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

　　二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像平时一样，在重城阑珊的书架之间踯躅、浏览、飘移，翻阅老旧杂志，见到《半月》，我眼睛一亮。每一期封面都是一幅彩画的时髦女郎，每四五册装订成一厚本，显然少有人碰过，尘封之下仍未褪色，偶尔夹着可以打折的书券。

　　编者周瘦鹃，对我很陌生。少年时代喜欢诗，知道很多诗人，后来在复旦念书，专业是元明清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了解，离不开鲁郭茅等人。依稀听到过“鸳鸯蝴蝶派”，那是不太名誉的，他们写了些什么于我一无所知。那时在选修李欧梵老师的讨论课，是有关现代文学与印刷文化方面的，因为要写期末论文，在图书馆找材料。

　　找了一阵又回到《半月》，比起同类的杂志，看上去更为精致。封面女郎穿着时兴，又像仕女图，配上隶书题字和古币图案，气息亦新亦旧。一期期一页页地翻下去，仿佛儿时的感觉回来了。那些故事宛现旧时上海的风俗长卷，人情世故，油米酱醋。无穷无尽的叙事，稠软、雾苏而延绵，犹如我住过的地方—从虹口苏州河畔到南京路口的街道弄堂。留存在母亲记忆中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对她来说，最难忘的事情除了“花姑娘”逃难，就是好莱坞电影，什么《魂断蓝桥》啦、《出水芙蓉》啦，明星方面男星是格里高利·派克，女性是丽塔·海娃丝。

　　于是期末论文写了周瘦鹃和《半月》杂志，李老师大高兴，建议我把周瘦鹃作为博士论文课题。就此一锤定音，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他也一路呵护。其实我的现代文学根底浅，对鸳蝴派反而没什么成见，这大概也是一种好处。然而这本书到现在才拿出来，应该是说不过去的。一方面是我的怠惰，做事温吞水；一方面是兴趣广泛，易于旁骛，还做了一些别的事。不过无论是革命话语、茅盾、报刊、电影，多少都和周瘦鹃有关，我心里总装着一个“文化”整体，总在琢磨“民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打那篇期末论文之后，我似乎一直在写周瘦鹃，有些东西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写，然而让我愉悦的是过程，探索本身充满挑战和机遇。不同的课题和材料会展示多种视角，需要各种理论的切入，虽然各类文本交织成一个无形之网，我不想吊在一棵树上，而在茂林中流连忘返，累了来到水边，坐看云起，在蒹葭苍苍中发呆。

　　在“通俗”园地里耕耘，算不上寂寞。时而见到新长的硕果，赞叹之余，会觉得惭愧而奋进。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史料的功底扎实，理论富于卓见。其《巴别塔与巴比伦》（Babel and Babylon）一书挪用“公共领域”的理论阐述美国早期电影与观众的形成，被公认为电影与文化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典范。她继而重估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全球影响，一反通常popular culture的思路，而提出“vernacular modernism”这一概念，从而摆脱了雅俗二元的思维范式，给好莱坞电影打开了与欧洲现代主义接轨的脉络，同时理论上也引向本雅明式的感知文化史的研究。汉森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默片发生兴趣，也从“俗语现代主义”的角度撰文探讨，对于“传统与现代”夹缝里的女性角色作了精彩的诠释。那篇论文吸收了周蕾、毕克伟、李欧梵的研究成果，但汉森重视自己的观影体验，通过影像文本分析来呈现历史。其实她所能看到的上海默片很有限，大部分都已经失传，尤其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去年从挪威得到一九二七年拍摄的《盘丝洞》一片，难怪国人视之为宝物。现代中国的大部分是在破坏，不知道珍惜自己的传统，不光是旧传统，新的也如是，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从汉森那里我得到启发，因为倾心于本雅明，对于“俗语现代主义”不免心有戚戚，虽然这个翻译显得勉强，跟我的“白话”余悸有关。她所重现的那部分历史虽然有限，但那些银幕女性星光熠熠，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的酸甜苦辣的情感历程，比起文字表述别是风景独好。其实我做的周瘦鹃与早期电影那一块，在中国电影史里至多具“前史”的意义，然而从旧杂志里把他的“影戏小说”一篇篇找出来，吉光片羽，却闪烁着世界电影的曙光。其时欧战方殷，好莱坞尚未称霸影坛，如《旁贝城之末日》一片代表战前意大利电影之成就，其史诗传统对于格里菲斯启发良多，此为电影史家所津津乐道者。周氏自述看了该片之后，遂迷恋影戏一发而不可收，因此其光影想象的世界意味值得涵泳。当然，那是不限于电影方面的，像周氏及其同仁们从事文化生产，也是马不停蹄，挖空心思。尽管对国事日非、对军政当局的胡作非为痛心疾首，口诛笔伐，但他们不抛弃民国，不讲革命，不搞运动，不反传统，和危如累卵的共和体制同进退，在和市民大众分享喜怒哀乐之时，传播国民理念和现代价值。这些方面在今天看来，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民初二十年间的周瘦鹃，时时受到来自新文化的鄙夷和胁迫，然而这两者不弃不离，却使我更能对近现代“中国”有个整体性的了解。如果说制度移植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表征，那么无论革命或改良，在工业化和一夫一妻、核心家庭的层面上，中国接受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周瘦鹃他们所做的，乃把本土“情教”与普世之爱相融合，强调个人、爱情和亲情，旨在重铸一种能迎受现代性挑战的社会机制和民族心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风靡一时，在政治还阳之时，凸现了大众情感的问题，社会需要与之重新调适，方能重现活力，虽然其爱情模式比维多利亚还要维多利亚，比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较为逊色了的。由是也可看到，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吊詭的是偏偏在语言方面，在新文化当中包括鲁迅在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几成口头禅，好像只有把汉字废了，中国文化才能彻底换血。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谁也不会再这么说了，历史就这么突然醒过来，实在无可理喻。

