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明

　　巴黎，心向往之的浪漫之都。为什么是浪漫之都？值得一探究竟。

　　透过旅游指南，先看到了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罗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沙特尔大教堂。时装达人的目标，则是康朋街（Rue Cambon）三十一号的香奈儿时装店、罗浮宫旁边的时装和纺织品展览馆。对拉丁区情有独钟者，似乎另有所思所悟，神游自在其中。而随兴闲逛，或只是闲逛而已，或是闲逛中思考的艺术家，法国文学中称为fl?neur，观景皆因景中有人，有人的故事，会心而得诗意。令人目不暇给的是巴黎的街景。市区的建筑，多不超过六层，多是经典风格的浮雕。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一个接一个，风雨阴晴都有客，坐在露天或室内，懒散或认真的眼神各有故事，是巴黎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当然，塞纳河畔一定要去。问情侣，他们会说：浪漫，都在塞纳河—巴黎的建筑和街景，无非是塞纳河的倒影，点缀岸边的晨曦和黄昏。

　　欧洲现代文学史与个人的成长有相似的一点：浪漫主义作为一个认知阶段，总要过去。站在塞纳河畔凝视良久的人，若是雨果，见河水如同时间的流淌，留在河底的历史痕迹，应该写着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雨果是浪漫还是不浪漫？这样非此即彼的问，并不准确。人之为人，有精神为证，必以生怼死，以本能抵抗毁灭，以创造为快乐。人生苦乐参半，作为生存底线的生命意志，何尝不是一种浪漫。福楼拜写过小说《情感教育》，借他的书名一用：浪漫作为情感教育，可分前期和后期，或青春期和成熟期。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写《悲剧的诞生》的尼采，属于后者。浪漫主义者到了后期，多了智慧和清醒，至少不容易上當受骗。

　　巴黎有浪漫之都的美誉，主要是塞纳河畔的人们赋予它浪漫色彩。法国人在现代文明史中如此突出，因为他们对个体思想高度尊重。崇尚个体主义的法国人自然形形色色，却也有共性：这里的人有由衷的微笑，他们活泼且散漫的外表下，有高雅的判断力，有对生活的挚爱。法国人对正义和自由的需求，如同需要呼吸和饮水。这些品质，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闪烁在他们思想和艺术的文字里，平日静静蛰伏，每遇历史机遇则爆发，化为无畏的能量。

　　外国人得知今天巴黎的格局源自十九世纪奥斯曼计划，或许会对那个计划、那个时代也产生浪漫的联想。不难想见，巴黎人在那段时间也没有失去浪漫的性格。但是，奥斯曼和他的主子，却无浪漫可言。历史本身并不浪漫。若以浪漫论之，则因一半的不浪漫，反衬出另一半的浪漫。

　　伴随自己的情感教育，我对奥斯曼计划这段历史，研读思考了许多年。如果有什么体会，可归为一点：奥斯曼计划没有远去，昨天的幽灵今天还游荡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了，也就明白了。

　　浪漫之都的另一个名称是革命之都。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暴力改变历史的先例。这笔遗产有正与负的影响，缠绕在一起，错综而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评价。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上大学时去了巴黎，恰好目睹法国革命，即以激情拥抱之，那时那地，他还深陷情网。爱情加革命，有人认为是标准的浪漫模式。可是后来，华兹华斯一生为法国革命暴力的后果而困惑，一面修改长诗《序曲》，一面修正自己的浪漫主义信条。浪漫这事，一旦认真起来，痛苦不已。浪漫和痛苦好似连体婴儿。

　　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为现代人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法国人从此唾弃了专制。然而，历史曲折反复。随着拿破仑的死，第一共和国随之结束。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年，波旁王室复辟，专制卷土重来，一八三○年七月，巴黎市民再次起义，结束了波旁复辟。七月革命换来政治的折中，一八三○年至一八四八年，路易-菲利普以“法国人民的国王”的名义实施君主立宪，史称奥尔良王朝。直到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又推翻奥尔良王朝，成立第二共和国，但未能久长。

