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曹操活了六十六岁，前后与十几个女人生了二十五个儿子。这么说好像有些八卦，其实皆由史家传述。那些女人和儿子们，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开列如下：

　　卞皇后生四子：曹丕（魏文帝）、曹彰（任城王）、曹植（陈思王）、曹熊（萧怀王）。

　　刘夫人生二子：曹昂（丰愍王）、曹铄（相殇王）。

　　环夫人生三子：曹冲（邓哀王）、曹据（彭城王）、曹宇（燕王）。

　　杜夫人生二子：曹林（沛穆王）、曹衮（中山恭王）。

　　秦夫人生二子：曹玹（济阳怀王）、曹峻（陈留恭王）。

　　尹夫人生一子：曹矩（范阳闵王）。

　　王昭仪生一子：曹幹（赵王）。

　　孙姬生三子：曹上（临邑殇公子）、曹彪（楚王）、曹勤（刚殇公子）。

　　李姬生三子：曹乘（榖城殇公子）、曹整（郿戴公子）、曹京（灵殇公子）。

　　周姬生一子：曹均（樊安公）。

　　刘姬生一子：曹棘（广宗殇公子）。

　　宋姬生一子：曹徽（东平灵王）。

　　赵姬生一子：曹茂（乐陵王）。

　　需要说明，曹操生前卞氏曰王后而非皇后。曹丕践祚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其母尊为皇太后，所以史书亦称卞皇后或卞后。据《魏书》后妃传，曹操原有嫡妻丁氏，建安初废丁夫人，以卞氏为继室。裴注引鱼豢《魏略》称：曹操废丁夫人，事因长子曹昂之死。曹昂系刘夫人所出，刘氏早逝，故由丁氏收养曹昂。建安二年曹昂随曹操征张绣，丧命宛城，丁氏迁罪于曹操而“哭泣无节”，曹操恼怒之下将她遣归娘家。从史书上看，丁夫人不曾生育，至少未给曹家添过男丁。

　　很不幸的是，曹操这些儿子有一半早早就死了，封号中带有“愍（闵）”“哀”“殇”字样的都是“早薨”，多死在曹操之前。他们是曹昂、曹铄、曹冲、曹玹、曹矩、曹上、曹勤、曹乘、曹整、曹京、曹均、曹棘，凡十二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世间并不少见，只是夭折如此频数，实在令人心悸，真不知身为人父如何承受这接二连三的噩耗。

　　但《三国志》很少写曹操丧子之哀痛，好像仅见曹冲一例。武文世王公传曰：“（曹冲）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曹冲五六岁时就显示“有若成人之智”，传中所述“曹冲称象”故事国人耳熟能详，虽然陈寅恪考证称象之事乃由佛经转译而来（《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见《寒柳堂集》），但曹操喜欢此儿确是因为他天资过人。曹操曾跟大臣们说过，打算将来传位给曹冲。所以，当曹丕来宽慰老爸时，曹操冷冷地说了一句很尖刻也算是一针见血的妙语：“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曹操的家事不是一般家事，关乎传位继位更是家国大事。曹冲之死，让觊觎权位的曹丕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曹操另外那十二个儿子中，能够对曹丕构成威胁的只是他的两位同母弟弟，曹彰和曹植。

　　《三国志》记述魏、蜀、吴三方王室公子，体例各异。《蜀书》作二主妃子传，《吴书》作吴主五子传，唯独《魏书》分列二传：一曰任城陈萧王传，分叙彰、植、熊三人，皆卞后所生（文帝曹丕另作本纪）；一曰武文王世王公传，将曹操另外那些夫人所生二十一子与曹丕八子合为一传（明帝曹叡另作本纪）。陈寿单列卞后一系，视之为嫡出，多少有些扞格。但彰、植二子跟其他公子搁一堆儿真还不合适，毕竟分量悬殊。卞后这两个儿子故事最多。

　　曹彰虽得曹操喜爱，却是一介“披坚执锐”的武夫。曹操曾抑斥曰：“汝不念读书慕圣贤，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任城王传）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汉中之战后，曹彰领兵驻守长安。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曹操临终前召他回洛阳，未及赶到曹操已死。很难说曹彰是否有谋位之意，《魏书》贾逵传说，曹彰从长安赶来奔丧，先问“先王玺綬所在”。主持奠仪的贾逵辞色严厉地回绝：“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綬，非君侯所宜问也。”玺綬是代表王位的信符，提及此物隐然有王位之念。虽说三年前曹丕已被立为魏太子，但曹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立嗣之事尚有疑虑。有一种说法是，曹操有意让曹彰扶持曹植上位。裴注引《魏略》曰：“（曹）彰至，谓临菑侯（曹）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袁绍死后，谭、尚二子争位，打得不可开交，让曹植都觉得心寒。他不愿这样搅入王位战。对他来说，失去的機遇不会再有了。