　　有太多的师长、朋友、同学和学生给我帮助，和我分享，要谢也谢不过来，这里只能大致举一些。首先得衷心感谢我在哈佛的导师李欧梵先生。没有他，不光不会有这本书，我的学业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在哪棵树上挂了。记得在我最初的课堂作业上理论话语被老师大段划掉，至今仍印刻着这份惨痛，使我不敢乱耍理论。这些年我们同在香港，总有机会相聚，大年三十去老师家里吃年夜饭。在学生当中，大约只有我还能有这份充满了关爱和温馨的“功课”吧。子玉师母煮的素食非常可口，我总会饕餮大嚼一番。

　　其次是韩南先生，在退休之后仍然指导我的论文，每次拿回我的论文，可看到他用铅笔逐字逐句改正我的英文。常记得那些请益的午后，在他的办公室里，阳光洒落进来，而他的睿智则照亮了我的思路。另一位论文指导老师是伊维德先生。在一九九八年哈佛举办的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关于周瘦鹃和紫罗兰的论文，他担任会议主席，给了我很多鼓励。他是古今都通，创意十足，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了许多建议，至今难忘。

　　一九九八年夏天回国，收集了不少资料。那时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那里。许多东西如《紫罗兰》《紫兰花片》《上海画报》等，都能看到原件，复印收费还不那么贵，把我搞得不亦乐乎。一个半月之后回美国，进关时被卡住，检查人员见到塞得满箱的复印件，不禁纳闷，问我为什么回去那么久，我说那都是要写博士论文的资料。他立刻懂了，就客气起来。

　　那个夏天对我的论文写作至关重要。认识了很多朋友，得到许多热情而慷慨的帮助。首先是陈子善兄，凡要做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无不找他指点迷津。我更是幸运，巧的是他父亲陈新民先生原来是“紫罗兰”周吟萍的侄女婿。陈先生亲笔写了几页纸，提供了关于周吟萍家庭背景以及她在婚嫁方面的情况，这些连鸳蝴派文献专家的郑逸梅都不会知道，因此尤其珍稀。子善兄还介绍我认识了魏绍昌先生。魏先生非常豪爽，请我们在扬州饭店吃饭。他是有名的吃客，点的菜十分正宗，就像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那本书一样，早就成为我的研究指南了。那次回国便购到他编的十本一套的鸳蝴派小说，都是在民国小报上连载的，可见他对资料的掌握如数家珍。现在要编这么一套小说的话，非得拿个重点项目不可。

　　早先在洛杉矶就认识了吴格兄，通过他在复旦图书馆淘到不少宝。《香艳丛话》《紫罗兰集》等，都给复印下来，在馆员的帮助下还特别把《紫罗兰》杂志做成胶卷。那时也认识了袁进兄，也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正逢他编的《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出版，他便慷慨赠予。

　　带着周瘦鹃的文件夹子参加了很多会议，做了很多演讲，也发表了很多，星星点点都留存在记忆之中，造就了人生的意义。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二○○○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群贤毕至，共襄“通俗”盛举，贾植芳先生、章培恒先生、王德威先生都在。在我做了关于“紫罗兰”与都市镜像的报告之后，吴福辉、郭延礼、刘扬体等前辈都给我鼓励。这次会议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主办此会的范伯群先生一直关心我的周瘦鹃研究，二○○五年邀我在苏州大学做了两场演讲。有什么会他都会把我叫上，让我分享他的通俗文学研究团队的成果。二○○七年他和曾华鹏先生路过香港，莅临我在香港科大的住处。范先生指着客厅里的大尺寸电视屏幕，笑着说我一定是给屏幕里的“妖女”迷住，把我的周瘦鹃的书给吃了。每想起这幽默的鞭策就令我感到惭愧不已。