　　二月革命的成果被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的侄子）篡夺。一八五二年，拿破仑三世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次年，法皇任命奥斯曼男爵为塞纳河大区总管（相当大巴黎市市长），并下令由他改建中世纪以来形成的老巴黎。自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七○年拿破仑三世败于普法战争止，巴黎的城市改建历时十七年，史称“奥斯曼计划时期”（the period of Haussmannization）。一八七一年爆发了巴黎公社运动。第二帝国和奥斯曼计划至此终结。此后，巴黎改建工程还在进行，直到一九二七年，形成今天巴黎的基本面貌。

　　今天夸赞奥斯曼计划的人，通常让我们看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如：建造了新古典风格的大广场、大公园、大剧院、名人纪念碑、火车站，还有阔绰的行政大楼；拓宽或新建了大道达二十六公里；修成水库和输送清水设施。最傲人的成绩，当属新建了下水系统，污水不再倾入塞纳河。与一八五三年之前的老巴黎相比，新巴黎面积扩大了许多，巴黎更宽敞。

　　不提巴黎人的牺牲和贡献，把功劳记在第二帝国的名下，将奥斯曼视为天才，将其计划奉为城市现代化的模本，这份成绩单就成了误导。

　　多数国人不熟悉奥斯曼计划，对其语汇和观念却不会陌生。比如，见了旧的就拆，连年累月地拆，是奥斯曼计划的精髓。还有其他的套路，如：不计成本地建造奇葩的地表建筑，尤其是象征权力的建筑；给沿街房屋包上统一的表皮层。

　　奥斯曼计划这段历史，真相指向一个悖论：宽大敞亮的巴黎是它的一面，另一面却是见不得光。自然有人会否定其阴暗面的存在，如曾经从奥斯曼计划获得巨大利益的人。

　　奥斯曼计划大规模的拆毁，相当于全面否定老巴黎。老巴黎有不少公共卫生的问题，当时巴黎人都支持适度的城市改建。但巴黎人也爱老巴黎，知道它的迷人之处。可惜，大部分证据今天已被摧毁，但事实还可从文字和其他方面认定。再说，欧洲并没有完全效仿奥斯曼计划。去欧洲旅行的人可以见证：新与旧并存的现代城市是更加有机的整体。在许多欧洲城市，几百年前的历史建筑不仅保存完好，上面还刻有过去的日期和简史。罗马是古今并存的城市。即便土耳其，也保留着希腊罗马的废墟。

　　

　　说拿破仑三世无知而无畏，对他太客气了。说到底是利益。利益的产生是经济学，利益的分配是政治学，所以，思考利益要有政治经济学的眼光。

　　城市改建有巨大利益，由谁来“主宰”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主宰”的另一说法在英语里是agency，意思是主导和实施者，表现在如何决策和执行的方式上。眼下流行的说法是：谁有“话语权”。

　　奥斯曼计划的主宰，就一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法皇拿破仑三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以这种方式做城市现代化的事，确实发生在西方，发生在法国，不过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和他叔叔代表的价值观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拿破仑一世基本继承了法国革命的价值。他也做过龌龊的事。比如，称帝。自己称帝也就罢了，还扶自己幼年的儿子登皇位。这个儿子就是拿破仑二世。拿破仑的侄子（我们故事的主角）是三世。司汤达曾经视拿破仑一世为英雄，但对他扶幼子登皇位这件事嗤之以鼻。司汤达对拿破仑一世的爱之深、恨之切，都写在《红与黑》里。至于拿破仑三世，他的这个侄子，和“英雄”二字扯不上关系。

　　马克思非常厌恶拿破仑三世，写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记录拿破仑三世篡夺一八四八年革命成果的那段历史。文中有一语，今天读来很有震撼力：拿破仑三世，是“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丑角以取乐他人为己任。丑角大权在握，得意而忘本，自視为历史主人，将一己之私、个人喜好当作世界进程。所以马克思说，拿破仑一世的那段历史是悲剧，到拿破仑三世历史变成了“闹剧”。

