亭林成之，而东原坏之；东原以前儒者类笃实，东原以后考证之功百倍前人，而行履则不得力”，并列举考证学家之贪墨证成之。他的结论是那些考据学家只不过是把古圣先贤之书当作物以牟利，“于格物人己之间渺不相涉，此皆主张考据之学太过之所致”。平心而论，张尔田的“考据亡国论”，正如“清流亡国论”一样，逻辑是有些混乱的。其引用戴震学说，仅就一言生发，而略去“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弊则智”等语，也很片面。但是他们都看到了戴震思想的异端性，也看到了学者知行不一的现象，后者直到现在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张尔田一直把王国维视为知己好友，才会如此放胆直言，然而王国维作何反应，因回札缺失，已不能知道得很具体。但是就其锐意考古来看，恐怕不会把这个自认好基友的老怪物的话太当真。他对新文学发轫之地的北京大学校长以及新派领袖胡适等人则用不着客气，可以展开他野蛮而津津自夸的攻击了。他在信里说：“新文学说发始于北京大学，闻已实行凡讲义皆用白话，其教授之书为《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闻之使人喷饭。”胡适为当时北京大学之焦点人物，老派人士无不人人侧目，群聚议论，且读其书矣。顽固如张尔田，亦尝读其《章实斋年谱》《墨子哲学》，且有赞语。其评前书云：“顷见胡适《章实斋年谱稿》，考证颇详备，议论亦尚平实。虽用普通文，而白话习气终未尽脱，然已是此君第一等好书矣。”我等只记得张氏怒撕《校勘学释例》胡适序言的事，不料竟然也能如此平情服善。其论后书云：“其论《经上》《经下》六篇为墨辩，非墨经，尚精。”“其书又谓墨子为宗教家，极为（夏）穗卿、（叶）浩吾所赏。”同时也抨击该书“好以西人名學皮附为说”，担心的是“讲中学者多喜附会西籍，久之必使中学渐失其独立之精神，为祸于学术盖不小也”。他更喜欢蛮干，在给王国维的信里津津乐道其怒怼胡适的经过：“大学堂教员胡适所作《墨子哲学》，其根本谬点，弟前函已言之。前月夏穗卿以其书属为审定，弟即草一书，洋洋数百言，痛驳其误。一日穗卿函约过谈，云有好音相告。急往，则胡君于昨日来，穗卿当面出鄙书大斥之矣。晚间饮席有林琴南，弟偶述及此事，琴南急出席握余手曰：虽与君初交，今日之事不可不一握手。这似乎才符合其学术“殷顽”的做派。怒怼是一回事，有时候也免不了要当一回劝导者的角色：“昨与胡适之谈，彼忽盛称兄及孙星如之文，孙文弟未之见，此公近日宗旨忽变，弟劝其看钱竹汀、全谢山两家文，彼亦颇能颔纳也。”反过来看，胡适对张尔田并不欣赏，称其学杂乱，对孙德谦倒是有过褒扬。一九二一年八月，胡适读了孙氏《诸子通考》，觉得小疵不少，但认为“孙君当时能主张诸子之学之当重视，其识力自可钦佩”，“确有许多独立的见解”，“究竟可算是近年一部有见地的书，条理略逊江瑔的《读子卮言》，而见解远胜于张尔田的《史微》”。对于诸子学，张尔田一直认为他和孙德谦是先行者。
三
在“海上三客”这个小圈子里，三人观点相近复相异，“相亲”复“相斫”，这一点已有人提到了，《书信集》则爆出了更多猛料。张尔田与孙德谦相交最久，也最为投契，但是他对孙著《太史公书义法》一书评价颇低，并与王国维交换过看法。他说：“益葊《太史公书义法》已付刻，惟其书未加修饰，且有数条不得谓之义法者。益葊近日颇不喜共人商榷，此书行世，或恐减价，未免负此良友矣。”在另一札中，张尔田又对德谦颇有微词：“益葊之学，洵如尊论。海上工骈文者两人，审言不脱乡曲气，益葊未脱学究气。益葊最崇拜章实斋，实斋即系一学究。弟生平言学，能用章实斋，而不为章氏所用。益葊则始终未能出其圈繢，近来自憙益甚，尤恶闻异己之言。殆由家事拂逆穷老，累其神明故也。平心论之，益葊各书开示后人途径，未尝无功。在国朝诸老中，可配陈本礼，要不得以此为止境耳。世多以我两人并称，悠悠之谈，徒见其表，固宜如是。兄以为何如。彼于学术中评兄小学，吾未之见。益葊本不通小学，如何无的放矢。然其他所作，亦有此病，惜彼不肯细心与弟商酌也。”在后来与陈柱尊的通信中，张尔田再次强调了两人的学术差异：“尝综合吾两人之生平学行志趣，殆无弗同，然亦有不同者。益葊不阅小说，而仆则自唐宋以迄近代笔记说部，无不览之；益葊不喜佛书，而仆则潜志内典；益葊不甚为词，而仆之乐府人多知之者。故自愧所学不如益葊之专精，而淹博利并有一日之长也。”（《陈柱往来书信辑注》）老友已逝，强调的不过是些细微末节。在公开出版的序跋中，王国维对孙德谦的学问评价不低，为《汉书艺文志举例》所作跋语认为益葊之书“精矣密矣，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备矣”，在给罗振玉的信里却说“其书毛举细故，殊无心得，可见著书不易也”。
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对于张尔田的学问亦不甚赞同。其一九一六年九月致信罗振玉：“张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颇称之，渠以二部见赠，以其一寄公，中多无根之谈。乙老云云，所谓逃空山者，闻足音而喜也，却与内藤博士之倾倒者不同。闻孙益葊德谦亦此一派，二人至密也。”（《王国维书信日记》）又云：“孙君硁硁乡党自好之士，张君则学问才气胜于况（周颐）、孙，而心事殊不可知。”大概此时与孙、张二人交往尚不深。