　　据说曹彰是被曹丕毒死的。当然，陈寿《三国志》不提这一茬，任城王传曰：“（黄初）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可真是病死？有人相信这背后有故事。《世说新语》尤悔篇记述曹丕下毒一事，细节俱在：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閤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复欲害东阿，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

　　曹丕还想杀曹植（即“东阿”，曹植曾封东阿王），太后是拼死不让。这也印证了《魏略》的说法，曹彰、曹植相结为盟，都成了曹丕的眼中钉。陈寿撰《三国志》有意淡化曹家内讧，尽量不作负面报道。

　　曹彰被忌惮，盖因其骁勇，手中握有军队；而曹植则是天资聪颖，其文采亦让曹丕嫉妒。这一文一武结为同党是最危险的事情。曹彰既除，曹丕松了口气，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杀曹植，可能是碍于母后的阻扰。《世说新语》所述曹丕命曹植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的故事，早为世人所知。七步诗之事似乎过于文学，未必可信，但曹丕登基后针对曹植的手段确实凶狠毒辣，譬如将跟随他的丁仪、丁廙都给杀了。丁氏兄弟过去为曹操赏识，在立嗣问题上他们都力挺曹植，虽说时过境迁，曹丕照样秋后算账。

　　做了皇帝的曹丕始终都提防着曹植及诸弟，在他们的封地特置监国谒者加以监控。派到曹植那儿的谒者是一个叫灌均的官员，上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以治罪。文帝将之贬为安乡侯，还说“骨肉之亲，舍而不诛”（裴注引王沈《魏书》）。曹植初封平原侯，后徙封临菑侯（那是曹操在世的时候），食邑五千户。贬爵安乡侯时被徙居京师，似如顾炎武所说“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黄初三年（222），改封鄄城侯、鄄城王，食邑减为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明帝即位后，一度徙封浚仪，旋又复还雍丘。太和三年（229），徙封东阿。六年，又封陈王，食邑三千五百户。自建安十九年至太和六年，十八年间八度迁徙，屁股没坐热就让他挪地儿。可见文帝、明帝父子对他防范甚严。

　　曹植只活了四十一岁，他到死也不明白，君臣之间何以不能容纳宗亲之情。据陈王传，曹植数次上表求见明帝，希望能与皇侄论及时政，而“幸冀试用”。但曹叡总是不给他这种机会，使之“怅然绝望”。曹魏建国后，宗藩进京朝觐严格受限。《晋书·礼志下》：“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这是文帝立下的规矩。太和五年，在一份召诸王来朝的诏令中，明帝感叹“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十二年前的见面，还是曹操弥留病榻的汉建安二十四年。其实，文帝黄初四年，曹氏诸弟曾有一次“朝京都”的机会，那时曹叡大概是因母得罪（其母甄后黄初二年被赐死）而未能露面。就是那次，曹彰暴薨于京都。就是那次离京时，曹植与异母兄弟曹彪歧路沾巾，写下著名诗篇《赠白马王彪》：“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及此，皇亲骨肉之间只剩下仇恨与泪水。

　　曹植在藩处境之窘促，陈王传稍有披露：“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曹植）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古人有谓“魏氏诸侯，陋同匹夫”，甚至将曹魏国祚短促亦归咎于魏主之“彫翦枝干”（裴注引孙盛之语）。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曹氏诸弟中，唯一进入过权力中枢的是燕王曹宇。曹宇未被曹丕视为对手，因为其时尚年幼。陈寿于本传中写道，“明帝少与（曹）宇同止，常爱异之”。他年龄大概跟明帝相仿，虽辈分不同，幼时亦似玩伴。本传谓：明帝疾笃之际，拜燕王曹宇为大将军，并属以后事。可是，曹宇这辅政之任四天之后即被免除—“受署四日，（曹）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之改变主意，当然不是曹宇自己谦让，归根结底是文帝对诸弟的猜忌与限制。裴注引《汉晋春秋》曰：刘放以“先帝诏勑，藩王不得辅政”为由，让明帝免除了曹宇，改由司马懿与曹爽辅政。明帝身边的大秘刘放是司马懿的人，但摒弃宗藩的主意却由来有自。裴松之认为，魏室之亡，祸基于此也。