　　尽管在他之前法国有过三次抵抗专制的革命，拿破仑三世还是逆潮流而动。皇袍加身后，他极力强化国家机器，削弱市民社会，罔顾普通公民的权利，限制各种自由，建立关押政治犯和普通罪犯的监狱营地，是不折不扣的独裁者。

　　城市改建是什么科学？因为这项工作主要牵涉城市居民的福祉，应该是生命科学（life science）。若纯粹当作物理学、几何学，人的生活和生存已被置之不理。奥斯曼奉法皇圣旨对新巴黎的规划，以笔直和超宽的标准改建道路。当时风行的漫画里，奥斯曼是个坐在卷尺直尺之上的人物，讽刺此人冷血，对老巴黎的人文景观和历史全然不理不顾。

　　以整治破旧为名，奥斯曼摧毁了代表巴黎文化的大部分街区，重创巴黎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最后，把巴黎重组为二十个行政区。

　　所谓老巴黎，奥斯曼之前的巴黎，自中世纪以来逐渐成形，有难以抗拒的迷人之处，不该被破坏，如鹅卵石铺成的弯曲小街、繁华的街市、书店、图书馆、天然浑成的市民社会结构。当时的巴黎，市民社会形成有机的小城镇commune，亦即“公社”，又译为“镇”或“市”。我们都知道“公社” 这个词，却未必清楚它在这段历史中的含义。

　　有一次开国际会议，我认识了安妮· 鲁亚特（Anne Luyat），法国阿维尼翁大学的英语教授。安妮和我谈到了奥斯曼计划，她主动告诉我：在法语里，commune 是语法上的阴性。

　　“那有什么不同？”我问。

　　“法语里，?me （灵魂）也是阴性的。对法国人来说，?me，commune，都有一份女性的温情。”

　　如此细微的情感因素，大概也只有敏于法语的人才知道。

　　面对老巴黎，拿破仑三世只想毁旧建新。原有的建筑多达百分之六十被拆，包括许多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建筑。奥斯曼计划之下，以“公社”为特征的市民社会结构被肆意拆毁，不顾一切的大拆迁被合理合法化，日后被奉为城市现代化之圭臬。为了建一个宽大的广场及配套设施，奥斯曼计划不惜毁掉几个社区，影响几十万居民的生活也在所不惜。一八六○年，奥斯曼奉旨拆除了十一个公社（commune）。在当时的法国历史语境里，“公社” 就是拆迁户的社区。这层意思，人们已经忘却。

　　今天，巴黎分为二十个面积大致相等的行政区，称作arrondissement。行政区符合数学理念，与大小不等、浑然天成的市民社会结构却相反。采用arrondissement 这个词之后，commune这个词就被废弃。我想，安妮的言下之意，是权力的冰冷取代了人性的温馨。

　　拿破仑三世权力不受任何约束，花钱也不受约束。那些钱可是法国人民的钱，不是拿破仑三世的。奥斯曼在回忆录中说：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九年的十八年间，他的改建计划花费了二十五亿法郎（实际数额还要大）。对当时这二十五亿法郎，有人算了一笔账，它相当于纽约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十一个财政年度支出的四十四倍！第二帝国消亡后，取而代之的第三共和国接管了沉重的债务。

　　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建，对城市贫民采取了无情的、掠夺性的土地征购，极少数人瞬间暴富，致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许多巴黎人因此无家可归，携家带口，出现在新建林阴大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成为一道奇特的景观。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穷人的眼睛》，揭示了奥斯曼计划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新建林阴大道的一个街角上，施工残留的灰渣旁边，立起一家崭新的咖啡馆，里面汽灯通明，来光顾的权贵和土豪熙熙攘攘，“所有的历史和所有的神话都前来侍奉吃喝了”。

　　街对面站着的一家三口与此成鲜明对照：一位四十多岁的父亲，灰白的腮须，脸上写满了憔悴和穷困。他一手牵着他的小男孩，另一只手弯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父亲的眼睛说：‘多美啊！多美啊！穷人世界所有的金子一定都跑到那墙上了。男孩的眼睛说：‘多美啊！多美啊！可是这房子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进去的。”襁褓里的婴儿，瞪大了眼睛傻看。