反过来张尔田则一直视王国维为知己良友，二人分歧实为新旧史学之分歧。其致静庵书云：“近阅杂报，兄竟为人奉为考古学大师矣，与此辈研究礓石者为伍，得无有陨获之叹耶！弟尝谓周孔以前有何文化，不过一堆礓石而已。此种礓石愈研究愈与原人相近，再进则禽兽矣。……凡一国之文化，入其中者如饮食然，日用而不知，方能凝固而持久。以其为古也而考之，则已离乎文化范围，其考之也愈精，则其离之也愈远，久之则信任古人之心愈薄。故考古学者，破坏文化之初步也。人但知宋学末流为空疏，而不知三百年学术末流为破坏，此亦亭林诸公创始者所不及料也。”而且他进一步在书札中突出强调这一点，深化了二人之间的学术分歧：“兄以甲骨金文证明上古史迹，弟即以种种事变之集合证明古哲之无空言。”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对于用甲骨文考证古史，乃是新史学的重要成果，而张尔田竟然认为是“破坏文化之初步”，其迂拘保守、不预流自不待言。虽然学术上二人异趣，但张尔田对王国维却评价极高，视为学术上“奄有三百年声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品格上“至其与人交也，初甚落落，久乃愈醇”，“静庵之学，不特为三百年所无，即其人亦非晚近之人”（《追忆王国维》），可谓推崇备至。对于王国维的身后论定，他强调的是“殉忠大节”。他给陈柱的书信里说：“静安身后，为其门弟子滥肆表扬，令失真相，且于殉忠大节，讳而不言，仆深恨之，故纤儿不可使执笔也。”（《陈柱往来书信辑注》）可见他与静安声气相投。然而就学术而言，张尔田未免谬托知己。
四
四五年前，友人约我点校张尔田文集，经过初步研究，还是推掉了。当时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自己的学养不够，一是对其保守立场及学术观点不满。最近读了《书信集》所收书信， 对这个倔老头多了一些“了解之同情”。
罗素在北京演讲时，张尔田有一段戏谈，大意是说罗素的成就和张氏车夫相等，因为罗素的知“道”于人无益，而车夫的不知“道”亦于其无损，车夫尚能给人以力，而罗素所告诉我们的实则等于零，所以罗素之知甚至还比不上车夫之不知。在另一通书札中，张尔田对于考据学过于放纵自己的求知欲给予了激烈批评，进而认为“訾周、孔，毁许、郑，疑古惑经”皆是求知欲所致，体现了他对于学者知、行分裂的思考。推原其思维方法与逻辑，我们看到张尔田虽然也在吸收西方学术成果，并且体现出了较高的思维水平，但是他仅仅局限在学术内部思考整个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基本没有涉及政治、经济、商业、科学等因素对这一变动的巨大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可悲的，让他的自信变得有些可笑。在古典学术的语境中，产生张尔田“中国学术本系政、教、学三者合成，教其精神，学其血脉，而政譬则躯壳”这样的思维框架并不是很难，但过度抬高学术的地位恰恰折射出了古典学术框架应对现代转型的乖谬处。因而将枪口对准考据学、戴震其人及其学说，试图通过儒学的国教化来保留传统，自然也是十分荒谬的。清朝的灭亡，政治制度、文化冲突、社会转型等是主因，戴震大概是背不起这个黑锅的。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守旧的学者在面临这种社会巨变时的无力感，要找到一个靶子来进行攻击，要为王纲解纽找到罪魁祸首，可是那是多么盲目啊。
张尔田对当时学术界的基本判断，是“学术之衰至今日已如断港绝潢”，“八表同昏，四牡靡骋”。他说：“人生最悲者，绝所望而身之穷饥不与焉。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古之人所以自慰者安在？此亭林诸公所未遭者，而吾辈遭之矣。士当今日，最下者当为亭林，即又不然，但当一往不受人怜，然而难矣。”在另一通书信中，感叹“匪兕匪虎，谁知率野之悲；呼马呼牛，终是殉人之学”。《史微》一书，为其心血所聚，十五年后“阅之尚如新发于硎”，“此十五年中，更无人为吾言者，亦无有人知吾书为何物者，足以见弟之眼光心量故非一世之谓矣”，“作者固不蕲人之知，要亦俟知者知耳”。他一方面很绝望，一方面又很自信，欲以孤往之精神，守先待后，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一个传统文化守望者的无奈与孤独。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他的思想虽然还被人提到，也有人研究，然而其学术思想的抗磨损度较低，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凸显其价值。
阅读这些尘封了七八十年的书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一语。那么，其所守者，究竟為何？其所待者，究竟为谁？其所谓古圣先贤之道，究竟是诗意的想象还是将己意寄生于古人之中？我想，张尔田的宏愿终究要归于空无。但他的写作至少是真诚的，信其所信，行其所行，没有堕落为制度评估与知识生产的可鄙合谋。他的写作或许带着自我崇高化的臆想，却是注入了灵魂的“抽象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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