　　如果不是长子曹昂早夭，曹氏建嗣之事还更复杂。这不去说它。丁夫人为曹昂之死闹得死去活来，自有十足的理由，这不但是曹操的责任，而且此中原委史家亦难以为之讳饰。本来张绣已归降，忽又起兵攻曹，是因为老曹搞了张济的老婆。作为张济的侄子，张绣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张绣传有谓：“太祖纳（张）济妻，（张）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太祖军败，一子没。”曹操拈花惹草这类事情，史家通常不予置喙，可是这回搞出问题了，终究遮掩不住（武纪偏是只字不提）。此节在《三国演义》中被演绎成酒后召妓故事，也不算是抹黑。

　　张绣最后还是归顺了曹操。老曹为笼络张绣，除封官加爵，还让自己儿子曹均娶了张绣女儿（张绣传）。这倒好，往日冤家成了儿女亲家。可张绣的婶子已是曹操的女人，辈分上就有些乱套。曹操这人不大讲究人伦纲常，也不顾曹昂为张绣所害，日后又让曹均的儿子承祧其脉（曹昂没有子息）。故卢弼谓之“颠倒错乱，匪夷所思”（《三国志集解》魏书二十）。

　　曹操喜欢将联姻作为手段，以笼络、安抚乃至控制对方，甚至不惜作为一种权宜之計。建安八年，袁绍死后，袁谭、袁尚二子举兵相攻。曹操见袁谭有投靠之意，便让儿子曹整娶谭女为妻。《魏书》袁绍传曰：“太祖知谭诈，与结婚以安之。”此事亦见武纪和《后汉书》袁绍传。第二年，击退袁尚，老曹回头收拾袁谭，干脆废了这桩婚姻。继而，曹操攻取邺城，掳得袁绍另一个儿子袁熙配偶甄氏，给曹丕做了老婆（见后妃传，《三国演义》回目称“曹丕趁乱纳甄氏”，甚妙）。本来曹整该称甄氏为婶子，这下成了他大嫂。关于甄氏，真真假假的传说很多，此女太有名了，倒也不必赘述。

　　儿女亲事既作为手段，这手段也很任性。最让人瞠目的是曹操一次性将三个女儿送进宫里。事在建安十八年。武纪曰：“秋七月……天子娉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送三女入宫，是要将献帝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之前曹操已封魏公加九锡，转眼又成了国丈。武纪又曰：“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据《后汉书》献帝纪，立曹女为皇后之前，“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其手段任性更是毒辣。由《后汉书》皇后纪可知，曹操进奉的三女分别是曹宪、曹节、曹华，被封为皇后的是中间的曹节。

　　史书很少记述这些女性对政治婚姻的感受，但据《后汉书》皇后纪所述，献帝禅位时，曹皇后着实发作了一通。乃谓：“魏受禅，遣使求玺綬，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作为汉室最后一位皇后，她为社稷终结而恸泣，更为父兄之无情而咷咷不休。她已非曹家安插在宫闱的耳目或卧底，女人的命运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献帝贬为山阳公，曹皇后成了山阳公夫人，便随逊帝去了山阳浊鹿城（在今河南修武县）。顺便说一句，在小说嘉靖本中，曹皇后倒是站在曹丕一边，指斥献帝曰：“若不得吾父兄，汝为齑粉矣！”后来毛本据《后汉书》改为大骂其兄篡汉。

　　史书没有说明曹操有几个女儿，除了送入宫闱的曹宪、曹节、曹华三人，见于记载的还有嫁给夏侯惇之子夏侯楙的清河公主（夏侯惇传），嫁给荀彧之子荀恽的安阳公主（荀彧传），嫁给何晏的金乡公主（曹真传裴注引魏末传）。另外，司马芝传中提到的临汾公主，桓阶传谓阶子桓嘉所娶升迁亭公主，不好说是不是曹操女儿。如果都算上，老曹有八个女儿。

　　荀彧、桓阶都是曹操的重要谋臣，以儿女婚姻相笼络，乃以巩固自己的阵营。还有负责粮草军需供给的任峻，对曹操来说亦极为重要，便是“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女儿不够用，从妹内妹也都充任“为王前驱”的角色。