　　波德莱尔描写的眼睛家族，是凝视城市现代化的另一种视角，通常被忽略不计。

　　许多法国人怀念老巴黎：蜿蜒的鹅卵石街道、镶有古老雕塑的建筑、适宜闲逛的街景、挡风遮雨的拱廊街、人文气息浓厚的公社。拿破仑三世重建巴黎，意味着这些人文和历史，要屈从于直、大、宽的新符号。为扩建卡鲁塞尔广场，附近好几个社区被拆毁。曾经挤满了卖艺术品和旧书的摊位、卖鸟的小贩和各色鸟禽，是去博物馆的人、闲逛的人和艺术家聚集的地点，已如烟而去。波德莱尔在《天鹅》一诗中，走过“新建的卡鲁塞尔”而感叹：“唉，一个城市变得如此之快，就像人心一样轻浮。”

　　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被奥斯曼计划整得笔直如尺，是以同样的代价建成。出自前后历史的对照，巴尔扎克说他非常厌恶里沃利大街。

　　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他们喜欢非常非常宽的大道。当奥斯曼大街的设计图摆在奥斯曼面前时，他说：“不够宽，现在只有四十米，我希望是一百二十米。”一百二十米是什么概念？最好用脚步去丈量，因为行人过马路只能步行。

　　这不是审美问题。首先，其背后有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巴黎人有筑街垒反抗专制的传统。法皇拓宽街道，意在阻止市民打街垒战，便于他快速运送军队镇压起义。

　　街道的宽与窄也不是个数学问题。我们或许认为街道宽了就好。现在的体会就不同了。

　　较窄的街还是人的空间，适合人步行时的节奏。在窄街上闲逛，你自然会向路人投以友好的目光，问路也方便。街道过宽，人的空间转变为交通的空间。眼看着极宽道路上的车流，却无法到达对面，难免望路兴叹。绿灯亮了，身手矫捷的年轻人尚可穿过马路，上了年纪的人战战兢兢，颤颤巍巍，怎么过去？

　　综合考虑城市建设，宽街和窄街各有作用。即便需要一些宽道，也不应该太宽。关键是要保留一些较窄的街，保留人的空间、市民社会的空间、历史和文化的空间。

　　奥斯曼计划还偏爱高度的整齐划一，对街道两边房屋的高度、屋顶的倾斜角度作了统一的规定，对门牌作了统一的编号。满足了这种秩序感（其实是权力感），多样和差异却被抹去，个性只能泯灭于人群。

　　德国理论家本雅明一直研究十九世纪的巴黎。他说：奥斯曼计划的深意，是政治目的驱使的“战略性美化”。一针见血。

　　奥斯曼计划所谓的城市“净化”，有双重目的。分开香臭，听起来是公共卫生的目标，实际上借此把劳工阶级赶到了郊区，在穷和富之间隔出物理的距离。重建后的巴黎，外环公路如同城墙一样把城市分成了两部分：一边住富人，另一边住穷人。穷人区的交通和公共设施都不完善。奥斯曼计划倒是帮助许多乡村富豪完成了搬到城里住的心愿，新巴黎建了许多四至五层的楼房，下面几层住着富人的家庭，最上面一层住他们的侍女和工人（这楼上楼下的分别，和英国相反），上面的楼层没有洗澡间，也没有供暖。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说明法国民众对第二帝国积怨甚深。公社时间很短，留下了国际歌。

　　十九世纪，法国各界对奥斯曼计划的批评一直不断。到了二十世纪，这种批评进入西方思辨理论，奥斯曼计划成为研究现代化的一个经典案例。

　　真正意义的思辨，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从思辨理论看，奥斯曼计划的推进，依仗了现代化宏大叙事。宏大叙事的盲点之一，是把理性蜕变为工具。工具理性可将计算转换为物质和效率，受人青睐。但脱离了人文思想，工具理性助长的是功利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深远的智慧，工具理性不能提供。奥斯曼计划的傲慢，在于它对人文理性的轻蔑和践踏。