　　次年在王德威先生主持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也召开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我也有幸躬逢其盛，作了关于周瘦鹃与茅盾的报告。后来我在香港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研究，令我心脸齐热。王先生称周瘦鹃是个“大蝴蝶”“大鸳鸯”，的确在他的关注下，我的周瘦鹃在日长夜大。结果这些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由王先生的高足罗鹏及其夫人周成荫编辑的，我的论文也收入其中。编辑过程往往是个学习机会，不仅是规范要紧，也让人懂得那种学术表述与一般通识的把握，而这方面罗鹏的认真和干劲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得益也尤多。

　　那时北美《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杂志主编邓腾克（Kirk Denton）先生等人要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一本关于东亚现代文学的书。这类书属于研究指南，一般是大出版社每隔一阵找一批专家来写，藉以反映学科的前沿走向。作为一个博士研究生能得到这种机会，当然是求之不得。邓先生邀我写了关于梁启超和晚清诗界革命的题目。另外采纳了我的提议，为周瘦鹃与民国通俗文学写了一章。此书于二○○三年出版。早在一九七六年胡志德（Ted Huters）先生编过一本《中国革命文学》（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的选集，其中有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翻译的周瘦鹃《行再相见》的短篇小说。记得一九九七年在芝加哥开亚洲年会，我作了关于周瘦鹃和《半月》的报告，林先生在场，对我勉励有加，并告我上述那本选集。他于一九八一年就出版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一书，的的刮刮是国际鸳蝴研究的开山者。其实那篇会议报告就是李先生课上的作业，急乎拿出去应市，还谈不上初出茅庐，因此听到林先生的鼓励，只能用受宠若惊来形容了。

　　一路伴随着许多友情，长久如不断的记忆之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傅葆石兄来复旦访学时我们就认识。后来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又相聚，不久在电话里告他我将去洛杉矶读书，他说：哦，真的吗？你年纪不小了哦。他的顾虑不难理解，的确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一九九九年由于他的推荐，我去他在的伊利诺伊大学参加历史系组织的反思五四范式的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不外乎周瘦鹃。主持这个研究计划的周佳荣、洪子奇等教授，充满激情，极其认真，接着在二○○二和二○○三年分别在亚洲年会和俄勒冈大学开了两次会，继续探讨，论文也反复修改，最后我做的是周瘦鹃和五四“语言转向”的课题，论文集《超越五四范式》（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在二○○八年出版。这颇能体现北美的学风，一篇论文、一本论文集，都要打磨好几年。这是个富于挑战的课题，一次次讨论猶如思想风暴，大家在交锋中成为朋友。葆石兄没有参加这个计划，但一如既往，我在香港有什么事，他总会挺我一把。

　　和孙绍谊兄也是如此。我们初见于一九九六年夏威夷的亚洲年会上，后来因为我染指电影，和他走得更近。二○一一年由他牵线，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做了关于周瘦鹃与影戏小说的演讲。院长金冠军是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分校的老同事。演讲后金院长慷慨拨出一笔款项，支持我的研究计划。这两年我在上海，有什么可以合作的，成或否，无论是饭厅酒吧、茶室会场，有机会总会和绍谊相聚。我说我还有那张照片，上身赤裸，是你在夏威夷海滩上为我拍的。他说是啊是啊，怎么会不记得。

　　每想起我在哈佛的那些日子，缅怀不已。我的同窗好友纪一新、沈志伟、明凤英、黄心村、石静远、罗靓、吴国坤等，关于我的周瘦鹃工程，有的赐以佳思妙想，添砖加瓦，有的帮我看稿子、改句子，有的听得几乎两耳生茧，这些情景一一宛在目前。特别要提到黄运特兄，正逢他那时在哈佛英语系执教，少年才俊令我歆慕不已。大概因为写诗，我们投缘。他乐于帮我看论文，我的破英语让他来润饰，真的是牛刀小用啊。

　　还有廖炳惠先生，对于西方后学，是首屈一指的武林高手，因为李先生的关系，对我特好。我也请他看过几章论文，他比较喜欢周瘦鹃传记的那一章。有一回我们在哈佛附近的餐馆，他跟我讲研究范式问题，关键是如何在对材料驾轻就熟的基础上，能够高屋建瓴，纵观中西研究范式的局限而有所突破。这番开悟不啻一语见血，字字金针。虽然至今我吃不准是否做到，但须时时警觉，只要余勇仅存，一定要这么去想去做的。

　　还有陈思和兄，他来哈佛访学时，跟我聊到周瘦鹃的问题。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他也十分关心和支持通俗文学的研究，事实上他不断发展的“民间”论述令我神往，无形中激励了我的研究。数年前他准备编一套现代文学的研究丛书，把我的书也收进去。此后他也一直在关心我的进展，而我一再拖拉，想起来就觉得惭愧。

　　书至此，不禁心头泫然。文中提到的几位前辈长者有的已奄然长逝，他们的著述与精魂永在，永储我心中。所谓人生苦短，世界急速变化，仅愿留取当下，珍重眼前，与大家共勉。

　　本文为作者《周瘦鹃与摩登上海，1911-1949》一书自序节选，该书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