　　在曹魏阵营中，诸夏侯皆为曹操倚重，多居军政要职。因而，曹氏与夏侯氏之姻亲关系有好几层，不仅是儿女亲家，曹操还将自己内妹嫁与夏侯渊（不知这位小姨子是哪位夫人的妹妹），又让夏侯渊长子夏侯衡娶了自己的侄女，也即其弟海阳哀侯的女儿（均见渊传）。除了女儿、侄女、表妹和小姨子，曹家其他女性自然也是联姻资源，如夏侯渊侄子夏侯尚所娶曹氏女，乃曹操族子（也是养子）曹真之妹德阳乡主（见夏侯玄传及《晋书》后妃传）。总之，藉由这婚姻纽带，曹家与诸夏侯更是密密匝匝地捆在了一起。

　　婚姻的纽带不止是亲上加亲，更由累代衍扩，甚而穿越亲仇之间，造成匪夷所思的复杂关系。如，裴注引《魏略》所记：嘉平初年，司马懿诛曹爽（曹真之子），以致夏侯霸（夏侯渊另一个儿子）叛逃蜀汉。后主刘禅与之相见，把手言欢，指着自己儿子告诉夏侯霸：“此夏侯氏之甥也。”原来，早在建安五年，夏侯霸的一位从妹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娶为妻子。后来，张飞的两个女儿先后成了刘禅的张皇后。这样，刘禅的儿子也就是夏侯女的外孙。但史书未详刘禅哪几个儿子为张皇后所育，被立为太子的刘璿出自王贵人，其他六子瑶、琮、瓒、谌、询、璩皆未知所出（后主太子刘璩传及裴注引孙盛《蜀世谱》）。

　　其实，刘禅儿子既是夏侯女外孙，跟曹家也能拐弯抹角扯上姻亲关系，因为夏侯渊父子皆在曹氏婚姻网中。可老曹当初绝未想到，这张婚姻网竟将刘皇叔后人也网罗其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打打杀杀一辈子，到头来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曹氏与夏侯氏通婚，前人多有非议，盖因曹操的父亲曹嵩乃夏侯氏之子。尽管这是一个未能确证的说法，但此说亦绝非毫无根据（按，数年前复旦大学有课题组对曹操家族进行DNA研究，结论是曹嵩系自家族内部抱养，与夏侯氏无关。笔者姑以存疑）。

　　《三国志》武纪称，曹操为汉相国曹参之后，又谓其父曹嵩系中常侍曹腾的养子（当时宦官得以养子为后）。其实，是否曹参之后不重要（凡修家谱族乘，认名人大佬为祖宗几乎是通例），曹操本人的历史影响可远远超过曹参。问题是，这养子是哪儿来的？陈寿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这种表述几乎就能导出一篇没有谜底的悬疑小说。

　　关于这曹嵩的出身，裴松之援引《曹瞒传》及郭颁《世语》注曰：“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曹氏出自夏侯氏之说，即来源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裴氏的引述有两个来源，不能以孤证视之。

　　但看《三国志集解》注引，前人大抵认同此说。卢弼引潘眉《三国志考证》曰：“陈志于帝纪云，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列传则以诸夏侯曹为一卷，显以夏侯氏为宗室矣。”这话道出史家用意之曲直。其实，陈寿在《魏书》列传中将诸夏侯和诸曹合为一卷，既是明言夏侯氏即曹魏宗室，亦是替曹操讳饰的妙招。故而章学诚《乙卯箚记》批评范晔《后汉书》列传之体缺乏命意，以《三国志》相对照，举例说：“陈寿夏侯诸曹之传，尤有深意。”

　　曹氏之婚配不伦，非但之于夏侯氏，何晏亦是一例。其传曰：“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何晏作为曹操继子，亦庶乎宗室，娶曹操之女，这种婚娶显然不合风教伦常。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即何晏所娶金乡公主是他的同母妹。这就更严重了，不只违情越俗，根本就是违背人伦。此说来自《魏末传》：“（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可是，说金乡公主母亲是沛王太妃（杜夫人），却与何晏之母（尹夫人）对不上号。裴松之据此否定同母妹之说，乃谓：“《魏末传》云（何）晏取其同母妹为妻，此搢绅所不忍言……案诸王公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何晏传注）不过，裴氏之说未必可为确论。《魏末传》记事错舛，难道不会是错在将杜夫人作为金乡公主生母？说到杜夫人，《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李善注引《魏略》称，太祖杜夫人所生为高城公主，而金乡公主不见说起，这又不知如何认定。