　　奥斯曼计划的另一个警训是：现代化若笼统以新换旧，未免愚蠢。历史都是旧的。一个有生命的城市，应有过去—现在—将来各种时态的并存。现代化受“求新”冲动驱使，意欲扫除先前的一切，达到新的起始点。然而，否定前面的历史，所谓的新起点很快也会成为历史。

　　法国人的浪漫，有丰富的文学为证。凯塞尔（Joseph Kessel），法国小说家，做过随军记者。在德国人占领巴黎期间，有一次他乘军机在夜里飞过巴黎上空。后来他写道：

　　远远地我看见这座城市：在一片黑丝绒般的地方，中间有一条河闪动着微弱的光。那是塞纳河畔巴黎的黑影。

　　那黑影，很小；那闪光，若隐若现。而河水的每个起伏、巴黎的每道曲线我都了然在心，永远铭记。我深知，在那闪光四周，有码头、街道、广场、历史的遗迹、沉睡的人民。我不禁颤抖，却不是因为身上冷。

　　散文的题目是《那天夜里，我看见了巴黎》。让我们心颤的，还有凯塞尔对巴黎的解释，我认为那是对浪漫之都最恰当的诠释：

　　我仿佛明白了，從未到过巴黎的人、生活在远方的人为什么如此热爱这座城市。那中间有一道闪光河流的小小的黑影，乃是地球上最自由的所在。……对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巴黎是人类自由的源泉、庇护所甚至标志。那里有街垒和歌曲、论战和微笑、时装和绘画、知识和爱情……世界上任何地方，人们都无法像在巴黎那样自由地写作、表达和调侃，那样自由地工作、娱乐、恋爱。

　　（根据赵坚译本修饰）

　　安妮告诉我：“知道吗，‘左岸（Left Bank，La Rive Gauche）是拿破仑三世没有完全摧毁的一部分，那里还有老巴黎许多的痕迹。”

　　塞纳河将巴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边的几个行政区即为左岸，包括著名的拉丁区。了解巴黎历史的人知道，艺术家、作家、人文学者偏爱巴黎的左岸，许多人在那里生活创造，视之为enclave，自由思想的领地。左岸因此成为创造和反叛文化的代名词。

　　个人认为，没有完全被奥斯曼计划吞噬的空间多是更人性的空间。在左岸生活并获得艺术、文学、哲学灵感的名人很多。读过现代艺术和思想书籍的读者，听到他们的名字，相等于一页一页翻看历史，如：斯泰因（Gertrude Stein），美国流亡作家的灵魂人物；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写过《夜森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青群体肖像；西尔薇亚·比奇（Sylvia Beach），她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当然是她—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流亡于巴黎美国作家的中心人物；H.D.，意象派诗人；阿内丝·尼恩（Anais Nin），生于法国的古巴裔美国作家，作家米勒的情人；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美国女小说家，写过《纯真年代》。上面几位是风华绝代的女性。还有这些男性作家和艺术家：兰波（Arthur Rimbaud）、魏尔伦（Paul Verlaine）、马蒂斯（Henry Mattise）、毕加索（Pablo Picasso）、萨特（Jean-Paul Sartr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菲茨杰尔德（F. Scott Fitzgerald）、鲍德温（James Baldwin），等等。

　　他们在塞纳河的左岸散步，偶尔在黯黑的河水里看到的，一定有第二帝国那段历史的掠影吧。他们在左岸笔耕所收获的思想和艺术的果实，对第二帝国的专制、对奥斯曼计划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毋宁是默默的嘲讽。

　　上世纪二十年代，正是欧美现代主义的高潮时期，美国记者和作家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也去了巴黎，去了左岸。她写了一本书，薄薄的很是可爱，书名《巴黎还是昨天》，洋溢着浪漫的气息。巴黎是浪漫的，但它唤起的又不止浪漫。

　　昨天令人遐想，但昨天充满了矛盾。今天也是，很快过去了，今天成了昨天。

　　二○一七年九月十四日，完稿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