　　曹操不顾人伦纲常，曹丕更有令人不齿之举。《世说》记曹操刚死，曹丕即“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卞太后入宫，见其身边佳丽竟是老头子“昔日所爱幸者”，直是气得浑身哆嗦，不由诅咒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贤媛篇）此事可为曹氏家风之注脚。

　　关于族内通婚，当时并非没有訾病之声。如《魏氏春秋》记述陈矫被非议，却有曹操为之开脱（矫传裴注）。论者以为曹操爱才，想尽量保全陈矫，却也未必不是替自己讳匿。陈矫本是刘氏子，出嗣舅家，后来娶刘氏本家之女。非议者徐宣，是与陈矫齐名的曹魏大臣，早年曾同为广陵郡纲纪（职官名，掌管文书簿记）。他不是私下打小报告，而是公开嚷嚷，要“庭议其阙”。曹操当然不能让这事情闹大，便颁布一道封口令，曰：“丧乱已来，风教彫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

　　所谓“风教彫薄”，那就不是当事人的问题，一句话便将陈矫和他曹家都摘了出去—不是他们存心要违背人伦纲常，而是世风如此。当然，曹操作为执政者不能完全不理会礼法与伦理（事关政治正确），故以建安五年为限划一道杠杠，此前“一切勿论”。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套路。该闭嘴的都闭嘴。

　　曹操有许多女人和一大堆儿女，可并没有真正的家庭生活。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军旅之中，或穿行于宫省与庙堂。生命的意义几乎就在征伐与权斗。对他来说，家人没有带来温情与慰藉。老曹对彰、植二子的激励乃或苛责，也难说是父子间的正常交流，更多是怀有建功立业的期望。后妃传所述卞后之淑德，不过是超越一般家庭主妇的心机与眼界，正如曹操所称诩的“怒不变容，喜不失节”—这种气度、容止，通常是裁量政治人物的标准。

　　（当然，史家的记述不会着眼于夫妻子女天伦之乐，那些东西纵然有之也统统被遮蔽了。姑且将眼前的文本作为历史，读史的遗憾或许就在于不得不理解这种姑且之义—史家的意趣决定了历史风貌，或许也决定着历史走向。）

　　从曹操本人的婚姻状况来看，他倒不见得多么重视门第。原配丁夫人显然不是官家女（她自己还要动手织布，见后文引《魏略》），而卞后则出身“倡家”（乐人）。对曹操来说，联姻只能是他控制别人的手段，而不能因之受累于门阀制度。况且，处于大变动时期，攀龙附凤弄不好就背上了负资产。他需要的是称心称意的内助，或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所以，在曹操的生活中，你实在看不到他的家人—家人只是臣下和臣妾，是某种工具和手段。

　　孔子所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广扬名章》），是修齐治平的励志格言的另一种表述。其实，由“齐家”到“治国”的思路只是激励正在向上爬的官吏，像曹操这样已身居顶层的大人物，反倒是将官场和宫廷政治移于家室阃闱，不惜弄得兄弟阋墙而闺门紊乱。不用说，以曹操的功业与家事而言，足以印证儒家这套政治伦理双向辖制的适用性。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曹操是法家而非儒家，但法家之治家论又何尝不是以修身修家喻之治乡治邦（《韩非子·解老》），其中同样包含一个倒置的命题—倒过来，则以治乡治邦之手段管制家人而统治家庭。

　　這种家国一体化的架构，自然是以泯灭人情人性人伦为代价。也许，曹操并非毫无情感的木石之人，他为典韦、郭嘉之死抛涕飙泪，亦为老对手袁绍哭坟，那种哀伤亦颇真切。可是与典韦一同折于宛城的还有大公子曹昂，陈寿未尝让曹操洒一掬之泪，倒是《魏略》记录丁夫人哭泣无节而被遣回娘家。鱼豢笔下有曹操往顾丁夫人娘家一节，读来很有意思。其谓：

　　……后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云：“公至。”夫人踞机如故。太祖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于户外，复云：“得无尚可邪？”遂不应。太祖曰：“真诀矣！”遂与绝。

　　这才真正像是夫妇闹别扭打离婚的样子，可这不是正史的笔法。正史的叙事法则乃由成王败寇阐述历史变迁之合法性，一切在于进程与结果。军国大计容不得儿女情长，历史行迹不便呈现更多的细节，也往往不能言其原委。

　　二○一七年八月十五日记